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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胡适的知行观和胡适的知行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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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网文《孙中山知行观的“非道德”性质》指出:
    
    最离奇的马屁精言论却来自“台湾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邵玉铭,他竟然表示,中国传统都认为“知易行难”,孙中山第一个说出“知难行易”,很可能就是来自圣经教育:圣经上指出,知道真理较难,实行却很容易。
    
    邵玉铭用基督教来为孙中山贴金,用心良苦,甚为可怜。不过邵玉铭的基督教知识也太贫乏了一点,他的贴金动作适得其反,反而暴露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理论骗子。
    
    事实上,基督教不仅没有“知难行易”的噱头,反有“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忏悔。《新约罗马书》明确说到: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知;“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行——这哪里是什么“知难行易”,而是完全相反的意思,是比“知易行难”还要难上加难的行。因为,这里不是说“行难”,而是说“行出来的结果是完全由不得我的南辕北辙了”!“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知易行难”(“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古代中国的智慧,是人生的经验;“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上帝的启示,是人性的剖析。而“知难行易”是什么呢?是孙大炮的“理论脱离实际”,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至少也是一种理论骗子的矫情。
    
    结果如何呢?
    
    孙中山用他的“知难行易”搞了一套复杂的“三民主义”(“知难”),最后却引进了苏联的红水(“行易”),让中国大地不断流血将近百年。
    
    (二)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讲的“知行”与《尚书》和《圣经》讲的知行其实还不是一个范畴,《尚书》和《圣经》讲的知行是如何“做人”,属于道德层面;而孙中山讲的“知行”却是如何“做事”,属于技术层面。
    
    举一个例子,按照《尚书》和《圣经》的知行观,一个人知道不撒谎容易,而要做到不撒谎却很难(所以人类的道德进步很缓慢)。按照孙中山的知行观,一个人要设计欺骗世人很难,而一旦设计好了执行起来却很容易(所以人类的技术进步很迅速)。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句话出自伪古文尚书《说命》篇,据说是殷相傅说对武丁说的话,后来变成一句谚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话,那本来的意思,只是傅说劝武丁不要仅仅口头上接受他的话,而要见之于行动。这虽然是出自伪书,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但流行开来而变成了谚语以后,已经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不止是某一朝代某一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一种很普遍的信念了。
    
    孙中山在1919年写了一本名叫《孙文学说》的书,提出了他的“知难行易”的哲学。过了十年,胡适又对孙中山提出批评,提出他的看法:“知难,行亦不易”。
    
    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新月》杂志第2卷第4期,6月10日)是有感于“力行哲学”导致的“打倒智识阶层”和轻视学问的风气,但因为批评了孙中山而引起国民党人的反击。张振之的《知难行易的根本问题——— 驳胡适之〈知难,行亦不易〉论》刊于《中央日报》8月28-30日。张氏所谓“根本问题”是指以提倡孙中山“知难行易”来解决社会上蛮干盲干太多的问题,他讽刺胡适一直处于“胡适之中”(即不知怎么办的状态之中)。
    
    (三)
    
    网文《胡适为何看不起冯友兰》指出:
    
    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但却是他的老师辈人物。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师生关系,胡适终其一生对冯友兰在学术上的成绩,始终是坚持苛刻态度,且向来少有好评。
    
    1930年,冯友兰曾将《中国哲学史》的书稿寄给胡适,向他请教,胡适除了提出对老子年代不同的看法外,对全书未做任何褒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在这句近似客套的话里,最值得推敲的是“功力之勤”的“勤”字。“勤”只是“勤快”、“勤勉”、不懒惰而已,连“深”字都谈不上,更不必说“高明”了。胡适说这番话在遣词用字上显然是经过斟酌的。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发了他与胡适之间的一段学术论争,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为这个问题胡适与冯友兰争执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两人都还坚持己见,丝毫不让步。
    
    1940年代,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很差。1943年10月12日,胡适读了张其昀主编、冯友兰担任主要撰稿人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接着胡适在日记中,对张其昀、钱穆和冯友兰三人作了一个短评。说张与钱是“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是“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而他们三人的共同处则是“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从这段短评中,不难看出胡适对冯友兰的失望。
    
    到了1950年代,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已经明显地带有鄙意了。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3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宾州大学的卜德教授翻译成英文,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胡适在1955年7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写了一篇书评。在这篇书评中,胡适除了写书评者惯用的一句客套话“乐见此书”以外,几乎全是批评,而且是从基本的架构上,来全盘否定冯著的价值。1955年1月24日,胡适在写完这篇书评后,有如下一段日记记载,可以看出胡适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极为不满的:“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想说几句好话”而又“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可见在胡适的眼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直是一无是处!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曾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写了一篇相当肯定的书评发表在1949年12月号的《哈佛亚洲研究期刊》上。胡适看了很不以为然,遂在1950年5月29日写给杨联陞的信里,特别提到此事:“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他一字不提‘颜李学派’,可见他无见识。他接受Northrop的胡说作纲领,更是好笑。”另外,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回忆,他与胡适初次见面谈的依旧是老子年代的问题,其中不免涉及冯友兰,胡适当时说:“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1950年代末,胡适在给史学家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次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
    
    胡适晚年谈及冯友兰依然是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1961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起大陆一些人的近况,结果对冯友兰评价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何炳棣先生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胡适先生杂忆》的文章中提到胡冯二人的关系,他说:“适之先生一生最不公道的是他对冯友兰先生性格和学术方面反复的评讥与否定。”那么,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如此苛刻呢?其实如果细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其中很大程度上包含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着冯友兰自身的变化而变化,愈往后评价愈低。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看不起冯友兰,主要是因为冯友兰在人格与道德上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底线和尊严。
    
    有句老话说,在一个人最讨厌的人身上,往往有这个人自己的影子,胡适对冯友兰的讨厌,是否也是如此呢?
    
    (四)
    
    果然,《说说胡适其人》也对胡适本人作如是观:
    
    呵呵,很多右右把胡适老先生视做他们的祖师爷。那他们这个祖师爷这个咋样的人?
    
    1、胡适是个言行不一的人。
    
    胡适要求别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如此说来他应该是不屑谈主义的人。然而他一生却都是坚持他所奉行的主义的人。他对他的主义从来就没少谈过。胡适奉行的主义是啥主义呢?他的主义就是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实行卖国主义。这就是胡适奉行的三个主义。胡适是很霸道的,别人要谈不能谈别的主义,只能谈胡适的自由主义。这就很奇怪?自由主义却不能、不许、不得自由的谈主义?胡适的怀疑主义是只怀疑别人的,却从不怀疑自己的,呵呵,逆我者则疑,顺我者则不疑啊。
    
    当然,胡适也有言行特一致的时候。这就是胡适实行卖国主义的时候。胡适竟然能从卖国的《二十一条》中看到“希望” ,感到“乐观”。并咒骂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日本侵占东三省,胡适说:“我情愿亡国, 决不主张对日作战,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
    
    国民党元老程潜指责胡适为汉奸,居正声言应该逮捕胡适。只是因蒋介石要继续依靠胡适保持与日方的“联系”,才未逮捕胡适。那么,胡适与日本到底有啥联系呢?这个蒋介石心知肚明,胡适却故意不说。历史也还没有把这段肮脏大白天下。
    
    2、胡适是个心口不一的人。
    
    胡适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即:新三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新四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惹得蒋介石都夸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但胡适自己实际上对江冬秀不忠不诚,与韦莲司不清不楚,与曹佩声不明不白。还有被人知晓的与陈衡哲、徐芳、洛维茨、陆小曼等等的非正常关系,胡适自己也在笔记中记载自己“几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与戏子往来,或者逛妓院。有时从这家妓院出来,又进了另外一家妓院,妓女关门睡了,就‘敲门而入’”。用胡适自己的话评价胡适,真是太准确不过了:“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
    
    3、胡适是个知行不一的人。
    
    胡适的名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研究胡适的思想,拨开层层的包装,其实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全盘西化。除全盘西化外,胡适没有提出任何一点如何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发展的新型中国社会的主张。就是对他的全盘西化主张,胡适也只有一个对遥远的目的地的一种描绘,而没提出过任何具体的建设纲领和方案来。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大胆的假设”胡适充分做到了,“小心的求证”胡适从没真正的进行过,更谈不上“认真的做事”了,如此这般,咋够得上“严肃的做人”?噢,也不是,胡适一生都认真的在温柔乡里“小心的求证”仙洞的深浅。在这会胡适真的是在“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胡适一生都在这方面花费的大量的时间,记录了大量的笔记。把他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用到这方面来,胡适不愧是一个超级大师。
    
    呵呵,胡适是啥样人?只要稍稍认真的研究一下胡适的思想和看一下胡适的历史,就能清楚的知道,胡适是个言行不一的人、是个心口不一的人、是个知行不一的人。
    
    这样的人,右右为啥把他视做祖师爷,把他从坟墓中搬出来,高高的举起这具思想的骷髅当大旗舞动着?噢呵,就是因为四个字:“全盘西化”。 呵呵,胡适老先生你也真够可怜的,死了死了的,还要给右右当起拦箭牌来了。其实他们也真不是把你给当回事,要没有全盘西化这几个字,他们认识你是谁啊?他们会把你当回事吗?
    
    (五)
    
    看来胡适的知行观和胡适的知行是不一样的:胡适的知行观是“知难,行亦不易”;胡适的知行则体现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难怪蒋介石都夸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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