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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干旱导致蒙古帝国崛起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8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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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干旱导致蒙古帝国崛起
    

    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
    
    (一)
    
    2012年11月8日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表报告称:曾在中美洲兴盛一时的古代玛雅文明的兴亡,与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联。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机构的科学家分析了来自中美洲国家伯利兹一处洞穴的石笋,检测了石笋中的氧同位素成分,据此推算出玛雅文明时期的精确降雨记录。对比降雨记录以及玛雅人的石刻记载,科学家发现,在公元440年到660年间的强降雨期,玛雅人口迅速膨胀,文明也普遍繁荣。这一时期之后则是一系列干旱,导致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并引发社会分裂和政治崩溃。研究人员认为,长期干旱导致了持续的环境和社会压力,抑制了人口扩张并导致了更多的敌对行为和战争,最终导致玛雅政治体制和文明崩解。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新一期《科学》杂志上。2012年2月,墨西哥和英国科学家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玛雅文明的消亡可能与中等程度的干旱有关。
    
    其实,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干旱不仅毁灭了玛雅文明,也导致蒙古帝国崛起并毁灭了中国文明。
    
    (二)
    
    《大迁徙:气候变化与人类的未来(Forecast: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一书就探讨了气候变迁与人类的命运:气候的改变对人类不仅仅是感觉冷热而已,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造成了连锁效应,各种天灾来得猛烈又频繁,海平面上升迫使人类移居、沙漠化导致人与牲畜的粮食减少、物种迁移造成新传染病的散播。但绝非仅止于此,科学家曾明确指出,从古代气候变迁的纪录来看,人类文化兴衰确实与天气脱不了干系,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下,社会经济繁荣;反之,在干旱或多变的气候下,经常发生战争动乱,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蒙古帝国的崛起以及明、清两朝的战乱就是典型的例子。
    
    作者在书中提到全球暖化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它影响的层面涵盖农业、医疗、经济与政治。例如,在非洲,看似族群冲突的事件,其实是为了争夺因沙漠化而日趋贫瘠的土地;在美国,因飓风造成重大的损失,人们因付不起昂贵的保险费用和增加的税负,被迫必须离乡背井。但有些地区与人们却也因暖化而得到好处,例如气温上升让葡萄酒酿酒业适合栽种葡萄的面积增加,酝酿出风味更佳的葡萄酒;北极融冰虽然可能造成北极熊灭绝,但是北极西北航道的开通,船只就能缩短从欧美到东亚的航程的时间。
    
    
    (三)
    
    1、气候异常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气候异常对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明显且深远的影响,但影响却不尽相同,有的对某些地区是破坏性,例如中世纪干燥期间,造成了马雅文明的局部瓦解,也造成了中国的华北地区农民的饿死,墨西哥的查科峡谷,本来居住着非常多印地安人,但是在1130年发生干旱后,印地安人在五十几年后全部离开了这个地方。再来是吴哥窟,在还没干旱时在那时创造出的创世杰作,但在干旱不宜人居,这么伟大的建筑被遗弃,原本居住的人也早已消失。
    
    另外也有对某些地区是好的,例如在中世纪温暖期四、五百年间的气候温暖宜人,农作物生长季节变长,夭折的机率就大大下降了,漫长的高温期使粮食达到稳定,造成稳定的发展,使欧洲丰收频频,生活富饶,也新建了教堂。以美国西南部为例,当地气候较为干旱,所以只要气候有些许的改变,就会对当地有很深远的影响。以恰克峡谷为例,在1890年夏天因为当地出现暴雨而出现洪水,使其河流发生源侵蚀,三天内河道就朝上游方向延伸十公里,使河道附近的洪泛原变得无法耕作。
    
    玛雅文明其地,虽然可称为季节性的热带雨林但依旧会有干旱发生,且当地环境为石灰岩地形,不易储存雨水,加上降雨量不定,使当地环境有着脆弱的平衡。
    
    2、人类因为经济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行为,例如砍伐森林、过度放牧、建核电 厂等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科技随着时间而进步,人口快速的增长,都市日益扩张,人口密度提高,所需要的粮食也大量增加,所以须要更多土地,人类因而不断的砍伐树木,去开垦更多的山地,来居住或耕种粮食。此外过度放牧让绿地缩小,这些事件导致全球二氧化碳增加而造成全球暖化,不仅造成气候异常让人类面对更多灾难,也得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资源也不是无限的,人类过度的使用环境资源,只会快速造成人类自身的毁灭。
    
    以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为例,黄河流域早期就一直是中国的文化发源地农业发达、又有渠道,所以在中国漫长历史前期,一直是富饶之地,而中国又是泱泱大国与天朝,所以以前在北边外塞的游牧民族有能力者就进贡,而环境压力大以至于无法负荷之际只好发动战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各潮各代都有外患问题,而“战争”对于环境来说无疑是一大压力,因为需要物资,更多的食物、武器(攻城器具、弓箭、、、、、、等等)和战后兴建都需要砍伐森林,渐渐得黄河也开始干旱、泛滥成灾,因此只要战争就会大大的影响环境,不论是国内的争权或是抵御外患皆此,宋朝之后北方已无力继续产食供应庞大的国家人口,更出现了“南粮北运”的情形。而富饶的江南地区从宋朝至今,也渐渐得无法负荷中国高达十三亿的人口,而且随着江南开发,水土保持也渐渐遭到破坏,著名的两湖地区,也已经有许多淤泥屎湖泊面积缩小,未来更令人堪忧。
    华北地区处于内陆,一直以来都靠季风所带来的雨量维持当地的生存条件。由于雨量一直不是很高,正好是种植谷类的优良环境,因此带动了当地的农业活动,大量砍乏森林,坡地上的泥土因下雨侵蚀流入河中,早成灾难性的后果。近年来气候持续变迁与怪异现象(圣婴、反圣婴),季风受到影响,无力到达华北地区,造成干旱,使被破坏的土地更加失去了疗养的好机会,环境越来越恶劣,无法耕种,饥荒产生,一堆人饿死,疾病与霍乱随之爆发。
    
    不论是玛雅还是美国西南部都有过度耕作及过度砍罚森林的问题。美国西南部的恰克峡谷,其生态环境脆弱且地处农业的边缘地带,降雨量少且难以预期,森林再生率非常低,只要一遭到破坏便难以复原。当人口数量增加时候,相对的要供应的食物也会变多,自然会扩 耕农地,使当地无法永续经营。而当地的林木资源则因要盖的房屋增加而造成过度砍伐,使环境沙漠化。 马雅也有相同问题,虽然石灰岩地形有助于水资源储存,但其地并不肥沃,使其无法有效地持续耕作。
    
    3、思索天然灾害(如地震、海啸)与人为灾害(如工业水排放河川海洋或拦江建坝)如何影响人类环境与文明?为保护人类文明的依存地,我们可以为地球尽什么心力。中世纪的天然灾害像是干旱,造成农作物无法收成,而导致人饿死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而较为严重的灾害是水灾,它们都造成了人们的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也造成了许多的家庭破碎,多数人无家可归。
    
    人为灾害有许多,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由于欧洲航海贸易、探险,“黑死病”之名是当时欧洲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30%的人死于黑死病。
    
    干旱、过度开垦及砍伐对环境有着严重的影响。虽然当地环境脆弱,使文明难以发展,但我们也可以从文本中得到不少启示,像是干旱影响农业及水源,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存,造成战争使文明倒退或着停滞不前。
    
    为了要有灌溉水源,人们想出了各种方式应对,但每一种方法或多或少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砍伐森林也是一样的道理,当开垦速度大于再生速度,森林就会消失。所以要适时的让环境休息,若是无度的利用,最后环境会崩坏,最大的受害者将会是自己。黄河是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以前的人们不知道要兴建保水系统来维持地力,因此随着文明渐渐发展完全的中国在南方便兴建了大量的水道、渠道来维持地力,而后来的的人也懂得要维持地力必须周期性的休耕和轮耕来让土地获得充分的休息,以达永续发展。随后高科技出现后也开始使用化肥与生物工法,让土地获得养分还有达到土地的生产效益。
    
    环境变迁时人类就应该想出永续发展的生存模式,而不是在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用破坏环境的方式去面对气候变化。
    
    (四)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干旱导致蒙古帝国崛起。
    
    蒙古的统一者铁木真在他九岁的某一天,被自己的父亲也速该带去母舅家,想给他说一门亲事。走在半路的时候,他们遇见了特•薛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长老。弘吉剌部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之间,长期有着通婚的传统。薛禅十分喜欢铁木真。当知道也速该要给儿子说亲之后,薛禅说道:“我们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儿们生得相貌堂堂,女儿们生得姿色娇丽、、、、、、也速该亲家!到我家去吧!我的女儿还小呢,亲家你去看看吧!”
    
    于是,也速该就来到了薛禅家,见到了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孛儿帖比铁木真大一岁,形容娇美、举止得体,正合也速该的心意。双方定下了亲事。应薛禅的要求,也速该将铁木真留下,自己骑马回家了。他临走时再三叮嘱薛禅说:“我把儿子给你留下做女婿。我的儿子怕狗。亲家,可别叫狗吓着我的儿子呀!”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该遇见塔塔儿部的人在大摆筵席。塔塔儿部主要在蒙古草原东部一带游牧,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素有冤仇。因为实在是太渴了,也速该偷偷地入了席。但是,塔塔儿人还是将他认出来了。他们在也速该的食物中下了毒。三天之后,也速该在家中去世。没过几天,铁木真被人从薛禅家接回。
    
    也速该去世之后,铁木真一家被同族人背弃了。作为家中的长子,九岁的铁木真必须与母亲、三个同母弟弟(合撒儿、合赤温以及铁木格)、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仑等人相依为命。他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靠捡杜梨、山丁,挖红蒿、野葱、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养育自己和儿女们。铁木真回报母亲的方式是,用火烘弯了针,做成鱼钩去钓鱼,或者做了拦河网去捕鱼。
    
    尽管诃额仑和铁木真都很勤劳,但是,能够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而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铁木真一家每天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极其有限的食物,成为铁木真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一天,铁木真带着亲弟弟合撒儿、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钓鱼。一条小银鱼被钓上来之后,立即被两个异母弟弟抢走了。铁木真心里十分恼怒。回到家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显然,诃额仑也没有办法。但她不愿意铁木真兄弟之间因为一条小银鱼结仇。她劝慰铁木真说:“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那样不团结?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再没有别的伙伴了。这样怎么能报仇呢?”
    
    对于母亲苦口婆心的警告,铁木真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此之前,这两位异母弟弟曾夺去他用箭射下的雀儿。对于铁木真来说,无论是一只雀儿还是一条小银鱼,都应该由他来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两位异母弟弟完全只顾自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了整个家庭,尤其是他更为幼小的同母弟弟和妹妹的生存。
    
    于是,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
    
    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别勒古台的性命。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苏联历史学家伍拉祺米尔索夫就十分相信薛禅将铁木真留下做女婿这段史料,并且从中发现了母权制度的痕迹。
    
    如果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它显然可以印证如下论断: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下,当面临生存的威胁时,弱者总是被迫成为强者,强者则总是选择主动出击,试图掌握分配生死的权力。与强者关系最远而距离最近的弱者,总是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就是生存的逻辑。
    
    在父亲也速该去世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年少而胆怯的铁木真接受了这个道理。但是,接受这个逻辑的并非只有铁木真。事实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是他们身上可以传续的基因。
    
    (五)
    
    中国史书为这个论断提供了许多证据。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在唐代魏征等所著《隋书》中,突厥人的风俗也是“贱老贵壮”。在宋朝彭大雅所著《黑鞑事略》一书中,蒙古人的风俗同样是“贱老而喜壮”。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是,老弱者的生存权利被极度忽视。毫无疑问,到了必须做出残酷选择的时候,老弱者必定最先成为牺牲的对象。
    
    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这个真理,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残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游牧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而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水,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牧草,又极受气候与季节变化的影响,因而经常会成为稀缺资源。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说,战争和冲突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弱者无疑会是最先被抛弃的累赘。
    
    贝都因人或许是最恰当的参照。
    
    在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着两种人:在沙漠和草原之间游弋的贝都因人,他们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半岛的边缘地带——定居的阿拉伯人。在适合牧草生长的正常的气候环境下,贝都因人过着很自在的游牧生活,然而一旦气候恶化,贝都因人经常劫掠定居的阿拉伯人。
    
    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个人主义是贝都因人的明显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是,沙漠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使它成为贝都因人的民族风俗。”
    
    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诗人顾托密甚至如此描述贝都因人的生活:“我们的职业就是抢掠。我们抢掠敌人和邻居。如果没办法抢掠他们,我们就抢掠自己的兄弟。”
    
    游牧民族的抢掠或者侵略,是其生存的逻辑的自然引申。既然本族老弱都可能遗弃,入侵其它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他们并非天生的侵略者,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对外侵略?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费根给出的答案是:气候变暖。费根教授在《大暖化》一书中提出,铁木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蒙古大草原正经历着干旱的痛苦,牧场被“较为干燥的气候”破坏了。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气候背景之下,铁木真团结草原各部族对外发起了侵略。
    
    费根借鉴了英国著名气象学家休波特•拉姆的科学发现。在20世纪中叶,拉姆提出了“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观点是,在公元950年至1250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经历了一段偏暖的气候。当然,在这段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气候偏暖并非持续不断的现象,比如,在公元1010年至1011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就经历了十分寒冷的冬天,但是,就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气候是偏暖的。
    
    尽管“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起初仅局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它后来也被用于解释同期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历史现象。但是,支持费根观点的并非只有拉姆的科学发现。
    
    美国纽约的拉蒙特—多尔提地球科学研究所曾与蒙古国立大学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脉中的红松标本。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偏暖气候,恰好与铁木真发动征服战争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甚至惊讶地发现,在公元816年,蒙古草原的气温甚至比现在还要高。
    
    史籍也提供了不少证据。根据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记载,在13世纪早期,气候原因导致了一场持续17年之久的饥荒。公元1215年,由于干旱引发的饥荒达到了顶峰,城市居民被迫以树皮充饥,并卖掉孩子为奴。公元1230年,又一次干旱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平民杀掉活人,并以之为食。有些人则割掉死人的腐肉和尸体作为食物,有些人以猫狗为食、、、、、、有些人吃苔藓、蜗牛、树皮、石灰、榆树叶和所有能想到的东西。”
    
    要理解气候变化对蒙古人的影响,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游牧既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马、山羊、绵羊、骆驼等牲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马。马不仅意味着财富,还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能够提供肉类、奶、奶酪等高蛋白食物。更重要的是,主人得借助它才能寻找到合适的牧场,才能配合手中的弓箭,成为令人畏惧的骑兵。
    
    然而,马的消化系统并不强大。它只能摄入牧草中25%的蛋白质,其余75%的蛋白质都被排泄出去了。在遇上干旱季节的时候,牧草由青迅速变黄,其蛋白质含量也急剧下降,很多马匹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影响。于是,迁徙或者侵略,成了古代蒙古人的必然选择。
    
    迁徙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侵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东面的大草原,远不如西面的大草原那么丰美,因此,几千年以来,东面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人等,或者是以难民的身份,或者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一代又一代地从东面迁徙到西面。
    
    气象学上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存的逻辑,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的故事:在也速该去世之后,在遭到同族背弃之后,铁木真一家过着何等艰苦的生活。
    
    (六)
    
    少年铁木真怕狗的记载,无疑是十分有趣的史实。这种趣味性来自强烈的对比,因为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铁木真的先祖“是奉上天之名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而“孛儿帖•赤那”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苍狼。
    
    在古代游牧民族独特文化的影响下,潜藏在铁木真体内的狼性基因,很快就被残忍的现实——生存的压力以及复仇的责任——唤醒。“复仇的责任”之所以被称为现实,是因为它与生存的逻辑一样,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就像劫掠是贝都因人的风俗一样,复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游戏规则。
    
    正因为如此,在被同族的泰亦赤兀惕人背弃之后,诃额仑曾警告年幼的铁木真要“报复泰亦赤兀惕兄弟们所施加的痛苦”。而我们从诃额仑的警告声中不难看出,“复仇”是蒙古族长辈经常教育晚辈的课程。
    
    当复仇成为游牧民族的传统之后,它就使游牧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因为旧仇往往会催生出新仇,并由此周而复始。最典型的例子是铁木真家族与篾儿乞惕族之间的仇恨。他们之间的仇恨与两个女人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孛儿帖•赤那在这里仅作人名解,并非实指苍狼。
    
    第一个女人是诃额仑,铁木真的母亲。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年轻的也速该有一天正在斡难河放鹰行猎,正好遇见了篾儿乞惕族的赤列都,他刚从别的部族迎娶了一个女子回来。也速该见这位女子是容颜特别美丽的贵妇人,心里十分喜欢,所以赶紧回家找他的哥哥捏坤太子和弟弟荅里台。兄弟三人将这位美丽的妇人劫回了家。她就是也速该的妻子、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
    
    第二个女人是孛儿帖,铁木真的妻子。前面已经提到,九岁的铁木真与薛禅之女孛儿帖定了亲,后来因为也速该去世,铁木真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共渡难关。铁木真成年之后,就去薛禅家迎娶孛儿帖。薛禅很高兴地把女儿交给了铁木真。于是,铁木真带着孛儿帖回了家。然而有一天,篾儿乞惕族的大队人马将孛儿帖劫走了。他们扬长而去的时候说:“为报抢夺诃额仑的仇,如今捉住了他们的妇人,我们已经报仇了!”孛儿帖成了赤列都弟弟的妻子。
    
    后来,铁木真又率军将孛儿帖抢了回来。尽管孛儿帖那时已经怀了孕,但成吉思汗并没有嫌弃她。孛儿帖生下了术赤,铁木真的大儿子。铁木真立誓要将篾儿乞惕族赶尽杀绝,以报夺妻之仇。
    
    在古代蒙古草原上,复仇是团结家族和部族的重要渠道。因为有共同利益的存在,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经常一起行动,因而会有相同的仇人。而相同的仇人又促使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更加团结。
    
    严酷的生存环境无疑也能促进部族内部以及朋友之间的团结。不过,在家族成员各自独立,有着各自的利益之后,团结的目的不再单纯,而是有其它利益考虑。当家族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团结将让位于残忍的现实。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这一点上,铁木真的子孙也不例外。
    
    在这种复仇的传统之下,仇恨会呈扩大化的趋势。在古代游牧民族的眼中,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朋友和敌人。他们认可的原则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因此,在复仇的过程中,帮助或收留敌人的人,都会成为复仇者的敌人,这些人的朋友也成为复仇者潜在的敌人。于是,复仇对象越来越多,仇恨也越积越深。如果复仇者不是太弱,他总是能够找到盟友。而对于盟友来说,助人复仇是发财和扩大势力的机会,原因在于,复仇者总会提供一些好处,比如,他可能选择放弃复仇所得的财产,也可能作出一些别的承诺。对于盟友来说,帮助朋友复仇是美德,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另外,帮助朋友复仇还是理想的侵略借口。
    
    为了从篾儿乞惕族手中夺回孛儿帖,铁木真找到了两个盟友:一个是他的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结拜兄弟),克烈部的王汗;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安答,札达兰部的可汗札木合。这两个盟友非常看重这次复仇行动,他们将这次复仇看做是发财的好机会,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出兵计划。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
    
    札木合带领的军队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指定地点,而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队却迟到了三天。札木合对铁木真和王汗的迟到十分不满,他说:“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就是有风雪,也要守约,就是下雨,在聚会的时候,也不得落后’吗?不是我们蒙古人一经应诺,就和立了誓一样吗?我们不是曾说过,‘把不守约的从行列当中赶出去’吗?”王汗回答说:“我们耽误了三天,由札木合弟随意责罚吧!”于是,他们商谈了违约的责罚。
    
    最终的结果是,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军队大败篾儿乞惕族,“把他们的妇人儿女掳掠尽绝、、、、、、把他们的全体百姓掳掠一空”。铁木真把自己掠夺的钱财和粮草都送给了王汗,以此作为对他的帮助的酬谢。
    
    值得一提的是,篾儿乞惕族的族长脱脱和他的儿子侥幸逃脱了铁木真等人这次的围剿,他们先是逃到了乃蛮部,后来又逃往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国。因此,乃蛮与西辽也成了铁木真的敌人。
    
    铁木真说的一番话可以充分说明古代蒙古人是何等的重视复仇。他说,因为有王汗和札木合的帮助,有天地赐予的力量,在苍天的眷佑之下,“我们把男儿必报之仇给报了,把篾儿乞惕百姓们的胸膛弄穿了,把他们的肝脏捣碎了!我们把他们的床位掠空了,把他们的亲族毁灭了,把他们残余的人们也都俘虏了!”
    
    这番话同时也说明了古代蒙古人复仇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毫无疑问,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阻止敌人复仇,因为在有着复仇传统的蒙古草原上,给敌人留下活口就是给自己留下后患。
    
    这一特点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征伐的初始阶段,蒙古军队会有屠城、屠村、屠族等暴行。直到帝国已形成一定规模,蒙古统治者自信心和控制力增强,并认识到留下活口对帝国的好处之后,暴行的残忍程度才有所降低。这都是由于:铁木真——成吉思汗自己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奸淫掳掠的受害者。
    
    铁木真、王汗与札木合的友谊并不长久。在三者的势力都壮大了之后,铁木真与札木合很快决裂,而后,在札木合的煽动之下,铁木真与王汗也反目成仇。
    
    这件事反映了蒙古草原上的政治现实: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敌人和利益。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必须争夺草原上稀缺的水草资源,尤其是在过旱或者过寒的气候环境之下,友谊的分量往往比不上一片牧草。
    
    对古代蒙古草原复仇传统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我们看到,蒙古人对西夏、金国、南宋、日本、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等国家和地区的征伐,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复仇的目的。
    
    无论是生存的逻辑,还是复仇的传统,都要求蒙古人适应战争生活。因此,他们刚出生不久就会被“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跟随大人们一起驰骋,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小弓箭和短刀,15岁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骑兵。
    
    与农耕世界的士兵相比,蒙古兵在生理上的特点十分明显,这些特点赋予其以独特的优势。现代生物学、医学和体育理论学已经证实,常年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蒙古高原——的人,比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有更多的血红细胞,这意味着他们运输氧气的能力更强。因此,当蒙古人来到亚洲和欧洲海拔较低的地区时,他们的耐力和力量都会增加。
    
    同时,蒙古人对地形天生具有很强的记忆力。这是在几千年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基因。因为大草原上几乎没有任何路标,而他们却必须在草原上放牧、寻找水源、寻找朋友和敌人,这需要他们培养对地形的敏感度。
    
    另外,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出于复仇的责任,但凡是对外侵略,都需要有很多人参与,尤其是各类人才的参与。铁木真在这个方面最有心得。每当征服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铁木真至少会做两件事情:其一,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使其成为蒙古大军的一部分;其二,善用被征服地区的工匠,尤其是制作武器的工匠。
    
    (七)
    
    在讲述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的历史时,历史学家们的心情大多是十分复杂与矛盾的,因为这段历史既充满了趣味性,又充满了让人恶心的血腥味;既令人血脉沸腾,又使人毛骨悚然;它既能充分说明历史的逻辑,又能充分体现历史的悖论;既能让人看到人性的伟大,又能让人看到人性的猥琐。
    
    而历史学家们的性格、背景、偏好、分析方法、行文方式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因此,多数读者在阅读他们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时,心情往往会加倍的复杂与矛盾,对历史学家的判断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如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有的历史学家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他描述成这样一个伟人:他在主观上有着国际主义的情怀,想通过一统天下为苍生造福。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成吉思汗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是撒旦派往人间的使者,因为在率军征伐的过程中,他做了太多灭绝人性的事情,比如屠城。
    
    显然,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两个极端。然而不幸的是,往往是极端的观点更引人注目,更能调动读者的胃口,也更能影响读者的判断。因为习惯于将自己简单归类,不少读者往往愿意接受这种“非黑即白”、“立场鲜明”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习惯于质疑、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来说,这些观点无疑会带给他们困扰。为避免给读者带来这种困扰,无论是在对史实的处理上,还是在观点的陈述上,都将尽力做到客观理性。通过引用有明确出处的史实,运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本书将回答以下这些读者最为感兴趣的问题:成吉思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是生来就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一个天生杀人狂?
    
    他所遵从的是怎样一种扩张逻辑?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万的蒙古国,是怎样变成势不可挡的蒙古帝国?又是怎样征服那些强大的、有过辉煌文明的大国的?那些大国的文明各自存在哪些问题?它们又是如何在精神层面对蒙古帝国进行反征服?在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起着关键作用?阻止蒙古帝国进一步扩张的力量或者因素又是什么?
    
    着重讲述的内容,是蒙古帝国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文明彼此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文明对蒙古帝国的影响。通过阅读,读者将进一步理解历史的发展逻辑,理解生态环境、民族仇恨、宗教文化等因素以及偶然性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读者或将见证历史不断昭示的真理:尽管某个国家的政权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如果其内部平衡被打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其制度本身又不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或者当局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只愿意或者只顾得上安顿国内秩序,而忽视了外部威胁因素的存在,那么,这个政权的命运只有解体或灭亡。而政权解体或灭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因内乱失控而解体,要么是因外部侵略者突然出现,并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相配合而终结。
    
    (八)
    
    分析“推动蒙古帝国崛起的动力”,可以发现西方历史学家所持的成吉思汗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观点可能过于溢美。更接近史实的判断或许是,在他领导之下的蒙古帝国的扩张,更多是出于生存和复仇的目的,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混合了令人发指的劫掠和暴行,以及许多“计划外的”入侵行为。
    
    至于蒙古帝国霸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赶上并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被征服者大多处于外交困境之中,正与邻邦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比如南宋、金国与西夏之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都因为陷入这种困境而不能自拔。对于相信“天命”、敬拜“腾格里”(长生天)的蒙古人来说,上天赐予的机会是绝对不容许浪费的。
    
    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有利因素,征服者们显然具有极其高明的战略眼光,并具备极其出色的战略执行能力。他们还极具学习能力。他们善于吸取其它文明的军事智能,善于整合其它文明的军事实力。比如,他们从金国和西夏的汉族军队那里学会了攻城战术,从西亚和欧洲人那里吸收了重装甲的优势。他们利用汉族的攻城战术征略西亚的穆斯林世界,又雇佣西亚的制炮大师征服汉族的南宋政权。
    
    他们的军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十倍,由最初的十万扩张到了一百万以上。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我们将会看到,这支整合自不同文明的军队是如何带给他们辉煌的胜利,又是如何让他们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
    
    对于宗教的作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也极具领悟力。在征讨欧洲、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力量以安抚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最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宗教逐渐对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及其亲属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反征服。比如,蒙古帝国的继承国中,多位大汗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有的王室成员或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成了基督教的圣徒。
    
    蒙古帝国甚至是圣战的参与者。从公元11世纪末到公元13世纪末,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展开了两百年的圣战。而蒙古帝国的西征处于公元13世纪中期,正好赶上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圣战的尾声。蒙古帝国在事实上解体之后,作为其继承国之一,伊尔汗国直接参与了圣战,并尝试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建立某种联盟。蒙古帝国的另外两个继承国——金帐汗国和察哈台汗国——则通过牵制伊尔汗国的方式间接参与了圣战。对于圣战的参与,使这些继承国进一步被宗教化。
    
    (九)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科林•麦克伊韦迪考证,在蒙古帝国征伐的过程中,最保守的估计有至少3500万中国人、150万伊朗人、50万俄罗斯人、75万阿富汗人死亡。尽管西方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令人发指的杀戮换来了“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客观上有诸多益处”。
    
    不过就中国而言,数千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仅仅是短暂的白骨嶙峋的“和平”。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立了明朝,再两百多年后,满人——女真人的后裔——又推翻了明朝,建立了清朝。两百多年后,清朝延续又被推翻。无论是处在哪个朝代之中,百姓的境遇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都是处于备受盘剥的最底层。寻常百姓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无法独立生存,总会隶属于某个民族、宗教、文化、地域或其它具有社会属性的团体。而这些团体往往都有各自的利益和尊严。
    
    简单交代一下蒙古帝国的其它继承国的最终命运:公元1335年,伊尔汗国因内乱而解体,分裂成几个王朝,这些王朝互相攻杀,最终被金帐汗国和帖木儿帝国收拾干净;至于金帐汗国,从公元14世纪60年代开始也陷入内乱之中,而后逐渐瓦解和分裂,并于1502年被沙皇俄国灭亡。
    
    窝阔台汗国与察哈台汗国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弱,因而未被本书重点介绍。先后遭受蒙哥和忽必烈打击之后,窝阔台家族的势力一蹶不振,公元1310年,窝阔台汗国并入察哈台汗国。尽管帖木儿帝国不断蚕食其领土,察哈台汗国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才陷入分裂。18世纪中期,它在塔里木盆地的残土被清朝吞没。
    
    、、、、、、
    
    越南靠着水乡保命、爪哇与日本靠着大海保命,是同一个原理。
    
    而南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逃到了浙江、福建、广东,还是缺乏足够的水乡与大海的保护,不足阻挡骑兵部队的铁蹄。
    
    想当初东晋能够抵抗符坚,可能那时的气候要温暖许多?而到了明末,其后可能更加干旱,所以清兵能够更加迅速地进入南方。到了近代,日本人、共产党,凭借新式装备,就更加不在话下地横扫千军地南下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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