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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轴心时代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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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轴心时代的特征是怜悯》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轴心时代”(axial age,axle times,axial period,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提出的概念)的主要内涵并非“终极关怀的觉醒”,因为,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也是有其终极关怀的。且其文明的规模虽然比不上中国、印度,但较之希腊、以色列并不小,但它们为什么“没有实现超越突破”,反而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我认为,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是“公平观念”的普及。正是公平观念的普及下,人类开始超越部落主义,具有普世情怀。例如对犹太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外邦人的光”,对中国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印度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众生平等”,对欧洲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上帝的爱”。而那些不能体现“公平观念”的文明,如埃及和巴比伦等,最终只能在外敌入侵面前灭亡,让位给比较能够体现“公平观念”的入侵者。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2012年2月,伊利诺大学与宾州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两项实验发现:一岁半的儿童已经懂得“公平”概念。科学家观察孩子是否会对不同的行为产生反应。
    
    在第一项实验中,有两只长颈鹿玩偶分别接受主持人给予的礼物,第一次主持人公平地分配了礼物,第二次则是只给其中一只。研究人员发现,当19个月大的孩子看到所有玩具都给了其中一只长颈鹿时,他们中的四分之三都目瞪口呆,彷佛被眼前“不公平”的现象震惊了。
    
    第二项实验则针对二十一个月大的儿童,让他们观看两位大人收拾玩具。当儿童看到懒惰的人获得与收好玩具那个人同样的奖赏时,孩子们露出了不可置信的反应,几乎已到“傻眼”的状态。研究人员认为,儿童注视越久,代表他们认为眼前的行为“不应如此”。
    
    对此,研究人员斯蓉表示:“我们认为人类一出生就有着公平的观念。虽然在不同文化与环境长大后,这些标准与观念会改变,不过,资源要公平分享的观念是天生的。”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但是,把“公平观念”贯彻到所有人类之中,却是轴心时代的特殊贡献。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几个文明中心突然“良心发现”或曰“产生了良心”,因此拒绝像早已文明那样能够毫不留情地对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活跃在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的方式,来面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了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现在人们把这些世界宗教叫做“高级宗教”,以便和部落宗教区别开来。而所有部落宗教的共同特点,就是极度赞扬自己、极度贬低他人。这些他人分别被中国人叫做“禽兽”、被希腊人叫做“野蛮人”、被犹太人叫做“异教徒”、被印度人叫做“贱民”。所以,尚未开化的满人在称呼“英吉利”的时候,还要在这三个字左边加上反犬旁,以表示英国人不属于人类,“英国人,全是野兽”。
    
    但其实,早在轴心时代,世界主义已经成为文明人的共识。例如孔子虽然不是“宗教家”,但同样认为“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这是因为“中国”和“四夷”的区别仅仅在于文明开化与否,不在于生物特性。因为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然也有其终极关怀——但它们却缺乏世界主义的醒悟,不肯承认其他人类和自己具有相似的质地;而一味认定只有自己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偏见,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落。
    
    以“世界主义”为特征的“高级宗教”对于“国家民族的部落主义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后来在蛮族的不断入侵下,不断遭到拉回甚至扑灭,不过始终没有遭到完全的消灭。世界主义的良心一旦产生,就始终存在了。而“良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怜悯”;而怜悯一切生命在几乎是所有高级宗教的特征。怜悯的能力,正是通过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方式,逐步获得的。这是“灵魂镜像”的结果。灵魂镜像就是给灵魂照镜子,因此体悟到一切思考都不是灵魂本身,而只是灵魂的镜像。并且,从这种思考和冥想出发,进一步推论出别人也像我们自己一样,“拥有灵魂”,因此“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的人”。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意识特征就是世界主义、人类一体。正因为如此,轴心时代迄今为止还是无法超越的,因为世界主义、人类一体还没有实现;各个国家民族依然周期性地从世界主义、人类一体的崇高境界把自己不断拉回,重新堕入部落主义、种族歧视的避难所。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怜悯。怜悯我们自己,也怜悯一切他人,并从怜悯中得到恩惠和平安。轴心时代的特征不是“终极关怀”而是“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正是通往世界主义的必要阶段,这就是所谓的“推己及人”的必要步骤。
    
    、、、、、、
    
    写完了上面的东西,我想起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曾引用了一个“文明的世代”的概念,也就是说,比较原创的文明属于“第一代文明”,然后依次为“第二代”、“第三代”、、、、、、:
    
    第一:如果把史诗发展看作世界现象而不是孤立现象,两大希腊史诗显然比《吉尔伽美什》更为成熟庞大。“第一代文明”埃及没有产生过真正完整的史诗;同为第一代文明的苏美尔(Sumeria)有了雏型的史诗,“第二代文明”巴比伦有了成熟的史诗;“第三代文明”希腊有了伟大的史诗。这里的发展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直接的证据就来自地下的泥板文书。
    
    第二:在印欧体系神话系统中,希腊体系神话比印度的紧凑,但不如北欧的集中,什么原因造成了希腊的“适中”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印度雅利安文明属于第二代文明,希腊文明和北欧文明则分别是第三、四代文明,据此是否可以推断“文明世代越晚则体系神话的系统性越强”呢?印度体系神话不及希腊的集中、希腊体系神话不及北欧集中,不是可以印证这一点吗?
    
    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还指出:
    
    “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神话系统。相比之下,巴比伦神话比埃及神话、印度神话和中国神话更丰富更有系统。这多少由于,埃及和中国都是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巴比伦和印度虽是第二代文明,分别从苏美尔人和哈拉帕文明继承了基本的模式并吸取了诸多的元素,但它们都不及希腊神话的系统性强──没有形成一个类似希腊奥林匹斯神系(或北欧阿司特加神系)那样的一元化的万神体系。因此,可以说希腊神话(以及受它影响、后来居上的北欧神话)的系统性,在古代世界中为最。”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先秦时代的中国,具有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如殷文化)和孤立的第二代文明(如周文化)的特征,它孤悬远东,从古代先进民族文化那里所获甚少。神话的历史化、政治伦理化的过程过早、过深地开始──导致现存的‘纯粹’神话材料支离破碎、断烂不全。历史化的体系神话(帝系传说)也充满政治伦理控制的精神,因而显见缺乏宗教、神话方面的经典,故中国未经历史化的宗教神话在古代各民族神话中最为缺乏系统。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最早的非神倾向,这不同于反宗教的宗教如毛泽东思想,但其政治化与实用化等特性确实显著,而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则与中国孤立的第二代文明所处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有关。首先,周人入主中原后,需要多方地压制原住且文化较高的东方民族(殷及其盟国)的反抗,因而大力改造当时的宗教与神话,以期适合自己以少制众的政治利益。其次,周统治集团及其继承者,如春秋时的北方诸侯与战国诸王及秦汉诸帝等,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必须应付北方万里边疆上的经常威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的政治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强烈得多。战国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双方差距日渐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意识和幻想精神,仍然强于北方。从诗歌到佛学的极为广袤的领域,或多或少都体现出如此的特点。”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可以确认:
    
    轴心时代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也就是说,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由于他们是早期文明,带有过多的历史因素,因而反倒缺乏了接受新的启示的能力了。
    
    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因素的强大,已经遮蔽了良知良能原创性能。
    
    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丧失了来自本土的活力,一再需要外来灵感的刺激(佛教、基督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中国早期文明不如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那样成熟,倒也给了中国一个轴心时代的机会。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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