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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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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两个南北朝的信仰对比及其文化要素如有下表:

    
    (1)传入时间:
    西汉与东汉之间:大乘佛教和西域方术;
    明末与清初之间:基督教义和西欧科学。
    
    (2)潜伏滋长:
    整个东汉时期,佛教都在社会基层的渗透过程中,纯粹的佛教依靠方术的铺垫进入上层社会;
    整个满清时期,基督教的渗透使得教案频频爆发,正宗的基督教通过科学前导进入上层社会。
    
    (3)开始流行:
    太平道的黄巾起义之后魏晋玄学登上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长毛起义之后新学伪经登上历史舞台。
    
    (4)扎根深入:
    五胡乱华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八国联军后的国际通道洞开。
    
    (5)开花时期:
    公元300年-600年前后古代南北朝格局导向唐宋文明;
    公元1900年—2050年前后的现代南北朝格局导向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出现、、、、、、
    
    (6)结果时期:
    八世纪盛唐过后,百年之间禅宗——本土化佛教蔚然成风,为明清以后的居士佛学奠定基础;
    2050年以后,最快也要到二十二世纪初叶才可能出现成气候的中国的本土教化。
    
    在长约两百年的古代南北朝420—618年间,整个社会佛教化的深度,在其中第一阶段(420-520年,即刘裕登基、南朝野蛮化开始,到六镇革命、北朝进一步野蛮化),超过第二阶段(520-620年,即北魏衰颓到唐朝确立)。与佛教化退烧同时并进的,是汉化进程加剧、儒学的开始复兴、道教获得极大发展。《周礼》一书在北朝颇受重视,大到北魏官员班禄、三长制、北周官制,小到孝文帝置夫嫔之列、北齐明堂制度,均受到《周礼》的影响。当时通《周礼》的儒生亦不少。《北史?儒林传序》称“诸生、、、、、、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是因为《周礼》具有强烈的国家社会主义特性。在现代中国,《资本论》代替《周礼》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蓝图——甚至连反共的国民政府,也是服膺《资本论》的,不但主张限制私人资本,而且是由苏联培训的。
    
    按照古代南北朝的演变模式,现代南北朝(1950年-2050年)的百年格局,其前半的精神主轴为外来意识形态,其后半的精神主轴应为传统的复苏、民族意识的兴起。接下来,外来信仰会发生一个本土化的同化过程,尽管目前无法预测“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神曲——由谁来谱写”。
    
    (第一期中国文明即百家争鸣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董仲舒)佛教化过后的第二期中国文明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最终凝聚于朱熹;基督教化过后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全球文明的思想精华,其凝聚点何在?按照现代南北朝的成熟进程与事变频率,其可能的出现也将在两百年之后,即公元2200年以后。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古今两个南北朝格局有无更大的背景?如果有的话,则其更大的背景为何?
    
    在我们看来,两个南北朝格局分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瓦解后的产物,并分别埋下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和可能正在出现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种籽。现代中国人迄今为止所吸收称许的“西方文化”其实还只是其文化灰尘而非其文化精魂。西方文化的精魂——科学精神及航海民族常有的“海盗魂”,仍是现代中国人极度欠缺的。作为欧洲人最大特点的“异化”——为科学而科学,为信仰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中国人迄今还是门外汉。多数中国人模仿西方人的科学、信仰、艺术,其目光还是停留在功利使用的水平,这就是所谓“吃教者”。而在我看来,现代中国人只有走出吃教者(包括吃科学、吃信仰、吃艺术)的动物水平,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古代中国人的人类精神。
    
    下面我们通过历史年代的列表分头巡视一下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概略。
    
    (一)西周/唐:西周时代大约295年;有唐一代大约289年
    
    (1)成康——穆王 贞观——天宝
    (2)恭王——历王 肃宗——武宗
    (3)共和——幽王 宣宗——哀帝
    
    西周与唐朝这两个时代具有以下共同点:除了开国初年约百余年的稳定和繁荣以外,其余将近两百年实际上都是在地方割据、战乱及骚乱中渡过,并不断遭到外部的蛮族入侵。同时,这两个时代极大的文化温床。更加奇特的是,还有“周天子”与唐朝“天可汗”这两个骈生的称号,在中国历史上可说具有创造性,都是“超越民族”和超越部落主义的概念。后起的汉、明皇帝虽然承袭了“天子”之称,却没有统领游牧民族的头衔?是不屑为之,还是游牧异族并不拥戴?由此可见,西周与唐朝二代的种族界限相对不严,是新型的“大同世界”。西周与唐朝这两大“天子—天可汗”时代,各自都有一个“中兴”,中兴期里还出现了真正强有力君主。
    
    (二)平王时代/唐后五代:平王时代50年左右;唐后五代50年左右
    
    表面看来,这两个时代大不相同:一为统一,一为分裂;一为分裂之前奏,一为统一之前奏;可谓截然相反。然而作为一个新的文化过渡期,二者的作用有其相通之处。
    
    (三)春秋/北宋:春秋时代250年左右;北宋时代150年左右
    
    承上之论,这两个时代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由于“中原本位主义”的正统观念所蔽。自从石敬塘割让了云燕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北宋并非中国文明的“统一国家”,只是中国文明内系列国家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中国文化体,当时分裂为宋、辽、西夏、高丽、大理、吐番(这在唐中期已开始)以及蒙古及金的前身等等。北宋只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体的一个部分而决非全部。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就更为明显了。实际上,这种分裂状况在唐中叶以后就已开成:五代十国的分裂比之五胡十六国犹为彻底。五十三年竟裂开粉碎,岂是一种偶合?
    
    (四)战国/南宋:战国时代250年左右;南宋时代150年左右
    
    金的骚扰揭开了“第二战国”的序幕。原先,自从石敬塘割让了云燕十六州给与辽国、宋征服江南与四川诸国之后,各国的疆界大体稳定了一百多年,故可与之比作春秋时代。实际上唐中叶以后,多国政治就在中原本身形成了(且不谈南诏、吐蕃、回纥等“边疆民族”)。辽灭之后,宋-金之争也逐渐稳定下来,直到双方同归蒙古铁蹄。战国与南宋在“国际格局”的意义上相似,且都是从“周天子—天可汗”的共同体中产生的“分裂国家”;所不同的是,
    
    (五)秦/元:秦兼并各国15年;元兼并各国89年
    
    虽然,秦的15年统治似乎短促,而元的89年则相对较长,但其实蒙古比秦多活了74年,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忽必烈以后的统治者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政策,正如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采取的让步政策和台湾化策略,明显延长了自己的政治寿命。而元代和现代的中国人也比秦代的中国人更加习惯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外,镇压工具的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代已经有了火器,而现代则更是用坦克压制街头抗议。“现代化的经验”使我们特别能理解当代中国交通效率的提高以及蒙古骑兵与火器的威力,如何使得元朝及其后继者能够“不合理地延长如此”。例如,元朝实际上的制度化是迟至1315年才告成的(恢复科举制),这是在它征服整个中国的三十六年之后。这种蒙古式的粗野,使得明朝建立之前二十年,中国实际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扣除这前后两端的五十六年,蒙古人对中国的有效统治,其实不超过四十年。而唯有忽必烈时代(1279—1295年)的16年,其残暴性才可以与秦相比。
    
    (六)两汉/明清:两汉时代430年左右;明清时代543年
    
    中国在地理上的幅射扩张——已在乾隆时代达到它可能的极限。以后就是中国文化的“癌症转移”——下南洋。这已经不是政治上的成就,而是文化上的某种堕落,一盘散沙式的宿命。但是在外观上,在“政治”上,这是“真正统一”的时代。而且两汉与明清都有一个自己的间歇期:绿林、赤眉起义与李闯、张献屠戮。起义和屠戮不仅没有妨碍两汉与明清各自的两个片断(两汉之间、明清之间)贯通一气,而且使它们变得更加紧密:两汉的皇室是共同的,明清的皇宫是共同的——这两个共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两汉与明清时代的共同点还有:1、文化的定型;2、社会的僵化;3、皇权的专横;4、政治长期稳定;5、创造力的消失等等。
    
    反观为人称道的“大唐”,在上述“真正统一”的意义方面却是空白:新罗三国、渤海、南诏、日本、吐番等多国并列;这一分裂国家系列的长期存在到了北宋更加明显,上述诸国(除渤海)外再加上西夏、契丹、安南。而南宋本身则沦为一个明显的区域国家而不是“中央王朝”,成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碎片之一。其实早在北宋,这个只有汉人自己承认“中国”(中央王朝)就已经向契丹(辽国)纳贡称臣了。在文化上,南宋是一块较为精粹的碎片;但在力量上却是一块较为脆弱的碎片。很快,忽必烈像秦始皇一样“统一”了中国文化圈。在这意义上,他是第二中国也就是“中王国时代”的始皇帝。所以后来元朝的结局也与秦朝相去不远。明成祖是汉武帝式的罕见的对外征服者,集超级权力与长远战略包括文化战略于一身。后来,统合游牧游猎部落然后进击中原的满清,其扩张性则强于明朝,不像东汉逊于西汉。
    
    现代中国的基本统一,是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平衡;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裂,是立足于世界的两极化;随着冷战的结束,一极平衡很快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南北朝似乎不同于周前与唐前的分裂状况。因为古代中国孤立于世界文明中心,现代中国则是现代世界的有机部分。现代世界的分裂、国际无政府状态,多少和周以前、唐以前的中国本身的分裂一样,是作为一个互相交往的整体世界的分裂,而不是不同世界之间的互不往来。联合国、世界政府的雏形,迟早会像一个“周天子”或“天可汗”那样君临文化多元的统一世界。尽管这交往意义的“统一”只是新的政治实体的前奏而不是其本身。只有等到这个前奏完毕,政治的统一才会出现。而只有等到政治的统一实现已久,文化的黄金时代才会像春秋战国、南北二宋那样降临。
    
    九、“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有文明的体现,必先拥有野蛮的力量。中国传统秩序的彻底崩解,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暴虐行为,准备了沃壤;而且,由于社会的解构与共产的独裁,一切社会缓冲的阶层均已不复存在:野蛮的力量成了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示范。蛮力,成了最高的美德。平心而论,这也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早在毛泽东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野蛮吼声以前二十年,同盟会的枪杆子就已经灭了满鞑子;在往前十年,八国联军的枪杆子(1900年)、日本的枪杆子(1894年)、英法的枪杆子(1885、1856、l842、1840年等等),也都差一点点就出了红毛番们在中国的伪政权。近代中国的野蛮化,恰恰是由自视为文明的西方人、他们的忠实学生“日本维新者们”,一手触发的。——“你们既然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革命就是野蛮化,自新运动就是死里逃生的过程。野蛮的生命消灭文弱的教化,不仅是古代南北朝的故事,也是现代南北朝的戏剧——讲述古代南北朝野蛮化故事的是鲜卑语,上演现代南北朝野蛮化戏剧的是俄语。苏联和鲜卑所造就的“革命—野蛮化”,在其初级阶段,仅仅体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在其高级阶段则体现为文化革命、种族革命。“要想成功地反抗共产主义的奴化,就必须学习共产主义的方法!”隋唐时代的中国人,要不是从五胡、鲜卑那里学得了野蛮、清新、刚健,又怎能开创此后一千三百年的新文化?!朱元璋尤其是他的孙子朱棣(燕王),那个朱和蒙古女人的杂种,要不是从蒙古人那里遗传了野蛮、学得了尚武,又怎能保持一个当时版图最大的、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帝国?!
    
    从外部影响的角度看,日本对现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颇类于古代匈奴部落对古代南北朝格局的作用。这并非“贬抑”日本,因为匈奴尽管野蛮,其开化时间毕竟还是比日本人早了许多。刘渊时代的日本人不是还在“神功皇后”(传说在公元200前后)之类的女巫主宰下做着潜意识的神话梦?神功者,巫师也。
    
    《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此鬼道女王当在神功之后百余年,尚且如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记载,神功皇后同时代的仲哀天皇在攻打熊曾国前,曾让建内宿祢大臣在神坛前请示神谕。当时“神魂”附在神功皇后身上,指示说:“西方有个国,金银之外,有很多灿烂夺目的各色各样的珍宝。我现在把那个国土赐给你。”仲哀天皇疑而不决,附体的神便大怒道:“这个天下不是你应该治理的。你呀!向绝路上去吧!”不久,仲哀天皇果然死去。接着,建内宿祢大臣又请示神谕。神谕说:“这个国土,应该是皇后腹中之子所统治的国土。”上述《魏志?倭人传》有关卑弥呼的记载和《记》、《纪》有关仲哀天皇与神功皇后的传说,都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神权政治的姿态和神的至上权威。被传达的神意称作“宣”,“宣”也有法律效力。这种法的规范力的根源,在于宗教力量。法与宗教命令仍处于未分离状态。(以上见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日本文部省译本)
    
    作为现代天下即“全球”分裂状态中的一块(主权国家),现代中国的艺术和思想都是租借来的,其科学和技术的租借性质就更为明显了。现代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疲软、混乱,使得中国政治秩序一经强化并稳固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消灭(至少是压制)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否则个性的艺术和活力的思想也将瓦解那租借来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对现代中国来说,政治上的稳定与文化上的生机是不可两存的。因此,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徘徊在政治混乱和文化死寂两极之间的流浪史、没有规矩的“摸着石头过河”。
    
    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像盛唐和北宋那样的文化活力与政治稳定的并存,几乎是天方夜谭,即使有,那也只是作为“例外”、作为巨大灾难来临前的一种特殊恩赐罢了。果然不久,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就降临大地。从现代中国的观点看,无论唐朝还是宋朝,“在政治上都不够强大”,所以它们才拥有“开明的态度”——强大的统治阶级就不会那么宽容,不会懂得“让步的重要”。唐宋皇室甚至能够容忍文人的讥笑与批判,盖有其难言的苦衷存在,并不是天良发现。
    
    相反,如果从唐宋的观点来看现代南北朝的狼烟四起,则既无政治上的强大又无文化上的生气,取而代之的是空前的腐败与空前的愚昧。教育被用作推行新的愚昧即党化教育的工具,到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空洞的道德说教,只对普遍的民族性的败坏,火上浇油而已。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种由苏联孵化哺育的奴隶集团足够强大还是极度虚弱?无论这是初生的强大还是垂死的虚弱,都表明现代中国已步入它命中注定的三岔路口:前面已无路可通——现在是向“左”还是向“右”?还想有所作为、尚未丧尽良知的中国人,请抉择。
    
    如何打通纠结如乱麻的“问题”和民族性的腐败阻塞?
    
    中国历史的过渡期,常常都由军阀们完成。现代中国也是如此:湘军、淮军、北洋军、新军、国民党军、共产党军——军阀作为寡廉鲜耻的“实用主义者”——比之意识形态的祭司们有更大的弹性、活性、活力及适应能力。所以当过军队政委的邓小平,以其军阀作风从事经济改革,也是有迹可循。隋初卢思道着《北齐兴亡论》,谈文宣帝高洋时代,认为其天保年间的头五年尚为治世,中年以后则“诞纵昏德”,并罗列罪状数条,一条就是“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其结论是“刘曹以还,逮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在他看来,游走市廛与君主身份格格不入。《隋书?五行志》则进而将此与天灾联系起来,之盘游市里,、、、、、、则祥眚呈形,于何不至?”并将高洋“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归入服妖。《北史》本纪还附益了高洋游行市廛,枉杀无辜的事例,以为佐证。
    
    (摘自《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八章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之第十节《第一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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