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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一粒种子发芽了——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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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0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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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来传播恐惧。

    他们会来阉割太阳。
    ——玛雅预言
    
    《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是达赖喇嘛的第一本自传,写作这本书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刚刚逃离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家园。一方面,他必须为遭到中国残暴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六百万同胞,在国际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呼喊;另一方面,他必须照顾追随他的近十万名流亡藏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在这本书中,达赖喇嘛将藏人遇到的灾难,中国人的欺诈和杀戮,用超乎寻常的冷静、客观,忠实记录,呈现在世人面前。即便在描述那些最黑暗的场景时,他的心中仍然没有仇恨和愤怒,他相信西藏人民的勇气,以及人类心中存在的对真理和正义的爱,必将把自由带给雪域高原。
    
    这本书的中文版迟到了近半个世纪才在台湾问世——其中文简体字版在中国的出版,仍然遥遥无期。可以猜测,阅读过这本书的中国人不会太多,而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也就无法全面了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序言中,达赖喇嘛如此概括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从个人角度来描述我们在西藏的生活,以及终结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半个多世纪以后,达赖喇嘛仍然走在流亡之路上,西藏人的苦难仍然看不见尽头。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仅在西藏实行政治殖民,而且加快了经济殖民的步伐,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遭到灭顶之灾,资源和环境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任何良知尚存的人,都不能无视达赖喇嘛在书中发出的呼吁:“我们唯一的愿望是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周边邻居,保持和平及友谊。”
    
    温文尔雅的邻居变脸成了杀人放火的强盗
    
    一九五四年,年仅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有过多次交谈。西藏史学者茨仁夏加写道:“毛泽东似乎与达赖喇嘛处得不错,两位领袖相见了多次。毛年纪比较大,以父权的姿态告诫年轻的达赖喇嘛‘民主的真正形式’,还指点他如何成为真正的领袖。他也告诉达赖喇嘛,如果对驻西藏的中国代表不满意,可以直接跟他讲。”达赖喇嘛发现,毛衣着简朴,说话慢条斯理,“每句话含义丰富而且清楚准确”。大部分时候,毛的谈话友好而温和,只是偶尔会情不自禁地表露出对宗教信仰的轻蔑,有一次毛靠近达赖喇嘛的耳边轻声说:“我了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药。”整体而言,达赖喇嘛对毛的印象良好。那时,他的年龄只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懵懂学子,而且长期在封闭的宫廷中研修佛学经典,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哪能分辨毛泽东隐藏在微笑背后的杀机?所以,他在书中描述了当时的真实感受:“我相信他不会使用武力将西藏改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即便后来共产党在西藏采取的迫害政策使其想法破灭,他仍然对“这些压迫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感到“难以置信”。
    
    会议结束后,达赖喇嘛被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他得出的整体印象是:“效率高,物质进步,加上一层毫无幽默感,千篇一律的灰雾,中国传统的魅力和优雅只有偶尔会透过灰雾,发出令人惊喜的光芒。”不过,若他抵达今天的北京,一定会感叹当年的灰雾与今天的雾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时,达赖喇嘛已然发现,中国与西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宗教、幽默和个人意识是藏人生命中至关紧要的,没有西藏人愿以此来交换物质的进步”。
    
    中共翻脸比意料中的还要快。五年之后的一九五九年,驻扎在西藏的解放军磨刀霍霍,达赖喇嘛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苦苦劝诫却毫无效果,向毛泽东、周恩来反映情况更是如石沉大海。几名解放军高阶将领常常率领全副武装的卫队,闯入布达拉宫找达赖喇嘛兴师问罪,命令他约束藏人的“不友好举动”,而且不允许他身边有其他官员参与讨论。普通藏人视之为奇耻大辱,反抗之心愈加强烈。
    
    当中共图穷匕现之际,达赖喇嘛无奈地选择了出走。他深知,如果自己被中国捕获和囚禁,藏人就再没有指望了。他刚刚离开住地,解放军的炮弹就呼啸而至,对于中共当局的意图,他洞若观火:“在摧毁罗布尔卡时,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显然他们不在乎是否会杀了我。当他们发现我人不在,不管我是死是活,继续炮轰拉萨城和寺庙。他们是有意屠杀数以千计只有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的民众。”中共不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杀害大量无辜平民,用杀戮来彻底震慑藏人:“在入侵西藏八年后,中国最终明白:西藏人民——不只是富有的统治阶级,而是普通老百姓——永远不会甘于接受外来统治。中国人现在以无情的屠杀来震慑西藏人民,逼迫他们违背意愿接受中国人的统治。”中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刀尖之上。三十年之后,中共军队在北京城重演了昔日在拉萨的屠杀。
    
    “封建制”的西藏需要改革开放
    
    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安多地区的一个普通牧民家庭,他在书中罕有地回忆了贫苦而温馨的童年生活。即便被确立为转世灵童、进入宫廷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之后,这个少年仍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他学会了修理小型发电机和古董汽车,自学英文,研究地图册和印度出版的报纸,就如同紫禁城里那个“我心飞翔”的末代皇帝溥仪一样。这种好奇心也逐渐让他对西藏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了批判性的思考和改革的意图。
    
    二十世纪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西藏也无法继续保持“神秘王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不管是否愿意,西藏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从前一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西藏就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比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建军队、派学生去国外学习、建立小型水电站和工厂、引入邮电和电讯服务、发行邮票以及印制新的金、银币和纸钞等。
    
    跟某些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和将西藏浪漫化的外来者不同,达赖喇嘛并不认为西藏的制度完美无缺。他发现,寺院之外的社会是“封建制”,尽管不是中共竭力丑化的“农奴制”,但“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拥有土地的贵族处在一极,最贫穷的农民处在另一极”。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对穷人充满同情心,也试图从制度上改变贫富悬殊的现象。他写道:“一般而言,西藏人视自己的制度为天经地义,从未想过政府要什么理论。等我长大,我开始看出其谬误。很显然地,财富分配不公即不符佛教等教义。在实际掌权的那几年中,我设法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课税方式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改革。
    
    然而,这些内政方面的改革来得太迟了,当达赖喇嘛在十六岁亲自接管政权时,中国军队已蜂拥而至。这场改革尚未全面展开,中国人就控制了西藏,没有他们的同意,达赖喇嘛无法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而中国人强行推行的那套制度,并不适宜于西藏社会。对此,达赖喇嘛充满遗憾地写道:“他们带来那套共产主义的土地改革思想,西藏农民很不喜欢。假如我们的改革实时推动,中国人改革一定更不受欢迎。所以,不管我们怎样据理力争,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方案一概不置可否。后来我们大祸临头,这些改革计划只能放弃。”
    
    另外,达赖喇嘛也痛切反省了当时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败。当中国军队入侵西藏时,西藏政府寻求国际援助的努力毫无结果,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议不予考虑西藏问题。这一结果固然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达赖喇嘛也承认,“我们的政策导致自己身陷绝境”。一九一二年,清王朝倾覆、中华民国建立,清朝的驻藏大臣撤离西藏,西藏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身份。但在此后长达二十二年的独立时期,西藏政府却错失了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良机:“当我们获得完全独立的时候,我们心满意足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从未想到,对我们自己来说,显而易见的独立事实,对外却需要合法证明。如果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曾申请加入联合国,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派驻使大使,我相信这些主权标志毫无问题会被接受,我们所诉求的、单纯的正义就不会被法律探讨弄得模糊不清。”
    
    世事难料,青年时代的达赖喇嘛在西藏未能完成的“改革开放”,偏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社群变成了现实。此书的英文版于一九六二年出版,次年达赖喇嘛即颁布了一份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民主化宪法草案,名为「流亡藏人宪章」,宪章规定了其人民拥有言论、信仰、以及集会自由。此后,在达赖喇嘛的推动下,流亡藏人经过选举产生了议会和政府,并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晚年的达赖喇嘛甚至开始考虑针对藏传佛教本身作出变革,如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基督教内部发起的“宗教改革”一样,让藏传佛教实现“现代转化”,并从中淬炼出支持民主、科学等现代文明的生长点来。
    
    为什么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
    
    在这本自传中,达赖喇嘛反复强调对非暴力抗争原则的坚持,他写道:“我本人坚定不移地遵循非暴力理论。这个理论是无上智能的佛陀首先提出的,当今之世,又有印度圣者兼领袖圣雄甘地的付诸实践。从一开始,我就强烈反对采用武力来争取重获自由。这些年来,我全力谋求与中国公正和平的解决之道,并且尽力阻止暴力行动,甚至不惜触怒一些我的人民。”正因为佛教的理念和甘地的实践,让达赖喇嘛把非暴力视为一种原则而不是一种策略——如果非暴力仅仅是一种策略,那么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它被可能被更改或放弃;但是,如果非暴力是一种原则和价值,那么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下,它都应当被持守到底。
    
    在本书的英文版问世之后二十七年的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这同时也是对甘地的贡献的缅怀。」这也暗合了达赖喇嘛在这本青年时代的自传中对甘地的仰慕之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希望以此承认达赖喇嘛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达赖喇嘛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中国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使用武力镇压,他又鼓励说学生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
    
    是的,非暴力抗争往往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会被某些批评者认为是一种软弱无力的选择。就达赖喇嘛与藏族人民争取自由的事业而言,曙光仍然没有出现,中共依旧罔顾藏人的心声和国际社会普遍的观感,我行我素、强词夺理。但是,达赖喇嘛并不放弃昔日在书中表达的理念:“回顾过去,我一点不后悔坚持非暴力原则到底。从我们最重视的宗教观点来看,这是唯一可行的政策,我也仍然相信,如果我的人民当初能够跟着我一同遵从此原则,西藏的状况至少会比现在好一点。”
    
    解决西藏问题的那把钥匙,在达赖喇嘛手中,而不在倨傲残暴的中共政府手中。达赖喇嘛说:“虽然中国人在我们国家犯下残暴的罪行,我心里对中国人民绝无仇恨。我相信,因为个别所犯下的罪过而责怪一个民族,是当今这个世代的祸源,是危险的。我认识很多值得钦佩的中国人。世界上没有比最好的中国人更可爱、更文明,也没有比最坏的中国人更残酷、更邪恶。”当年,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的出走欣喜若狂,认为达赖喇嘛离开了西藏,就如同无本之木必然枯干。中共却没有想到,被放逐的达赖喇嘛却由此将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传遍世界。只要是种子,哪里都可以发芽。
    
    与甘地、马丁•路德•金、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等世纪伟人并肩而立的达赖喇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非暴力反抗的精神资源——这一精神资源,也被刘晓波等中国的反抗者拿来为我所用。在此意义上,达赖喇嘛也是中国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开拓者之一。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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