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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习近平欲将“红色帝国”引向何方?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15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 潘晴

    
    正当海内外媒体聚焦香港“七一占中大游行”,和习近平拿下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之际,七月一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总目标和方法论”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文章指出: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对此,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
    
    通览全文,其核心要点可以归结为这么几句话: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面改革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的。
    
    2、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有规则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3、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这是习近平太子党集团主政以来,中共喉舌对中国将走什么道路的一次全面表述。文章反映了习近平未来的执政路线。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为中国设计的这条“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习氏路线”到底走不走得通。
    
    一、习近平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
    
    中国向何处去?一百多年来,无数社会精英意欲回答这个问题,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当年的惊叹回荡至今,成为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历史抉择!这也是习近平政权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
    
    习近平政权,不管多么想保住“红色江山”,不管打出什么新的改革旗号,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清政府改革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外部,而现在的压力,则主要是来自内部。不仅民怨沸腾的社会不满穷于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和利益争夺,同样是难解之局。
    
    观察家们认为:习近平如能高举反贪大旗,成功击败政治对手,大权独揽的话,便能改善这一切。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毛泽东曾经不可一世,“一句顶一万句”,但最终仍落得个孤家寡人下场。而习近平一无毛泽东的权威,二无实行政治变革的魄力,直到今天,仍在邓大人“摸着石头过河”的屁股后面乱转,又怎能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呢?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古老的中国遭遇了西方以“船坚炮利”和新制度文明为后盾的强烈挑战。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走向共和”,在西方的冲击下,步履艰难地想走出一条新路。但自20世纪上半页始,内外交困的中国,却阴错阳差地引进了苏俄的社会主义。为此,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才被迫放弃了“以俄为师”,重新打开国门,转向西方开始寻求出路。
    
    中国人由此意识到:过去,我们是在“现代化”上输给了西方,也正因为“现代化”上的失利,使我们在世界的竞赛中遥遥落后。不仅如此,因为“现代化”的缺失,让我们在思维、观念、意识等精神层面与西方文明进程分道扬镳。于是,我们和西方在各自的命运中行走,直到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相遇。今天,当我们蹒跚地走上“现代化”之路时,却发现我们仍然跳不过人类文明进程的那些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地球人都明白,中国人其实和西方人没什么两样,都是想过“好日子”的。89年坦克车开进北京,对学子们大开杀戒,让世界惊出了一身冷汗。但随后东欧、苏联相继变色,冷战宣告结束,证明了世界潮流的趋势。中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只能向世界再次敞开大门。西方资本家为之欢欣鼓舞,争先恐后的为“改革开放”输血,以为这样就可以迎来“历史的终结”?但中国的事情没那么简单。门虽然打开了,天朝其实还是在玩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的老把戏,“变器不变道”而已,一切都可以变,但“红色江山”不能改。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坛权争激烈,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着红旗飞舞,红歌阵阵,中国又开始大声对世界说“不”了!于是,西方又迷惑了:这个琢磨不透的中国,到底想要去何方?
    
    其实中国要往何处去?中国人自己最关心,也最清楚,无非是像西方人一样,过上好日子。特别是经历了一百多年血与火的大起大落之后,中国人就更明白了,门既然打开了,再忍受像“猪”一样的活法,岂不是自甘堕落,自绝于世界民主潮流之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文明的标杆就竖在那儿,这就是中国人要走的路,可天朝的统治者换了几茬,却仍然拒绝顺应历史潮流,还在那高唱“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陈词滥调。
    
    中国人开始变得不能忍受了,举国上下,人心浮动,一场大的社会震荡即将来临,但统治者却仍然在火山口上取暖,企图用“中国特色”来抵挡变革的浪潮。历史留给我们的参照是:一百年前,满清政权在变革潮流冲击下,不得不实行了“改革开放”,甚至开始了“君主立宪”——为挽救大清作了不少“顶层设计”,也推出了以“红二代”为主的“皇族内阁”,企图励志创新,但照样未能保住大清江山的“万年永续”,在世界潮流和共和革命的浪潮冲击下,迅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八大习近平政权主政之后,如何治理这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体?如何解决棘手的民生经济和环境难题?如何在内政外交的双重困境中,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不光涉及到13亿人的根本福祉,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幸福。所以一直是国内外媒体追踪的焦点话题。而党刊《求是》“两个不走,四个坚持”的老调重弹,说明了中共统治集团对历史潮流的无知,和维护一党专制“家天下”的反动立场。
    
    人们再一次看到,现代版的“两个凡是”出笼,也再次为中国的前途而感到担忧。历史是否会再次重演难以确证,但不可否认历史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天朝”的处境,中国往何处去?再次成了不少中国人的念想。虽然习政权拒绝变革,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当变革大潮来临时,往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最高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
    
    二、“击鼓传花”已到末路
    
    习近平的“两个一百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百年之后,包括习在内的许多人都必将作古。关于中国的未来,无法用一个遥远的画饼来应付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和不满。人们看到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弊多利少,已将中国的社会矛盾逼到了临界点,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谁也无法逃避。
    
    从胡温时代开始,只想“击鼓传花”维持现状。而现状却是一团糟,而且是愈来愈糟。上下左右全不满意,不光老百姓不满,连党国官员、权贵集团也不满。虽然经济一直在增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得到了改善。有钱人多了,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开始变得有毒,空气和水以及环境的污染愈发严重,房地产开发的强占、强拆引起民众越来越多的反抗。高昂的房价,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老百姓最后一滴血。社保空缺巨大,医保还遥遥无期,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完全迷失了方向,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政府的三公开支,维稳经费直线上升。在国进民退浪潮中,民营资本从资源和基础性产业中被彻底驱逐,总之,现在的中国,官权拥有一切,而民间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规模化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了拉高GDP,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将会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重叠到来。
    
    胡温十年,改革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沦落为权贵资本集团的大管家。由于盲目维稳,压制民间力量的成长,政治改革已成泡影。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成为利益集团镇压人民的工具。整个中国冤狱遍地,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各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和公安武警,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早已超过了军费开支,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不是顺应时代潮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引导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而是急迫地抓权、揽权,除了高调反腐,整肃政敌之外,更全面收紧了对社会的控制,宪政之路的讨论被强行压制,民间力量遭到疯狂打压。目前,整个社会无论左中右,民间官方,对此普遍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社会精英纷纷出逃,以至于人们惊呼:习近平比薄熙来还要狠!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从薄熙来的人生沉浮可以看到,薄熙来在文革中遭的罪比习近平大的多,但是,一旦薄熙来掌握了权力,他的反弹-回归文革暴力政治文化-唱红打黑,野心和欲望比谁都大。
    
    习近平作为中共黑箱权力斗争的赢家,自然比输家薄熙来更狠、更黑,否则也不可能登上大位。如今,社会的反弹,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恐惧。对此,当局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习近平,为了打造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已经不顾一切了。中共政权已进入一个内部权力斗争和清洗的“高危时期”。而中共的统治,自毛太祖驾崩之后,统治权威就一直在递减,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早已不复存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已是常态,中共的统治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进一步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
    
    三、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对习近平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统治,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模式”其实很对习的胃口。这个模式下的警察统治,媒体管控,以反腐名义的内部高压,以“黑打”为手段的政敌整肃,红色意识形态加上对外的民族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改善民生口号,经济上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可以维持下去,老百姓接受这种统治模式,就可以实现红色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习近平具有莫大的诱惑力。
    
    李伟东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习近平要走的一条红色帝国之路。但这条路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大多数德国人接受那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才可能形成气候。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意识形态魅力和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机构虽然还在,但早已丧失了信仰。嘴上说不走西方的“邪路”,但各级官员的老婆、孩子以及巨额财富却早已转移到了国外。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已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空间,哪怕是画出“两个一百年”的蓝图,和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人们不禁要问,中共自己信不信这个“大忽悠”?如果坚信这么伟大的目标,为什么权贵们的家属和资产都要转移到国外?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中共自己就玩不下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的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利益集团的巨子,早已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就是中共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西方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中共这样,对西方世界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西方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对国际社会人权抨击不得已的反应。中共当然不愿意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却死也不愿放弃在西方得到的好处。所以《求是》杂志才会继续高唱“改革开放”的赞歌。
    
    而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阿拉伯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浪潮。西方世界不可能容忍中国走向国家纳粹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离不开这个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无法忍受,当然,民众也不会愿意,城市的中产阶级更不愿意接受。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现实的角度来看,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习近平政权选择的话,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根本走不下去的。当年的薄熙来走不通,今天的习近平就更走不通了。
    
    毫无疑问,已打开的国门是关不上的,这些已经饱尝资本乐趣和见识了现代化魅力的党国权贵,死活是不愿再去过“一穷二白”的苦日子的,所以人们大可不必担心党国真的会回到毛时代。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权的崩溃,都是由于内部坍塌造成的,此起彼伏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官僚集团的信心。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反对力量未成气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统治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体制内外都不想见到,但时局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人们只要冷静地、客观地看一下中国的现实,就知道在不改变中国制度结构的情形下,任凭是谁,任凭三头六臂,搞什么“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都无法化解中国目前的各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共政权妄图阻挡历史的前进,守住权贵集团攫取的巨大利益,但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大趋势,不会一直脱离世界潮流而停滞不前,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四、中国社会已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
    
    中国正在急剧地变化中。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开始高度集权,加速收紧社会言论空间,对意志形态的控制进一步强化。就控制力度而言,超过了邓及后邓时代。就权力集中而言,超过毛之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就目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不满来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更准确地说是处于转折的前期阶段,即人们所说的——大变革的前夜。
    
    而党国体制,不是一个培养英雄的体制,它以逆淘汰机制摧残俊杰、培养平庸,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忠诚于党国体制的“标准产品”。在习近平身上本来应该具有促使“党性”发生变异的“杂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历了中共体制的残酷迫害,父亲遭到长期监禁,习本人也被当成“狗崽子”发配大西北进行劳动改造。如果一个人基于良知和直觉,会对这个罪恶的体制恨之入骨,从而选择一条追求人性自由的道路。
    
    但党国的专制文化是畸形的,许多当年遭受迫害的“红色贵族”子弟,改革开放之后,在他们父辈的荫庇下,又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批“红二代”,依赖着这个党国体制,享受了空前的荣华富贵,完全失去了对这个体制的反省和批判精神。习近平与这些“红色贵族”后代不相伯仲,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彻底看透了中国政治的“历史密码”——专制集权的“金字塔”结构。于是,隐忍多年的红色基因开始发酵,一旦登上大位,就再次堕入可悲的专制循环之中。
    
    在笔者的观察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只是专制政权的回光返照。这种变化并不是历史的进步,更不是老百姓的福音。它是“红色贵族”一次对“家天下”独裁的回归。“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不表明中共会向人民让步,回到“为人民服务”的年代,这只不过是新政权在毛、邓路线之间的投机和摇摆。所谓“三个自信”的内涵早已破产,否则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干什么?中共政治口号的变化仅仅是应对社会压力的举措,是当局对严重社会问题作出的被迫反应。
    
    如今中国社会已是一个风险极高的社会,这也是近几年人们广为关注的话题。对此,官方和民间有着相似的判断,但在认识上却表现出很大差别。习近平政权着眼于执政地位的稳固,它看到的是政治风险,其最大风险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西方的渗透。腐败对政权的侵蚀是它动摇了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和信任,而西方的渗透,被认为在政治、思想、组织、文化上已形成全面和深入的态势,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对外开放后,从逻辑上去理解“西方势力的渗透”颇为荒唐,它所指的其实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西方势力”或“境外敌对势力”是民主价值观的具象所指,因为,对一个抽象概念是无法进行打击的——打击“西方势力”只是借口,目的是打击其在“国内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如今正活跃在互联网上,大学讲台,民间沙龙,维权现场,活跃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是官权腐败对民众的伤害,以及经济恶化和生态环境恶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人们从腐败中看到的是权力掠夺社会的本质,而环境风险更与他们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为保护环境而引发的群体事件,成为近年来最常见的社会反抗。经济和金融风险成为热议的公共话题。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银行坏账的压力前所未有、产能大量过剩、社保基金的巨额亏空,每一个方面都积重难返,都具有易爆性,不但关系到社会经济安全,也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连,充满种种风险的经济一旦在某个地方出现失控,就必将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动荡。
    
    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贫富悬殊多年以来就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其重大风险就是促使社会不断分裂和对立。当局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反而由于制度原因使之更加固化。用权力聚敛财富不但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在财富的数量上也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这从被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例中得以窥见一斑。身处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民众则卑微而贫困,其中“农二代”尤其醒目,他们将是城市边缘群体和贫困人群的主体,也是所谓“三低”人员(年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旦社会动荡,这部分人将对社会秩序形成不可低估的冲击。
    
    五、走向未来,毛邓之路均不通
    
    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更是社会因素。对权力的过分专注和一味追求,必将使执政者陷于权力恶斗,无暇顾及巨大的社会风险,造成治理上的重大盲区,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施政举措,已打破了人们对“中国梦”的幻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的“深化改革”,却赋予了“打通两个三十年”和重提“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它不是人们期待的宪政梦开始,而是中国人宪政梦破灭的标志。
    
    毛泽东统治了中国27年,他的时代随他的生命一起终结了,邓小平的权威和权势远不及毛泽东,但却影响了中国30多年,而且在后邓小平时代的10多年中继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习近平的发展策略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没有脱离邓小平的总体框架。从统治的角度看,邓小平比毛泽东无疑更为成功,这得益于他务实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手段。高度集权看似更有利于统治,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相比而言,柔性独裁似乎走得更远一些。
    
    权力是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美酒,引诱政治人物拼命畅饮,乃至完全忘记了它的烈性,直至酒精中毒而暴毙。在权力的诱惑面前能够自我节制的人很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常被人称为普京大帝,但与习近平的强化集权相比,普京更懂得节制,他的集权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虽然他推行威权式的民主,但苏共解体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框架没有被破坏,言论自由得到了基本的尊重;虽然他眷恋权势,但他一再成为普选产生的合法总统,却没有违反公开的游戏规则。
    
    看来习近平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文革的阴影,迷信的仍是毛泽东君临天下的权力垄断。而毛泽东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毛时代的荒诞早已被历史所证明,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帝王式的统治与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毛的理想根本就不是人民自己的理想。在当今时代的政治文明观念中,政治家必须尽量迎合和满足民众的愿望,民选政治家自不待言,它本身就是民主的规范,而一个明智的威权领导者也无法例外,如当年的蒋经国、李光耀和今天的普京。
    
    习近平不是很欣赏普京吗,那么请认真看看普京是怎样理解现代威权真谛的。普京虽然强硬,但他的强硬并不是针对俄罗斯人民的,包括政治上的反对派。从中国人目前的处境来看,他是民主的,当然从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出发,他又是专制的。但他并没有突破民主政治的伦理底线,在迎合多数选民上更是一位高手,这也是普京的明智之处和高明之处。相对比之下,红朝的历代领导人,都不具有现代政治领袖效法之处,他们只是一代独裁者消失的背影。
    
    习近平欲继承毛泽东的衣钵,说明了他的狂妄和愚蠢,毛自己尚且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国家发展之路,又能给你这个徒子徒孙带来什么帮助呢?邓小平虽然在国家发展方向上比毛务实,但仅靠“黑猫、白猫”的“中国特色”,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邓时代的治国之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大国靠“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曾经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得到的却是一个贫穷、饥荒、恐怖的时代,邓小平也决心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变成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腐朽时代。习近平要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那只能是将两个时代的罪恶叠加在一起,从而打造一个更加邪恶的、恐怖的“红色帝国”时代。
    
    中国的皇权专制,早在1911年就结束了,其后的建国法统,已使“家天下”的统治传承被国人彻底抛弃,这就是孙中山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潮流也就是天下大势,悖逆历史潮流既不合时宜,也不可能持续。习近平新政权要想获得引导未来的能力,就必须与世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与国民的普遍政治理想和生活理想保持一致,走一条宪政民主之路,除此之外,全是绝路。
    
    因此,习近平一厢情愿地“红色帝国”之路是无法走下去的,即便习的“中国梦”是“黄粱美梦”,也一定会醒过来。中国的明天,将取决于中国今天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和人心的向背。社会动力的选项很多,要革命、要改革、要维稳、要人权、要江山,要民主、要贪腐、要公正、要发展、要均富、要平等、要正义…… 整个中国,上上下下都在蓄势待发,一旦专制的大坝溃决,中国的民意,将如潮水般地涌出,最终的答案,恐怕会与习近平的“大梦”背道而驰。
    
    六、结语:谁能引领中国的未来?
    
    当前中国的政治博弈已进入僵持状态,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风暴正在遭遇前朝势力的强烈反弹,从实力上看,虽然习近平身居正统大位,似乎处于强势,但这种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结果往往难以估测,更何况一旦反腐引起整个专制体制腐败生态链的联合反扑,鹿死谁手还真的不好说。习近平政权的反腐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下手,终将无功而返,甚至会落得和其政治对手同样的下场。
    
    中国宪政民主派目前处于弱势,而且正遭受到习近平政权的强力打压。但从社会人心的角度来看,在思想观念的影响力上,宪政民主派已遥遥领先。中国政治的走向取决于中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共政权虽然掌握着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掌握着从军队到警察等国家镇压机器,但并不能引领国家的未来。中共权贵利益集团不管实力有多大,他们腐朽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共不具有引领中国未来的能力。习政权的反腐败并不能把中国带向未来,因为,它没有代表未来的伟大思想,习近平要想获得引领国家未来的能力,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代表的方向,扔掉“红色帝国”的幻想和太子党腐朽的“血统论”、“江山论”,回归做一个“黄土地”人民之子的本色,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以法治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未来,并得到人民拥护。
    
    真正引领未来的是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从来就是引领人类航程的灯塔,中国人通向未来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自由之路,一条是奴役之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中国不可能脱离人类普遍的自由事业而永陷奴役之境。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们拥抱自由的意愿和决心。即使在专制的高压维稳下,无法出现民间组织化的力量来引导变革,但人们只要从内心里向往自由,追求自由,终究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和引领走向未来。
    
    今天海内外同胞的民主抗争对未来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亿万人民来进行抉择,无论这个过程多么曲折,多么艰辛,多么漫长,但这是一条属于人民自己的道路。中国人的命运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那就是结束专制,再造共和!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当这一天到来时,就是中国一百年共和之路光辉历程的庆典之日,它必将成为中国历史划时代的伟大时刻!
    
    2014年7月7日于澳洲悉尼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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