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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VS胡适/ 孟泳新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04日 来稿)
     张君劢与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史上及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意义
    
     作者:孟泳新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凡研究中国过去的各种思潮互相激荡的大时代,不难发现,“张君劢与胡适始终被视为两水分流,双峰对峙的两极代表。”
     但余时英说,“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江勇振说,“胡适是20世纪中国第一公知”。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余时英,李慎之等人所崇拜胡适这是他们个人的权力,但作为一位公共人物如此地赞誉胡适,是不是太过了?为什么怎样讲呢?崇胡对中国将会带来怎样的负面的作用?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在谈论这个问题前,先要讲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中国的问题?
     1。不能从中国看世界,而应该从世界看中国。这里讲的是空间维的观点。
     2。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的观点来看中国。除此以外,
     3。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这样才能把握事情的本质,并且给我们带来我们评判中国问题的角度,原则与尺度。法国学者阿隆曾将历史理论专著的学者分成两类,一类是“读过哲学的史学家” ,另一类是“那些不动或不懂,总之不重视哲学的史学家” ,并用“工匠” 称呼后者。而中国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软肋则是法律,欲想认清当代的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于法律,法哲学和法哲学史,故讲, 我们还需要从哲学和哲学史(特别是法哲学和法哲学史)的哲学维的观点来看中国。
     二 , 张君劢VS胡适
     胡适,师从杜威,并宣传杜威学说,实验主义,实用主义。
     据牟宗三对胡适的了解,在他的《我的学思进程》中有这样的评价:“胡适宣传杜威学说,杜威是实用主义。其实胡适所了解杜威的程度很差,但它享有大名,这种大名对中国社会并无实质裨益。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思想,其实只是《如何去思考?》(How we think)这个小册子,其它著作可能均未涉猎,以这种程度来吸收西方文化,怎么够资4格讲现代化呢?” “王船山有句痛心的话:‘害莫大于肤浅’胡适就是肤浅的代表。”
     张君劢,终生推崇并践行康德哲学,师从倭铿,又译奥伊肯, 是康德学派中比较接近费希特的新费希特学派的代表人,创建新理想主义哲学,是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1922年张君劢和奥伊肯一起合著出版了《中国和欧洲的人生观问题》一书,其中70页由张君劢撰写。
     康德哲学的精华是他的道德哲学。就德国而言,从康德提出道德的“绝对命令”,到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批判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再到新康德主义自觉维护和发展康德道德哲学,突出道德的绝对价值,后又经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由青年黑格尔派派生出来的马克思所开创的,由列宁斯大林所变异与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的暴力攻击和暴力否定,直到民主自由德国的诞生康德道德哲学才为德国基本法所承认为其主要的哲学依据,历史好像走过了好几段弯路。今天康德道德哲学已经影响到了欧美日本世界各国。
     结合上面提到认识中国问题的三个观点,就可以明白,赞誉胡适,是不是太过了?
     2.如何对待孔孟儒学?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张君劢的新儒学的对比。
     由于这里讲的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涉及到历史学中的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评判问题,故有必要将新文化运动分为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和梁启超的新文化运动。在此特别声明一下。
     张君劢在他研读康德哲学的同时也发现了康德道德哲学与孔孟儒学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从而化费了毕生的精力研究新儒学。1957年与1962年先后发表了《新儒学思想史》上下两册,1958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一起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被称为《当代新儒学宣言》,并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形成“新儒学学派”,为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中国儒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九三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讨论全球道德伦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大家所认可,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尊奉为社会治理的黄金规则,被众多宗教领袖认为这一句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
      以胡适为代表的崇西派在五四以后反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在何为“新道德”,何为“旧道德”都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从而造成“道德真空”。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发表新儒家宣言,洋洋洒洒四万言,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胡适看后对人说,这宣言是欺世盗名的鬼把戏。
     此后,在东海大学举行的一次欢迎茶话会上,胡适与徐复观正好碰了个正着。胡适拉着徐复观承认自己骂了他们,并说他们宣言里提到的宋明理学其实是阳儒阴释。徐复观问胡适,在他反对之前,有没有看过他们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述。胡适诚恳地摇摇头,徐复观很不客气地说:“既然没有看过,怎么能批评?”接着又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的视野来看的,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相关思想亦颇为留心。”胡适听后略带嘲讽地说:“徐先生是中西贯通啊!”这次对话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胡适还感叹:“徐复观的文章,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举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胡适应邀赴会。会上胡适发表了30分钟的英文演讲(他一生最后的演讲),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在这篇演讲中,胡适重申他几十年前的观点,说现在应当承认我们的文化中少有甚至没有精神价值,主张对东方文明作自我批评。
     针对胡适对东方文明毫不容情的批判与质疑,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上(1961年12月20日)发表了措辞激烈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在这篇文章中徐复观以一种近乎失态的口吻猛烈的抨击胡适的“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的说法。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出,胡适的学风,文风,个人修养,文化观,道德观以及其处事的方法了。正是由于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的缘故,唐君毅和牟宗三皆都以為胡是「 亡國」、「 亡天下」的罪人。毛泽东的学风,文风,个人修养,文化观,道德观都与胡适可谓同出一宗,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加上他掌握了中国翻云覆雨的大权,从掌权后运动不断,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之发挥到极致。毁灭了中国文化与道德传统。网友傅纪辉认为, “文革”把中国变成了“六无”: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
    
     3。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众所周知,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从而引发了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科学派与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之间发生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极为重要的一次辩论 ,史称“科玄论战”。
     九十多年过去了。现代入所关心的是,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和这场辩论对今天带来的意义。 2013年6月29日至30日,“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于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被称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长黄克武在会上说,“论战一直持续到今天,似乎从当时到今天双方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甚至可以说科玄论战仍无定论。”针对其“科玄论战仍无定论”一说,笔者专门写了《科玄论战的谁胜谁败》 一文。
    从黄克武的论断中可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在崇胡几十年后的当前台湾思想学术界水准和现况。由于此人是来自实行学术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台湾并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不禁使人对台湾感到莫大的悲哀。
    我们讨论的辩论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辩论,我们再次讨论它的目的是再次探究、评判它的历史价值,来为未来和当今提出有意义的帮助。 一场辩论是否有定论,并不是取决于辩论双方参加的人数与辩论双方发表文章的多寡, 而是从价值评判上来分析,而价值评判又可分为,要学理上看,更要从世界的发展潮流上这两个方面来看。从学理上看,胡适的科学派所鼓吹的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孔德的三时代说,孔德的实证主义 等等在今天还有几个信徒呢?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旦奉“科学万能”为良药,那日益寡头化的科学主义便会侵入本由玄学所管辖的“人生观”领域,给一个时代带来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怀疑主义的精神氛围,人生的意义由此失去了归着,民族的生命也由此不能得以安顿。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这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科学的人生观或反科学、非科学的人生观,陈独秀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人生观,而是以科学主义来解释人生观,来曲解人生观。 唐君毅在1976年说:“今天就算是一个十分崇拜科学的人,也不会承认人生 的问题完全可以用科学来解决,、、、、、、君劢先生当年的主张,可说完全胜利。” 从世界的发展潮流上来看,因为中国只是一个世界上的地球村吧。就《科玄论战》的引发而言,,它就是由于1918年12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张君劢与丁文江等人随梁启超出游欧洲,梁启超,张君劢在与欧洲德国的思想学术界的名流的交谈中,获知了他们对一战的粗步的反思。欧洲的科学从“科学万能”走到了“科学破产”,他们从中看到了科学的界限,科学的功能,遂提醒国人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不要重蹈西方“科学万能”论的覆辙。他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时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又不得反思西方文明。科学僭越自身界限所带来的后果,如怀疑主义、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已暴露无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再次用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式逻辑把人类推向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强调了发展西方式科学的必要,而缺失了对“科学万能”论的必要的反省。从 中 可 看 到 这 《 科 玄 论 战 》 实 际 上 是 欧 洲 的 关 于 科 学 的 功 能 的 两 种 不 同 观 念 斗争在中国的反应和表现而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讨论那只是国际上从一战开始的哲学学术界争论的一个侧面而己。不过,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文风等与欧洲的学风文风等不同而不同,但是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争议的内容是一样。并且一个地球村的争议结果一般要服从于由许多的地球村共同组织的世界的争议结果,或者要服从于争议的发生地的争议结果。这就是我们观点的根据。1955年《 羅 素 - 愛 因 斯 坦 宣言》的发表 ,这是有世界意义上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科学主义的彻底的失败,宣告了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讨论中由梁启超张君劢为首的所谓的玄学派、质疑“科学万能论”的少数派嬴得了最终的彻底的胜利。
     4。为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
    
     张君劢认为,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康德的“知识说”和“道德论”令他折服。他说,“经百六七十年前之康德,除著《纯粹理性》一书批判知识外,同时又有《实践理性》一书,说明道德之由来。康氏二书并重,与儒家之仁智兼顾佛家悲智双修之途辙,正相吻合”。(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44页)康德的道德论 “意谓待人接物应本视人为目的,不可视人为手段” 之绝对原则与我国儒家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之言别无二致,康德所说的自由意志,就是人不受物欲引诱,服从理性下的判断,即儒家所说的吾欲仁斯仁至矣,成仁取义,见义勇为,由良知决定。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张君劢说,“共产党最高原则,为只择目的不择手段”。
     大陆杨天石于2004年发表了“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一文,揭露了如下的事实。1937年8月5日,陶希圣、胡适还分别给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写信和上条陈, 提出与日本达成“一刀两断”的方案,其内容为保持冀察领土完整,保守河北中部的沧州、保定一线,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而其交换条件则为“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陶、胡二人所主张放弃的“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三省。条陈中,陶、胡明确提出,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蒋介石见到后,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介绍了胡适的“主和”主张。加以讥刺,但他未点胡适的名,而是称为“某学者”。参谋总长程潜则很生气,直斥胡适为“汉奸”。
     胡适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1935年,驻华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 胡适于其1935年6月27日日记中,还以俄国史为例,说明列宁和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后,与德国讲和,写道,“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一。几乎把大彼得以来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苏俄终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战”。他要中国人向苏俄学习,说“苏俄三年多的苦战最可以做我们今日的榜样。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痛苦”。
     临近2007年终,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十一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至今不为人知的密档现在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个德俄之间肮脏的勾结是以共同的对立面促成的,根据一句古老的现实政治要诀,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德意志帝国跟布尔什维克首脑共同密谋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协约国法国和英国。最后,罗曼诺夫王朝的结局是德国的胜利和平与列宁的接管政权。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他革命力量,以此为结束沙皇专制贡献了力量。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支出了两千六百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七千五百万欧元。 。德皇威廉二世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就是列宁所说:“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包装的撒旦主义八大纲领之一的没有道德和人权的独裁政权与专制社会。
     著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曾是列宁的导师。可是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岁月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苏联解体后,这份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
     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有枪,而且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其他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没有财力和武装,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由此列宁与胡适的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共性不是清楚了吗?而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例子那就举不胜举了。可以这样说,死于毛泽东与邓小平手中的每一个冤鬼,不绝于已经被恢复名誉的 ,还有更多的还未恢复名誉的如高岗、饶漱石 、林彪等,每一个都是一个例子。
    5。从杜威经胡适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实用主义
    刘军宁 在《杜威的思想为什么有害?》(2014.06.23)一文 中说,“上个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白璧德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视问题,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深获中国(文)人之心。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占了上风。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刘军宁 在另一篇文章,《内在财富决定外在财富》 写道,“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杜威战胜了白璧德,而马克思战胜了杜威。” )
     杜威的名字几乎可以与实用主义划等号。实用主义主张:凡是实用的,就是好的;凡是不适用的,就是坏的,一切以对自己是否实用,作为价值判断的根本准绳,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因此,实用主义拒绝基于宗教的绝对真理,这样也就拒绝了绝对正义。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宗教信仰和超验价值观也就自然被杜威归入不实用的主义之列。”
     胡适的实用主义可以用以下的话来表述,
      “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
      发展就是得到利益。有用就是真理。只讲效果,不讲原则。
      为了自己的发展,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发现、解决具体问题,细心搜求事实,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为了自己的发展,为了自己的利益,以真正的事实为依据,以科学方法和逻辑学推理方法为指导,以解决具体问题后获得好的实际效果为目的。”
      杜威与中国共产主义的两位建党元勋陈独秀(1879 - 1942)还有周恩来(1898 - 1976)都保持过良好的关系,甚至毛泽东(1893 - 1976)也曾听过杜威在上海和长沙举办的两场讲座。1920年10月份在长沙,毛泽东甚至受湖南报纸大公报的委托为杜威的讲座做过记录。根据卢国琪的看法,毛泽东对教育的一些早期观点的确参考了杜威的想法,无疑是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响,尽管同时他也承认,他确实忽视了意识形态差异的问题:“老实说,对于各种不同的主义和理论,我还尚未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的看法 。”
     邓小平发明了“白猫黑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搞不清楚,请大家不要太多的争论,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 “摸石头过河”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 等等。并且成了领导中国的指导方针。
     若将邓小平的话与胡适,杜威的言论相对照一下,想分析二者的同异,那就耐人寻味了。但可粗以定论,邓小平是个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是共产党的实用主义,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正如1978年耿云志撰写的《 胡适小传》中说的,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原来认为是反动透顶。我觉得他的实用主义,有很多是接近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
     许多人也许认为,应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分辨什么主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仅仅是观点观念上的区别而已。问题就在,胡适与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唯我独革,舍我其谁 ,自视过人,待人霸气霸道。他们对于反对自己的,或者自己不喜欢的意见,思想与人就采取压制,打击,善于发动帽子攻势,甚至喜欢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不用其极。心中根本上就没有道德二字。
     胡适犯了极為關鍵之錯誤,那就是宣布形上學是偽學問,且自作主張,將大學教學中與實證主義研究哲學無關之哲學全部劃為偽學問 ,在他的心目中,柏拉图,亞里斯多德、 笛卡兒、 康德等均不值一顧。 而中国有哲學史, 而無真正意義之哲學。 直到目前很多受他影響之高等研究所均無中国哲學系。這是阻礙中国思想研究以遂其全盤西化目標之霸道行為。 胡適與他新文化運動之朋友們指控中国先賢愛玄思,所以落後,而不顧無論中西哲學本來就是一種玄思之事實。他們把自己不喜歡的思想理論都戴上玄學之帽子,然後開始攻擊。這種方式與態度是霸道且缺乏自信的,他們在當時如此對待他種思想, 後來別人也用此法對付他們。幾十年来,這種帽子攻勢使中国思想界以及台湾思想界在对中国近代史,共产党的现实斗争,两岸关系问题等等理论研究领域上,无论就深度与广度上大幅滑落,胡適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当前台湾思想学术界的极大的混乱,文化,文学,教育,娱乐界的茫然,民众对台湾该往何去,对两岸关系问题的迷惑,这些现象都是由于长期缺乏前瞻性的道德哲學思想的引导所造成的。可以这样地说,这都是由于长期以来 台湾思想学术界的崇胡所造成的。
     如同胡适一样,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没有公认的政治标准,没有普世价值观,非左即右,阶级性、主义性极强的戴帽子、打棍子的能手。
    
       6。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1958年胡适在其《自传》就说了:“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据说,列宁,毛泽东都是认同这一观点的,1978年讨论实践标准问题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条就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唯一能称得上有点理论味道,哲学味道的东西,看来是邓小平从胡适那里学来的呢,还是胡适与邓小平皆为实验主义者呢,那就由诸位来裁定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自然科學而言是对的,能夠用实践检验之命題只有自然科學;而胡适将此一原则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就一般而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错就错在“唯一”上。我们认为,为了要尽快地取得,寻求到我们共同的真理,必须首先批判中共和邓小平一直在讲,也就是胡适由实验主义批发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缪论,建立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与价值评价为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的真理观。
     《 质 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 是 我 于 2005至2006年间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主要的论据,即关于真理的三大学说,一为一致与符合说,二为关联说,三为普遍接受说,是引自于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一致与符合说。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一学说可追溯到,或讲源于辨证法大师黑 格尔。这学说认为,一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一致。相一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比如法律、历史等,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 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
     在该文中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禁止人的生殖性克隆的国际公约立法问题。近年来当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克隆牛、克隆鼠、克隆猴子等各种克隆动物纷纷问世后,国际上的科学界、法学界、宗教界普遍地关注起克隆人这一问题。各国有识之士普遍接受这样的观念,人的生殖性克隆的做法是违背人类尊严,有悖于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原则,是违反人类物种的罪行,应当立法给予禁止。这是讲的伦理原则、人类尊严等都是属于价值理念的范畴。而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讲法,应摸着石头过河,务须先试错式地实践一下,先让克隆出克隆人,看看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危害后,再来总结出取舍与否。
    
     但有意思是,近年来中共一反其多年常态,也鼓吹起道德,价值和价值理念来了。习近平于2月24日 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必须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缪论,建立实践检验、逻辑证明与价值评价为检验真理的三大标准的真理观,重视价值是要把价值评价视为对人类心智最深层面的认识,要赋予精神价值以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人人遵守 的、全人类的性质,其中包括道德原则、审美原则和形式逻辑。中共和邓小平一直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明显的是一个缪论。因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是不可能提出具有人人遵守 的、全人类的性质〔其中包括道德原则、审美原则和形式逻辑〕的价值和价值观。但无论怎么讲,这次习近平中共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货色,是对邓小平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嘲讽。”〔 引 自 于 孟泳新:必须批判毛泽东的“正义”战争观 〕
    
     三,推崇谁应该采取的尺度
    
     应该指出,胡适和张君劢都是反对共产党的 ,对于中国的进步,都起过各自不同的贡献。推崇谁应该采取怎样的尺度呢?那就要看,谁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认识得最深刻, 最透彻,最全面?谁对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前景看得最清楚?最重要的是看,谁的哲学思想是最正确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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