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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要学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吗/杨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04日 转载)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5期 2014年11月28日—12月11日
    
     《辽宁日报》发的是哪门子红卫兵脾气

    
    《辽宁日报》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派遣多路记者在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5个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卧底”偷听了20多所高校将近100堂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其敬业精神堪比暗访东莞红灯区的央视记者。对于他们所要完成的“新闻调查”来说(此处必须加引号,因为《辽宁日报》的调查太不专业),半个月的时间当然不算多,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带着结论去听课,还是一边听课一边作结论,反正,卧底生涯没有白费,《辽宁日报》据此向全国一千多万名高校教师发出了一封名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公开信,指控老师们“呲必中国”。
    
    “呲必中国”这个词儿字典里没有,乃东北方言。“呲”意颇不雅,原意是指恶狗向生人呲牙咧嘴,表达仇视、挑衅、威胁之意。因此,“呲必中国”的指控也就有了一层颇不雅观、颇不友善的含义,意思是:大学老师不好好讲课,课堂里像疯狗一样,你“呲”什么“呲”呀?“呲”则“呲”矣,你怎么不“呲”美国、日本,不“呲”西方反华势力、新疆三股势力、香港占中势力,偏要“呲”我们伟大的党、亲爱的祖国?如此吃里扒外,还了得!
    
    《辽宁日报》真是无事生非、胡搅蛮缠,套用习近平总书记一句雅言:“吃饱了没事干的《辽宁日报》,对高校教师指手画脚”(习总原话是“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中国指手画脚”)。中国的大学老师在中国的课堂上列举中国的案例,这不是天下第一正常之事吗?因为中国的老师最熟悉中国、最关心中国,当然也十之八九最热爱中国——热爱别国乃至热爱全人类亦不为过,兼之中国的负面案例俯拾即是、顺手拈来,老师对之认识最深、理解最透,学生对之感触最多、疑惑最大,讲到普遍原理,难免要联系中国实际,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怎么就要被《辽宁日报》比作“呲”,称作“抹黑中国”、“讲中国坏话”、“骂中国”呢?若中国老师不举中国为例,反而“言必称希腊”,那才真的是怪事,“伟大领袖”不是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把那些光会背洋人原著、不会举中国案例的“教条主义者”贬得一钱不值,毛氏雅言曰“比蠢猪还不如”吗?
    
    想来《辽宁日报》也是个文人成堆的地方,读过大学、与高校老师有故旧之情的人应该也为数不少,为何如今不敬师德、不报师恩,却要将高校教师这个庞大的整体不分青红皂白通通推上意识形态的被告席,而且还口出恶言,粗鲁地将老师暗比恶狗?文革早已被“彻底否定”,“唱红打黑”也已惨淡收场,《辽宁日报》这是发的哪门子红卫兵脾气?
    
    此事恐怕只有一个解释:《辽宁日报》背后有强人撑腰,有红卫兵脾气的大人物在后面给了它一记“正能量”,喝令它“呲一呲”中国的大学老师。要不然,人民网、新华网、中青网、光明网、新民网等一众官网怎么也都像打了鸡血、得了尚方宝剑一样,一窝蜂步《辽宁日报》后尘,对“呲必中国”群起而攻之呢?和当年“梁效”一样最近大出风头的“国平”先生,怎么也立马站出来,义正辞严捍卫区区《辽宁日报》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辽宁日报》背后的大人物,想必就是刘云山、习近平。
    
    习近平要发动高校“反呲运动”吗
    
    习近平、刘云山要挑起事端,向不恭顺、不懂事、不听话的文人知识分子发难,发动意识形态进攻战,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语无贬意,乃取习总新宠花千芳“作家”的新用法。花千芳“作家”不负总书记知遇之恩,不仅一眼就看穿了中国政府张罗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司马昭之心”,也一眼就看穿了《辽宁日报》公开信的“司马昭之心”:“你砸共产党的锅,共产党就会砸你的锅,事实证明,你的锅不结实。”
    
    与《辽宁日报》相配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以“发表错误言论”而解聘了王守田副教授(笔名王从圣)、张雪忠副教授,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已经为“呲”中国而付出了饭碗的代价。事实确实如此:“砸共产党的锅”很难,被共产党砸饭碗却很容易。在党管教育、党管宣传、党管人才等事情上面,共产党说一不二,想砸谁就砸谁,才不管四中全会刚刚宣布的什么“依法治国”哩。此前,北京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北大教授夏业良、北京政法大学讲师滕彪等人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被校方解除教职,那时候此类事件尚属零星个案,但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此类个案或有可能急剧增加,且不排除进而演化为一场全国性的高校“反呲运动”的可能性。
    
    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叫作什么“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机构,它如此解读了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奖惩政策:“必须明确告诫人们:跟谁走才有好处、有前途,跟谁走没有好处、没有前途。要让正派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党一条心的人吃香,让和境外敌对势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风光不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发议论,就不能违犯《宪法》,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叫板。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而不管你资历多深、名声多大。在意识形态部门尸位素餐者,要调离岗位;砸共产党锅者,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
    
    这话说得多霸道啊!不管是教书的、写作的、唱戏的,各人按市场规律挣钱,凭本事吃饭,有钱多吃,没本事少挣,怎么就必须和你共产党一条心呢?共产党又不是皮包公司,除了贵党的贪官污吏,谁白吃你共产党的饭了?再者,共产党何饭之有,原本也是靠纳税人——包括那些教书的、写作的、演戏的纳税人——的供奉来养活,怎么就那么“自信”,要像黑社会一样四处扬言砸别人的饭碗呢?
    
    据说,“吃饭砸锅”的霸道比喻出自习近平的原话,这个和“9号文件”一样令人不安的“机密”之被泄露,当然与高瑜无关,这是刘云山的人马所为。此话让人想起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政敌、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一段名言:“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托洛茨基严厉抨击了大独裁者斯大林及其极权统治之下的恐怖政策,难道习近平想要效仿斯大林“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恐怖统治吗?然而在当今中国,政府虽然仍是文人知识分子最大的雇主,却早已不是唯一的雇主,习近平想要把中国倒退回极权主义时代吗?
    
    “改造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对中华文明所犯下的最大罪孽之一
    
    效仿斯大林,习近平未必有此宏愿;但学习毛泽东,却是他眼下正在做的事情。从习版文艺座谈会,到《辽宁日报》公开信,闹过文艺闹学校,训罢作家训老师,这正是毛泽东当年整肃独立知识分子的既定进攻路线。
    
    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尤其讨厌以文艺、哲学、社会科学为职业的文科知识分子,一则毛认为这些人内心复杂,“不干净”,不如“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工人农民那么赏心悦目;二则认为这些人多读了几本书,自以为了不起,唯我独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故从年轻时候做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起,此事就一直让“伟大领袖”心里不爽。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的骄傲纯属虚妄:他们不过是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汉,全靠“统治阶级”赏一口饭吃,旧的“统治阶级”倒了台,新的“统治阶级”若不买帐,知识分子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活该饿死,有什么骄傲的本钱?比起“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没有用处”、“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人”,大多数时候只能起到阻碍历史进步的反作用,“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只配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毛时代这种蔑视文人的政治氛围之下,知识分子曾掀起自我否定、自我贬损的热潮,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那些文史作者在毛时代全都一事无成,毛的谀友郭沫若甚至宣称自己所写的一切东西毫无价值,应该全部烧掉。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立场、观点、方法要改造,思想、感情要改造,就连他们的行事作派、人品修养、脾气性格、生活习惯、个人情趣、穿衣打扮,凡与“工农兵”有所脱节者,无一不要改造。改造的方法有二,一是砸烂文人饭碗,让脑力劳动者长期或定期下放农村,住牛棚,出体力,干重活,“与劳动群众相结合”,这算是客气的了;还有不客气的,就是搞政治运动,让其在大会小会上一遍又一遍地作检讨、被训斥、被责骂、受羞辱,罚站、罚跪、挨打、受虐之类斯文扫地的事情在所难免,抄家、坐牢、逼死、灭门之类灭绝人性的事情也经常会发生。在毛泽东当政时期,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从延安的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到建国后的肃反,批《武训传》、《清宫秘史》,批胡适、俞平伯,反胡风,到规模浩大、席卷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直至史无前例、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哪一场运动不波及文教界,没有哪一场运动放过了知识分子,文人无论党内党外——包括那些曾经受到“伟大领袖”知遇之恩者,无不受到冲击,无一能够幸免。
    
    毛泽东讨厌文科知识分子,大跃进时期也对自然科学家颇有些憎恶、鄙视之意,因为除了钱学森等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配合不够积极。农业大学受到康生的威胁:“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农学系主任)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的“高深理论”被斥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北京市委号召“烧教授”,“猛火攻,慢火炖”,“要三揭三打,即揭思想、揭盖子、揭矛盾,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掉尾巴”,“在政治上思想上加以孤立,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目的就是要让教授们从此夹起尾巴做人,唯党之命是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毛泽东亲自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教授”,毛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他的科学史猜想:“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伟大领袖”无非是要“证明”知识无用、教授无用、知识分子可以滚蛋,不久之后,中国大地便涌现出了农妇诗人、文盲发明家、白卷英雄,足以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一生对他的党、国家、人民,包括他的家人、亲属,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其中,文人、教师、文人知识分子,则是毛泽东作孽最多、伤害最深的群体。文人知识分子有过错要挨整;没有过错,别人挨整也要跟着陪整,比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挨整,真实的原因是毛泽东、刘少奇忌惮习仲勋与彭德怀、高岗的密切关系,欲将西北山头一网打尽,但所定罪名却是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导致全国追查“反党小说”,一大批作家、编辑、知识分子干部被无端牵连进去,给习仲勋陪绑。国事家事,殷鉴不远,习近平若真是中了毛泽东的余毒,要按毛泽东的套路“改造知识分子”——整过媒体整大V,整过文人整老师,眼睁睁蹈毛泽东覆辙——如此下去,前景堪虞,别说于国于民无利,又怎么对得起他饱受政治运动迫害的可敬的父亲?!
    
    2014-11-2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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