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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身体在场的公民抗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05日 来稿)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我自己深刻体会到胜利的渴望,对政治力量壮大的渴望,对已有手段和格局的不满,这一些可以综合成一个概念:民间主体性。维权的提出,与反对维权的民运化,就旨在超越我们民间少人还内斗,没钱,没枪,只有一些话语权的困境。除了一张嘴巴一把笔,一无所有,就想握住天下权。我对沉湎于新闻依赖,沉湎于把什么都当作新闻做秀,充满警惕和超越渴望。看到了维权运动中的维权秀现象。
    
    我写过2009年的《我烦透了坊间谈资与新闻泡沫》,2010年的《维权运动与摆脱单纯言论自由路径》,《被喝茶党人崛起与韩寒身上的光影战争》,《倡导一种去导师化的政治路径》,2012年《维权运动仅有道义英雄不够》等十几篇文章,试图找出不用新闻舆论或者离开新闻舆论还很有力量的政治路径。于此伴随的是,我一直对知识分子主导路径和德国式思想革命决定政治革命进行否定,还有就是一系列行动共同行动产生共识的文章。
    
    为什么要以行动为标准,区分同道和异道。就在于要培养强者和民间主体性意识。过去有人谈和解,没有力量就有一种自以为很高尚别人以为很白痴的花痴姿态老谈和解。宽容有耶稣的宽容,还有一种不为所知的凯撒的宽容,凯撒的宽容,就是有能力把屠龙刀放在敌人头上时,当放上去,泄了恨就原谅了他,宽容他。耶稣的宽容是弱者的宽容,是受害者的宽容,而凯撒的宽容是强者的宽容,是复仇战斗者的宽容。
    
    过去以新闻为唯一战场,以弱者心态示众,争取社会和全世界同情的民运模式,它是尼采口中的奴隶伦理。尼采说它是基督教的。当基督徒面对罗马帝国的政治体验,与我们面对敌基督中共的政治体验,是同构的。只是基督教战胜罗马花了三百年时间,我们如果再按照这样路径走下去,共党自己倒台只要十年,让我们来搞倒却要三百年。这种路数招式,不是愚公移山吗,还不如撤了吧。在这样的去暴力化现代性历史格局里,行动就是过去的战斗。只有把自己当强者,有民间主体性,你才是与敌人战斗,而不是怨恨敌人。与敌人战斗,就会知己知彼,甚至可以暗地里欣赏敌人学习敌人。而怨恨敌人,唯一的典范就是祥林嫂。我们当了好长时间的祥林嫂好不好,还当下去?
    
    以立场身份同一性区分敌我友有巨大危害。立场其实是一种建构身份的努力。八九学运的主体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以学生身份自我认同,排斥启蒙老师,工人,农民等社会身份。书生造反几万年都白搭。当时如果有一些社会流氓人士进入其中也许就搞成了。刘京生说,他当时到广场去,看到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有人喊一嗓子,如果一下子冲进新华门,就成了。这里凸显的就是行动来做标准的重要性,启蒙老师,工人,农民也要参与行动,但就是被身份歧视。没有社会根基,是八九必然失败的原因之一。
    
    行动的身体性
    
    行动有着身体在场性。这里拷问以言论冒充行动,或者以思想立场冒充行动的可能。这已经争讼多年。行动涉及的消极自由,是政府与人的关系,消极自由就是免于政府强制的权利。而言论思想本身,涉及的是积极自由,是私人性的。刑法中的思想犯是不处罚的,因为没有影响危害。刑法中很严格区分思想和行为。当言论冒充行动,思想立场冒充行动,与政府公权力遭遇时,就立即进入消极自由领域,也就是在专制国家里面,任何言论思想包括拥护党的五毛言论,都会潜在的或者直接撞遇公权力。但是潜在的,虽然公权力变为灵魂奴役自我审查,但毕竟还在私域,即使影响很大,但还是私域的。
    
    49后的知识分子抗争,其思想进入政治被政府转化为消极自由问题的时候,才有意义。例如林昭其思想是邪教的,但是一被抓了,就涉及到消极自由,其抗争才有意义,言论自由是行动,而言论并不是行动。在被政府干涉时,言论和思想立场在其外产生意义,作诗的功夫在诗外,不要假想腾挪到言论和思想立场之内,说一句话怕被抓,是因为犬儒怯懦,而不是这句话有多伟大。49之内的抗争,其意义是政府赋予的,没有六四,八九就是找党妈的撒娇。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有主体性,对我们被迫在49之内客场作战的抗争,赋予我们想要的意义,进行全面价值重估。我找到的路是民国当归,积攒到民国,从民国的视野看当下。消极自由问题,就是身体在场发生对抗,而知识思想已经不重要了。
    
    以宋庄栗宪庭独立基金会抗争为例,如果能顺利举办,不需要艺术家的身体到派出所去,那就是小圈子自娱自乐,说的多高,那是自娱自乐的谎言。以反拆迁为例,如果不是身体与政府对抗,个人利益关其他人何事?
    
    宋庄栗宪庭独立电影这次抗争,算身体抗争了,因为处在与警察的对立中,被维稳所攫取,知识和身份变得次要了。但是一传播一发酵,又变成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抗争:呼吁更多的知识精英站出来抗争。身体抗争维度又消失了。知识精英的抗争,就像一个魔术,从结果不从道义性上来说,让人心烦意乱。
    
    八九之后,不仅改革已死,而且八十年代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推动力,也完蛋了,所以很多知识精英的不抗争或者中间道路,一直有着对知识分子抗争没蛋用的超越维度。我不认为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抗争,有啥值得高兴的。也许就是堰塞湖,太多的社会资源依附于其上,形成没有效率的浪费,一个个不较结果只自我感动的鸡蛋去碰石头,无数次后还去碰的无用功浪费,妨碍了社会底层的做大。
    
    2003年维权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八九后知识精英推动力完蛋的处境。也是对很多知识精英放弃抗争乃至背叛和中间道路的回答。近十年来公民维权运动还有一条主线是身体抗争压倒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抗争,朝大规模人数聚集就足以胜利方向走。身体抗争是民众的,一直没有地位,作为野草被贬低忽视,大规模人数的聚集也是一聚而散,没有多大的公共溢出。杨佳是身体抗争压倒知识分子身份抗争的一个转折点,很多非暴力派一夜之间变为暴力抗争派。邓玉娇案,我写了《邓玉娇的修脚刀胜过数千公知》。
    
    微博兴起时,伴随兴起的围观,也是身体在场。总之知识与身份,越来越不重要,越成为帮手。这几天宋庄栗宪庭独立电影基金会的抗争整体印象,其突出特征是身体在场,是身体抗争。我看电影《V字仇杀队》最后广场革命,每个人都戴V面具,就是无数身体的在场。宪章,主义,身份越来越次要,而人本身身体是否在现场,越来越重要。
    
    再以王江松参与的银行断友维权为例,要不是他们走上街头,在街头这种权利上,与其他公众和全社会息息相关,就凭着他们是以共党意识形态维权,要的是”特权利益”,公众才不会去声援他们。身体越在场,受害人之间的同质性就越强,就越有战斗友谊,对战友的利益和差异,就越能容忍。
    
    随着维权标签紧紧与访民捆在一起,出现访民维权,访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有人说访民是宪政运动的急先锋,以前对访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青天大老爷”和”下跪”的鄙视越来越少。可是当访民得到推崇后,却是没有将自己维权的公共性进行提升,还是向体制诉求,没有由体制内诉求,转而向体制外面对社会公众言说,我不否认他们其中一部分有着自发但没有自觉意识的超越,如把自己说成公民,纪念林昭,加入维权民运队伍,但是还是在上访维权本身及其方式方面不够强。当然在现体制分割下,其个人权益是碎片化,一家获益不等于其他人也获益,会提供一些希望和动力。所以能公共剩余价值不断增强的,就是在维权方式上具有更多普遍性,其成功能够形成有较强约束力的先例,例如访民上街游行示威就要比到信访局强,越靠近街头,广场,其公共普遍价值越大。在现有格局下,没法要求访民的政治觉悟提到多高,但可以要求其维权方式更具有普遍价值。
    
    对物实施的身体暴力
    
    占房运动是对房子对物的暴力。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暴力。这几年来参与反拆迁,深刻体会到拆迁是人民币专政发动的对人民战争,深刻体验到低烈度战争的氛围,暴力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来,什么权利,产权证都需要暴力和暴力的威胁来保证,没有这个,你就要靠关系考特权靠卖身,也就是丛林法则和战争已经控制了私人领域如家庭意外的生活。民众的暴力必须在场。而不是期待一个产权证就能保护住农民的利益。这还是认为政府是可以期待的,可以说话算数的,还是能自我限制的奴民心理。占房就是不期待政府调控降价,自己占。通过对物的暴力,克服了奴民心理。看看香港的最近运动,普选无望,绝望已经开始非暴力的暴力”占”。台湾太阳花学生,也是这样。都是绝望,对过去非暴力方法的绝望,对政府变好的绝望,然后被迫”占”。
    
    网友李配说,台湾太阳花占立法院,香港占中,大陆占房,表明身体在场占领空间等于现代革命。艺术家邝老五说,身体出场意味着话语具有一定的可认知确定性。身体不在场的言说总是感觉在说教,现时,可能最不需要的就是启蒙说教了。唯有行动和言说本身的有效结合,才具真实可信度。
    
    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的《身体形态》中说。从古罗马时代的庶民脱离制度,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街垒政治,再到后来的反核运动,身体一直在为我们提供着一种语言和政治文本。
    
    政治暴力永在,就要身体在场的抗争。民众要个政府颁发的产权证,不外乎是说既然发证,你就不能暴力拆迁了,就不能乱来了。包含对政府暴力使用限制的渴望。政府出于土地财政的利益,一块土地上发一千个产权证还是乱来。
    
    林肯说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我说首先有持枪权,有民众的政治暴力在场,才能有替代物选票。改革以来追求的数人头代替砍人头,那也是需要身体在场才能数。改革时代毛泽东的右派儿子四五一代持道统对民众无授权就代表,贬低驱赶民众,民众不在场由精英官僚代表了,并且驱逐出政治领域,那么就没法数人头。身体在场就意味着暴力和潜在暴力威胁,也就意味着其和平替代物出现的机会。身体在场,而不是知识和身份的在场,也就意味着年轻一代成为主体或者主角,这差不多与暴力在场同等含义。身体在场,年轻一代登场,暴力在场,就等于当前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契约或者承诺是否兑现。也就是呈现,其解决方案已经清晰明了,不在需要很多的研究,启蒙来不断谈判确立新的,层出不穷的解决方案。它已经是傻瓜相机,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按不按快门,而不是去学习照相技术,制造相机。身体在场的抗争摆脱知识渴求和基于身份的干扰,不再把政治问题转化转移为知识伦理问题,就质问一个问题:到底干不干。
    
    普沃斯基在《民主与市场》讲了一个苏联笑话: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警察逮住。警察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警察惊叫起来,‘你发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空白的,什么都没写!’得到的答案是‘何必要写呢?大家都知道、、、、、、’”。说什么或者不说,其实敌我双方心知肚明。
    
    网友李配说,:维权现场精英启蒙思维的谬误,在于依靠道义在身英雄对民众感化而吸引之,从而壮大队伍。子曰小人喻于利,没有切身利益相关,感化吸引不来。维权力量长时期积弱,民众不负任何责任,因其并非不对公权力对其奴役没有感知,只是面对侵犯,毫无反抗的凭借。行动让身体在场,帮助杯公权力奴役的受害客体的反抗,而不是活跃人士精英鸡蛋去碰体制高墙石头玉器石头具焚。
    
    网友曹楠总结得胜的规律:每次发生事件只要能够聚集足够多的人就必得胜,象一盘散沙一样聚不起来就无法得胜!
    
    政治贱民的身体抗争
    
    政治是希望与绝望分配的技艺。我的观察是,从几年微博兴起,社会上的人拥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就与体制边缘的知识精英进行辩论,所谓的网上改良与革命立场之争,该不该反对公知,关键就在于这个体制还能不能寄托希望。可以说是社会对体制发动了希望毁灭战。这时候左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因为与改革官僚权贵体制冲突,而文革也仅仅作为改革存在问题的空洞批判,所指与能指撕裂对立,而与体制分裂。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由宪政理想,还是平等理想都对体制死心。这个体制的政治救赎能力归零,剩下的就是维持恐惧分赃,就像一个晚期癌症,活得一天算一天。
    
    希望与体制的割裂工作变为民间左右翼的工作,给体制制造虚假希望变为官方与左右公知的工作。朱厚泽临终前曾说,没有希望,大家觉得有希望是因为有我们这一些老人在,可是我们老人觉得没希望。也就是说,体制内身份,以及对体制身份的认同渴望,担保维系了左右虚假希望。这种旧秩序的身份,而不是体制本身,是当下政治话语的最后保障。我们需要逼迫人们,到底是继续把希望寄托于体制,还是彻底断裂。
    
    我回头去看这个体制与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和自由宪政理想的关系。自由宪政理想好说,毛泽东曾经哈哈大笑,上了我的贼船。就社会主义理想而言,就像塞壬歌声一样迷惑过绝大多数人,但是必须指出,正如毛泽东一贯反官僚,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仅仅是投射和移情于这个体制,从来没有进入这个体制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当有国民党专政作为敌人时,好像和共党二位一体。那一些去延安的学生,到了就发现自己是上当了。当没有外敌紧紧逼着,自己掌权时,就是靠成为组织的人,来保证教义和自己发生联系,打个比喻教会与福音,成为教会的人是容易的,但不好说就是真正基督徒,信仰与组织的对立在共党哪里冲突很大,只有靠制造外敌,制造恐惧和各种政治巫术,散发迷雾才能不让人看清。49建政后,毫无疑问有毛作为教皇,在文化政治或者宗教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漫布中国各地,可是在政体和组织上,于此南辕北辙,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国内殖民和等级制度。在毛那个时代里,似乎在共同体里,能忍受敌理想的制度,就像在战争中能忍受军队等级。在毛死后,敌基督的担保不在了,等级制度遭到激烈抨击。
    
    如果毛的位格,可以当做替代民国国体的”象征”,那么即使在毛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也仅仅是通过敌基督者毛在这里体制的降临,而得以投射移情,而毛同样是官僚的总头目,这种毛身上的二律背反取消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与体制的紧密关联。工人简单的说,因为分到点利益成为组织的人,才念叨社会主义好。作为个体,成为组织的人,与信仰社会主义可以”混合”在一起,作为国家整体,目标理想与现实是可疑的,弱关联的。从政治贱民农民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就是向他们无止境索取和掠夺。分到好处的,是党的人,自然把社会主义当做自己的,被掠夺的,是党组织的敌人和准敌人的,有怨言有割裂渴望,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只要不成为党的人,就看得清,社会主义革命与党,与49体制是两层。
    
    我一直强调1949之内的国内殖民结构,在被殖民者农民身上看到被伤害者与宪法权利的紧密关系,如反拆迁维权。殖民者中知识分子官僚还有工人,当被特权甩出去,受到伤害时,也与宪法权利发生较紧密关系。不管左右,只有官民矛盾,以农民以主体,以特权体系中的受害者做有益补充,并且超越特权者的话语霸权。在49后,有无数次农民失败的抗争,但是从来没有被知识分子书写的抗争历史所重视。
    
    解决农民做为国内殖民的奴隶问提,出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雷峰塔之下的政治贱民,并不是都有状元儿子。
    那个阶层会成为主导力量,并不取决于他们素质受教育程度,而是取决于受迫害无法生存的程度,也就是说,是身体而非思想起主导作用。
    
    将来能胜利的革命,注定依赖农民工与蚁族为主体的民众,而不可能是知识精英领导的有组织化的革命。所以一定要以民众的选择为选择,而不能以我们自己以及在当下受到限制和塑造的身份渴望,身体激情以及奉旨反抗的符号位选择
    
    网友“摇滚吧小熊”说,民主化很大可能需要底层流血。上层精英大多贪婪堕落,我身边这些城市里的民众满足现状,只要厄运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对暴政宽容程度远超我们想象,甚至很大部份人对于他人遭受的暴政侵犯视而不见,唯有最底层大量的农村人口,也是受暴政迫害最深的一个阶层才有可能在忍无可忍之下反抗。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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