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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彼得:最需要规范的权力是「党的领导」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06日 转载)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
    
    杨彼得:最需要规范的权力是「党的领导」


    中共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行使的不仅是公权力,而且是超级公权力。
    
    规范权力,对权力实施有效制约与监督,这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共识,近几年几乎成了老生常谈。中共还有一个老生常谈,就是对「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实施限制。这里所谓的权力,固然包括党的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的权力,但主要还是政府权力。中共通过各级常委会改革,强调集体民主决策,从而在形式上限制了党委书记的权力,但党的权力本身基本未受规范与限制,这不使得所谓限制权力成为一句典型的空话大话套话。
    
    党的权力不受规范、限制和监督,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这部宪法于「总纲」部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但只授予领导权,却没有界定这种领导权的内涵、边界和相应的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对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法院和检察院等机构权力倒是作出了明确界定。但明确界定的国家机构权力与未予任何界定的党的领导权被置于同一宪法框架下,两者实质构成一对内在的宪政悖论。
    
    党的领导权属于公权力范畴吗?肯定属于。所谓权力,就是影响别人行动的能力,也可以被定义为可以强制他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心树先生日前在东网发表《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向何处去? 》一文,试图以「政权机关」与「利益团体」概念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分析,结论是:「今日的中共既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权机关,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如果用公路行车的概念来作比喻,把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所处的位置定为0公里,而把一个纯粹的政权机关所处的位置定为300公里,那么,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行车到了220到230公里左右的位置。」其实中共不是近乎政权机关,而是从来就把自己当作权力机关在用。上世纪30年代在江西「苏区」如此,上世纪30至40年代在陕北亦复如此。
    
    中共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行使的不仅是公权力,而且是超级公权力。中共的权力不是一般公共权力,它不事具体的执行和服务,而只管意识形态、政治路线与针对权力政府权力运行的决策。这就类似于西方中世纪教会,它超然于世俗事务之外,但管的东西非常要命,并且以其特有方式对政府权力施加着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给权力机关提目标要求,站在道德制高点重申公平、正义、廉洁之类的价值,但既然并不负责执行,也就从不承担责任。这种既行使权力,又不用对人民负责的状况,我们名之曰「超级权力」。
    
    这种超级权力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决策权,即制定所谓「路线、方针、政策」,第二层次是通过国家机关行使权力,还有一个层次是党针对国家机关的保留权力。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其常委会,它负责国家一切重大事务的决策。国家机关,权力自然也是巨大的。至于保留权力,主要是指人事提名与任命权,指挥军队的权力,以及对宣传、思想、文化等所谓战线的直接控制。
    
    超级权力的存在,在宪法上构成一个逻辑悖论和现实政治悖论,使宪法本身迹近多余。国家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和限制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目的似乎也是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和限制权力,但在宪法授予中共领导权又不加任何界定与限制的时候,制宪本身就丧失了题中之义。党的领导权不受限制,则即便国家权力受到制约与监督,那又有何实际用处?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党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滥用权力,使相关领域从业者大部分成为反党积极分子,可以说党为自己造就了大批掘墓人。
    
    我们不必怀疑中共通过制宪赋权于民、规范权力的初衷,我们不妨设想党是把「党的领导」视为实现其制宪初衷的一种手段,党肯定是认为,它可能通过「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实现党的领导权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达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要求。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政治假设。如果党能够实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或自我纠错,那么政府也应当能够做到,全人类也就不需要宪法和宪政了。反过来,如果政府需要依宪执政,则党的领导权也应当受到外部强力制约,不能由著任何政党我行我素。
    
    赵心树先生建议,中共干脆把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政府机关」算了,然后推行党员民选、基层党员干部民选。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中共变成一种与政府机关同质的东西,那我们干脆只要政府机关算了,又何必于政府机关之外再要一种与之同质的政党?既要政府机关,又要一个与之同质的政党,岂非政府机关架床叠屋?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而宪法之用全在乎保障民权、限制权力。要保障民权,必须对权力实施有效制约监督,这是宪法与宪政精义。既然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以领导权,则对此一领导权作出界定与限制,就是宪法的内在要求。否则何必制宪?但通过宪法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作出明确界定与限制,这本身是否可能?一方面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先例,另一方面党也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党的自我定位是领导一切。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党的领导权是最关键的权力,它最需要规范、制约和监督,宪法在赋予党以这种领导权的时候就应当作出相应的规范与限制的安排。但我们的党天生排斥此种安排。这是「依宪治国」的悖论,也是中国现实政治的根本困境。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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