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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报复社会”案根子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中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1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一、引言

    
    2014年7月6日,杭州公交车燃烧事件的阴霾尚未从人们心中散去,15日,广州公交发生爆炸性纵火案,有目击者称,有许多乘客都没来得及下车,5分钟后,整辆公交车就被大火吞噬,在公交车站台等候的一些乘客也被灼伤,公交车车顶亦当即烧毁。惨烈之象可想而知。目前,该事件已造成2人当场死亡,32人受伤。翌日,腾讯网报道,广州警方将一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刊出相关分析,现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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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媒体梳理了从2009年以来的7起公交纵火案,至少有4起为报复社会行为。
    
    有心理学者分析了此前厦门和杭州的公交纵火案发现,纵火者报复的都是些和他们一样,或好不太多的人,都是老百姓。这些人都是无辜者,但是,在失意者心理上,他们却是让失意者失意的“社会”中的一部分,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是如此。似乎,在让失意者心理上活不下,他们即使不是“主犯”,也是“同谋”。
    
    他们之所以成为失意者,固然有制度和市场排斥的原因,但其能力和素质也并不怎么样。他们在判断事物上并不具备超出自己经验的能力,因此,失意使他们发展出一种对世界怨恨的心理,但怨恨、泄恨的对象,在其智力和心理模式的指向中,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社会人群--和他们一样的中下层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另外,也只有针对弱者和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他们才能克服混得失败在心理上的致命打击,找到力量感和心理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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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网虽是民营机构,但在中共一党专制下,与中共专制的同流合污已不可胜数,很多评论腔调皆如出于中共喉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上述分析便凸显了腾讯网一贯的媚共姿态,将2009年以来的至少4起“报复社会”的公交纵火案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作案者个人,“能力和素质也并不怎么样。他们在判断事物上并不具备超出自己经验的能力”,“针对弱者和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他们才能克服混得失败在心理上的致命打击,找到力量感和心理上的优势”。
    
    虽如此,但腾讯网还是以“一语带过”的形式将原因往别处轻描淡写,“固然有制度和市场排斥的原因”。之所以点了一点,恐怕和如今的民意相背不无关系。如今,普遍被大陆主流媒体视为“报复社会”案件的根本责任,在多数网民看来,都在于当局。据笔者统计,网易关于广州公交爆炸性纵火案报道的跟贴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句子是: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右)拐是政府”。
    
    二、弱势群体“报复社会”案件之根本责任在政府
    
    上文所列的腾讯网评论承认,2009年以来的公交纵火案的多数罪犯“是老百姓”“失意者”,属“下层社会”,报复社会的根本原因是“失意”。而纵观大量“报复社会”案件,十之八九皆系弱势群体所为,原因多是物质生活方面不如意。“物质决定意识”,因物质生活不如意而产生精神焦虑,进而萌生“报复社会”之念。
    
    虽然,任何政府都无法绝对控制弱势群体“报复社会”案件的发生,但是,一个民选的政府,一个很少或从不空谈愚民、敷衍塞责的政府,一个真正以民为本的政府,能够将弱势群体关怀推向极致,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两极分化,使弱势群体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保障,有病不必愁,失业有救济,能够使弱势群体克服就业困境和创业困境,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从而在服务于社会亦受益于社会的良性发展之路上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自觉远离违法犯罪,从而减少“报复社会”案件的发生。
    
    一言以蔽之,弱势群体最需要得到政府的关怀。而上文所列的腾讯网评论,对于政府应对弱势群体和下层社会尽到的格外关怀之责,却一语带过,轻描淡写。
    
    万俊人先生在《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中如是写道,“公正并不仅仅意指分配公正,而且在其基本含义上看 ,它首先是指社会基本结构或基本制度的秩序公正。”这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即重视制度公正对于社会公正天平的调节作用。
    
    据此,一个专制的政府,一个集权专制、党权至上、民权在下的政府,一个自成立以来残民无尽、谎言滔滔、空话连篇的政府,必然造就一个权力分配和权利分配都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造就一个基于专制权力的“身份社会”而非基于商业文明的“契约社会”,必然造就一个“公仆”高高在上而“主人”忍气吞声的虚伪社会,只能在“损不足以奉有余”之路上不断地恶性循环下去,只能时时处处加重社会不公、加剧社会对立、减少弱势群体关怀,只能制造出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的“报复社会”事件!
    
    毫无疑问,中共在弱势群体关怀方面的所作所为糟糕得无以复加。这一点,在关于广州公交爆炸性纵火案网络报道的跟贴评论中,全面凸显出来。
    
    很多论及广州公交爆炸性纵火案之本质问题的评论,虽都谈不上逻辑完整、论证有力,但都有独到之见,就是不少夹带着“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右)拐是政府”的评论,所写的别的文字着眼点也基本不同。
    
    中共过去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今不经常这样说了。在我看来,在中共欺骗宣传无处不在的大环境中,人民群众的眼睛确实未必是雪亮的。
    
    但是,在专制势力很难完全控制的网络环境中,多数网民愈发觉醒,眼睛必然是雪亮的!对体制之害各有感受各有认知的弱势群体、普通百姓,受到相关事件触发,更生满腔激愤,无法以抗议示威方式发泄,只有发诸网络。
    
    每一个评论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如果这些评论能够有机组合成文,便是一篇最能说明广州公交爆炸性纵火案之本质问题的出类拔萃的评论。
    
    如果每一个评论背后的真实人生组合起来,基本上就是真实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千万个真诚网民的判断中,中共拼命粉饰的剥削压迫皆渐显真相。
    
    在千万只雪亮眼睛的注视下,中共苦心炮制的欺世之言均原形毕露。
    
    在千万组真实生活的对照中,中共精心编造的虚假数字都不经一驳。
    
    在千万篇评论网文的揭露下,中共久久掩盖的事实真相已大白天下。
    
    三、“这就是中国,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
    
    产生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是贫困。
    
    贫困虽然和一个国家整体财富的多少有一定关系,但是,和贫富分化程度关系更大。
    
    《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客观地说,“寡”是可忧的,但“不均”更堪忧。所谓“不均”,不是说要绝对公平,而是要尽量公平。被不少中国学者称为“最亲切的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结合伦理学,对于一个合理制度提出的基本标准是:注重人,注重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每个人都能达到最适宜的生活水平。反观中共,口口声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今,中国大陆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估计没有“之一”)。
    
    “吃世界上最贵的猪,读世界上最贵的书,看世界上最贵的病,住世界上最贵的房,吃世界上最毒的食品,干世界上最长的工时,交世界上最多的税,享世界上最小的权利,养世界上最多的官,受世界上最重的剥削,领世界上最离奇的死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就是中国,能活着就已经是奇迹。”这个段子曾一度在网上广传,虽遭猛删,但残余犹在,传播仍多,谷歌即可见,足见人民对中共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的整体感受。
    
    据网媒,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年底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认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应该是0.61。而有部份学者在著作中称,如果将“暗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之后,中国基尼系数将上升为0.67。
    
    中国大陆不仅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地区,还是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估计没有“之一”)。因中共一贯善于掩盖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事实,是以,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群体虽然庞大,但具体数目一直是谜。2009年,世界银行与广东省合作,对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广东省进行调研,结果发现,按照世行的日收入2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2007年,广东省仍有10.3%的农村人口收入低于日均2美元。这还仅仅是农村调查结果,不包括连土地都没有的城市弱势群体。
    
    可是,广东采用的却是当时全国统一贫困线标准(人均785元),比老挝低19%,比越南低20.4%,比蒙古国低55.3%。许多人因此被排除在“贫困人口”之外。
    
    当时,中国大陆贫困线标准远低于世界银行确定的标准,在当时仍采用国内自定义贫困线的86个国家里,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中国大陆,为2.8%,大大低于86国平均水平的37.4%。作秀做到这份上,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2011年,中共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但是,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中国扶贫标准换算后约等于每天1美元,还是低于世界银行的日收入1.25美元的国际标准。尽管如此,仍有近1.3亿人被囊括在贫困人口之内。
    
    可是,如果依照中国家庭金融的调查数据,2010年约有45%的家庭成员退休后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工资。我想说的是,这些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工资的人们,在老年时代何以为生?就算按照中共如今的贫困线标准,贫困人口岂止是1.3亿人?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中共恬不知耻地出尔反尔,将“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等许诺抛掷一边,宣扬“做大蛋糕”“初级阶段”之类歪理邪说,而不顾这些歪理邪说与被其表面奉为圭臬的“马恩主义”中的一些说法完全相悖。请看马克思的原文,“如果我们确信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及它造成的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尖锐对立的状况一定会发生变革,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而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中写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但是,中共目前所推行的制度,鲜有正义追求,放任不公,加剧分化,在中共口中,人民素来是“义务”居多,权利多半沦为一纸法律空文。
    
    香港作家今钟先生比较了美国与中国的穷人之后,说,哪有剥削比资本主义高出25-50倍的社会主义?哪有占人口0.4%的权贵阶层占有全民财富70%的社会主义?中共目前施行的是伪社会主义。实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世界上很多通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公平理论都足以有力反驳中共“做大蛋糕”“初级阶段”之类歪理邪说。罗尔斯在“时间的偏爱”一节中的一个理论足以为证——“各方没有理由赋予单纯的时间位置以某种重要性”,对于要求过高积累率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反对的。而阿马蒂亚·森认为,极其贫穷的国家也依旧可以使其最贫苦人民的福利获得提高。然而,中共做贼心虚,有意无视不甚富裕的、甚至一贯被中共作为贫困国家来宣传的印度等民主国家有免费医疗等福利和弱势关怀的事实。
    
    四、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中共是制造弱势群体、加重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
    
    贫富分化严重程度不断增加、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居高难下的另一面,是中共及其裙带集团不断增加对社会财富的损耗、暴敛、窃取。在一时一地,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有限的,一方多占,其余各方必然少得,何况是弱势群体。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方面:
    
    其一:损人民以奉衙门
    
    据网媒,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标准计算,中国财政供养人数达7000万人;而原中共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表示,由于乱设机构和乱定级别,现在“领导干部”的职位数超编和公务员超编现象严重,“官”满为患,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左右。
    
    相关人士推测,中国政府财政支出速度远超GDP的增速,供养官员造成中国民众沉重负担,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09年统计 “单位就业人员”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40288.2亿元,平均工资3.2244万元,由此得到全国“单位就业人员”数量为1.2494亿人,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中国财政供养的。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 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对中共支持率仅有10%以内(据“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统计)的互联网愈发被中共视为决定其生死存亡之地,所以,中共不仅以巨额花费和庞大人力对诸如自由亚洲、美国之音等大量网站,以及脸书、YouTube和推特等美国社交网站进行封杀,还一直在网上拼命扩军备战,具体地说,就是一直扩充原来被称为“五毛”而现在多被称为“网络评论员”“网络舆情师傅”的互联网党卫军。中共官方新华社说,培训网络舆论管理人员是“各级政府和领导人面临的重大任务”。自从习近平2012年底担任中共国家主席以来,中共政府加紧了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对于五毛群体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进一步要求,据新华网《首批网络舆情分析师持证》报道,国内专业网络舆情人才缺口超过120万人。目前,这一群体在迅速扩张。
    
    相应而言,官员数目也须成比例。而《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称,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中共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
    
    以上,还仅仅是工资形式的消耗。下面简单列一下所谓“三公经费”的情况。
    
    据网媒,三公经费数额之庞大,似甚于工资。据吴庸《吴庸:“三公”经费——末日的饕餮》,2012年结算,仅公款招待开支,国税总局为65135.93万元,中科院为7945.89万元,但这两个单位公款招待开销数额并非最大,有些部门把公款招待费的相当部分转到下属企业,由企业列支,还有些部门凭藉非法留存的“小金库”或下属单位的暗地“进贡”而隐匿了公款招待的实际数额。“最近公之于众的2012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款招待费为14.13亿元,可是,只国税总局与中科院两个单位的公款招待就达7.3亿元,像这样的单位共三百多个,总共才花了14.13亿元,谁能相信?”加上公款配车,公款出国(境),数额更大。“2013年3月24日全国各地十余专家、学者齐聚浙江讨论‘三公浪费的治理’,认为中国的三公经费已经突破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反观民主国家,“三公经费”的相关表现恰好相反。吴庸在《“三公”经费——末日的饕餮》中写道:“公款招待以炫富,公车乘用以示贵,公费出国(境)以显权,是以党治国的中国特产”,“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说,除了极小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招待吃喝的概念。”“芬兰只有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有固定专车和固定司机”,“(民主国家官员)公款出国……只能根据财政实力予以平衡。立法者会指定财政部门规定具体而详尽的因公出国的财政拨款细则,超出者不能报销。美国是经济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也不敢违背这项原则。比如,规定内阁成员级别的官员因公出国,旅程在14小时以内,除特殊情况,只能坐航班的经济舱,不能坐商务舱或上等舱。美驻华大使骆家辉就是携家带小,坐经济舱抵达北京的,因为航程只有13.5小时。”
    
    上述两条,其实仅是“损人民以奉党官”的小头。君不闻“工资基本不动”之民谣?工资既然不动,三公经费也不包生活巨细,那么满足各种欲望和奢侈消费的钱从何而来?贪污。这种形式,才是大头。当然,这种形式不是中共乐见的,但在中共一党专制体制下,贪污必然成为“损人民以奉党官”的一种惯常形式,这是规律,不因中共意志而转移的。
    
    中共各级官员和裙带集团直接贪污、间接贪污、变相贪污的数额,固然是一个谜团,但是,地球人都知道,在一村支书、一乡镇书记贪污数额动辄便计以千万(如,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任村主任、书记阎海明贪污受贿两千余万,自称为养活小老婆;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党委书记李丙春共贪污公款3,887万余元,挪用公款约1.6亿元)的现实情况下,中共各级官员贪污的总数额是个惊天数字。据何清涟《中国腐败赃款的流向》,高检工作报告数据,2013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581件,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此前5年内,高检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这仅仅是追回来的,追不回来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但是,在贪污受贿早已成普遍现象的中国大陆,被查处的贪官,能占多大比例?恐怕冰山一角也谈不上。
    
    仅仅通过被查处的贪污数额来判断中共官员贪污的总体情况,显然犹不足以窥豹一窥。除此,还可通过卷款外逃的贪污数额来判断中共官员贪污的总体情况。
    
    何清涟在《中国腐败赃款的流向》中引用道:“《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2014年)称,‘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而据大纪元2012年9月9日报道《中国上万贪官外逃 卷款万亿》,“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的旧资料,平均一名贪官卷走1亿人民币外逃。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显示,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上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兆)元,也就是平均每人1亿人民币。”“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外逃金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外逃资金超过了1.5万亿(兆)元人民币。”
    
    由《中国上万贪官外逃 卷款万亿》可见,由于中共体制之弊,官权之大几不受制约,所以可将出逃方案安排的有条不紊,因贪污过多,对于大陆的房产,有时不屑处置,“2009年5月底,中纪委查封的‘无主’(已经潜逃)的房地产仅仅广州一地就高达1,800多套,散布在碧桂园等上百万的豪华别墅就多达160套。”
    
    能被抓回的外逃贪官,又有几人?《中国上万贪官外逃 卷款万亿》文中写道:“贪官外逃后,官方对他们的抓捕也很不得力。比如2003年4月20日,原温州市副市长、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她贪污了2亿多人民币。有报导称,杨秀珠已在2005年5月31日于荷兰落网,但消息出现几小时后便被删除。2011年荷兰媒体惊叹,六年过去了,到底杨秀珠是身在荷兰,还是已被引渡回国,怎么中外媒体都找不到答案呢?”
    
    习近平虽比前任多抓了一些老虎,对“三公经费”也有所限制,但是,只要中共制度不变,仅仅依靠选择性的人治反腐,无法抓到的老虎将有增无减,贪污,将一直是“损人民以奉党官”中的最大黑洞。
    
    房地产,也是中共变相损人民而奉衙门的一大项。以中共所谓的“土地国有”政策为基本依据,中共纵容地方官员卖地赚取滚滚暴利,建成房子更是利润奇高,有不少家庭甚至要以大半生的劳碌去积累购房款。所得钱财皆进入中共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口袋。据2013年8月30日新京报报道《一线城市房价超纽约 收入不及发达国家的1/10》,14年来全国卖地收入年均超1万亿,“政府卖地涨价没商量”,“根据IMF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尚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纽约和伦敦。”
    
    中共变相损人民而奉衙门的大项,便是以国家机器的方式弥补金融业的坏账。坏账一般都与地方政府有关,当地方政府从银行贷款进行某项建设失利之际,或者出现巨大贪污但无法追回被贪污款项之后,导致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坏账便出现了。为了弥补坏账,中共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印刷纸币。这样就等于以国家机器的方式为中共官僚的失利、贪污等行为买单,最终受害者人民大众,不得不承受财富被稀释、通货膨胀等恶果。
    
    中共变相损人民而奉衙门的另一项,还有衙门的灰色收入。据百度百科,所谓灰色收入,如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所言就是:“‘黑色收入’是不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公开透明的收入,是合法的;‘灰色收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收入。”灰色收入一般表现为返点、好处费、感谢费、劳务费、讲课费、稿酬、礼金等繁多名目,比较突出的表现有,所谓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2013年9月23日“凤凰财经”有报道《调查称中国“灰色收入”超6万亿元 约占GDP12%》。
    
    有必要提出的是,中共的衙门不仅设于国内,还不断向国外延伸,尤其是倾向于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延伸,企图以攻为守,为一党专制在海外造势渲染,拓展生存空间,对所在国开展文宣攻势,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进而逐渐演变这些国家。如,以“汉语国际推广”为招牌的孔子学院。据大纪元资料,2008年光预算就高达16亿人民币,此后一年更比一年多。相比之下,中共所谓的“希望工程”经20多仅募50来亿。对人民如此冷血,今古难寻。据百度资料,截至2013年9月,全球已建立435所孔子学院和644个孔子课堂,共计1079所,分布在117个国家(地区)。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盖一所孔子学院需50万美元,还有人估至少要几百万美元。有报道指出,孔子学院聘用的中方教师中,部份在从事间谍活动。孔子学院的公共教学内容之一是教学生唱《社会主义好》,几年下来,培养出一批亲共的西方青年。
    
    2012年2月6号,中共中央电视台视CCTV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新建的演播室正式开始运营。据悉,中共从2009年开始,为这个项目启用450亿元人民币。有外媒指出,到目前北京还没有看到巨额投入所带来的回报,中共不顾亏本,花巨额在海外投资,扩张媒体,搞大外宣。2008年以后,中共外宣媒体开始海外大扩张。比如新华社疯狂向外扩张,海外目前有130多家分社,6千多名记者,每天生产7千多条新闻。2009年4月2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成为继《中国日报》之后的第二份中国官办英文报纸。据透露,早在2008年12月,《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开始在外国驻华记者群体中招聘主编、编辑与记者,数量是60名英语新闻记者和编辑、10名外籍专家以及5名管理人员。一位参加过招聘的外籍记者被告知:“普通记者和编辑年薪都在10万元以上,资深记者、编辑能得到3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并且还提供一套住房。”《环球时报》英文版在起步时没有经济效益的压力,第一年预计运营亏损2000万元。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9月16日文章《中共大外宣向世界扩张》一文指出,“美国的中文报纸、杂志、网站,能客观报道中国不取悦中共者寥寥无几。”
    
    中共于2001年“援助”巴基斯坦兴建瓜德尔港,在北京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建设瓜德尔深水港一期工程融资协定,用无息贷款等形式向巴方提供“无偿援助”和BOT方式的总承包,即建设、管理、若干年后移交巴方,一般为15至20年。2012年8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披露,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贴邻印度洋的港口瓜德尔已经悄悄地成为中共第一座海外军事基地了。
    
    据大纪元资料,2004年4月15日,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目前,海外华侨华文教育机构已经有10000多个,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子女有100多万人,遍及世界各地,中共为海外各级各类华校培训教师,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办“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2005年起,中共中央政权每年增加2000万元专项经费,支持“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仅广东省用于开展“海外华文教育”的专项经费每年达220万元、云南180万元。
    
    大纪元引用道,2003年9月,负责人权事务中“受教育权利”的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赛夫斯基女士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曾发出严厉批评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中国没有履行人权公约中有关教育的承诺,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却在海外大兴“华文教育”,并设立上万个遍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华文教育机构”。中共如此漠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却能如此热衷海外的华人教育,用心昭然若揭。
    
    中共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为主,与外交部领事司等相互协作,以驻外使馆为支点,以牢控在手的中资企业为扩张资本,投入大笔经费,设置海外扩张系统,在世界多国内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由中共控制的组织、社团,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中形成国中之国。中共各地政府以“海外侨领研习班”等方式,培植海外华人社团的头领,使其亲共,指挥这些人在海外打击反共的信仰团体、民运团体等,“融入当地高层政治”,“影响主流社会”。如与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联姻的方李邦琴,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其二,损人民以奉“国企”
    
    中共统治下的所谓“国企”,其实质是中共以“国家”“人民”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掠夺国家财富以肥一党的别称。因根本目的服务于中共一党专制和一党私利,与民主国家、重视人民利益的国家的“国企”性质迥然不同。民主国家的国企基本名副其实,基本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利润向全民分红。而中共统治下的所谓“国企”的突出问题亦尽皆表现在利润分配方面。以利润分配为视点,可将所谓“国企”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
    
    中共口口声声,“国企”原始资本来源于全民积累,属全民所有制,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中共在很长时间内,对不少所谓的“国企”的投入一直是有进无出,尽管如此,中共为了控制社会经济基础以助力一党专制,很多国企明明频临破产也要用人民血汗输入、维持其运转。然而,当利润分配之际,人民只能靠边站,所谓“国企”的利润,除了极少数以杯水车薪的形式用于公共建设等方面,其余的都成为国企之自留和中共一党囊中的财富。
    
    据资料,所谓“国企”的利润普遍自1998年以来便稳步提升。2008年的上市公司年报资料显示,在中国利润收益最大的企业之中,排在前几名的皆为央企。其中工商银行在2008年度的税后利润竟高达1112亿元,以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国家背景,竟成全球利润受益最高的银行。而中国石油在2008年度的净利润高于工商银行一头,达1144.31亿元,成为亚洲利润受益最高的公司;中国移动在2008年之净利润达1127.93亿元,其利润受益之高,在全球电信公司中首屈一指。
    
    不少大型的、垄断的所谓“国企”早已扭亏为盈,甚至有些所谓的“国企”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之列的今天,中共财政每年仍有相当部分的投于这些企业。与此同时,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备受挤压。目前,所谓的“央企”高管年薪与福利高的惊人。不少所谓的“央企”将相当比例的自留利润投入房地产等暴利行业,以利生利。反观不少不完全竞争性行业和完全竞争性行业之中,民企纷纷退缩不振。
    
    在2009年,很多所谓“央企”“地王”之大手笔,震惊全国。2009年,全国各地产生“地王”90余,所谓“央企”竟然占据60个左右,其自留利润之丰厚,显现无遗。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有实力的所谓“国企”争得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珠海市以及南京市等城市的地王达到10个以上,实际数量可能远远不止这些。虽然个别“地王”现象被中共禁止,中共“国资委”也介入监管,但总体而言,效果不大,所谓“国企”基本能够自始至终主导“地王”现象,将获利空间开掘到极限。
    
    据资料,最近7年间,电信、电力、金融、石油、烟草、水电气供应等垄断性质的所谓“国企”,其职工人数不及全国的8%,但平均每年工资、福利等收入总额,相当于同行业职工收入总额的60%以上 。此外据中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资料,目前,电力、金融、电信、烟草、保险等所谓“国企”的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假若再加上福利等工资外收入和职工待遇等方面的差异,实际收入之差距至少达到10倍以上。2009年中石油20亿元团购千套住房事件 ,在网络中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进而使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大型垄断的所谓“国企”的超高福利待遇,一时之间掀起了很大的轰动。
    
    中共所谓“国企”高管理、高技薪酬待遇过高的问题,如下数据足以窥豹一斑:在石油企业里面,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其2008年的年薪有1200万元 。在24家金融企业之中,有11名“打工皇帝”的年薪逾千万元。中国招商银行的首席CEO马蔚华,其年薪超过960万元,大约相当于100名普通民企职工工作一年的总收入。而中国民生银行的董事长董文标,在2007年的年薪竟逾1750万元人民币之巨 。所谓金融“国企”利润之高可见一斑。除了这些高薪之外,其福利和隐性福利等薪酬外收入虽几乎不见报道,但也必然为数不少。大众和绝大多数学者始终普遍质疑所谓“国企”的高管、高技所创价值是否与其薪酬待遇成正比。因为高管、高技的背后是中共以“全民”之名的大力扶持,浇灌了几乎无可计量的人民血汗。
    
    为平息汹汹众议,中共所谓“国企”有时亦做“降薪”秀。在2004年,中国移动进行过降薪调整,降薪调整幅度最高达30%—40% ,但企业外降而内补,通过增加福利和隐性福利来弥补职工因为调薪而形成的工资差。所谓“国企”的职工福利普遍远超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民众对所谓“国企”职工收入之高居高不下普遍不满。
    
    就算是中共官员,对于中共一味偏袒所谓“国企”的作法亦有微词。据中共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所言,“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我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已大幅提升,继续实施免缴政策不仅导致国有资本上缴规模偏小,而且在市场主体间形成了不平等竞争。此外,随着我国新闻出版机构大量转制,将会形成一部分以文化传媒为主业的国有企业,也应将其纳入上缴范畴。”
    
    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资料,中共目前对教育、社保、卫生等公共开支相当于GDP的6%,发达国家这方面高达28%。亚洲开发银行于《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世行相关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如果能够将50%的利润交至国家财政,卫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增加85%左右的支出。人大代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就这一问题指出,国企利润倘若能够向国家财政缴纳90%,不仅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保障四大民生问题即告顺利解决,且社会福利水平定然有一个整体性的提升。
    
    然而,相关资料显示,“2006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26万亿元,而其上缴的比例仅为5%到10%,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2009年央企的总利润为7977.2亿元。按《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这些利润上交给国家的量将低于977.2亿元这个零头。”“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然而,近2万亿的利润,上缴国家红利只有440亿元。”
    
    据中共财政部2007年所颁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像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这样的资源雄厚利润惊人的“巨无霸”型所谓“央企”,需向上交国家的利润不过相当于其利润总数的10%而已。而如工商银行这类利润受益同样排在前列的所谓的金融“国企”,对其征收红利之具体办法迄今为止竟尚未有明确规定。就上述三家所谓“国企”而论,以超过3300亿元的总利润,所交利润不过200多亿,其余的可以说被所谓“国企”紧紧攥在手里,但实质是被中共攥在手里,拼命养肥,以备一党不时之需。中共宣扬的所谓“全民所有”成为反讽,所谓“国企”成为中共堂而皇之吞噬人民血汗的一个庞大黑洞。
    
    其三,损人民以奉外邦
    
    中共素来慷人民之慨,损人民以奉外邦,固然可气,而最为可气的是,“奉外邦”之后,人民基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挥霍人民血汗援助越南,若干年前换来的是越南的反戈相向杀戮中国人民,而目前换来的是越南排华声浪大起,很多华人在越深受其害;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今日本在仇共之际,也有一定的仇华情绪;最恶心的是援助朝鲜,朝鲜有核之后愈发狂妄(据有关资料,朝鲜有核也与中共不无关系),给当今的中国人民和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安全隐患;……。在中共这一面,所得到好处也比较有限,谓之“付出的多收获的少”,应不为过。不过,付出的再多,也都是人民的血汗,无关中共痛痒,所以一直坚持此道,固然仍一直未能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但中共经不断总结教训,在“损人民以奉外邦”方面已较有收益。不然,习近平为何一直乐此不疲地进行“撒钱外交”?
    
    习近平出访无论到哪国,中共媒体都刻意宣扬给所在国带来的经济利益,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访俄,很多新闻宣传其中经济关系,诸如《 “中国之风”吹动俄“经济之帆”》等,无独有偶,2013年3月29日,凤凰网有报道《习近平访非援助200亿美元 带去实实在在利益》。2014年5月,很多独立媒体报道中共以奇高价格购入俄罗斯天然气。不久前习近平访韩国,“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的一个亮点在于此次陪同出访经济使团,人数多达250多位,在规模和层次上被誉为史上最高水平”,其中端倪令人深思!
    
    据大纪元2014年7月11日报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0日发布《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显示,中国在2010年到2012年这三年间,对外援助金额将近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约半数流向非洲。中共2014年度白皮书表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向亚洲、非洲、大洋洲、拉美和欧洲121个国家及区域组织提供援助。按照中共逻辑,如果说“援助”非洲等还不算使人很生气,那么,援助欧洲就让人忍无可忍了。
    
    中共官方在2011年首次发表对外援助白皮书透露,截至2009年底,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
    
    大纪元引用道,根据解密的中共外交部档案,从1950年~1964年底,中共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受援国包括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以1960年~1964年中国处于大饥荒时用得最多。这样做的最大结果就是赶跑了当时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的、当时人权状况比大陆好得多的中华民国,人民获得的是头上更紧的专制枷锁,受益的只有中共。
    
    到1985年,中共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 的1.73%。其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 6.64%。
    
    据大纪元所引,曾经担任过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飙透露,1964-1970年代末,中共给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等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中共前总理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亲口承认,为了支援越南,中国人民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但是,历来撒谎成性的中共所公布的以上数据可信吗?据大纪元所引,官媒《新京报》5月4日报导,中共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迄今为非洲援建了1,000多个成套项目,并提供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的资金援助。据大纪元所引,《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报导,中共国务院7月10日发布的2014年度对外援助白皮书没有聚焦造价昂贵、高调的基础设施援建,只是描述了中国在数额较小项目上的投入,例如教师工资、药品供应以及各种形式的紧急援助。据大纪元所引,美国研究机构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仅2000年至2011年的11年间,中共政府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成为中共最不愿透露的“国家机密”。
    
    大纪元引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中共对外援助害人害己,既助长了受援国政府的贪污腐败,中国人民亦无法从中受益。 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中共所援助的多半是人权意识淡漠、或人权状况恶劣程度与中共半斤八两的国家,以拉拢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为其不见光之处说好话。
    
    其四,损人民以奉其他
    
    中共除了在上述所示的庞大的衙门群体、编制群体、“国企”、外交几方面慷人民之慨,损不足奉有余,还有一些方面,因所能寻到的资料比较有限,不好自成一项,便皆归入这一类中。
    
    其中,中共非常重视的是对于武器、尤其是特种武器的研制,如原子弹、脑控武器、氢弹、中子弹、华而不实的载人飞船等。这向来被中共视为对抗国内人民大规模反抗和国际强大军事压力、维持一党专制的重中之重,或者无可伦比的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程。据蔡咏梅文章,中共在1950年便开始了原子弹的研究,“一九五零年周恩来亲自过问,‘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款叁百八十七万两千元研究原子弹。”起步如此,此后就可想而知了。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陈毅说“脱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中共不顾人民死活之态,可见一斑。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共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千8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中共数十年如一日,将无可数计的人民血汗投入其中,大规模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甚至还有像“902工厂”这样的瞎折腾(详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切苦果都是人民承担,一切便宜都是中共占尽。看朝鲜如今研制核武器的状况和热情,便可知中共当年的此种热情和人民的状况。
    
    除了原子弹这样的暴烈武器,中共还大力发展隐秘武器。2014年中共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刘源上将称:“脑控是我们的机密项目,更多情况无可奉告”。“脑控”一时间引爆网络。从目前披露出来的关于中共利用“脑控”武器残害人民的案例来看,似乎真假难辨。所谓“脑控”究竟是不是与案例陈述的有关,无法确定。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中共研究“脑控”,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肯定不利于人民。就过程而言,需要的所有开销一无例外是慷人民之慨。
     
    据网媒,中共于2003年10月发射升空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耗资190亿。其余各项的耗资也定非小数字。这些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不过是重复美国俄国已走过的路,对人民没有任何意义,都没有民意授权,都是中共好大喜功,为煽动民族情绪、加强专制统治而出现的怪胎。
    
    结语:
    
    本文所论多涉中共所谓“国家机密”,很多材料不可寻。虽如此,所引材料足以唤醒对中共所知甚少的人们,使他们重新认识中共,明白其本质之一便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报复社会”案件频发的根子所在。中共必须对“报复社会”等案件承担根本责任。如果中共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继续变本加厉地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共终有一日将承受打着“替天行道”之类旗号的被欺骗、绑架、奴役了几十年的奴隶和长工的加倍清算!立此存照,勿谓言之不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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