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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成功是失败之父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1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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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损战略)
    

    (一)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而是“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必由之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汤因比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吉本,等等,他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具体的说,他认为好奇心指引之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与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他发现,上述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开始他们伟大著作的写作时,都受到了社会巨变给他们的强烈刺激。例如他本人,当1912年他参观克里特岛的古代遗迹时,他设想这一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如今这一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突然联想到大英帝国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又如,1960年,当他在参观巴基斯坦的一个古代帝国遗址时,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既想到了当他还是一个8岁孩童时所看到的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庆典,又想到英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撤出印度次大陆,所以,又一次产生了大英帝国必然覆灭的想法。由此,他又想到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就是灾难紧随胜利之后,沦丧必然即骄傲而来。这样,历史轮回的观念就产生了并深深的主宰着他,成为他历史写作的主要基调。在全书的最后,汤因比说他试图去寻找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一种“神交”,他发现人类的“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而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端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追求他个人人生“不可言喻的境界”,也就是“极乐”。
    
    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
    
    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他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
    
    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灭绝呢?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衰落下来。
    
    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
    
    多数人的模仿乃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致于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
    
    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
    
    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汤因比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他指出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
    
    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与周围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汤因比看来,未来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尽管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文明,但他对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在未来世纪的作用寄予厚望。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欧亚大陆东部的引力中心。他认为未来世界不是由分裂的西方或西方化的主权国家来统一,而是由中国式样的世界主义政治实体来统一。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样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在分析“挑战与应战”时曾经提到:“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这个论断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成功是失败之父”相关,但是有不相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而南下讲话启动第二次改革开放又是一大成功、、、、、、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三)
    
    作为“止损战略”的“成功是失败之父”:“止损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计划,更是一项操作。”
    
    “止损战略”就是在失败的时候认赔出场,认清祸福相倚、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的道理,然后通过退而结网卷土重来,通过“场所的转移”推进弥补战略,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生长。
    
    止损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弥补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忘记止损和不会弥补,只有走向的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归途。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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