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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辉:言论自由才是首要的最基本的人权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05日 转载)
    
    
     人权,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接受的过程。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公开批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概念。1989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提到“少数外国议会的议员以所谓‘人权’问题对我国施加压力,这是中国人民绝不能接受的。”人权在那时候还是美帝们的思想武器。1991年12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需要争取的首要人权,不再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人权,只是以生存权作为最重要的人权对待。1994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提到“中国重视人权,愿意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际社会就人权问题进行的讨论、、、、、、”,在官方文件中确定了人权的正当性。1997年,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批准了该公约。1998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在2004年修订的《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首次进入宪法并成为其他立法的法源依据。现在,中国政府每年发表人权状况白皮书以及提出人权事业的规划,对人权的讨论和研究也在官方和民间等各个层次开展。回首人权在中国的遭际,真是令人唏嘘。
    
    1994年,杨庚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2],认为生存权是享受其它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权是保证人们享有权利不断广泛的基本条件。生存权和发展权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渴望摆脱贫困和落后及奴役的集中表现。1995年12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实践证明,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摆在首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条件下全面改进人权状况,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举世公认的。”此后中国政府在所有的国际会议会议中都认为并宣称,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人权,并将此作为中国对世界人权理论的贡献和发展。尽管中国政府提出的观点尽管被西方社会戏称为是“猪的权利”,这种情绪化的表达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在各种会议和发言中推销其观点的热情。
    
    中国的学界对主流的思维和意识形态鲜有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多采取对主流意见进行认同、帮助论证、修补缺陷的策略,对于汗牛充栋的有关论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人权的文章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一下反对的意见:这样的人权观念比西方更强调经济权利,但以牺牲政治自由为代价,并且会给那些流氓政府以促进经济权利为名侵犯政治权利创造合理的借口;要享有生存权,就必须拥有主张的能力和权利,而政治权利是具备此类能力的必要前提;一个压制民众声音的主权国家不太可能保证生存权的实现;生存权的提法降低了人权的保护标准等等。[3]这样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之自由、免于恐惧之自由。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的精神:“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在该宣言中甚至将人权和四大自由置于同一概念转换使用。在西方的人权观念中,人权(基本人权、自然权利及人类基本权利)是指“个人或群体因作为人类,而应享有的权利”。人权包含许多价值以强化人的能动性并以普世(或曰普适)原则要求所有人应享有此基本权利[4]。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助权、公正权、受教育权以及作为进阶内容的发展权和民族自决权。这其中作为自由保障的自由权是人权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将制定宪法的目的描述为“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法国宪法更是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其宪法的共同理想和制度设置理念。
    
    对自由的不同认知和态度是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的最终极的差异。
    
    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项法律权利或者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在于它是使人类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的最重要手段。语言,以及作为语言固化物的文字、作为思想和情绪表达行为、图像、符号等等,是人自直立行走、利用双手使用工具以来与动物界区别的最重要的志标。通过言论,思想得以传播,文明得以延续,并借助于没有障碍的交流,激发更多、更新的思想、创造和认知,我们人类今天所有的成就和辉煌,不是简单的“活着”或者说是生存权而得到的,而是不断的创造文明——思想和物质的积累而成就的。一定意义上,人类文明就是思想文明和其为表征的表达文明。语言和文字是“能够用来表达任何思想和一切思想的符号系统”[5]。如果对对思想和由此作为表征的言论进行无原则束缚,无异于是在捆绑文明、支持蒙昧。以往我们都是在政治、法律权利的角度来界定言论自由的,这不能说是错误的认识,但至少是忽略了言论自由最大价值——它是人类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的手段和途径。言论自由是文明承载和发展的基石。
    
    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并为进一步支持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支持。每一次创新和认知,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甚或是艺术的,看上去总是有些离经叛道,是的!如果是对原有事物的继承,而不是背叛、突破、否定、发展或者是另辟蹊径想法,就不会有创新。通过言论自由所形成的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实现思想变革进而带动物质的创新。伽利略的审判告诉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能阻止整个社会文明的认识水平、知识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提升进而影响到每一个每一个社会成员权利的实现。“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看法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决定命运的赌注。”[6]言论自由是每次自由与专制该斗争中,真理与谬误的对决中,自由和真理终将胜出的社会密码。
    
    言论自由具有修复社会创伤、防止大规模人道危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遏制战争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都可以归类为利益及背后的思想的分歧,借助于言论自由的思想市场,各方的利益诉求能达到伸张,差异能得到妥协和弥补、错误能得以修正,盲目冒动的挑衅行为能得到遏制。[7]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应该归功于言论自由及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得以实现的结果。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有个著名的论断是:在民主社会中不会发生饥荒,因为来自舆论和反对党的压力会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以消除可能出现的饥荒——即使食品短缺的情况要比经历过饥荒的非民主国家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8]而在有充分言论自由保护的民主国家之间较少的发生战争也是可以观察到证据。民主社会中尽管也存在种族问题,有些甚至还比较严重,但较之于非民主国家发生的种族屠杀、种族灭绝,无可否认的是其中必定有言论自由的功绩。纳粹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与其说是仇恨言论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言论自由受到了选择性的压制,以至于理性无法在人群中普及的结果。
    
    言论自由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连接点,也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其他所有的社会权利,均需要通过言论或表达才能获得声张和实现。言论自由是其他人权的思想基础,并且能反哺其他权利。人权的滥觞,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和结果,而言论自由的存在,又为人权思想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支持,并进而激发对人权的创新新研究。申张权利,最常使用的手段是诉诸辩论、进行诉讼、寻求舆论的公论、发表书面意见或游行示威的手段获取支持,这也是广义的言论自由的范畴。其他社会权利,也是通过议会等议事机构采用言辞的方式听证、辩论,更为理性的是通过文字进行探讨商榷。通过广泛而理性的讨论、辩论,在言论的框架内使纷争得以解决,矛盾得以处理,权利得以声张,诉求得以满足,利益得以表达。辩论已经是常态化和理性化的权利实现的方式。言论自由本身将会催生出一系列的言论规则,包括但不限于罗伯特议事规则、法庭辩论规则、议会规则等程序性规则,这些规则的存在为人类缩减矛盾纷争、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最主要的方式。权力和暴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权利的实现,基于成本、效用、后果的原因,已经不是文明社会最优选项。言论作为承载其他权利的基础,通过它得以彰显和实现。
    
    任何对人权的侵犯和压制,都是从否定和限制言论自由肇始,而言论自由的实现则是社会良性互动的开端。从宏观角度观察,统治者发现了控制社会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是控制、禁锢人们的思想,而想控制和禁锢别人的思想,除了道路以目的禁言,就是烧书,或者只能读一本或几本书。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史上凡是有烧书记录的时代都是统治最残暴的时代。因为舆论和思想的控制,使得权力失去了理性和舆论的约束,对其他权利的践踏得以全面展开,任何个人的权利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社会进入皇权的周期律更替阶段,而新的统治者基于同样的需求——寻求万世永固的统治,也从吸取前朝导致危机教训在一定层度的开放言禁开始,到逐渐收缩言论空间——言论自由具有天然的反权威的属性,言论自由带来的理性会对统治的正当性提出质询。当言论自由再次与权力发生冲突,要么权力作出退让,社会进入良性循环的阶段,要么就是新的周期律发作。
    
    言论自由对个人品性的也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无法相信一个说着自己都不相信话语的人能拥有勇敢、善良的品行,具有坚定真实的信仰,具备求真探索的精神。当个人在言论自由方面进行退让,社会就开始弥漫犬儒的幽灵,因为谎言,它不请自来。虚伪、圆滑、投机、苟且、懦弱、、、、、、成为优化的生存策略,而这会更进一步的加深对说真话的恐惧,权利、暴力、金钱和谎言成为政治正确的通行证,只有在精神上做如此的退让,才能活下去、活得好。不能拥有言论自由的民众本身也具有非黑即白两极思维低智化和向底阶层暴力化的倾向,这既是受到权力过度使用伤害的结果,也在为权利后面的暴力提供正当化和常态化的理由。而言论自由,不仅能赋予表达者以勇气和信心,更能激发其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来自思想自由的嘉奖会进一步激励他的勇气和探索,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是受到遏制而是得到充分的鼓励和释放,这也是创新在自由国家较为常规出现的微观因素,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使他和他所在社群、国家都成为受益人。
    
    言论自由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意义,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都可以得到实证的支持。
    
    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压制言论自由传统的国家,从文化到制度都浸淫着谨言慎行的所谓的圣人和智者形象,漫长的皇权统治抽离了国人的自由精神,中国的文化灵光一闪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和北洋及民国初期,这是大师和巨作纷纭的时代,除此之外大都是对皇权的认同、顺从、赞美、讴歌和个人遭际的感怀,从忧国、忧民出发,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忧君。在轮回之中,要么屈从于权力、暴力,要么自己就是权力和暴力,苟且偷生和成王败寇是中国人两极思维,理性的曙光迟迟没有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出现。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表征上是计划经济的退场和市场经济的出现,更深层次的变化是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所谓“解放思想”了。思想解放的前提是,有些禁忌的问题可以思考、讨论、传播了,人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原有的事物可以评判、否定、、、、、、改革,本质上是自由在一定程度得以落实的结果。因为言论自由,思想的转变再无阻挡,而言论自由又催生了思想、技术、组织上的变革,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正是言论自由的结果,而不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的结果。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纵向角度观察,近代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均是言论自由的为发端并进一步扩大了言论自由的范围,通过激烈的思想交流,创造了全人类受益的灿烂的文明;横向比较而言,凡是言论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国家,表现出了较高的社会发达层度,具有强劲创新能力,总是占据在经济、科技、文化乃至话语权的高端,而但凡存在言论自由保障不力的或者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持否定性评价的国家,展现出发达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系统化落后的状况。这是一种必然,这样的必然就是:如果压制言论自由,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会受到侵犯。正如哈耶克所言:想用自由换保障的人,最终既没有保障,也没有自由。
    
    在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技术上,中国和美国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在实践中,国会、州、行政机关制定有关煽动言论、歧视性言论等社会管制方面的行为规范,只要是与该条规定的精神相悖,就会被法院冠以“违宪”的名义而在个案中被认定为无效。通过《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焚烧国旗案、纳粹标记案等大量著名的案件,确定了民众批评政府及公众人物言论的“真正的恶意”原则,[9]“国旗保护蔑视他的人”[10]、煽动性言论入罪的“即刻和现实的危险”[11]原则等一系列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原则,这个没有先进性理论的国家,居然有着全世界最为自由的言论保护。
    
    而在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言论自由作出了严格但边界非常模糊的限制,如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出版物有十个方面的内容限制,并且该条的最后一项是:“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兜底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点击五千次、转发五百次的规定,更是脱离了犯罪行为基本理论——其犯罪的危害性居然是由其他人的合法行为完成的。在这里,宪法成了旁观者,以正确而哀怨的眼光看着我们这帮芸芸众生。这个自称有着制度自信的国度,有着太多的佛曰:不可说!
    
    当下中国,最迫切需要落实的人权不是空洞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生存权发展权的提法对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只具有文过饰非、掩耳盗铃的作用;也不是所谓的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对民众而言过于宽泛没有具象而显得画饼充饥,而是在立法、司法的检讨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问题。只有通过保护言论自由,通过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使“真理、、、、、、她是谬误天生的强大对手,对争辩无所畏惧、、、、、、我们相信并最终会证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12],我们才会获得真正的理论自信;只有通过保护言论自由,才能使被阉割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重回学术界,我们才会有文化自信;只有通过保护言论自由,才能实现科技创新,才会有创造自信;只有通过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才能让权力真正的呆在笼子里面,从而实现制度自信;也只有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才有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美国的布兰代斯大法官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的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的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的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民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案。”
    
    [1] 迄今为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未经全国人大批准,因此该公约在中国还不是一个法律文件。
    
    [2]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年04期 这是笔者目前查阅到的最早的将两种权利并列的论文,但此前尚有《南京社会科学杂志》1993年3月1日由李凯林撰写的《全国人权研讨会关于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讨论侧记》也提到了相同的提法,但没有提及该观点的首创人员。
    
    [3] 《人权与中国思想》【美】安靖如(Stephen C.Angle)著 黄金荣 黄斌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264-274作者在该文章对中国政府的主张做了部分认同的表达。
    
    [4] 维基百科,人权条目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6%9C%AC%E4%BA%BA%E6%AC%8A
    
    [5] 美国汉学家约翰.德弗朗西斯(John DeFrancis)语,见北京大学出版社《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
    
    [6] 勒尼德.汉德法官在“群众”杂志社诉帕腾案的判词 见北京大学出版社《批评官员的尺度》扉页
    
    [7] 参见《西方新闻事业概论》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5页关于意见或思想市场及思想市场的自我修正理论。该理论起源于弥尔顿,发展于托马斯.杰佛逊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8] 《人权与中国思想》【美】安靖如(Stephen C.Angle)著 黄金荣 黄斌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271
    
    [9] 安东尼.刘易斯著 何帆译《批评官员的尺度》
    
    [10] 任东来、白雪峰、陈伟著《美国的宪法历程》200-206
    
    [11] 《美国大众传播法》124-148
    
    [12] 托马斯.杰斐逊著 王华译《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 11页
    
    —— 原载: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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