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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一国两制”何以害怕“真普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06日 转载)
    
    
     一

    
    邓小平思考并提出“一国两制”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当时中美刚刚建交,正处于蜜月期,邓小平访美神采飞扬,心旷神怡;中日关系更是掏心挖肺,相互献媚,沉浸在“兄弟一笑泯恩仇”、“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亲密祥和氛围之中——这些动听的词句并非言不由衷的对外宣传,而是两个长期敌对的邻国从上到下盲目乐观心情的真实写照;在亚洲,邓小平最信任的政治领袖是著名的反共人士、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而非任何一位信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左派人物。
    
    与此同时,因为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分歧,中国与朝鲜的“血盟”关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邓小平刻意疏远金家王朝,转而谋求与韩国接触;越南则完全倒向了苏联一边并大张旗鼓“反华排华”,邓命令中国军队越过边界狠狠“教训”了这位毛时代曾倾囊相助的“同志加兄弟”;旷日持久的中苏对峙虽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有所缓和,但邓小平对苏联在中苏、中蒙、中越、中阿(阿富汗)边境上的军事存在感到芒刺在背,固执地以“消除三大障碍”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先决条件。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产生了资本主义“敌人”比社会主义“同志”更值得信赖、更好打交道、更容易合作的印象,是不足为怪的。所谓社、资“两制”,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分量发生了微妙变化,当邓思考台湾、香港问题的时候,他无疑会感到一丝庆幸:幸好台湾、香港没有像外蒙古、朝鲜、越南那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幸好与台湾、香港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是美国、英国而不是苏联。然而,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1989、1997年之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分量远比当年为重,但当局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越来越别扭,中共高层当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友善与羡慕早已转变为对“外国势力”的猜忌、恐惧和憎恶。
    
    二
    
    “一国两制”最初是专门针对台湾的。邓小平所期待的首位“一国两制”谈判对象,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国民党最后一位威权领袖蒋经国,而非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邓小平以为,在台美断交、国际孤立和岛内本土势力壮大、台独势力抬头等多重压力之下,蒋经国及其党国正处于最无助、最脆弱的时刻,只需导之以“民族大义”、诱之以一党私利,就不难攻破蒋经国的心理防线,顺利达成“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将解决台湾问题确定为八十年代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另两大任务是经济建设和“反对霸权主义”),之所以如此急切,主要是考虑到两人都年事已高,尤其是蒋经国病魔缠身,恐难活到九十年代,而在二人身后,两岸未必还有一言九鼎、敢就统一事务拍板定案的强人。
    
    为此,邓小平加紧向蒋经国和国民党示好,不再纪念2·28,停止炮击金门,重修蒋氏故居,叶剑英(前黄埔军校教官)隆重发布“叶九条”,廖承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蒋经国“发小”和留苏同学)深情撰写公开信,李光耀、陈香梅、冷绍烇(台湾前总统严家淦的女婿)等人穿梭两岸,私下传话:除了“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好商量;统一之后台湾政治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大陆绝不派官员和军队到台湾,“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台湾也可以享有部分外交权,可以与美国保留传统亲密关系;统一协定将“一百年不变”,除非台湾想变,北京不会主动更动它。1984年底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进入收获季,就在签约当天,80岁的邓小平没有忘记请撒切尔夫人给里根总统带话,拜托里根敦促74岁的蒋经国与大陆尽快展开“一国两制”谈判。
    
    其实,对岸的蒋经国也是“一中原则”的坚定捍卫者,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达成某种和平统一的意向,但蒋认为两岸和谈“时机还不对”——他没有料到自己会以突然离世的方式结束政治生涯。蒋和邓都是老当益壮、晚年出彩的人物,但蒋经国的晚年愿望清单与邓小平的优先顺序不同,在他的一揽子计划里,首先是台湾要“解严”、开禁(报禁、党禁),去除党国体制,实现宪政民主,然后才能与大陆谈统一。蒋经国对邓小平的统战攻势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作公开回应,但为两岸人员交流、经贸往来打开了绿灯。蒋对“第三次国共合作”和“一国两制”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因为他对国共两党的现状、两岸“两制”的前景都不看好,他很清楚,台湾之制和大陆之制均非良制,并无垂之久远、长存不衰的能力,而且“国共合作”是过了时的旧格局,两党之私不可代替两岸之公。蒋经国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他的理想仍然是“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似乎更中意“一中一表”、“一国一制”。但国民党也坦承不再谋求“反攻大陆”、“推翻共产党”,蒋经国对那些“反共复国”心切的国民党大佬说,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不妨猜想,如果蒋经国同意两岸谈判,他所开出来的条件或许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党禁、报禁,实现全民普选。蒋经国的身体虽然比不上他的老同学邓小平,但他的晚年思想显然比邓更豁达、更开明,也更深刻、更透彻。归根到底,“一国一制”也好,“一国两制”、“一国N制”也好,这并非统一问题的症结,而制度的好与坏、人民是否有自由选择权,比“一制”或“两制”更加重要。
    
    三
    
    “一国两制”关于港台政体的原始预设是,台湾由认同“一中原则”的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香港由效忠北京的职业官僚进行统治,如此五十年、一百年不变,可以确保“一国”虚名之下“两制”相安无事。若超出了这一预设,“一国两制”就难以运转,且必败无疑。所以,北京对台湾国民党败选很是紧张——幸好台湾尚未“回归”,否则台湾选举会让中共当局寝食难安,国民党败选的后果会更显麻烦,而对香港疏远北京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在2017年普选中胜出的前景,中共当局尤其感到紧张。中共当局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式民主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它怕香港反对派“崇洋媚外”、“与外国势力勾结”、“搞乱香港”;怕香港选民像台湾青年人一样“反中”、“反共”、“反中央”;怕香港社会分不清谁“爱国爱港”、谁是“汉奸卖国贼”;怕选举集会演变为“颜色革命”、“造反夺权”;怕普选产生的特首“不乖”、不听话、不合作、不把中央当上级;更怕香港普选效应冲击大陆、激发大陆人民的民主热情。
    
    “一国两制”里没有为普世民主留出位置。邓小平“伟大构想”中的另外一制——即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指私有产权、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开放、“马照跑,舞照跳”的社会体制,并不包括以竞争型多党制和定期普选为特征的代议民主政制。但迫于香港民意和国际潮流,1990年香港基本法和2007年的人大决议不得不为香港“双普选”作出安排,这并非中共心甘情愿。所以,共产党玩了一个花招,基本法为特首普选设置了提名陷阱:特首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它的如意算盘是:不能操控香港选民,那就操控提名委员会;不能内定谁当选,那就内定谁提名。这是中共惯伎,大陆但凡“选举”,无论等额、差额,重头戏都在候选人提名环节,通过提名而封杀异己,乃至内定结局,使票选沦为走过场。试图把这一套政治劣习移植到香港,实属居心不良。这就是今日香港陷入真假普选之争和“公投占中”风潮的背景所在,出现这种难堪局面,于香港是奋起维权,于北京则是自作自受。
    
    四
    
    本来,香港普选对中国大陆是天赐良机。一直以来,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政治特区”或“政改示范区”的改革设想,均未能实现,殊不知,香港正是中国政改最好的先导示范区,正如香港曾经是中国经改最好的先导示范区。
    
    共产党本应放心大胆在香港实施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以香港的幅员之小,以香港政经体系对大陆的依赖之深,以香港市民对自由、法治的适应能力之强,以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地位之特殊,即使香港普选制度的设计稍有“激进”,实施中偶有“偏差”,选出了北京不太中意的人选,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绝不至于“卖港卖国”。或许那倒是一件好事,北京正好借这个机会学会如何与“反对派”特首打交道,因为它将来必定还要学会与非内定的民选省市长打交道。大陆迟早要民主化,而香港普选的经验与教训必将成为大陆政改最宝贵的财富,这么好的政改特区哪里去找?反之,若中共当局刻意操纵提名程序,则必定因小失大,惹出“占中”风波事小,怕的是中共最终也未必操控得了香港选举,却既让香港选民彻底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又让全中国人民失去一个最好的民主政治特区。这种蠢事为什么要做呢?
    
     2014-6-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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