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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式反腐后新政政治走向的观察/绿石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对“反腐”的基本看法
    
     习氏政权在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已将近两年了。其间在第一时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这项运动在表面上看来,有“运动式”和“清理党内派别”的外表与内涵,但它没有伤及无辜,且成效显著,因而被人们所肯定。

     但,也不应该排斥对“运动式”的疑虑。因为中共建政以来,是以搞运动治国而称著的;且不论运动的规模大小,其目的都是以“政治整肃”为前提的。即使是完全错误的,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如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反右运动),都不会向受害者和社会承认错误的。因为这个“党”坚持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丶光荣丶正确的,如象毛泽东所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那样。所以,这种历史阴影不能不使人产生“前车之鉴”的疑惑。我认为:人们疑虑的后续问题是,运动式的反腐能解决“体制性的腐败”吗?这是切中主题的关键之处,因而疑虑者是无咎可归的。
     再,“清理党内派别”说,则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莫明其妙的说词,非“左”“右”之言论也。因为在党国体制下,继位之争是生死之斗。上位者进行派别清理是必然之举,不如此,怎能巩固地位?地位不巩固,说话没人听,政令不出中南海,就只能是傀儡。当傀儡是非常不舒服的。我想,具有红二代血统基因链,又是红卫兵丶上山下乡知青的习近平先生,是不乐意接受的。即使整肃反对派别之意蕴含其中,也合专制情理,无可指责。况且,当今新政已处于党政军全面腐败的危机之中,是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必然选择。谁叫你反对派别是权贵腐败集团的当权者或受益者或保护者呢?(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对“运动式反腐”的忧虑
    
    今年我已经八十四岁了。曾经亲历过,在中共执政六十多年间的第一场反腐败运动。该运动开始于一九五三年春,结束于一九五四年夏,为期一年又六个月。其时运动的名称叫:“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时我很年轻,又是县级政府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按照当时运动的进行格式:每个部门必须反出一名负责人为“贪污分子”,特别是财经部门。如果,当时都按内部规则行事,我非常有可能充列“贪污分子”之位。结果出人意料,我竟然逃脱了此劫,还烂竽充数的当了“打虎队长”。在运动中我亲眼看到公安局副局长是怎样被打成“大老虎”的。运动结束后(处理阶段),实在查不出他的贪污事实和证据后,县委只好把他上调到地区公安处去。两年过后,听说他又调到公安厅去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我也在运动(反右)中被划为极右派分子之后,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管制四年。押送劳动教养机关强制劳动改造”。这时候的那位县公安局副局长己经是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了,我在他的管辖下,被劳改了二十一年。
    上述历史事实告诉我的是:在党国体制下,任何运动都是政治整肃。其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及对公有制格格不入的丶以人为载体的各种自私观念。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耽心:运动式的反腐,医治不了党国体制性腐败的癌症。
    中(共)国患了党国体制的癌症,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人们也知道,中共政权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在这里我想引述拙著《左右春秋》中的一段文字,来表明我在二十多年前的认识:
    “在时隔三十年后,社风日渐糜烂,弄权腐败日益严重。在回首这段历史时,我看到腐败之根早植于历史的细胞之中!这癌变的细胞,经过几十年的畸型渐变之后,终于形成痼疾而入膏肓!而今赵高弄权未去,方孔攥权又来,权势越弄越专,腐败愈演愈烈,荼火之势,非三日之寒也。治疗之法,只能在权无可弄之地,国无可贪之财时,其病自愈也。”
    大约是,上述文字也成了不争的事实之故。在中(共)国的大地上,才会有“不入流”的村支部书记贪污上亿,这般震聋发瞆的案例?我自问道:难道中共最基层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用金砖砌起来的?有人调侃式的回说,虽然不是金砖砌起来的,但你千万不可小看了“地内出黄金”的土地爷哦。

中(共)国的腐败不能与其他正常国家的腐败相提并论
    
    当人们在议论“腐败”的时候,往往把它列为:社会(不论是什么制度的社会)的顽疾之一。因为它的产生是人性恶(贪欲)的一面,再加之中国古老的人性说中,就有性本善丶性本恶丶性本不善不恶诸说并存,且各说都有其说,能立于世的道理。不过,最后各家都皈一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中。于是乎“信相近,稀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便成为多数人接受丶奉信的准则。但,随着时代的移变,政治思维的反进步思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砸烂旧社会,建立新国家”的新理念。当这种理念和阶级斗争说(你死我活的)粘合在一起时,便成为一种,以夺权为目的的“革命理论”。事实证明:“革命理论”砸烂了的“旧社会”,全是人类社会几千年积存下来的优良文化和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规则,如礼,义,廉,耻及依法治国等然。
    那么,“革命理论”造就的新国家丶新道德规则是什么呢?那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必须领导一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
    由是,便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党国体制”下的新国家是甚么样子的?用毛泽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梁山泊。如果,你在你的朋友圈子里说: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下的国家和社会,是没有法制的国家和社会时,就会有许多朋友人士指责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反革命。但是,当你把毛泽东先生在中央会议上的正式讲话念给他们听时,他们就会似信非信的尴尬起来。
    那年(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先生以党主席和党国主席的身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这样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认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
    (基层稍具知识的人都悄悄地说:共产党制定的宪法,是专供外国人看的纸花。就源于此。)
    从道理和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中共的腐败,是从砸烂“旧社会”的优良文化和人类认可的基本道德规则时开始的。夺得政权后,又用倾国之力,来消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在共产党的理论里,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且是以人的自私观念为起点的。所以,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消灭以人为主体的“自私”的人性。并且不惜滥用国家公器,启动杀戮之念!孰不知,因为人有天赋的自私观念,才促成了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从而也促进了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即所谓的资本主义。如果还有人说,这是胡说八道!那么,就会有人提问:你们闹了几十年的“雷锋精神”,请问,谁能指出雷锋精神创造的物资财富在哪里?
    由于理论的乖谬,道德的沦丧,就导致“党”必然进入党国体制的歧途,而不能与正常的国家相提并论。
    其实在党国体制下,早期的腐败是从最不应该腐败的“司法共同体”开始的。现时,被人们称之为“司法共同体”的检察院和法院及律师,在当初是由公丶检丶法结成的司法系统,在党委领导下的“政法系统”。在该系统中没有律师的称谓。所谓“律师”,是检察丶司法机关的附庸,并且是在“改革开放”许久之后,才从司法机构中剥离出来,作为第二司法的非正式(不属于体制内的)司法工作者。愚认为:此种乖谬现象,乃“沉舟侧畔千帆过”中之一帆耳。
    再,中(共)国的腐败不能与其他正常国家(不论是什么制度)的腐败相提并论的理由是:因为其他正常国家掌权者的更迭,都不涉及国统和法统的武力废除。掌权者虽然更迭了,但国统和法统是继续存在的,只是总统(包括国王和宗教领袖)丶首相换人而已。因而这些国家里的“腐败”始终都是非法的,必须受到法律的管辖。但在中(共)国里就不一样了,直接表现为:法律不仅没有管辖权,反而成为中国特色腐败的保护者(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司法体系的法权寻租)。
    人们以腐败甚盛的晚清为例,西太后是清政权的第一掌权人,但她本人,只能威逼李鸿章挪用海军军费来修颐和园,而不能象萨塔姆那样行宫就有四十八处之多。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党国体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丶体制性腐败的根源吗?

反腐“瓶颈”是怎样形成的?
    
    反腐瓶颈之说,一般地都归罪于“与红色家族有千丝万缕利益连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乍看起来,此说似乎是正确无误的;但仔细地结合中(共)国的实际进行综合品评之后,觉得此说过于皮毛而不深邃。以胡锦涛先生为例,你总不能给他栽上,他是某某的后裔或某某的内亲和外戚吧。但是,谁敢保证他在“这条街尽是那话,唯独我清白传家”的逆境之中,而能独善其身?你敢保证太子胡海峰殿下,能去美国名校深造及回国经营事业(包括从政),就没有一点太子的因果关系?我读到过温家宝先生的忏悔文字,他真诚地谈到:我没有阻止家属从商,是一个终身悔恨之事(原意,非原文)。我觉得温先生在去职之后,有如此的文字,是难能可贵的。
    (这可能是“知耻近乎勇”的道德观在起作用吧)。
    是的,中(共)国的红色家族,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受益者或后台或保护人,这是因为他们是中共政权的“原始股”持有人的身份所致。用王震将军的名言来说,就是:老子挖的坑,老子不蹲谁蹲。
    (如果在谁之后加一敢字,变成“老子不蹲谁敢蹲”,就更霸气了)
    如果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主导的“老虎苍蝇一齐打”的反腐之举,现在还有瓶颈的话,这“瓶颈”就不能简单的归罪于:红色家族利益联盟的集体反对。因为红色家族,不一定人人都是一样的亿万富豪。这不能不是红色家族,就一定要结为利益联盟的现实。所以,人们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我认为这个称呼太笼统,且边界不清)不是铁板一块的原因。我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以下的历史记录:
    一九四九年十月,太祖武皇帝在北平即位时,封侯拜相的文武百官之中,红色家族并不都是位列庙堂者;六位“一字并肩王”中,粉红色者独占三席;连龙图阁大学士之职,都被身兼二色者占去;六部公卿之中,有七部尚书之位由粉红色者充任;大理寺正卿之椅也由清朝遗老坐镇。如果说其时就有“红色家族”这种称谓的话,我想,其间最具权势者,就是拥兵自重的各路诸侯。太祖武皇帝十分精通《资治通鉴》的权术,故,立即宣布撤藩(撤销大区)归省,试探各大诸侯之意向,并实施“将不专兵”的政策。多少被疑为有资格问鼎者,被太祖翦除?而今所谓之“太子党”族群中有几许够格者?恐怕,大多数是沾“红族”之光的“官二代”罢了。所以有学者认为:新政为造势而推出的《习仲勋》和《邓小平》是粉饰“正统”的闹剧。
    一九七六年,太祖驾崩,文帝即位。帝于翌年率太尉及卫侍郎,平定宫闱之叛而稳定正统。但因,帝性纯而不善权术,大权逐渐旁落,邓氏遂起。邓氏因心胸狭窄而颇遭垢病,垂帘二十余年,其间废掉一位党主席,二位总书记;而立一位有“两奸“身份者,居庙堂十载又三年。
     现时新政的反腐,如果说还有“瓶颈”的话,就应该从党国体制上去考量,而不应该简单的推理到“红色家族既得利益集团”的联盟对抗。这是因为习先生已集大权于一身,实际上废除了前朝的“九龙治水”之弊。再加之,胡锦涛先生以全退换来的“前朝不干后朝政”,致使刑不上常委的圣谕废止。周常委丶徐太尉的顺当就擒,就是权威既定的力证。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前朝的首脑和羽翼清除之后,国家能在“三自信”、“五不搞”、“七不讲”的框架下,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的中国梦吗?
    所以,我认为:“瓶颈”之说,乃作茧自缚之说也。因习总书记已集党、政丶军大权于一身,且地位已具巩固之实,令行必止成为现实,谁还能集聚力量而阻挡?如果新政之反腐尚存“瓶颈”的话,恐怕这瓶颈会来自新政本身,在不止而止的情况下,使反腐伟业“不幸中道崩殂”,空留遗憾耳。

反腐为何遭到多重舆论压力?
    
     “多重舆论压力之中,既有权贵集团的集体抵抗,也有中外舆论的怀疑观望,更有民间的冷落。其中最普遍的指责是习近平借反腐败搞派系清洗,最终会危及政权,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不止是权贵集团本身,包括外媒与国内各阶层。”
    现在我们不妨,冷静地回顾一下习近平先生的上位情况。众所周知:在十七大前,中共高层就在为遴选继位人,而进行紧锣密鼓的派别协商(实际是争夺)。在当时的情况下,值得称为派系的,只有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传统派,和胡锦涛为主的团派。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团派显然处于弱势之中,何况江派还握有“隔代指定权”这张牌。而“隔代指定权”这张牌,是邓小平先生创造的“潜规则”。更何况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名言:“江山还是掌握在自家子弟手里才放心”的训示。(请注意,十七大常委排名次序,李克强是在习近平之前的)这就是李克强和习近平双双进入十七大常委班子的政治背景。(民间传说的,胡锦涛想把大位传给李克强之说,显然是对共产党认识不足的梦呓)。
    为什么十八大在非常关键的时刻,习近平先生会谋略式的隐身十多天?(传:习先生以不就职相要挟,换得了权力完全交接的承诺而后复出。此说确否?不得而知,但后续发展,恰乎言中。)
    新君即位之后,在国际大环境和国内民意的压迫下,不得不联合团派而与党内的传统派分裂。最明显的事件就是:联合团派力量翦除传统派在台前的表演者——薄熙来。并且是以“腐败”问罪的。这种翦除派系的整肃事件,在中共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是不会危及政权安全的。因为中共党内斗争是权力之争,而非存亡之斗。即使胜者是张三或李四,都会在胜利之后,高举红旗,沿着祖宗制订的老路,做中兴之主,或者有幸成为中共的,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男儿”。
    我想,这可能是“民间的冷漠以对”的根本原因。不然周常委丶徐太尉这样的重磅炸弹,为何都没能引起民间一点涟漪?
    关于对习近平的指责:“借反腐搞派系清洗,最终会危及政权”说,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中共实行的权力交接制,是以“红色江山永远传承”的家规为基本核心的。受传者,如果不向“党国体制”表示忠诚信守的话,那么大位就会象“击鼓传花”那样,落入别人之家。二,“党国体制”是中(共)国之鼎器,如象广安小平故里的铁鼎一样,不仅具有生铁般的坚硬,还具有五彩霞光的图腾保护。谁敢动之(在非冷兵器时代)?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多少不顺圣意的权贵,能整尸还乡者,能有人乎?如果,邓小平先生不向太祖敬表“永不翻案”的忠诚的话,能有今天的荣耀吗!?这就不难理解,太祖诞辰之礼,新政七常委破前朝之例,而齐聚祖庙之前朝拜,所释放的继位理念。
    “外媒与国内各阶层”也耽心“最终会危及政权”吗?这里,因我深居国内,对外媒知之不多,故尔不能随加褒贬。但说到“国内各阶层”时,不得不唠叨一二。在阶级斗争熄灭论后的现实社会中,“各阶层”是怎样界定的?是以阶级成分为基础的工、农、兵?还是没有阶级色彩的工、农、商、学、兵的社会职业阶层?如果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的话,那么“反腐危及政权安全”之说,才荒唐之极地成为一个话题是十分正确的。我在道听途说中得知:“反腐危及政权安全”说,才真正是前朝主政者放的话。
    
     绿石 作于2014年9月7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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