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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继延:改革旧制度,避免大革命——在法国湖南商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26日 转载)
    伍继延:改革旧制度,避免大革命——在法国湖南商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伍继延:改革旧制度,避免大革命——在法国湖南商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上午刚刚和我们全球湘商祝贺法国湖南商会成立参访团的兄弟们,去参拜了“巴黎公社社员墙”,下午就高兴地出席法国湖南商会成立大会。
    
    我们这个参访团主要成员是今天中国的新的一代企业家和商人,有些人说是“土豪”团。“土豪”这个词最近不知道法语有没有用,英语里面已经有了“土豪”这个词了。有朋友说没有,说明法国的朋友比较的理解我们,土豪不容易。
    
    “土豪”去看巴黎公社的纪念地,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对照我们自己在国内,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感受。
    大家知道中国的近现代转型,最重要的一个榜样是俄国,而俄国的榜样又是法国。正是在1789年7月14号,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人民率先举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这次伟大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而且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标杆,这既是我们在《人权宣言》上所读到的那些今天我们还在久久传颂的理想和目标:自由、平等、博爱;也是雨果先生在反省革命的暴力的转型艰难中,在《九三年》这部小说里面提出来的: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
    
    大家知道中国近现代几次主要的革命都有湖南人的积极参与,或者说承担了领袖的角色。孙中山时期,虽然广东人在喊革命,但是干革命的每一次起义、打仗的是湖南人黄兴,最后组建国民党,带领国民党竞选成功,可惜又流血被暗杀的也是湖南人宋教仁。还有很多的湖南人,比如说在日本跳海自杀的陈天华。后来袁世凯复辟的时候谁站出来反对了?还是湖南老乡——邵阳人蔡锷,在云南以3千弱兵要对抗北洋20万大军,他说了一句话:我是为中国4万万人民争人格。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共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封建的帝制里面去。
    
    这一代代的湖南人的追求达到了一个顶点,就是法国朋友也很熟悉的毛泽东,和他背后庞大的湖南人才群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最高的五个首脑里面,有三位是我们湖南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当毛泽东建立新中国的时候,授予了十位元帅,十大元帅里面有三位是湖南老乡;仅次于元帅的军衔是大将,十位大将里面居然有六位是我们湖南人。
    
    换句话说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恐怕学习法国革命最成功的实践者是我们湖南人,所以才会有我们湖南人的奇才杨度先生在他的一首长诗里面的表述: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还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句话很响亮,经常被人引用。
    
    但是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杨度先生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没有用法兰西来做比喻。后来按照我的理解,其实法兰西的精神和我们湖南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所以才会有中国大革命最后的最彻底的领导者、领袖,是以湖南人为主。这其中包括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打开改革开放局面的原来的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更有带领中国加入WTO,真正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朱镕基总理,这都是湖南人。
    
    今天我们在反思这一切的时候,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社员墙面前,我在想:在法国经过了两次共和、两次帝制的反复后,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一个短暂的由工人、市民为主体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我们知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多的是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的结合,当时的农民实际上还没有太多的参与,因为我们读了很多写当时的小说,感受到当时的过程。而到了巴黎公社,是巴黎的市民和工人们起来了,然后进行了一次现在看来是有着不同评价的伟大的尝试,最后失败了。用今天中国大陆的网络语言表达,巴黎公社更像是一群屌丝的逆袭。
    
    我感觉当时法国巴黎面临的情况跟今天的中国有相似。
    第一,经过了几次的专制与共和的搏斗以后,社会树立了一个普遍的蔑视权威、痛恨专制的氛围,因为这种社会氛围的形成,任何一人站出来当领袖,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二,在当时的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市场经济、工业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巴黎的城市建设,城市的轮廓基本上是那个时代形成的。那个时代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产业工人的队伍有了,产业工人成长起来了,可是真正的市民、工人们并没有分享到发展的红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是被当时的资产者和掌权者所分得了,所以社会的矛盾空前尖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有这个不是知识分子来领导的、由底层的普通工人和市民结合起来的革命,在短期内形成了一种掌握政权的局面,最后又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命运。
    
    大家知道新的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班子上台之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现在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王岐山曾经在80年代担任过我们中国的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也就是国家体改所的副所长。后来他转入金融行业,转入行政,还担任过最后一届中国国家体改办的主任。在中国,体制改革是由一个特殊的机构(我曾经也是这个机构的一员)担负起对中国的未来进行总体设计、对中国当下的问题进行改革的使命。
    
    这个机构最高负责人在1989年的时候都遇到了不同的挫折,其中有被判刑,现在还不自由的鲍彤先生,也有前不久客死美国的陈一谘先生,都是我们体改系统的人。王岐山作为体改系统的一员老将,他很敏锐的看到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他推荐给大家看一本书,就是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想这一本书我们很多的商界朋友不一定看,但是大家在各种渠道得到一个信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推荐大家读这样一本书。实际上他是深刻意识到当下中国的转型,最困难的转型就是既改变旧的制度,同时又不是大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和平的建设性的转型,来实现中国的新的发展。
    
    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明确地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描绘。在这个顶层设计当中,非常核心的有两点:
    
    第一就是市场经济,要坚定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了,不能再搞国有计划经济这套东西。
    
    第二更加明确地提出一个思想——“政社分开”,就是政府和社会要分开,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而政府部门要改革自己对社会的管理模式,要推动社会成长。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改革30多年之后,第一我们坚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第二明确看到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当下的社会利益群体越来越丰富,各种社会矛盾交织,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依靠行政的力量,更不可能完全依靠金钱的力量,更多的是依靠我们广大的社会组织来进行互相的博弈、沟通、协调、合作,最后形成一种很好的一种社会治理的结构,通俗的表达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我们政府管了一些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情,所以要把企业发展起来,要把经济的权利还给企业,还给市场。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进行社会改革,政社分开,也就意味着把社会的权利还给社会组织,还给社会本身,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新的改革最核心的亮点。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我们商会要起到特殊的作用,很多在国外生活时间长的朋友会体会很深。每一个企业自身的问题,我们讲微观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属于我们企业的事情,由董事会和我们的经理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插手;整个国家经济的宏观问题由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税收、法律来调节。但是单个的企业和整个的国家宏观经济之间还有什么?还有大量的比如说我们讲行业性的问题需要协调,那么这些行业性的问题谁来解决?怎么样规范企业更好的发展来促进一个行业良性的发展?怎么样避免“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这样的恶性事件?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商会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行业性的商会。
    
    如果说我们在认识到市场经济发展30年之后,中国最重要的权力已经从单纯的行政力量转向行政和市场并存的力量,同时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如果我们深刻地理解到在这个转型中,如果我们承担不好我们这个社会角色,很有可能别的人要来承担。谁来承担?无非是旧制度的复辟或者是大革命的到来。
    
    王岐山先生对当下中国的问题的判断,是怎么样走出这个两难的困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市场上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通过企业家的力量,通过大家组织起来,组建商会,来更好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转型,而不是说把这个权利去交给《共产党宣言》里面看好的的那些人。如果交给那些人,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国内的企业家心里很清楚的:如果中国再来一次由底层民众为主体的革命,可能是一次大的失败,整个国家的失败。
    
    今天参访团来到巴黎,我们既从过去这些革命的历史上吸取我们应该吸取的营养,其实我们更大的责任是来学习。
    
    学习什么?学习一个如何把市场、社会、政府这三者的力量能够很好的平衡、运作的一种机制,学习这个如何把盈利的冲动、艺术的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融为一体的美好的国家制度。虽然我本人在此之前也多次来过法国,在法国生活过短暂的时期,但是我想今天我们来更多的是希望和我们法国的商界精英们,特别是同为湖湘子弟、在同一种文化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老乡们,深入地交流。我们想更多地学习,在转型过程当中已经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经验后,怎么样避免在中国出现巴黎公社式的革命的那样一种悲剧性的后果;我们想更好地学习法国在自身的商业文化建设和商会建设上的一些好的经验,一些成熟的做法。
    
    我最近在国内很多讲演的场合,一再用听起来有点吓人的标题,危言耸听的标题作为我的讲演题目,我经常讲的题目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需要商业文化的时候了”。
    
    曾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来到巴黎学习,我们学会了共产主义这一个源自西方又是反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我们把这套理论体系和我们中国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建设了现在的国家;我们也曾经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上通过改革开放,包括大量的法国企业被引入到中国,给我们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文化,推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再一次来学习,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学习商业文化的精神,我们这次来是更好的学习,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学习法兰西的经验。
    
    中国政府最近在倡导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也把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概念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推广。我很高兴的看到源自于我们法兰西的自由、平等、法治、诚信这些理念,也同样作为我们中国的核心价值在全社会推广。
    
    今天法国湖南商会成立这么一件事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体现,我听文菲会长介绍,法国湖南商会是整个中国中部地区在法国成立的第一个商会。现在在法国成立商会的有沿海地区的省份,浙江、广东、福建都已经成立了商会,但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这里还没有商会。法国湖南商会也是我们在欧盟范围之内第一个成立的湖南商会,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一种象征。为什么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吃辣椒的湖南人在法国率先成立我们中国内地省份的第一个商会?为什么第一个欧盟的湖南商会会诞生在巴黎?我觉得冥冥中有很多的启示,可能里面有一些文化的密码,等下我们会聆听湖南最著名的青年作家徐志频先生的讲演,可能他在文化上对我们有更好的启发。
    
    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政治协商论坛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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