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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哲暐:在占领后论民主运动、理想现实,及微观政治——响应沈旭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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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21日 转载)
    
    日前母校邀请了沈旭晖教授举行分享会,讲论对雨伞运动(革命)之看法。本人有幸出席,获益不少,并激发了些少思考。为更了解沈教授的论述,特意找了数篇教授近期的文章及访问细读,包括《不中听的话:如何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阅读「占领中环」之后》、《不中听的话(续集)之听不懂的话:「梦之行者」──如何以国际关系建构主义阅读「占领中环」之后》、《如何以政治科学规范,阅读甘地没说的话,与「占中」的宿命》,及《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势全球化》。本文尝试响应沈教授的理论框架,当中有同意也有质疑。本人学术基础薄弱,故不求有甚么理论建树,但求引发更多议论,壮实占领后之论述工作。本文先概述沈教授之论述,然后再尝试响应之。其后某些部分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一下。本人不学,故拙文难免有所纰漏,望沈教授及看官见谅,并不吝赐教。
    

    沈教授的中港论述
    沈教授以国际关系之框架阅读占领运动,提出中港矛盾方是现今问题之核心。此处所谓中港矛盾,乃北京「大一统」单一制意识,与香港本土意识、地方主义之间之矛盾。简单而言,就是「一国两制」的内在矛盾。沈教授强调,中国政府中确实有不少人真心认为,假若现在香港实行民主,而港人不懂以国家的角度思考,拒绝关顾国家利益,则必然与大一统方针冲突,选出「不(够)爱国」的行政长官,因而危害国家安全。因此香港有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国族团结,即香港人「人心回归」。
    
    占领爆发,未能争取民主普选,反而突显了香港人的离心意识,令北京更觉需要重手整顿香港,开启群众斗群众的政治操作,势要打垮香港的(各有各说的)核心价值及身份认同。如此,则香港某些人必然采取更激烈之措施抵抗北京,造成硬碰硬的局面。沈教授谓:「北京真正定性香港为『准新疆问题』地处理反对派,可能民主争取不到,连自由、法治也失去反对派又只能以更激烈的方式响应,落入无穷的循环」。北京刻意造成二元对立,而占领者也主动或被动进入此对立模式。「有了对立,国家机器就能参与,就能深化直接管治到日常生活」,「敌我矛盾,却正是目前北京最愿见的,因为他们的强项正是处理敌我思维,希望达到的是全面直接管治香港,手法是以国家安全之名开入国家机器,改变社会模式,达到了这些,普不普选,反而是次要。」
    
    由是观之,则民主或普选确实不是问题核心。沈教授在母校的分享会中提及,其实民主乃工具(means)而非目的(ends),乃达致某种公平社会之工具。假若用较为激烈的手法争取民主,不但得不到民主,反而会令北京更名正言顺在香港进行大整肃,全力破坏香港现存的优良制度兼身份构成,如法治、自由等,实是得不偿失。假若往后出现暴动,则北京更能够利用宣传令民情转向支持所谓的「稳定」,从而扩大国家控制,收紧香港的种种自由,「消化」香港。这有如六七暴动后,港英反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加强监察与控制,打击左派,收紧自由。
    
    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助教蔡俊威也在《后占中时代的中港关系》一文中提出类近观点。蔡助教认为,占领之后,中央将在香港展开意识形态之战,从教育、专业领域等多方面下手,奉「夺取(回)香港,必先摧毁(旧日的)香港」为指导思想。蔡谓:「在北京眼中挡路的是香港既有的『一制』令人不安在于北京势将在意识形态战场上,以不同方式彻底铲除、斗垮香港既有的制度、文化、知识、价值观——英国『洗脑赢心』工程建立起的政治文化。」「若我们只狭隘地关顾某一点,即使有了民主,但在其他战线上失守,一切也是徒劳在后占中的处境下,北京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将斗得激烈。若我们失去自主、反抗的能力和意识,就不用再谈民主了。」
    
    香港人不禁要问:「唔想咁样,可以点样?」蔡助教并无给予明确答案,而沈教授则提出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沈教授的药方,简单而言,就是香港人应该面向国际,利用全球化的新工具在国际社会中建立香港的品牌(branding),「例如在海外市场拓展香港品牌产业,在海外学院开拓香港学,乃至有一些朋友间的互助基金,让朋友得到国际阅历。」把所谓「香港」变成不局限于深圳以南的「另一种存在」,即所谓glocalization。如此,则能冲破「北京『权在我手』的公式,可以减少对香港政府的依赖,绕过香港政府建构自己的香港,而又完全政治正确,毋须卷入挑战北京一类必被上岗上线的活动。」
    
    本人尝试再阐述一下教授的整套论述。根据民主化学者Juan Linz(陈健民教授的老师)及Alfred Stepan所述,世界上从无某国家容许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案例。因此一日中国无民主,香港也不可能有民主(这其实就是传统「泛民」的论述)。加上北京现在以单一制国家安全的框架理解香港问题,则必定会用尽任何方法「消化香港」。既然硬碰硬争取民主普选不会有甚么成果,倒不如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在国际间建立香港品牌,建构香港身份。沈教授虽然强调「绝不是不要争取」民主,但明显是希望把焦点从争取民主普选转移至在国际建构香港身份之上。本人甚至以为,沈教授其实暗示,假若把焦点转移到国际之上,则可以减少与北京抗衡,从而令中央政府放缓「消化」香港的政治工程,令香港得以喘一口气。
    
    沈教授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及建构主义之论述
    沈教授经常强调自己是现实主义者(realist),但却以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提供出路及答案。这与关信基教授提出以建构主义沟通现实与理想之论述(「务实地追求理想」)类近。
    
    沈教授认为,占领运动中,不少人落入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并走向两极。不是「对相信的理想越来越投入,草木皆兵,逐渐失去任何现实的制约」,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力后变得犬儒,甚么社会事务也不再理会,只顾埋首赚钱」。而很不幸,此种对立在香港不断加深。教授认为,从来不应以二元式思考理解世界,因而提出以建构主义建立框架,「通过人为建构的规范、话语、观念、文化,内化为社会制约(constraints),再逐步改变。」
    
    教授提出运动中出现了四种建构主义者,即筑梦者、僭梦者、行梦者、潜梦者。四者或许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尝试(或不自觉地)透过建立新的社会规范、新的潜规则去带来改变。简单而言,就是讲一个又一个新的故事,例如把旧有强调刻苦耐劳努力向上的「狮子山精神」,重新演绎为向往民主及公义社会的「新狮子山精神」。沈教授认为,建构主义的好处在于,即使「北京的现实主义响应,无论是以威权方式也好、『换血』方式也好,也不可能根治建构的价值。」假若把教授建构主义的理解,融入其对中港格局的理解,则可见「在国际中建立香港品牌」,就是一建构主义工作。
    
    响应一:民主作为「命运自主」及确立身份之表现方式
    当听到沈教授提出的出路时,本人第一反应乃认为此说非常聪明:有理论框架支撑,且可以化解现时郁闷,算是对症下药。当今见问题而能提供药方者,少之又少。然想深一层,却发现有一些问题及理论困难,望沈教授能加以阐述澄清
    
    首先,按本人理解,沈教授提出的药方,乃假设当港人不再与中央硬碰,而转移面向国际时,中央便会安心,因而手下留情,不会重手整顿香港。由此,则港人可以保留香港剩余之种种而发展国际branding。此假设在占领前已经不太稳妥,在占领后更加难站得住脚。正如教授所言,占领已经令中央决心整顿香港、「消化」香港,假若现时港人转而发展国际品牌,减少对抗,则久而久之,似乎香港只会存于国际中而失去本土根基。当深圳以南不再是香港,则国际上存在之香港品牌,可算是香港乎?有同学理解教授的意思是叫大家移民,本人不同意,认为教授基本上是请大家以香港为中心点,向外发展国际网络。但即使不移民,却放弃香港的防卫战,当香港已不再是香港,则再难有品牌可言。这不是纯粹所谓热血青年的担忧,而是政治现实的残酷。教授或许可再阐述此出路如何可能,及如何实际操作。
    
    此外,教授也提及自己被批评为「离地」。本人以为,此批评有些少道理。尽管教授指出「以往确实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承担这样的生活,但全球化改变了一切」。但能轻松游走各国者,终究仍是中产以上人士方能「玩得起」。到台湾、东南亚当交流生,甚或留学等或许将大行其道,但把整个生活方式遍布国际间,却绝非基层人士所能负担。是否应该由中产、资产阶级担当拯救香港之任务,实在值得斟酌。教授谓将「努力弘扬香港的国际身分,开拓更多新一代香港人直接接触国际视野的渠道」。本人非常同意教授的工作,然发展国际品牌是否就能令香港走出困局,令人疑惑。
    
    上述纯粹解释教授提供之药方之困难,但其实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对民主的定义似乎有异。教授提出民主纯粹是达致某种公平社会的工具,这一定义有部分真理,却非全部。当然在学术上而言,总可以提出各种定义,重要的是如何按自己所取的定义以符合逻辑的方式发展理论框架。争论定义在学术上而言并无太大意义。但稍为脱离纯学术层面,回归现实政治世界,则争论定义有其必要,皆因如何定义会直接影响如何分析当下之时局,及提出何种解决方案。
    
    在占领运动中,有个「小台」,背景写着四个大字:「命运自主」。民主或许是达致某种社会的工具,但对起码部分占领者而言,民主也代表自主,代表自己前路自己拣。如此,则民主其实是发展并巩固香港人身份的显示模式。从七十年代起,香港人确实逐渐建立了一套身份认同,并隐隐然同意某些核心价值,如法治、自由等。然缺乏自主,这种身份终究是消极的,且某程度上是前朝赋予的。今天部分港人要争取民主,其一原因是要抵抗大陆继续侵蚀港人的核心价值,但同时也是要自主,好能自决前路,建立香港本位且积极之身份。当然,现时要争取的普选及代议政制是否可以达致如此目的,可以质疑,但部分港人确实有此想法。沈教授及蔡助教不约而同把民主与香港人身份(品牌)及自主二分,虽非毫无理据,却又非完全准确。
    
    台湾政治学者兼候任台中市长林佳龙曾经写道,民主化令台湾人民更投入政治生活,并增加彼此间之互动,因而慢慢建立一共同意识:把「台湾」从一地理位置概念变成一政治社会,并把「台湾人」从种族身份变成一公民(civic)概念——「台湾公民(citizens)」。由此可见,实行民主就是建立一种政治及公民身份,而自主即是自我肯定,并巩固自我身份。教授在母校的分享会中其实提及这正正令北京不容香港有民主,因为民主令本土主义得到正式的显示方式,与大一统框架冲突。然放弃(或减少)争取民主这种建立公民身份的方式,去按现时早已被不断侵蚀的消极身份去发展国际品牌,似乎也未必长久。
    
    其实争取民主普选的运动,本身就是要确立更清晰、更坚固的香港人身份。纵然某些「泛民」议员以争取「真普选」为口号之时,却协助抹除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不少争取民主的朋友及占领者,却确实对香港人的身份念兹在兹,并非如蔡助教所言「只狭隘地关顾某一点」而忽略其他战线。蔡助教提及大学研究大陆化、北京渗透香港各专业领域,且营造自我审查风气等,确实会令香港变得不再是香港。然此等战线,全部与争取民主无法分开。从技术层面而言,即使实行「普选」后,这些战线会继续僵持,北京不会因港人能够选举行政长官而停止渗透。然从意识形态而言,「民主运动」本身就是抗拒独裁欺压、反抗渗透、要求自主。普选作为最明显的民主显现方式,当然成为焦点,但不代表参与民主运动者忘记或忽略了其他战线(纵使某些政客可能确实如此)。
    
    是次占领未能争取到最明显的目标——普选,确实令人失望。本人间中亦有消沉之时。然却无如沈教授所言,「变得犬儒,甚么社会事务也不再理会」。个人认为,看事物必须要有历史的幅度。史家唐德刚先生经常强调,政治及社会转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必会经历多重劫难,方能转出「历史三峡」。某运动未能成功,却终究只是漫长民主路上一役,无需绝望。本人纵使指出沈教授药方的某些漏洞,但自己却未能提供完整的药方,只是有一些粗疏的看法:占领过后,北京铁定要「消化」香港,不会因港人停止对抗而留手(何况要港人停止对抗本身就太「理想」)。既然如此,则港人应该准备开打一场又一场的尊严保卫战。壮实的身份认同本来不应建立于对抗他者之上,而是应该以确立自主去建立积极的身份。但既然现在普选更难争取,则港人难免虽要以不断抵抗去保卫既有的消极身份,以「争取民主」为旗号抵挡入侵,以「民主运动」本身去建构身份认同。因此不是减少抗争,而是继续抗争。有心人也可以从文化、历史角度出发,从旧时数据中提炼素材,建立文化香港人身份的论述。这与沈教授提出在国际间建立香港品牌其实并行不悖。(教授提出,无论北京如何打压,「也不可能根治建构的价值」。那既然民主运动也是「建构」的行为,不就可以抗衡北京之打压?其实本人不太明白此一论述,教授或可详加解释。)
    
    响应二:理想与现实的模糊关系
    沈教授强调自己是realist,是现实主义者。但跟据关信基教授的理解,在政治学上,所谓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追求为人之天性,因此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以获取利益。关教授指出国际政治理论学者莫根涛(Morgenthau)就是明显的现实主义者。关教授谓,现实主义使人注意环境的限制,计较成本效益,不至鲁莽行事,但却容易落入崇拜利益、轻视人文价值的窠臼中。沈教授的论述确实非常注重现实政治的框架,且少有谈及人文理想,但正如教授指出,自己「思考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却很少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处理问题,处事作风从来是建构主义的。」假若严谨一点而言,沈教授其实不是现实主义者,顶多是「透过现实主义的有色眼镜分析时局的建构主义者」(此处所谓「有色眼镜」乃中性词,非贬义)。
    
    沈教授提到占领运动中,有不少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错体对话,例如:
    问题:「占中」短期造成民生影响,大家应可谅解,但持续多久,社会会倾向不谅解?
    答案:我为全香港站出来,假如连一点牺牲也不愿意付出,就不配享有民主。
    问题:假如「占中」提出的目标不能实时达成,行动要持续多久,有没有exit plan,还是不达目标永远继续?像提出「无限期罢课」后,学生已95%复课,行动应否正式取消?
    答案:放弃运动就是出卖理想,不要尝试劝降,问这问题就是维稳。
    
    上述「对话」,似乎经常出现在Facebook及高登等社交网络及论坛。但「现实」是否真如此?香港社会是否真的落入如此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中?确实,不少人评价是次运动的学生领袖「太理想」,不顾「现实」,但他们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理想主义」呢?本人以为,学生领袖假若要回答上述沈教授提出、以现实主义者为蓝本的提问,绝对不会给予如此「理想主义」的答案。对于「影响民生」及「何时退场」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可能是:「我们明白占领确实影响民生,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明白运动旷日持久,难免会有所谓的『民意逆转』。因此我们也在想尽办法宣传自身理念,希望街坊谅解,同时也考虑各种升级、转换模式,甚或退场的可能,好能使运动有所成效。我们也留意到运动参与者有各种思维,有的比较温和,有的比较激进,我们也尝试与他们沟通,望能拟定一个较可行的行动方案。」这样的回答,充满策略考虑,明显不是满脑子只有理想。
    
    教授提到的错体对话,在网络上确实非常盛行,但片言只字是否就代表发言者的全部思想呢?提出「放弃运动就是出卖理想」、「历史只有有勇气的人能改变,沉默永远都是懦夫」等言论者中,或许有真心相信此等论述的人,但肯定也有故意利用此等政治修辞(rhetoric)去鼓(煽)动群众、令运动持续者。因此他们不是理想主义者,反而更似是利用政治权术的现实主义者、战略者(strategist),或建构主义者。以陈云为例,其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多番炮轰学联及学民,言论中充满理想主义(起码是他的理想)的空想色彩。但其发放此等言论的目的,却明显是政治谋略,甚或是为了巩固自身意见领袖之地位,因此他其实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学生领袖或许真的比较有理想,但其会在「大台」发表振奋人心的理想言论,一方面是展示信念,一方面也是要维系运动。「振奋人心」本身就是社会运动中不可或缺之策略。
    
    运动中确实有很多理想主义言论及现实主义言论的争持,但这不代表是理想主义者及现实主义者的争持。要理解时局,就有必要理解各说话背后的深层意义。本人以为,大部分运动参与者,其实都是教授提及的建构主义者,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建构一套套新规范及新话语。
    
    政政系在上礼拜六举办了一个沙龙,邀请关教授讲论理想与现实。席间有朋友指出,其实所谓「理想」与「现实」,本身就不是二元对立。本人以为,「理想」与「现实」确实是两个大类,但肯定不是截然二分的概念,两者之间有衔接的地方,甚或有时互为表里。「由现实达致理想」此种直线、单向理解,也非准确。例如在占领区里,不少人确实抱持争取民主此理想。占领区内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如沈教授所言,「从未在校园看过认真的垃圾分类,居然在运动中成功了,似乎青年把最美善一面表现的潜意识,还包括构建一种『非中国自由行』身份认同」。但这理想的一面,确实真的存在于那个时间与空间中,是当时的政治现实。这当然不是中港格局的现实,却是香港人能创造不同生活方式、在地的政治现实。因此理想与现实之间之界线,在某些层面而言,其实可以很模糊。
    
    本人不学,无法讲清理想与现实及建构主义的关系,这实在需要哲学界朋友出来做全盘分析。理清理想与现实之脉络,实是占领后非常重要的论述工作。
    
    响应三:微观政治学及宏观政治学之学术分工
    本部分论及微观及宏观政治学的分工问题,本人认为是拙文最重要的部分。首先要谈谈写此部分的因由。
    
    话说在沈教授的分享会中,校长发表己见,详论自己在六七暴动、八九民运,及后来到大陆探访的经历,又提及曾听见有熟人指出在占领旺角的运动中,确实涉及有背景人士介入。校长的主旨是告诉学生,不要被一腔热血蒙蔽,要看多点,看清楚事实真相。本人响应校长,谓在占领中,有很多人,包括在大陆有「线」的人,提出了不少分析,例如罗致光疑似真心相信政府将流血清场,因而含泪呼吁学生撤离。结果他们误判了现实(这也是周保松教授大概的论述)。本人认为,中年或老年人确实有更多经验,但不代表因此比年轻人知道更多、更能认清事实。例如问谁是陈云、甚么是「本土派」、甚么是「鬼」,中年及老年人多哑口无言,反而年轻人却可以轻松回答。本人的结论是,在如此复杂的政治运动前,大家都应该要谦卑一点,不要以为自己经历较多,就更清楚事实。沈教授见校长无响应,便代为响应。沈教授认为,所谓认清现实,不是认识某些局内的措辞(如「鬼」),而是要认清宏观的政治格局。教授又提出,年轻时读中国历史,老师已教谓「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框架与脉络,因此是否知道谁是昭明公主,其实不重要。
    
    其实本人的发言,是直接响应校长「认为自己知得比较多比较深入」的论述,而不是响应沈教授的框架分析,因此本人谓要谦卑理解运动,与教授提出的宏观框架,并无明显冲突。但教授谓「人是不重要的」,却令本人耿耿于怀,认为必须响应一下。
    
    教授其后在Facebook再总结一番,谓「我们应该做支持的是同时提供不同的宏观理论框架,分析其各自优劣,让学生掌握不同框架的思考方法,然后根据自己的信息,用自己信服的框架(也可以是自己改良的框架),得出自己的结论。」本人同意要理解政治,确实需要宏观理论框架。而提供理论框架,确实又较能防止加入个人情绪。然本人以为,要理解政治,必须要了解身为agent的人。可以是理解某人,也可以是理解某些人。这是微观政治学的工作。
    
    教授的专业是国际关系。按本人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参与者(actor)是国家(state)、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如北约,及某些非国家团体如天主教会等。因此教授非常注重宏观框架以及结构(structure),实是正常。然政治(科)学绝对不能把人(agent)抹除。
    
    以研究社会运动的文献为例。近年不少学者(包括关教授)已经提出社会运动的文献缺乏有关leadership的研究,实是一大缺憾。这里所谓leadership,不(只)是坊间理解或商业书籍中常提及的如何看穿人心、建立团队等,而是影响整个社会运动的运作及成败的领袖工作。例如学者Rachel Einwohner 提出,二战时,在Warsaw Ghetto及Vilna Ghetto均有犹太人领导反抗纳粹运动。在Warsaw的犹太领袖刻意做所谓的authority work,透过一系列宣传及行动确立自己的权威,而Vilna的领袖却无相关行动。结果Warsaw的反抗得以持续,Vilna的却很快便溃不成军。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也是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了解占领运动,除了要了解宏观的中港格局,同时也应该理解运动的internal dynamics。例如当中的领袖如何动员群众呢?传统社运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SMOs)遇上新兴的公民自发动员(citizen self-mobilization,CSM),究竟是互补不足还是造成冲突呢?(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立峯教授就曾研究在守护龙尾滩运动及执胶粒运动中,SMOs与CSM如何互补不足。)运动中出现了哪些路线分歧呢?了解这些议题,或许不影响中港大局,但肯定影响往后香港社会运动的模式及方向。仅仅知道谁是昭明公主,当然不重要,但假若能了解昭明公主所代表的某种势力及舆论,则对运动当下及将来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
    
    沈教授谓读中国历史时,已学会「人是不重要的」之观点。然中国历史上经典著作《史记》,偏偏就是以人为中心。其实长久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均是「以人为本」,旁加思想及哲学分析,反而忽略社会架构。后来西学东渐,中国史家方把社会科学的工具引进史学研究中,但不代表社会科学宏观框架因而取代传统史学。唐德刚先生以提出「历史三峡论」闻名,其著作常强调比较史学及社会科学之重要。《晚清七十年》就是以政治、社会及文化转型此宏观社会科学框架论述近代中国历史。然唐先生另一「看家本领」,却是口述历史。唐先生为其好友李宗仁、胡适及顾维钧作口述自传,充实了我等对民国时代的实质认识与了解。框架重要,但内容(substances)也重要。即使撇除内容而仅论框架,其实框架有宏观的,也有相对微观的。例如运用「社会运动中常出现framing以使运动持续」此一框架,则能理解不少社会运动中的口号、声明,甚或所采取行动之意义。
    
    回到政治(科)学。Theda Skocpol的成名作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乃以宏大框架解释社会革命起源。其专注的因素包括土地分配、国家精英与资产阶级之冲突、农民起义,及国际资本主义兴起导致军事竞赛等,统统是宏观理论及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但同样是研究起义,Eva Bellin研究阿拉伯之春时,却把注意力投放到参与者的心理状态上。其提出埃及的人民因为看到突尼西亚起义成功,发觉以往不可能之事——推翻威权政府,突然变得可能,因而心中有euphoria(欣喜)之感,从而涌上街头。另外,James Scott的著作Weapons of the Weak,研究马来西亚某一村庄内村民的反抗方式。用的是阶级分析(class analysis),属于宏观政治经济框架。但其却采用在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亲身走到村庄,访问村民。他指出,阶级固然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所谓阶级,在不同文化群落中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显示方式。阶级的概念乃encode(本人无法想到适当翻译)在各人共同的经验中,而此等经验显示了种种文化精神及历史因缘。例如「食物」对西方人而言是「面包」,对不少东方人而言却是「饭」。因此,了解当地「人」如何想,对分析非常重要。回归香港,马岳教授编着的《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也是以某些「人」为本的政治学著作。这些人当然不代表民主运动的全部,但了解其心路历程,却肯定能令读者更了解香港民主运动的历史轨迹及精神面貌,从而能有更坚实的基础分析将来民主运动之走向。正如岳教授所言:「对我们这些80年代成长的一代而言,各被访者缕述的回忆或纪录澄清了不少多年的疑惑,令我们对身处的时代和历史事件有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对今天的年青人而言,这些历史看来遥远,但他们描述的一些政治现象『历久常新』,今天的政治其实满是80年代政治的痕迹。纵观历史,当可对今天的政治实况有不同角度的解读。」
    
    宏观及微观的政治分析,与其说是互相对立,倒不如说是分工合作、互补不足。某些学者会专注宏观分析(如沈教授),某些则喜欢微观分析,也有尝试宏观、微观并重者,甚至有研究研究方法的学者。你可以研究时势,可以研究英雄,可以研究时势如何影响英雄,可以研究英雄如何利用时势,甚至可以研究时势与英雄之间的动态关系,甚或提出英雄与时势其实是伪命题,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学术多元化,方符合民主(化)社会的原则。在某范畴的政治研究中,人可能不重要,但在整个政治(科)学中,人不可能不重要。(其实本人以为,即使在国际关系中,人有时也可以占一席位。美国及古巴近日复交,传媒报导拉丁美洲出身的教宗方济各乃牵线人。假若现任教宗仍然是德国出生的本笃十六世,则可能不会发生此外交格局之转变。)
    
    小结:占领后的理论工作
    占领运动确实改变了不少人对香港的理解,也产生了不少疑惑及混乱。乱世之中,亟需以香港为本位之学者进行严谨之理论工作,为纷乱的时局提供分析、解释,甚或预测。本人以为,各位学者可以专注以下范畴:
    一. 中港格局的变迁(即沈教授的专长);
    二. 社会运动动员模式的转变,尤其网络动员的地位;
    三. 占领对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台、港公民社会之链接;
    四. 参与占领者的思维(关教授曾提出可能要用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处理这方面的议题);
    五. 占领如何影响「泛民主派」的重组及未来部署,以及新世代参政者之兴起;
    六. 香港本土主义、离心意识的发展。
    七. 厘清理想与现实之关系
    所谓术业有专攻。学者及评论人按各自专长分析、评论、批判时局,总能加深各人对运动的了解。纵使可能各种分析互相排斥,但学术本身就必须经历各种碰撞方会有所改进及发展。望各高明能开展论述工作,充实我城的公共议论。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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