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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了解古田会议史实吗/杨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07日 转载)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3期 2014年10月31日—11月13日
    
     习近平10月15日刚刚开罢“新文艺座谈会”,10月31日又召开了“新古田会议”。“新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倒是没有搬到延安去,想来是总书记一念之仁,不忍心让那帮大作家、老艺术家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但“新古田会议”就不同了,虽然会议的名称并非解放军党代表大会(老古田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但它真的是搬到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那地方非常偏僻,山多路险,交通不便,说实话,只适合山大王开黑会,并不适合执政党、国家机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开会。

    
    这是做什么呢?人们或许会问:这是恶作剧吗?这是模仿秀吗?不是的,习近平很认真,他是玩真的。在这两次会上,习近平都开宗明义,特意向与会者交代,“文艺座谈会”是他亲自提议召开的,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移师古田,也是他本人的高见。这是跑步追赶伟大领袖的节奏啊!当然,他不说大家也知道,除了他本人,还有谁想得出这种馊主意?想得出,也不敢做、做不到啊。
    
    1929年的古田会议是一次被中共所神化了的会议。会址上方常年悬挂着“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营造出一种邪教崇拜的古怪氛围。古田虽然没有挤进“四大革命圣地”之列,但也是大名鼎鼎的“红色教育基地”。古田的名气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古田会议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发源地,九年之后,毛泽东又把这一原则简化为“党指挥枪,而绝对不能枪指挥党”——这句话言近旨远,流传至今,被中共各代领导人奉为传国宝典,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了。现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条公然与军队国家化的普世制度背道而驰的党卫军原则仍被中共奉为解放军的“军魂”。如此说来,习近平率全军高官驾临古田小镇,是要去追魂的?
    
    如果习近平真是这么理解的,他就上了毛泽东的当了。把古田会议视为党军原则的诞生之地,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党军旗号并非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才打出来,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开始,共产党的军队就以服从党、效忠党为特色。自古以来,中国的军队有三种:王师、诸侯(方国)之师、私属之师,即后来所谓的中央军、地方军、私家军。不属政府军编制的,即是私家军。私家军无论是可以合法存在的家丁、部曲、民团,还是合法性不足的土匪军、军阀军、起义军、“志愿军”,在被政府招安收编或“武装夺取政权”之前,都以效忠个人或家族为鲜明特征。
    
    在理论上把军队与国家剥离,而与阶级、政党挂钩,采用党军这种全新的形式,乃是国共两党从苏俄引进的新生事物。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毕竟与苏俄有别,党军体制未能全面、彻底贯彻,故国民党所建军队不伦不类,最后成了党军、国军,中央军、地方军,政府军、军阀军,正规军、杂牌军的超级大杂烩,共产党则不同,其意识形态、内外处境、建党建军理念决定了它除非不建军,要建军就是纯粹的党军——中共建军之际,从名称(红军)到体制,就是一支讲阶级成分、讲政治立场、讲意识形态、讲党的领导的不折不扣的党军,这并非古田会议的功劳。开过古田会议的朱毛红四军是党军,没开过古田会议的彭德怀的军队,贺龙的军队,张国焘、徐向前的军队,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的军队,哪一支不是政治挂帅、听党指挥的党军呢?可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跟古田会议并没有多少关系。
    
    其实,古田会议之所以被中共神化,不过是为了神化毛泽东个人而已,因为在党史、军史上,古田会议是毛泽东大获全胜的第一场党内权力斗争,也是毛式整风运动的第一次成功实战演习。本来,在红四军里,毛泽东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军事委员会书记,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大体上,毛代表党,朱代表军,陈只是个打杂的角色。但毛独断专行,一向听不得不同意见,与朱德的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深,公开争吵越来越频繁,而包括陈毅在内的大多数红军干部都站在朱德一边,反对毛泽东的“家长制”。转战闽西时,为了削弱朱德,毛泽东撤掉了军委,改团为纵队,实际上置朱德于无权之地,遭到朱的强烈反对。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派留苏归国的刘安恭到红四军,毛立即拉拢刘安恭,用刘取代朱德、陈毅出任重建后的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只是毛弄巧成拙,他没有想到,年轻气盛的刘安恭远远不如敦厚老实的朱德容易合作,反而让刘的军委瓜分了毛的前委的权,让毛处于尴尬境地。毛威胁辞职,在随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的“家长制的倾向”和“一年之内占领整个江西”的计划受到批评,陈毅捡到便宜,取代毛当选前委书记。在自己亲手创建的军队里丢掉了主要领导职务,毛泽东大病一场,趁机躲进山里养病不出,于心不忍的陈毅只好带着朱毛争议到上海去请示周恩来定夺。
    
    结果,毛泽东碰到了好运气,苏联《真理报》刚刚颂扬了毛“史诗般的英雄行为”,莫斯科误发了他的讣告,却充满了溢美之词,因此,周恩来不同意撤毛的职。陈毅亲自起草了为毛挽回面子的中央“九月来信”,与此同时,人品厚道的朱德也几次捎信给毛,请他不计前嫌回来主持工作,但毛泽东拒绝出席朱德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虽然这次会议又把前委书记职务还给了毛。毛泽东不仅要复职,还要借机大做文章,他要“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深挖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讨论它们的危害,决定怎样改正它们”,此即毛式整风运动之滥觞,于是,就有了“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会上,毛泽东上纲上线,给他所有的批评者、反对者定下了政治罪名,虽然没有点名,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等政治帽子正是奉送给朱德等“军人同志”,以及曾支持朱德、批评毛泽东并把毛罢官的那些人如陈毅的。毛点名批评了第二纵队的“封建习俗”,这个纵队正是由朱德的老二十八团所组成。
    
    对毛而言,在朱毛红军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先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朱德的绝对领导;红军听朱德的话而不听毛泽东的话,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在党代会上公开批判毛泽东,用选票让毛泽东下台,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古田会议决议洋洋洒洒近三万字,由毛泽东在油灯之下亲笔所撰,其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后来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之名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那一段历史也就成了朱德终其一生永远摘不掉的紧箍咒。古田会议之后,朱德自愧不如,自居毛后,心甘情愿做有职无权的名义总司令,从此再没有对毛的权威构成过真实威胁。恐怕这才是毛泽东要神化古田会议的真正原因。
    
    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毛泽东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对朱德、陈毅穷追猛打,诚然与二人在古田的权力斗争中自举白旗、主动退让有关。1972年1月,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受宠若惊的陈毅夫人张茜当面替亡夫向毛作检讨:“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回答说:“陈毅跟我吵过架,那个不要紧嘛,、、、、、、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
    
    至于党代表领导军事主官,这一格局其实只适用于朱毛之间,在共军里从未形成此种体制。到了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甚至完全不把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放在眼里,颐指气使,呼来喝去,而张闻天从来也不曾援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伟大原则来为自己维权。对于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这些人,毛的教导是“党指挥枪”,而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这些无从染指军权的政治对手来说,毛泽东还有另一套理论说辞是留给他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85年过去了,习近平未必了解当年古田会议背后的权力斗争史实。1929年整朱德的古田会议与1959年整彭德怀的庐山会议、1962年整习仲勋的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候毛泽东还年轻,刚满36岁,整人手法尚不成熟,整人体系尚不健全,发起脾气来“无产阶级义愤”也没有后来那么厉害。但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真的有必要去古田朝拜,东施效颦,向开启了毛式整人之风的老古董会议隆重致敬吗?
    
    荒淫暴戾的中非独裁者博卡萨一心想做非洲的拿破仑,他戴拿破仑式的帽子,穿拿破仑式的服装,学拿破仑的榜样登基做皇帝。后来他被推翻了,在科特迪瓦和巴黎做政治难民,但此公自以为科特迪瓦是他的厄尔巴岛而非圣赫勒拿岛,还有回国复辟的好事在等着他,结果自投罗网,成了世人的笑柄。如今,习近平召开“文艺座谈会”、“古田会议”的离奇举动,让人疑心他模仿毛泽东正如博卡萨之模仿拿破仑,已至亦步亦趋的地步。接下来,如果我们某一天在《人民日报》头版右上角看到了总书记语录专栏,或者某一天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新伟大领袖在城楼上挥手呼喊“人民万岁”,也不必感到惊奇了。呜呼,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信然!
    
    2014-11-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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