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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信力建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17日 来稿)
    
     最近,分别在《凤凰财经》和《爱思想》看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与《南方周末》记者的对话:《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文中指出了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改革目前面临的诸多矛盾后发出这样的警醒:由于改革面临太多现实问题和困境,已导致“中国社会越来越没耐心。”并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并非新颖的观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便指出:“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此话,当初是针对党内保守思想和狙击改革的势力而言的。
    
    中国社会对改革为何“越来越没有耐心”?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否不改革?这就是下来想探讨的:
    
    历史的回顾——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层开始对过去许多历史事件、政治冤案、错误政策进行全面的纠错、平反予以拨乱反正。随即,以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紧接着,另一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改革大潮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厦门等经济特区展开。在极短的几年时间内,深圳速度、深圳经济发展模式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灯塔和坐标。并很快在沿海省份许多大中城市产生榜样效应。并而这些城市的迅速崛起,又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辐射效应,有力地带动了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产生的影响更具积极意义。那是一个人人都有梦的时代;更是年轻人激情焕发、理想放飞的年代。尤其是那时文化、思想之繁荣,学术争鸣之自由,至今仍令太多国人津津乐道、感慨不已。
    
    还要指出的是:那时的学术、观点争鸣,并非像今天一样主要在网络的民间舆论平台中进行,而是发生在官方传统媒体中。如“潘晓讨论”;如“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如姓“资”姓“社”大讨论,都是在官方主流媒体中进行。前述三个曾引起国内舆论界轰动的争论表面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却是政治争论。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和文化反思。影响之广泛堪称空前。如“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它是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讨论持续时间近半年。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所以,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
    
    改革开放短短数年时间,中国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建国35周年北京游行庆祝队伍中学生自发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不只是学生对最高领导人的赞誉,其实也代表了大多数国人对改革开方政策的由衷拥护。
    
    应当指出的是,那时国人对改革开放普遍而由衷的拥护,并非当时的经济发展太健康,也非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文化、思想的繁荣和学术的自由度没问题,而是刚从长期的物质匮乏、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极容易满足的中国人,在前后的强烈反差和对比面前,对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矛盾持包容态度。并对当政者寄予巨大的希望和期望——相信他们能很快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和矛盾。
    
    然而,后来的现实却与国人的希望和期盼相差太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改革潜伏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便开始浮出水面并开始陷入困境。陷入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令国人难于容忍的,是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普天盖地的“官倒”现象:各级党、政、军、事业单位直接成立各种公司进入市场,利用手中掌控的公共、关系网非法经商、牟取暴利。那时,隶属各级党、政、军、事业单位的公司普天盖地(甚至连外交部也不例外)。一时,“官倒”和“批文”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词汇。
    
    “官倒”的严重危害性不仅是与民争利、拉大贫富悬殊,也不仅是严重阻碍了法制社会的建立和成形、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更致命的是给政府和公权力带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因而最终成为上世纪末那场风波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经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一度出现倒退现象的改革重新走上正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一直呈持续快速发展之势。并最终在前几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平心而论,中国改革开放35的成果用“辉煌壮观”来形容毫不为过——漂亮、壮观的城市群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高速公路、高铁、乡村公路星罗棋布向全国各地伸展;拥有新型住宅、私人汽车的群体越来越大;数字电视、网络通讯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以“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为标准的话,说当今中国是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并不过分。
    
    但另一个难于乐观的事实也摆在面前:如果中国改革开放35的成果可以用“辉煌壮观”来描述的话,其付出的代价用“极为惨重”来形容也恰如其分: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一直未能走出粗放增长、出口依赖、产业低端化、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低端发展模式。相同的国民经济成果,中国却付出了数倍于先进国家的资源、能源、自然环境的代价。
    
    而与资源、能源及自然环境的沉重代价相比,更令人堪忧的是日益加剧的官民矛盾(二十多年累积如山的访民案件,以及每年逾十数万起的群体事件)、贫富矛盾(非公平竞争而起的仇富现象)、城乡矛盾(农民工与市民收入和福利的剪刀差;农民工子女就读等问题);社会溃败及道德滑坡、、、、、、等等。而比前述问题和矛盾更加可怕的,是这些问题和矛盾长期、不断的累积与叠加,已成为难于化解的制度死结!
    
    简而言之: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虽带来举世瞩目的成果,却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聚积了无数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矛盾国;大多数国人并未能合理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更令人忧虑、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越是改革、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越是改革,阶层固化现象越加严重。于是,因看不到出路和希望而产生了深深的绝望和对抗情绪的民众越来越多——这一点,可以从拥有五六亿网民的互联网中十分清晰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21世纪的今天,改革开放不再是太多数国人感兴趣的话题。中国社会对改革也越来越没有耐心。在部分群体中甚至成为一个负面词——二十年前便有“改革已死”之说,在这个群体中谈改革,常常会遭来嘲讽乃至漫骂声。
    
    中国社会对改革为何“越来越没耐心”?窃以为,简略而言有如下几点:
    
    (1)、越是改革,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暴露和隐藏的社会危机越来越大。而且一旦出现问题、矛盾,往往成为难于化解的制度死结;
    
    (2)、绝大多数国人并未能分享到改革开放三十五的成果。
    
    (3)、越是改革,阶层固化越是严重;越是改革,利益集团势力越来越强大,改革障碍和阻力越来越大。大多数民众看不到出路和希望。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一直未能走出粗放增长、出口依赖、产业低端化、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低端发展模式;相同的国民经济成果,中国却付出了数倍于先进国家的资源、能源、自然环境的代价”,是发展中国家难于避免的话,而越是改革,贫富悬殊越来越大,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暴露和隐藏的社会危机越来越大;一旦出现问题、矛盾,往往成为难于化解的制度死结、、、、、、这却是中国政治精英需要高度反思、反省的!
    
    归根结底问题出在哪里?这里很有必要引用邓小平一句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77页)。邓小平之后,多位党政最高领导人也作过类似的,乃至更进一步的表态。然而,何为“政治体制改革”,朝野的解读误差太大:民间对“政改”的解读,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即是朝着宪政民主制度的彻底转型;而当局对“政改”的定义,是不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下的局部变革。说明白一点,就是对现行体制的修修补补。改革的目标预设在对现行的法规、组织内部章程,以及体制组织职能、岗位责权的调整与配置范畴内;而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领域只能作不伤筋骨的变更。如此一来,问题和矛盾就出现了:现行体制下的修修补补,根本无法解决改革所面临的太多问题和矛盾。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棘手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的条件下,政改滞后的消极作用便更突出。
    
    上述问题,极大地挑战和考验当政党最高领导层的智慧——作为一个拥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国情复杂、当政党背上太多沉重历史包袱的条件下,改革要突破现行体制下的修修补补进入实质阶段,确实面临太大风险。但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言:“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因为改革不进入实质的阶段,根本无法消除当今中国面临的太多问题、矛盾,更无法消除“中国社会越来越没有耐心”的深层次危机。
    
    前面说过:“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并非一个新颖的观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便指出“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邓小平这句话,在当初并非漫无所指,而是针对党内保守势力而言的。而当今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阻力,要远比1992年之时,原因正如郑永年所言“既得利益长大了,有的人长得很肥,他就不想动了”。郑永年的话是比较含蓄、点到为止的。其实当今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要比他所言严重得多。就此而言,笔者赞同江平前辈“改革开始慢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改革”,以及郑永年先生“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的观点。并认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渐进方案:改革可以先以司法、经济、教育、文化、福利、卫生等不太敏感的地方作突破口,之后再逐一推进。
    
    所幸,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届的领导层制订出旨在将中国的改革引入实质性阶段的基本纲领“六十条”。这是迄今为止当政党出台的最具实质性内容、可操作性最强的改革方案。诚然,“六十条”在贯彻执行中,难免会遇到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但从中央近年前所未有的反腐力度来看,有理由相信最高当政者的决心、能力和智慧。
    
    作者:信力建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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