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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读书笔记:超人与圣徒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1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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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权力意志与原罪观念》与《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两篇文章中,我已经指明了尼采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权力意志”是对“原罪观念”的反动,“永恒轮回”是对“末日审判”的反动……
    
    现在,我要通过对于尼采的理想人物“超人”与基督教的理想人物“圣徒”的对照,来说明“整个尼采哲学不过是基督教的翻拍”。
    
    圣徒是一个圣洁人,圣徒一词的拉丁词源就是 “圣洁”(sanctus) 。虽然圣徒是基督教词汇量的一部分, 由神的力量异常地授权(圣洁人)那些的概念对许多宗教是共同。这样人也许相信以能力读其他人的心脏, 工作奇迹愈合, 祈祷为其他人请愿然后将被回答, 等等。
    
    在新约词圣徒提到耶稣基督任一个施洗的追随者。 圣徒词组圣餐以后使用提到所有教会、生活和死者的成员。 在更加具体的感觉, 圣徒是死了英勇死亡为基督的那些个体(受难者), 那些很大地遭受了为基督(忏悔者), 或那些生活由上帝和邻居爱的异常的标志标记了。崇拜venerating 这样个体出现了及早在基督徒历史上。教会最终来调控崇拜由设立赞歌一个正式系统关于广告1000 年。
    
    在天主教和东部正统实践某些圣徒的名字被合并了坎农相机公司, 或大部分, 的Eucharistic 仪式, 与圣女玛丽亚作为主要圣徒。在这个祷告圣徒被称赞作为参加者在基督荣耀。 这祷告和称赞, 和以所有祷告对圣徒, 象被区别从祷告到上帝为人所知作为尊敬或荣誉, 是崇拜或崇拜。
    
    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二)
    
    《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圣徒崇拜》(张日元)一文指出:
    
    圣徒崇拜源远流长,据盖菲亚(B. de. Gaiffier)所称,圣徒崇拜起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早期的信仰与仪式。犹太教徒崇拜高级神职人员、预言者与殉道者,并在他们埋葬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基督教徒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早在公元1-2世纪,基督教徒就已开始把罗马帝国迫害致死的“殉教者”奉为圣徒,并公开崇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徒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殉道者”以外,还包括那些虽寿终正寝但却“圣洁贤明”的教父、主教、传教士以及俗世之人。
    
    关于圣徒的界定,天主教圣徒的官方定义为“教会以正式的礼拜仪式所给予荣耀的人”。教皇册封圣徒的依据是“品行高尚与行奇迹”。当然,圣徒身份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概念,“每个教皇都有自己的封圣观念”。这种身份不只局限于正式册封的圣徒,因为圣徒的“神圣性”不仅存在于正式圣徒身上,而且还存在于其他大量的人与物之上:首先是上帝、超人类的人(天使),此外还有有形的物品(圣物)、教会组织机构等。在不同地区人们的“神圣”观念也有所差异。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判断圣徒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该圣徒是否被信众们视为超自然力量之源。事实上,圣徒首先且最主要的是地方圣徒。在民众眼中,正式圣徒与地方圣徒之间毫无区别。教皇们对于地方圣徒崇拜也总是听之任之。
    
    大约在10世纪之前,圣徒崇拜基本上只是地方教会的一种自发行为,地方基督徒团体所崇拜圣徒的确立是基于民众的赞同,而无需经历什么“封圣仪式”。地方主教的认可及圣徒遗体被“迎入”崇拜之所是圣徒得到崇拜的关键。后来封圣之权归于教皇。一般认为,教皇封圣权萌芽于10世纪末,但教皇真正开始全面行使“封圣权”是在12世纪70年代,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统治后期。此后,教皇指派调查团去调查圣徒人选的生平与奇迹,作为封圣的依据,此两项调查内容持续至今。但直到中世纪晚期,非正式的地方圣徒崇拜仍然存在。
    
    早期的圣徒崇拜基本上是集中于埋有圣徒遗骨墓地的地方崇拜。但在西欧,最迟于公元6世纪,崇拜对象扩大到了圣徒墓地或其附近的物质或物体,譬如圣灯里的油,以及后来受到信徒更加虔诚崇拜的沾有殉道者鲜血的衣物。这些圣物被视为圣徒肉体的“延伸”,享有圣体的神圣性。公元8世纪与9世纪期间,信徒们开始把罗马殉道者的遗体从基督徒墓地迁入到城内的教堂中,以防止圣体在墓地中受到亵渎。中世纪编年史中,充满了修士团体在逃避入侵者时携带其圣徒圣体的记载。此后,人们宗教信仰进入了一个对圣体、圣物特殊崇拜的时期。圣体、圣物不断地被信众们迁移、分割,遭到狂热信徒们的买卖、偷盗、抢劫,甚至圣徒还会受到求助者的威胁、诅咒。早期的教会规定,每个神圣教堂的圣坛上都应该供奉一件圣物,并且第七次尼西亚宗教会议对这一项规定作了进一步的重申。从很早的时候起,圣徒崇拜就已经与圣餐相联系。每当圣徒的周年纪念日,圣餐便在殉道者的墓地上举行,从而形成了将圣物放于圣坛上的习俗。于是,后来对圣徒的祈祷便成为了圣餐礼拜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特殊的礼拜仪式也因圣徒节日而产生,如圣徒传、颂词、长篇说教的朗读仪式等。这样,圣徒崇拜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融人了基督徒们的正式崇拜中。
    
    英国圣徒崇拜大约兴起于7世纪。据D. 罗尔森所称,“圣物是随第一批传教士到达英国的。”最初传入英国的主要是使徒彼得、保罗以及罗马殉道者的圣物。如7世纪末,教皇维塔利安(Vitalian)将使徒彼得、保罗,以及殉道者圣劳伦斯、圣约翰的圣物赠送给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温(Oswin),同时又赠送给了诺森伯利亚王后一个用使徒彼得、保罗所戴过的镣铐制成的金十字架。又据记载,678年左右,彼德修道院的建立者本尼狄克主教曾从罗马带回了使徒与罗马殉道者的圣物。
    
    在英国,圣徒崇拜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皈依基督教的见证。英国的天主教徒认为,圣徒必须具备三种基本品质即苦行、权威、与国王的联系。但是,正如D. 罗尔森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50-850年间,英国的圣徒崇拜并不盛行。”到了中世纪晚期,这种状况却发生了变化,圣徒崇拜在英国迅速兴起,并日益发展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内容。圣徒崇拜在英国的这种变化,是与中世纪英国民众对宗教信仰的渴求以及圣徒的身份、职能密切相关的。
    
    在中世纪,民众的宗教信仰总是专注于怎样最成功地借助于超自然之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如怎样远离疾病与自然灾害、怎样使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怎样抵御恶魔的力量,以及怎样获得上帝与圣徒的恩惠来确保永恒的幸福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民众们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某种“赤裸裸的功利性”。到中世纪晚期更是如此。英国信徒们对圣徒的依赖并不是主要作为一个效仿者或心灵之友,而是作为在需要之时的帮助者或疾病治愈者,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或者是临终灵魂的极度痛苦和炼狱之痛的需要。适度的富有、战争中的平安、疾病的治愈、教堂圣礼所祝福的神圣死亡及最终的救赎,这是中世纪晚期人们所普遍渴望的。圣徒崇拜恰恰满足了这种宗教信仰渴求。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圣徒的主要身份是作为向其信徒传达神灵之音的代祷者;圣徒被视为人类的保护者与上帝的代理者,并且其职能使得他们在中世纪人们的信仰生活中无处不在。
    
    圣徒具有不同的职能,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遍的帮助、庇护与政治功能,虽然这三者往往重叠。在政治方面,古老的圣徒能够使新的政治团体合法化,并且往往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对他们的崇拜又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因而在英王亨利三世时期,以两位盎格鲁—萨克逊王室圣徒的名字给他的两个儿子起名为爱德华与爱德蒙;而在亨利五世时期,盎格鲁—萨克逊的圣徒崇拜又受到特别的推崇,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除了政治职能之外,圣徒还具有更多的世俗价值。他们能够行奇迹、治愈疾病、医治残疾、寻找失物、防止火灾等等。因而基督徒们可以在各种不幸的境遇下求助于圣徒,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人们祈求圣徒使妇女多育、土地多产、动物多仔,防止或治愈各种类型的疾病,避免害虫与暴风雨,经常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运。譬如黑斯特(Heist)的渔民们在暴风雨期间会把阿登伯格的圣母玛丽亚塑像浸入海水中,来祈求风平浪静;当一个小孩不小心被一枚托马斯•贝克特的徽章噎住窒息时,其亲人求助于圣徒亨利六世后,徽章被咳出,小孩获救。而另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圣徒治病奇迹是由圣徒托马斯•贝克特所行的。12世纪晚期,一位来自坎特伯雷的妇女艾迪拉,由三位妇女抬到托马斯•贝克特圣地,该妇女已经一年半不能站立行走了。当她被抬到圣地后,竟然立刻扔掉了拐杖,自己走回了家。
    
    与中世纪早期相比,英国民众的圣徒崇拜在晚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在中世纪晚期,民众圣徒崇拜在英国获得了蓬勃发展。据埃米尔•马利所言,圣徒崇拜“它富有诗意的魅力贯穿于中世纪”,但“圣徒从未像15世纪和16世纪那样受到爱戴”。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关于圣徒的纪念物到处存在,而早期却并非如此。罗尔森认为,“如果在这段时期内(650—850年),穷人们确实朝圣圣徒圣地的话,他们的出现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除少数的贵族、王室成员外,似乎不存在民众热衷于圣徒崇拜或世俗者向圣地捐献的迹象。”“库斯伯特甚至似乎极力阻止其墓地成为民众崇拜的中心。”“即使在当时,圣物治病奇迹可以推动圣徒崇拜更广泛地传播;但我们已经了解,后来成为主教的阿卡仅将圣物用于自身治病,利用奥斯瓦尔德十字架上的苔藓治病仅仅出现于赫克瑟姆修道士治病的描述中。”
    
    第二,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具有了民众化、世俗化倾向。在中世纪早期,圣徒所行奇迹、提供庇护与帮助主要是面向教士及王室与贵族。如卡思伯特的继承人,隐居修士埃塞尔沃尔通过祷告为在海上处在危境中的教友们平息了一场风暴;奥斯瓦尔德王的代祷为萨塞克斯一修道院驱走了一场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而在中世纪晚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中世纪晚期保伯格(Bawburgh)的圣徒沃尔斯坦(Walstan)所行奇迹,尽管个别奇迹是针对教士与骑士的,但大多数却是针对地位低下的人们——“粗鲁的人”、女仆、盖茅屋者,及织布工等等。在其作为圣徒的角色中,作为丰收庇护者的角色是最突出的。当收割者弗莱格(Flegge)被压在了一辆满载小麦的车辆底下时,由于沃尔斯坦的保护,竟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因而宗教改革者约翰•贝利(John Bale)将其描述为“诺夫克田间的上帝与收割者的指导者”。[32]根据戴维•法默(David Hugh Farmer)所编纂的《牛津圣徒词典》(1978年版)统计,在13世纪到16世纪上半叶英国总共有35位圣徒,其中有三位出身于民众(一位是仆人,一位是捕鱼者,另一位是寡妇),有15位圣徒所行奇迹与普通民众有关。
    
    第三,中世纪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具有了产生“宗教个人主义”的土壤。首先这主要体现于当时“宽松”的宗教环境。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正统思想的垄断地位开始出现了松动。在1200年以后,书籍的出版、私人礼拜堂与祈祷室的盛行、雇佣教士且具有宗教职能但不受教会组织纪律控制的自愿团体的建立,这一切都增加了个人接受宗教信仰的机会。同时,14世纪晚期与15世纪的艺术发展——如把圣母领报与最后晚餐等事件置入到家庭背景中——也使宗教慢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次体现于中世纪晚期盛行的朝圣现象中。朝圣现象也许比其他任何现象能更好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的不确定性质。“朝圣冲破了地区与社会边界,使人们脱离固定的地区,混淆了社会阶层与性别,使得个人像流浪者一样漫游。”并且朝圣者的纪念物也提供了个人崇拜的中心。
    
    
    从上述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的变化及其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两种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
    
    第一,民众在圣徒崇拜中日益具有明确的“自我取向”。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圣徒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圣徒经常是作为“善良邻居与知音”的民众形象刻画于祭坛屏饰及圣盒上。如亨利六世被描绘成生前是一位非常朴实的人,脚登农夫靴子,身穿农夫衣服;喜欢以非常朴素的装束出现于其求助者面前,穿戴如一朝圣者,未刮胡须,带着友善的微笑走来走去。“中世纪晚期的诺福克,特别是阮沃斯周围地区,是圣安妮崇拜盛行的中心,而且对该圣徒的崇拜也盛行于整个英国;因为圣安妮提供了一幅母性而非贞女的女性多育圣像……,她既体现了家庭观念,又体现了生育原则。”
    
    同时,圣徒崇拜的私人化与个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对于圣徒崇拜已具有了自己的选择权。虽然它是由地理位置、出生、雇佣,或父母、教父母的选择等偶然性所赋予或被继承,但基督徒也拥有与其他圣徒建立亲密、依赖关系的权利,自愿虔诚地庆祝她或他所崇拜圣徒的节日,并荣耀他们的圣像。
    
    中世纪晚期信徒们的希望与爱好也被融人了圣徒崇拜之中。例如,当托马斯•莫尔坚持圣徒崇拜不需要教士提倡时,他作为一个中世纪晚期英国全体信徒的代表道出了信众们的心声:“我相信圣徒崇拜掌握于全体教会的灵魂、上帝自己的手中;该崇拜的见证者不仅仅是教士,而是全部基督会众。”这也正如舍纳斯在《中世纪民众宗教:1000—1500年》中所言,“民众宗教表达了民众需要的真实情感,因而它源自于民众的内心:具有强烈的人性。”
    
    第二,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还蕴含着“现实取向”。如斯旺森所言“显然,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1215—1525年),那些绝大多数实际上活着的和去世的圣徒,他们之所以成为圣徒的原因已变得相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曾经是什么。而正是他们作为代祷者在此时所能够发挥的‘威力’,是其成为圣徒的决定因素。”
    
    民众圣徒崇拜中的“现实取向”首先体现在新圣徒崇拜的迅速传播。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新圣徒崇拜的传播往往是因为该圣徒成为民众身处绝境的“最后一根稻草”。如在1382年的累斯特郡,一位过路的朝圣者建议那些围在一小孩尸体前的人,在求助于其他圣徒失败后应该祈求于理查德•罗勒,结果祈求获得灵验。这件事发生在罗勒去世三十多年以后,然而,在当时对他的信仰显然还没有传播到约克郡大部分地区。此后,对于圣徒理查德•罗勒的崇拜便迅速传播于约克郡及其他地区。
    
    其次,在现实中,圣徒崇拜不仅仅是民众们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产生地方自豪感的源泉和人们获利的一种手段。托马斯•莫尔曾抱怨道,圣母玛利亚的圣像似乎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信徒一直喋喋不休于他们自己所拥有圣像具有的荣耀与有效性,尽管他们纪念的是同一个人。在获利方面,人们更是有着丰富的奇思妙想。如在布罗姆豪的圣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一个奇妙的机械装置,具有转动的眼睛、移动的四肢,及吐泡沫的嘴,以此攫取了朝圣者们口袋里大量的钱财。
    
    在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甚至成了一个人融入社会团体的一张入门证。当时如果一个人被排除于圣徒崇拜之外,便会被认为丧失了融入团体的资格。如剑桥郡一位“狡猾妇女”因为其行巫术而被圣威廉的幽灵阻止接近其圣地,她的邻居也因此而排斥她;直到她在圣地忏悔并获得宽恕,这种情况才结束。
    
    综上所述,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中,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自己的现实切身利益,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由对神灵的乞求变成了要求,传统的宗教之根慢慢地消亡并让位于功利主义的此岸。这也许是中世纪人们思想中所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孕育了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也许有人说,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就已经含有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但笔者认为那只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精神寄托,一种麻醉剂。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所含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折射,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力量。因而,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精神领域中也发生了新的思想萌动。正如钱乘旦先生所言:“中世纪晚期,那种为了信仰而盲目行动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人们已开始用较为理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一种新的原则也就不为人觉察地出现了,那就是现世需要应高于宗教需要之上,宗教应当为现世服务。”
    
    (三)
    
    《意大利“圣庇护”和圣徒崇拜》(王昊)一文介绍了意大利的一些风俗:
    
    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市(BENEVENTO)是一座古老的山城,雄踞于亚平宁群峰之中。古罗马时期,经意南部港口布林迪西而伸向希腊及巴尔干半岛的商路正好由此经过,为古城带来了兴旺发达。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在此一战,击溃了“宿敌”萨姆尼人,最终结束了绵延百年的三次萨姆尼战争,使意中南部山地终归罗马。据说是役两军鏖战难解难分之时,一阵怪风突然自罗马军背后袭来,吹得萨姆尼人阵脚大乱,罗马人则乘势掩杀,终获大胜,于是战后罗马将此城改名为BENE VENTO,意即“好风”。听来和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很像,不知山海关是否应改名“山风关”。
    
    随着蛮族入侵、古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亚平宁半岛坠入黑暗的中世纪,长达千年。文艺复兴繁荣了佛罗伦萨、罗马等大城市,但贝内文托及其周边地区则彻底沦为农业区。虽有香肠美酒仍然诱人,也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寂寞山乡。
    
    但近百年来,却有另一件事让小城再次名声大震,那就是这里出了位在意民众中闻名遐迩的天主教圣徒——圣庇护(Padre Pio),他深受善男信女的爱戴,也是唯一一位有电视影像和录音资料的圣徒。
    
    所谓圣徒者,天主教指那些生前为圣灵感召,为完成某种使命而竭尽全力,最终为信仰而献身的人(一般是殉道)。据说,他们死后直接升入天堂,位列在耶稣身旁,充当信徒和救主间的“中保”(介绍人,担保人和律师),在末日审判时为虔诚的信徒辩护,引导他们获得救赎。圣徒的认定和册封程序复杂而严格,身上往往须有类似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所留的“圣伤”,它的最终认定权归教皇。天主教圣徒众多,数以万计,西方日历的每一天都提供10位圣人,以便儿童起名之用。365天下来,圣徒还不能都在其中,数量着实惊人。在现实生活中,信徒们对圣人的祈祷甚至超过了基督耶稣。
    
    圣庇护本名为Francesco Forgione,是一位圣方济各小兄弟修会(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的修士。1887年5月25日出生于贝市附近的Pietrelcina镇,1968年9月23日去世。据说他19岁时曾在小镇附近的一颗古树下祈祷,受到神灵感召,在手脚上获得“圣伤”,终生流血不止。自此,他明白了天主所赐的使命,开始了修行和传道。据说此后他曾多次显示异能,如通过写信治愈病人,预言教皇遇刺等等,逐渐成为了意民众心中的“大能”,并在死后被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2002年封为圣人。此后当地民众在其故居建立教堂,将其种种遗物,连同那棵古树一起大加膜拜。
    
    神乎?信乎?很难讲。当地意普通百姓对其深信不已,我们此行还专门拜访了圣人昔日的邻居,一位88岁的老人,他以一种宗教狂热似的激情为我们讲述了圣人的种种事迹,临别时还握着我们的手说“圣庇护保佑你们,祝福中国,祝福奥运会,天主与你们同在!”,颇令人感动!
    
    其实,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圣庇护是否可信,而是在于他的出现正好能满足民众,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圣徒崇拜心理”。
    
    说起这种心理,我们倒可以拿一个咱们中国人熟知的人物—— “包青天”来打个比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普通百姓出于社会舆论、生活习惯和传统思维影响,基本上都是君主制的支持者,正如列宁在评价普加乔夫起义时指出的,农民阶级都是保皇派,就连李自成在打到北京城门口时还给崇祯皇帝写信,表示只要能封他为王,把山、陕两省给他,他就带兵去打满洲,为皇帝尽忠。所以尽管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处于弱势,备受欺凌,但他们并不把这归咎于皇帝本身,而认为都是少数“奸臣”“蒙蔽圣听”,只要天子能知道他们的冤情,那一定是“圣天子坐朝堂,天下太平”,百姓自然安居了!但如何能“达于天听”呢?小百姓自然没办法,于是就需要有“忠臣义士”为民做主,所以就产生了无数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
    
    宗教其实也一样。普通信众多是小民百姓,他们当然信“天主万能”和“基督救主”,但骨子里他们也嘀咕,自己这样的无名小辈,尊贵的“上帝之子”如何能了解?邻居家的“赵家老地主”恶贯满盈,但他就是有钱,天天请弥撒,到处捐教堂,万一上帝让他给蒙了,把我那张救赎的票给占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明白人给说句公道话吧!于是“圣徒崇拜”就应运而生了,每个国家,每个城,每个村,每条街道甚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保护圣人,他们就是普通百姓的“中保”,他们的“贴心人”,当然备受推崇!你看那位88岁的大爷,他邻居都是“圣人”了,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当然一个劲说好了!
    
    穷人如此,那富人会不会不同呢?其实,没有富人的资助,崇拜又怎么能兴盛呢?话剧《茶馆》里有一句话“当官的,今儿上台,明儿就许下台。做买卖的,今儿发财,明儿就许破产”,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谁都一样,即使为天下之主,也不能幸免,于是他们更要找一位“大圣人”,多花点前请他在上帝面前多美言,保得自己活着平安,死后升天,这就如同时下找个“大律师”当法律顾问一样!“我有钱,我多给你花,你总得给我说好话吧,把那帮穷棒泥腿子都从救赎的车上挤下去”是也!
    
    这样的崇拜,西方有,东方当然也有。那本村“土地”、本城“城隍”、家家“灶王”,你说他们是归佛、道、儒哪一教?其实主要还是个“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好人”吧!
    
    总之,信仰也好,崇拜也罢,若能使人们从中获取动力、有所慰藉,从而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
    
    这篇介绍,体现了无神论对神秘主义的理解程度。
    
    
    (四)
    
    神秘主义经常受到世俗主义的类似“理解”。
    
    在《权力意志与原罪观念》一文中,我指出权力意志说,其实是对“原罪”观念的反动,或曰:“权力意志”其实是对“原罪”的正面描述,是“对千百年来遭到污名化的人类本能欲望的正名”。
    
    通常认为: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英译为“The Will To Power”。“权力意志”这一中译颇有争议,因为这很容易让人连想到权力意志是政治权谋或权力争斗的力量。但这并不纯粹是一种误解,只是“权力意志”比通常的理解更为复杂,这是尼采故意搅浑水导致的。权力意志本来就是强权意志。在经过“价值重估”后,提出来作为新的价值准则,其实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意志因此被称生物法则那样的基本驱力,可以用来解释物理上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扩张等等,乃至于人类的心理、文化的现象。尼采认为这些背后都是由权力意志所推动的;其实,用尼采自己的逻辑来说,这些不过是具有权力意志的人所观察和感悟到的主观思想罢了。
    
    在我看来,权力意志远远尼采自吹的那么复杂,“权力意志”不过是“炮舰政策”的理论说明。一般人没有注意到,权力意志其实还有唯物主义的特质;虽然尼采为了掩饰这一点,故意把权力意志描写得像“能量守恒”式的,让“权力意志”被误解为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它在量上是不变的,它的存在是绝对的、永恒的;但事实上权力意志不是僵死不动的,它像河流,奔腾不息,像海洋、汹涌潮湃。在它永恒的运动变化中,事事物物被创造出来,复又被消灭,世界就这样不断推陈出新,幻化不已。
    
    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都含有“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不过二者也有差别。在叔本华那里,事物的生存意志的目标仅仅在于求生存,尼采则认为事物的生存意志除了求生存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求权力、求强大、求优势、求自身超越。求生存可以说是事物最基本的,也是最低的要求。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决不会满足于这种要求,凡有意志存在的地方,即一切事物,都必须追求力量的强大,竭力占据优势。难道没有强大的力量,不占据优势,能够统治、征服、战胜他物而生存下来吗?!当尼采把生存意志本来就包含着的意义揭示出来,并加以强调时,他就把生存意志叫做“权力意志”即“强力意志”了。这是他取法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
    
    当尼采把追求力量的强大(权力扩张)、追求优势说成生命意志的本质特征,并肯定、倡扬生物的这种特征,在这样的权力意志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哲学体系时,他的哲学就与叔本华那种主张否定生存意志的消极悲观的哲学区别开来了。尼采的哲学种具有积极的外表,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宿命论,是达尔文主义的动物哲学。
    
    谢选骏认为:尼采哲学和叔本华叔本华哲学的这一显著区别,不仅来自一般的“个性区别”或“继承发展关系”,而且是由于尼采“有意识地反对基督教道德”所致。尼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反对基督教道德,可能是由于他出身牧师的遗族,自小受到基督教道德的束缚却又无法得到相应的荫庇,因而产生的无法言说的怨毒所致。教会的阴暗面他知道的比一般信徒知道的更为深入,但却无法享受神职人员的种种福利,这一“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尴尬处境,迫使他生发了极端的“追求强权的意志”。这使得它无形中成为“达尔文主义的义务牧师”。
    
    在尼采哲学中,强权意志因此成了一切事物的本质,换言之,一切事物无不是强权意志的表现。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强权意志的表现。人们追求食物、追求财产、追求工具、追求奴仆和主子,根源都在于强权意志。在社会生活中,压迫、剥削、奴役、战争、人们之间的争斗等等,都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相互作用的表现。生物机体吸取营养,就是它们作为强权意志去占有、吞噬、征服环境。生命就是有机体发挥强权意志去剥削外界环境,驱使环境为自己服役的过程。化学中的分解和化合,无非是一种强权意志侵占、征服另一种强权意志。甚至,物理学中的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其实就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的争夺。在一切事物中,强权意志的发挥都表现为抗强欺弱。事物间形形色色的争斗现象,其根源在于“一种永不厌足的表现权力的意图,或权力的运用,作为创造本能的权力的应用。”
    
    万事万物在强权意志的支配下生生灭灭,变化发展。尼采发现了其间的“规律”,这就是“永恒轮回”。他说世界是一个“循环的力”,这个力创造出一些事物,然后将它们消灭,接着又分毫不差地按照原来的样子再把它们创造出来,再把它们消灭……如此循环往复。这样,世界就永远是同一些事物的反复重演。尼采告诉我们:“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然而,每一样痛苦、欢乐、念头、叹息,以及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无法言传的事情皆会再度重现,而所有的结局也都一样——同样的月夜、枯树和蜘蛛,同样的这个时刻以及我。”太阳、大地、鹰、蛇、人类,总之一切一切,都将在世界上无数次地反复重演。尼采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的时间上是无限的,而世界上的事物——作为强权意志的表现形式却是有限的。这种认为一切事物绝对而永远循环的理论,就是所谓“永恒轮回”说。
    
    “永恒轮回”说,事物的发展是沿着螺旋形的道路前进的。事物在其内部矛盾以及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在发展过程中,后来的事物会表现出对以前事物的某种回复。但这种回复只能是部分的,而决不会是完全的。唯其如此,事物才有质的提高,才称得上真正的发展。“永恒轮回”说完全否定了事物发展中质的提高,实际上否定了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并且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并不是他的创造。他承认这一思想来自于古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派。该派认为: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为神秘的“世界大火”所焚毁,一切再从头开始,如此循环不已。其实呢,这一学说也受到基督教末世论以及佛教的世界大劫的影响。
    
    这也可以算是“超人与圣徒”的一个注解吧。“超人”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圣徒。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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