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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慈：雨伞运动之后：从周永康三罢呼吁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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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23日 转载)
壮大的「雨伞运动」终告一段落。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被捕之前一刻的落泪，形象地表现了运动参与者的悲情、无奈和愤怒。香港的民主运动要如何走下去？最高峰时20万人的占领行动，都无法动摇这个荒谬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金钟清场后的第一天，周永康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感慨，对于未来，他表示短期内不会发动占领，而是要思考包括三罢（罢课、罢工、罢市）在内的抗议运动。
又一说法，好像把时间推回9月初，当学联在酝酿罢课时，周面对记者的追问，把罢工和罢市也列为可能的斗争模式；9月22日罢课开始后，他再次重复。不过，那时还甚少人相信香港目前将发生政治罢工，包括工会的组织者。可是，数天之后，9月28月深夜当周永康在警署走出来时，学联的同学已经和职工盟及教协等工会组织公开呼吁市民罢工。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工人真正参与了罢工，但是第二天即9月29日，理工大学校园举行了复兴社工的罢工集会，千多位社会工作者出席，岭南大学文化学系也发动罢工，更加意外的是，多为蓝领工人的太古可口可乐公司职工会的成员也经会员表决后，发起了两次的罢工，并到金钟占领区做义工。
寻找新抗争模式
支持民主的香港人在过去3个月发了一个美丽的梦。即使有种种不同的意见，看看占领区内的物资站、自修区、艺廊般的展示区，你就会相信在资本主义之下，人也不是一定自私自利的，自下而上的直接民主，共同的小区和生产管理，其实是可能的。即使不是一定参与占领运动，不知道有多少市民和游客到了占领区，拍了多少照片。大家都知道，这一刻是借来的、是短暂，它终会失去。这个梦将深深的烙在人们的脑海中、心灵中。市民那么珍惜占领区的一景一物，周永康的眼泪和他再次把「三罢」列为未来的目标，像在提醒我们，占领作为一种抗争模式，它的作用是过渡性，必须探索另外的抗争模式，才能寻求更具结构性的政治转变。
香港的经验并不具备特殊性。占领成为新时代的抗争手法，在美国，在欧洲，在中东，在台湾，甚至在中国大陆，都发生了以空间占领为手段的抗争模式。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是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曾有席卷全球之势，最终也走向衰败；在英国，学生的占领运动以大学的象征性建筑为目标，抗议高学费政策；在西班牙，抗议削减公共开支的占领运动已经持续数年，只是规模显得不重要了；在埃及，革命是从占领解放广场开始；在中国大陆，约10年前的农民工抗议，很多是以占领高速公路或者主要交通干道的形式出现，近数年，则是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运动，以占领马路，包围或者冲击政府部门形式出现的，时有发生，例如2012年江苏省启东市发生了反对建设造纸厂的事件，愤怒的示威者冲入市政府，把市长的外衣脱去，并为其穿上示威者的抗议衣服。
无疑，新时代的占领运动是有进步意义，因为它以打破现行秩序为目标，而不是过去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的游行示威散场，然后回复平静，这种可以预测和控制的抗议行动，本身就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雨伞运动」所代表的占领运动却是要以打破社会秩序来向当权者施压。因为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在保护一部分人利益，却剥削或者打压另外一部分人的，这就是不平等社会的阶级关系。既得利益者要保护他们的利益，就要制造一种论述，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在香港，最根深蒂固和最成功的论述就是「法治」。「雨伞运动」再次令人们看到「法治」的阶级属性。在最后关头，法庭的禁令、执达吏、警察，国家机器是在保护谁的利益，谁的社会秩序？
占领仅干扰社会秩序
占领运动确实为社会秩序带来了一些干扰，可是最多也是干扰而已。经济制度整体上还是在运行，占领期间「沪港直通车」开启，香港、深圳和上海的股市在占领期间继续上扬。占领运动或许影响了中小型商户和交通运输公司，但对这个社会秩序的最大得益者，中港两地的财团巨富，却是未中要害。所以，周永康在占领运动落幕之后，敏锐地重提三罢，显示了他和上一代的泛民领袖不同，清楚知道问题的核心。占领期间，很多学者和调查机构在占领区做了调查，都显示后期占领的参与者不完全是学生，而是以高学历、年轻的白领工人和中产阶级下层为主，他们或许有人辞工全面参与占领，但是绝大多数都是白天上班上学，然后晚上到占领区支持和参与占领。这类个人性的参与行动，无疑是不会对生产秩序带来影响和挑战的。
9月29日出现了大罢工的气氛和外部条件，可是却没有组织条件令「大罢工」真的成事。教协和职工盟在9月28日对罢工的呼吁无疑是有象征意义的。教协和职工盟分别最大的独立工会和独立工会联会，虽然在会员数目上可观，但是其政治动员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很复杂，非这篇文章可以处理；但是其中一点是，工人及其组织，长期在民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被忽略了。
上一代民主运动的领袖，以中产、专业、精英的社会形象踏上时代的舞台，他们是律师、学者、医生、社工，以知识和口才改变社会。当然，有少数人也扎根小区，但是很少人会想到，在回归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一场大罢工去争取民主，不然，80年代他们不会大部分去参选区议会，90年代不会把立法局/会作为民主运动的核心。缺乏组织的基础，即使有10个李卓人，即使泛民的所有议员都出来呼吁，都不容易出现大罢工。
南韩青年运动的启示
显然，我们的邻居南韩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80年代已有不同的策略选择。
1980年以学生为主体的光州民主运动受到镇压，抗议运动转落地下，青年学生纷纷到大机构大企业工作，发展地下工会和工友的团结网络。1987年，在军政府当局要在次年举行奥运会和展示经济发展成果的前夕，大量的学生运动领袖带着工人重新走上街头引发大罢工，大量的独立民主工会宣布成立。1987年的这一幕，为30多年来的韩国的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奠下重要基础。民主化之后，并不是一帆风顺，民主派政党会贪污，会出卖工人阶级；民主政治将重新被代表财团的保守势力利用操纵，独裁者的女儿今天又成了总统。但是，在每一次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都是民主工会透过罢工和动员，稳定了社会的核心价值。
新一代的学运领袖周永康的发言是一项大而有力的提醒。假如我们不想重蹈覆辙，在若干年后的政治危机出现时，我们有力去发动一场能打败生产经济秩序的大罢工，那么，今天的占领者，青年学生领袖，或许就要开始准备。南韩的青年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启示。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来源：《信报》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29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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