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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反腐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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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15日 转载)
     邓聿文 政治分析师
    
    邓聿文:反腐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短期而言,最重要的是利用强力反腐,尽快树立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即立威。
    
    治标阶段的制度防腐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反腐目的。如果反腐只是使官员不敢去贪,那可能就没有制度建设的动力,因为治本的制度建设是着眼于预防,要使预防起到实在作用,就必须对权力有真正限制。所以,名义上是为预防腐败的一些制度建设,实则具有限权的特点,官员是否能够因为不去腐败而愿意限制自己权力,给自己套上制度枷锁,是要打问号的。从人的本性而言,不愿自我限权。要限权,就必须有更高的目标追求。因此,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第五代领导人最终要利用反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认为,这个目标不会是单一目标,而是一个目标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具体来说,短期而言,最重要的是利用强力反腐,尽快树立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即立威。第五代领导人从第四代领导人那里,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要想干事,干成事,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否则,将一事无成。胡温十年之所以在很多关键的改革上推不动,不是他们不想做,而是受到太多的掣肘,包括退休领导人的干预,地方和基层的讨价还价以及阳奉阴违,还有高层议事规则的制约。中共在胡温时代高层实行的是集体总统制,每个常委各管一摊,在自己的管辖领域具有最高的权力。集体总统制对发扬党内民主,相互制衡是一种合适的领导体制,但它要有一个前提,即最高领导人具有足够权威,否则,集体负责会变成集体都不负责,事情就没法干。事实正是这样。
    
    鉴于这种教训,在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要想开拓新局面,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强势领导人。但是第五代领导人的上台本身是高层权力平衡的结果,因此,如果没有非常意志和政治手腕,很难在短时间内树威立信,打开局面。最高领导人选择了反腐作为切入点,这是一着好棋,当然风险也很大,但鉴于腐败已经到了一种失控地步,人人对腐败痛而诛之,如果领导人有足够决心和意志,会得到全民支持,而且使得政治上的反对者也无法可说,所以,综合衡量,反腐的收益大于风险。选择反腐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合法地以腐败的名义打击政敌,若后者反对最高领导人的话,因为在一个几乎无官不腐的社会里,很难找出没有腐败嫌疑的政治反对者。事实表明,反腐起到了这样的功用,最高领导人很快就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
    
    反腐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和群众的关系,重建执政的群众基础。任何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否则,执政就不可能稳固与长久。对于中共来说,它的阶级结构是工农,很长一段时期,这也是它执政的群众基础。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工农尤其是在党章中被誉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急速边缘化,特别是国企改革将大批工人抛向市场,从而也使得中共原先的执政基础快速流失。
    
    中共后来为重塑合法性,虽然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将中共改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全民党,但资本家的加入,并未能弥补工农流失对执政基础的损害。尤其随着两级分化的加剧,以及干群关系的紧张和官员腐败,社会对中共的认同一度出现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第五代领导人一是进行了以改作风为主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改善中共与群众的关系;二是强力反腐。腐败在滥用权力的同时必然会败坏党同群众的关系,腐蚀官员,导致执政党最后失去民心。所以,反腐既能遏制腐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干群关系,改善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这从群众对反腐的支持可见一斑。
    
    反腐的第三个目的,从长远而言,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中国当下的腐败,不仅仅表现为单个官员的行贿受贿这么简单,而是已经形成了集团化、制度化、官商一体化的特点,这从已经被查处的几个腐败大案得到鲜明印证。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将管治权力延伸到企业,企业领导则利用资本寻求政治代理人,甚至直接购买各种政治权力,双方把国家的管治制度变成一种合法的超级腐败的权力,官商一体,政治经济通吃,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个寡头,这就是中国当下的腐败状况,它比官员单个的贪污受贿严重得多。因为这种腐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还要染指政治权力。故而,凡是不利于、有碍于此种腐败的,都是他们要反对的。最近十多年的改革之所以未有实质性进展,根源就是遇到了这些腐败集团的强力抵制。它们表面上以经济寡头的形式出现,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就是反寡头,只有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寡头都反掉,中国改革才能取得进展。为此,没有一个强硬而持久的反腐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反腐只停留在将一个个经济寡头打掉,而不进一步改变背后的政治结构和生态,还是不够的。因为现实中的经济寡头一般都是国企,国企是一个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地方,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保护。将腐败的国企领导拿下,虽然有助于改革的推进,然而,若不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改革审批和规制权,下放和取消政府不必要的权力,他们还是能够随意干预企业的。而要改革国企背后的政府权力结构,就不单单是个经济改革的内容,甚至也不是行政改革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进一步的对政治改革的推进,就不可能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推进政治改革,就会遇到意识形态的阻扰,遇到党大还是法大等问题。对于领导人来说,这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关系到执政党是否真正依法执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改革的决定,对国企改革的力度还是很大。但从目前来看,国企改革的进展并不如意,很大原因在于,国企不仅仅是一个混改的问题,而必须有背后的治理制度的重构跟进。四中全会作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但真正落实这个决定,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反腐只停留在反利益集团,而不反背后的政治结构,将不彻底,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去反寡头;但一旦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执政党又怕有政权受限之忧,这确实是个两难问题。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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