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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伊斯兰教的扩张与礼制的天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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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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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诺尔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633-750年)对我们思考未来的全球政府是有所助益的: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皈依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阿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阿拉的恩惠。
    
     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尽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象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戒。该训戒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
    
    以上是伊斯兰教的扩张,那么,礼制的天下统治呢?
    
    伊斯兰教与礼制不同,伊斯兰教的扩张过程与礼制文明的天下统治过程也是不同的。
    
    首先,伊斯兰教不允许地方自治,而礼制文明是允许而且地方自治的。哈里发不允许放过的存在,周天子却允许方国的存在。
    
    其次,对周边社会而言,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是一种比较低级和野蛮的意识形态,而礼制文明一开始就是一种比较高级和文雅的意识形态。
    
    最后,伊斯兰教倡导军事征服,而礼制文明则倡导以德服人。伊斯兰教以抽税收钱和破坏物资为主,礼制文明以输出思想和创造物资为主。
    
    以资佐证的是周朝文明。
    
    网文“周朝的大功德 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指出: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大约五百多年后,作为商族后裔的孔子,面对已经辉煌不再的周朝,这样倾心表达对灭掉他祖宗之国的周朝的认同:“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朝代。周朝建朝之前,天下部落宗之,周朝建朝之后,天下诸侯共之;周朝既衰之时,天下文人从之,周朝既灭之后,历朝历代颂之。这样的成功,后来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超过它。
    
      周朝的伟大,在于对社会的培育——它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
    
      商朝,其实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天下是由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大大小小的部落——所谓“天下万国”——组成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叫它“部落天下”。
    
      周朝建立之初,即打破旧有的格局和体制,把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商以来一直延续的“部落天下”打碎重铸,建立“家天下”,实行分封制。获封之人,除了少数襄助灭商的功臣、部落首领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主要乃是武王、周公的自家血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变“部落天下”为“家天下”,周天子作为诸侯国国君权力的来源,成为“天下共主”,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不仅彻底解决了部落战争问题,而且让国家权力中心得以确认,家国认同得以强化,诸侯国之间的互相认同自然实现,民族共同体逐渐显形。“家天下”还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体制和规模,奠定了天下一家的传统价值观。
    
      与“分封天下”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制作礼乐”。周公“制礼作乐”是周王朝最为伟大的政治工程。礼的本质是什么?是“自卑而尊人”,周人知道了自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唯我独尊,知道了敬畏。相较于殷人,周人不仅尊天事鬼,还懂得了尊人事人,懂得了对具体的人的尊重和取悦,被尊重被取悦的人,是父母子女,是兄弟夫妻,是君臣朋友,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一切人。即使有竞夺,也要“其争也君子”。制礼作乐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人类文明的生活。做事有规矩,有方圆,文明就出现了。文明不是做事的结果,文明是做事的过程和手段;文明不是社会运作的目标,文明是社会运作的方式。礼乐,就是周人所遵循的社会生活的方式,而文明,就体现在这种方式里。
    
      礼乐文化最后都积淀在被称为“六经”的著作里永垂后世,孔子是这样评价的——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礼记·经解》)
    
      如果说“分封诸侯”是确立天下的权力格局和框架,“制礼作乐”则是建立社会文明的运行方式。周王朝最伟大之处,不是打下江山,确立自己的统治,而是培育社会,使社会有自我运行的能力。
    
      一个社会,最终做到了使其人民“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远而不诬,广博易良而不奢,洁静精微而不贼,恭俭庄敬而不烦,属辞比事而不乱”,这是何等民族气象,这是何等人类光荣!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夷狄有君而无文明,诸夏无君而有礼乐。周朝衰落了,周王冷落了,但几百年来,周朝积淀的文明已经变成了民族血液,有此血液,即便无君,诸夏仍然有规矩方圆。
    
      周朝,就是给一个民族千年规矩的朝代。
    
      遗憾的是,明清两代,法家思想借尸还魂,例如朱元璋,就一直在努力建设强势、全能的封建政权,让皇帝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特权化的皇家挤榨社会的所有空间,霸占所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结果是:权力膨胀,社会萎缩,政治腐败,文明凋亡,道德沦丧,人民堕落。
    
      让我们记住周朝对民族文明的培育,让我们回味孔子的深沉叹息。
    
    、、、、、、
    
    其实,周朝的“大功德”,绝不仅仅在于像上文所说的“养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这么简单。
    
    周朝提出的,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范式。——那不是“民族文明”,而是“天下文明”。
    
    那就是周朝的开创者们发现:上天倾听人民的声音,而政治的得失攸关天下兴亡,统治者的任务是通过勤政爱民来获得合法性。
    
    根据我的研究,这甚至比“世界文明中心”即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都要早得多。那么文明和商朝相似,大多是神权政治类型的
    
    我把周朝文明叫做“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不是“民族文明”,而是“天下文明”。
    
    “天下文明”、“礼制的天下统治”,就是天子文明。
    
    后来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无一没有接受这一文明,其统治者无一不以天子自命。
    
    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天子观念早就渗入了他们的文化和内心。
    
    例如“腾格里”(Tengri),是古代阿尔泰语系一些游牧民族对于天的称呼,是萨满教腾格里信仰的中心神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腾格里”一词最早出于匈奴,写作“撑犁”,其君主单于的全称即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天子般伟大”。其后,鲜卑、柔然、突厥以至蒙古等草原民族均继承了腾格里信仰。与突厥同族的敕勒也有“苍天”(Koke Tengri)的概念,而蒙古人将腾格里称为“Mongke Tengri”,汉语译作长生天,作为最高信仰。
    
    在之后,由于受到佛教、印度教等影响,腾格里被加上了各种称呼,分裂成为众多神灵,17世纪后甚至出现了“九十九腾格里”的说法。今日土耳其语中,“神”一词为自腾格里转化而来的“Tanr?”,其穆斯林信众不但以此词称呼基督教的上帝,甚至还在非正式的场合代替来自阿拉伯语的安拉之名。在欧洲,来自东方的可萨人与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阿瓦尔人也曾信仰腾格里。
    
    关于腾格里一词的语源,历来有不同说法。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霍梅尔(Fritz Hommel)认为该词起源自苏美尔人的“Dingir”一词,意为“神”或者“明亮的”。
    
    其实,“腾格里”和汉语的“天”“帝”十分近似。很可能是中国影响的产物。
    
    “天子般伟大”的礼制文明倡导以德服人,甚至生性残暴的游牧民族最后也都一一归化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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