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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则奋:点批学苑岂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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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2日 转载)
    
    七十年代初,梁振英没能考进香港大学,只能在理工学院修读测量专科,但以其虽取得测量师专业资格又从事产业测量工作多年,竟然对自己的山顶大宅是否僭建亦自言无所认识,其专业知识以至智力水平若何,实不无疑问。因此,梁振英不认识和不明白香港最高学府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传统,以至反映港大学生思维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港大学生会官方刊物《学苑》的历史,绝不出奇。
    

    不过,身为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又曾出任《学苑》总编辑并在出任公职前私下向友侪赞誉梁振英是他「三十年来见到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王卓祺,在公在私,都有责任和义务向主子进言,在《施政报告》煞有介事点名抨击《学苑》所谓鼓吹港独的言论,不但过分其词,有干预大学学术和言论自由之嫌,更与其行政长官的身份毫不相称,有关言论发放的政治讯息,很难不令社会各界产生不同的政治联想。
    
    建制派的辩护士以「特首个人亦有言论自由」为梁振英开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是全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施政报告》的发言不是个人意见的申述,而是代表政府未来一年的施政取向。无论赞成或反对梁振英声讨港独的人,都应该质询特区政府未来的政治工作重点,有什么具体政策和措施制止港独言行在社会上散播。因此,林行止推论「凭一些肤浅的言文解读,把『港独』与本土意识抬头挂钩的人,其真正目的无非希望藉此引起北京『高度关注』,进而可以多方面箝制香港,比如为防范事态恶化,当局在必要时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连解放军于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开进市区」,质疑梁振英这番言论背后的政治目的,完全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王卓祺引用熊彼得的说法,嘲讽林行止一「进入政治领域」,便「跌至一个较低的智力水平」、「立刻在本身真正利益范围变得幼稚」,因而与《学苑》一众黄毛小子一样,「少不更事」。
    
    可是,一谈「少不更事」,却令我忆起当年与王卓祺一起出任《学苑》编辑的岁月,那个所谓「火红的年代」,意识形态的纷争和异端,较诸今天《学苑》新一辈鼓吹的「香港民族论」和「港人命运自主」,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身为过来人,如今走入建制「老而不惑」的王卓祺,若觉得自己当年亦是「少不更事」,就更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向梁振英如实反映,以免识见不足的主子一进入政治领域,便跌至一个较低的智力水平,变得幼稚,惹人讪笑。
    
    1974年以前的《学苑》,名义上是港大学生会的官方刊物,由干事会的出版秘书代表向评议会负责,却从来都是编辑自主,言论独立,连学生会也不得干预。早在陈婉莹、刘乃强、冯可强的年代,已经发生过《学苑》与学生会立场对立的风波,但基于言论自由的信念,《学苑》编辑自主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内容由《学苑》编辑制订,接班人也是内部决定,反映的只是一小撮思想走在前面的活跃分子的想法和取向,不一定代表大多数同学。
    
    六十年代暴动以前,港大名副其实是社会精英的象牙塔,精英主义心态浓烈,《学苑》伤春悲秋的文艺创作和《祖国月刊》式的国情分析文章最多。六十年代末期,全球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暴动后本港社会矛盾突显,《学苑》开始出现批判殖民主义的文章,倡议港大「为中国而立」。七十年代初港大师生团访问大陆后,掀起认识中国热,毛泽东思想成为时髦潮流,连「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养猪场」的样板文章也充斥《学苑》版面。
    
    我1973年应当时副总编辑程翔之邀加入《学苑》,总编辑一位已由陈文鸿交棒至内定的崔绮云,我与梁兆基(并非大家熟悉的那位经济师)则分任副总编辑。其时保钓运动已经转向沉寂,但学运余波未了,学联及大专学生会干事大多兼任社运分子,为民请命,积极介入不少社会纷争如盲人事件、隧道工人罢工等,与在土共统战下全力推动「认识中国」的学生活跃分子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上开始出现分歧,反映在《学苑》的内容上,还未成形的「社会派」和「国粹派」文章陆续涌现,针锋相对。
    
    1973年年底崔绮云卸任《学苑》总编辑一职,准备竞选学生会主席,内定「国粹派」的梁兆基接任总编辑。当时为了丰富《学苑》的内容,增加对广大同学的吸引力,抵销大多数同学对《学苑》过于政治化的批评,我策划了一辑深入报道各大宿舍就学生会竞选而主办的「锄会」,殊不知却触犯禁忌,惹起轩然大波。一直对《学苑》政治化深恶痛绝的主流学生乘机发难,大兴问罪之师,冲上学生会大楼火烧《学苑》抗议,结果促成民选编委会三名主责编辑,终结《学苑》创刊以来自把自为的编辑自主传统。
    
    王卓祺与我及其后被「国粹派」成功统战的潘国雄组成唯一的候选编委会参选,顺利选出,但一年后《学苑》因「四报联刊」事件遭受已经垄断学生会的「国粹派」召开紧急评议会清算围剿,通宵达旦。我们是少数派,在四十多人的评议会内(主席为现任问责高官张炳良),同情者只有六、七人左右,绝对是孤军作战,还要面对由「国粹派」组织到现场叫阵和发言的数以百计同学的诘问。如今官威十足、言文之间杀气腾腾的王卓祺当年性格并不坚强,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方寸大乱,大失所措,表决时一度投错票而惹来讪笑,那种备受屈辱和文革式批斗的难堪情况,相信他不会轻易忘记。
    
    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知肚明,表面上是「国粹派」学生策动的批斗,其实是土共幕后指挥的政治斗争。当年港大每逢学生会或《学苑》竞选,竞选总部都设在附近的左派汉华中学;负责统战青年学生的是如今身为《大公报》主笔之一的叶中敏(笔名关昭),而新华社社长毛钧年则主责统战文教界和大专师生。
    
    鉴古知今,现时港共治港,执掌大权,梁振英在《施政报告》开宗明义点名批判《学苑》,显然并非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的评论,更非「是其是、非其非」的警惕,而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行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了位置、屁股指挥脑袋的王卓祺,又岂能以「少不更事」的说法为主子护短,自欺欺人?
    
    点批《学苑》.之一
    
    来源:信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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