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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维权抗争方式的转轨:自己动手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014年6月1日,在陕西省靖边县杨虎台西沟村,部分村民强行进入并分配了当地土豪劣绅王治华家族长期霸占的3860亩土地。村民们把自己的行动称为“打土豪,分田地”。消息传开后,一时陕北震动。
    
     自己动手,不再依赖于党妈的同意与许可。河南三农民自己搞政府,就是有启发的。这样不需要为了降低风险,而把合法性进贡给体制,自己行动赋予自己合法性和正当性。三农民虽然被判刑,但是正当性足以让其合法性成为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被判刑却广受表扬,这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行动。

    
     网友群恋大地: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赋予合法性,从根本上否定非法恶制,从13亿个源头来重塑法之应有之合理性与普适性。这是国人应该具有的基本觉悟,其实欧美人士多能如此,在思想与行动中往往通过维护自身的天然权利,而突破与废除不合人情人性的法案法例,从而推动法治的进程,拓展普适的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民间抗争陷在一种“向党妈诉求”陷阱里面,主张权利转化为等待恩赐,公民转化为奴才。2003年维权的命名,我等有意承接@于建嵘,李质英向抗争的底层学习抗争经验和政治精神的传统,在其后十年的维权运动中注入,避免民间抗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那种林妹妹式的格式化哀怜,从而获取同情的无效性。
    
     民间抗争应该从祥林嫂式的话语泡沫,获取党内良知和世界人士的同情,转轨为有效性的,苛求结果在场的。从改良立场叛变,皈依革命立场,有着怨恨中共和民间主体性的暧昧双性,后者是渴望自己力量强大,足以主宰历史进程,因此在革命中投射。是一张在革命的想象中完成自我实现的远期支票。
    
     向”党妈”要奶吃与祥林嫂般悲情获取全社会全社会同情,是过去抗争维权的主导模式,占巨大比例。与此不同的是,各种占领运动的出现,它显示自己的人数规模以及没有站出来社会基础,保持即将出击的状态,就像把拳头伸到当权者鼻梁,下一步就会打破。它克服了要奶吃和索要同情的种种弱者伦理。
    
     我们民间需要从体制的受害者形象,以及呼吁受害者团结起来的呼吁等受害-反抗模式中扭转出来,进入一种进行于加害体制,主动进攻的模式,即使面对强大无比的网格化维稳,做一个塞进病毒,进行网络关节攻击的弱小行动,也是主动进攻的黑客。发动占房运动,就是一场对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体系网络节点摧毁的网络性革命。在中国占房的欲望很强大,只要把它释放出来,就是天大的事情。
    
    占领华尔街,占领立法院,占领中环,占房运动,是行动和姿势是占领,是对物的暴力革命,对人的非暴力革命。革命的暴力,指向了物,而止于人,通过介入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再需要依赖于流血和头颅,就像诸葛亮用馒头替代人头祭祀,算政治文明的进步。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的挫败和当下统治之无物之阵都表明,杀人不足以摧毁坏的秩序,那么占领运动是革命在当今时代新内涵的探索。
    
     太平天国以来的每一次试图终结王朝政治治乱循环的暴力革命,都很难逃脱加入更大的治乱循环,而每一次克服这种危险而回避革命和行动,尤其是在没法行动的当下,看起来就是一种避世和宗教超脱,意图上美好,结果上同样半推半就加入更大的治乱循环。如同走第三条道路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当现实中毫无作为,被压抑的抵抗心理,需要将来更大的报复和攫取来补偿。如果当下就能占房能居住,将来就不会杀人和抢更多的房子。
    
     何为鲁迅的无物之阵,革命之传统内涵,受制于王朝政治之治乱循环,不管你是革命还是告别革命之宗教超脱,都是为王朝政治做工,怎么跑都最后为其服务.
    
     马克思所钟爱的斯巴达克斯罗马奴隶起义,同样是罗马是命运之神,就是人间自由和幸福的化身,奴隶与神灵决斗,回野蛮自由的故乡,不是已经罗马化的起义奴隶的出路,推翻罗马就等于与自己的命运之神为敌,人怎么战胜神灵。
    
     过去中国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精神空间几乎就是华山一线天,正如在基督和凯撒关系所探索的,吻合于基督教精神的抗争,以美国革命为成功例子,我们也必须探索革命的新内涵,实现范式跳跃,摆脱无物之阵的泥潭。承接东欧转型之基督教精神的维权运动,不以敌基督中共以历史主体来裁决自己的合法性。
    
     承接东欧转型之基督教精神的维权运动,不以敌基督中共以历史主体来裁决自己的合法性,不靠恩赐求诸于自己,是这样一种革命新内涵的探索,是美国革命的大陆沦陷区新版本。占房运动是革命暴力施加于物,不施加于人,也是新的探索。
    
     这几十年以房产为主导的经济政治框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脓包,只要挑破,就足以造成一命呜呼,而占房就是这根刺。改革让小市民为主体的个体追求与极权主义的统治和谐,但也给自己留下规模巨大的掘墓人,维稳不过是让掘墓人不能抱团成气候。
    
     掘墓人就是渴望加入小市民而不得,或者说渴望扩大并加入但被抛出小市民秩序的人。这样的人会反对改革,直面改革带来的巨大例外状态问题,而不会痛骂文革,相反会继承文革的革命精神。所以我们把文革期间占领北京四合院而居住的人们,当做占房运动的先驱。发动占房运动,就是一场对以房地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体系网络节点摧毁的网络性革命。在中国占房的欲望很强大,只要把它释放出来,就是天大的事情。
    
     吴强博士说:打破治理逻辑是判断是否反抗的根由。所谓治理逻辑,也就是统治的艺术,指个人追求与统治目标的和谐,比如住房问题,改革问题。。。 占房就是要破坏这种治理的逻辑。
    
     公共性越强规模越大,其主张就会趋近于最重大的,而且受国际大气候和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非洲效果的部落革命,同样有趋于自由世界价值的结果。所以将来的广场革命,即使打着左派或者民族主义立场开始,随着人数增多,就会趋于自由宪政,五四运动就是从爱国开始的。在此之前,多少人持有自由宪政立场并不重要,当广场发生,什么立场加入都会被定性,重新塑造一番。所以我不相信启蒙,不相信立场相同的重要性,要多推动可能上广场的其他立场和诉求。在2003年之前,民众维权的处于边缘,启蒙处于中心地带,我们致力于把维权推上中心位置。
    
     同时发掘有潜力但不为人所重视的民众维权方式,如几年前我和李质英搞的黑龙江等四省农民土地独立运动,把这一些边缘的推动中心,显现为重要的分支,多一条分支,将来首义率先进入广场的可能性就多一分。不管任何我们之外立场的,首先进入都行,不一定要持自由宪政立场的。多一个朋友,多一个门路。
    
     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给我一个感受:群众运动的行动本身是很简单地人数不多地在现场聚集,然而在网络公共世界中引起大风大雨。就像经济中实体经济有限,但经过金融手段的运作,虚拟经济很庞大,有如互联网新兴领域的上市公司。小投入,但发酵增殖是无限的。在这里被区分开两层,一层是政治行动本身数人头的逻辑,人数越多,方法越多路线做多,行动也越多,胜利的可能性越大,如苏联警察随着抗议人数的变化而变化那个故事显示,人数的增加能产生质变。所以我认为内围以人数的膨胀为主要手段,去政治化是合适的,用方便法门把有恐惧的人团结进来。只要人数众多,任何旗帜都举得起来,拿一张白纸,瞎子也可以看到上面写满了各种主义。外围的知识分子公共舆论背书,相当于放大器,广告商,按照公共领域和舆论的逻辑走,随便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
    
     新浪微博“Stellavallis”说,现实政治复杂凶险,网络适于传播和联结,而正义之路是实实在在危机四伏的受难之途。自我定位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事风格和路径,普通异见者在观念更新与信息更替中等待发酵,志在反对的,更应明白口水和抒情的乏力,警惕狂躁苦毒的那一群。铁幕愈发深重,莫让心智与资源空耗无益。
    
    新浪微博“凌默敏”说,口号标语赤橙黄绿,无非政治情绪宣泄。悲情和受难的主题当然有感动和激励意义,但价值不大。每次山雨疾来风波骤起,人们总是束手无策。撞击政治铁幕是个风险活,尤须具备智力和技巧。介入政治反对者无不清楚所要达致的目标,但对达致目标的方法却极为茫然。人们知道该做,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回到现象本身,做一个鸟瞰,这三十年来的抵抗理论,不外乎是对被专制体制不断当做异质性排除抛弃的回应反应,可以简单说成是单位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也就是被纠缠在与党妈的爱恨情愁里面,没断奶。如果按照这样走下去,不外乎是不同阶段被抛弃者的怨恨与同情。对党妈的怨恨,和对自己们作为受害者的同病相怜。手里要是没有干货,只靠抱团取暖壮胆子,那叫传销,基本上不堪一击,。王功权等企业家练成的公知身上特明显。
    
     一个这六十年之内的抗争,都处在一个不能自足,其意义暧昧不明,极大不确定,悬而未决的境遇中,而且自己没有赋予自己意义的主体性与能力,而必须由专制来赋予,因而很容易自我摧毁。这样子一茬一茬的树立起来,又倒下,储蓄了一波,又倒下了。最后的结果,有多少能力,有多少牌,有多少主体性,能起多大的作用,真是靠天吃饭。
    
     我基于二十世纪的政治历史经验和在沦陷区的生命体验,确认这么一个公理:共党是黑洞,越靠近的越没出路,越远离的希望越大。我们不能担保我们找到的远离办法,是一定能行的,能实现目标与手段统一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身处沦陷区,有着专制原罪的人而言,在党国体制内或者边缘磁场中政治反对,同样是一种深陷,远不如在旷野与被共党所黑暗的地方筑城,扶持或加入共党的对立力量。至于我们与这一些的关系如何,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还就是自己,这需要依靠行动来回答,也就是行动出来的共识。如果不基于“怎么办”和行动本身,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等等,都还是共党磁场里面的,也无法回答“到底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的质疑,一旦遭遇这个,就暴露出专制的面目。
    
      我们是需要胜利的,需要目标实现的,因此总是有冲破现有手段和困境的冲动,正视民间主体性和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有限或者接近没有,正视遥遥无期。正是处在手段与目标的张力,迫使我们不断超越民间的启蒙,维权的民运化,口炮党,寻找和运作当下最可能手段与目标相统一的行动。
    
      当不能直面“怎么办”和诉诸行动本身,就会把达到目标的渴望和在其中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私人性渴望,转化为恶毒的怨恨,施加于共同体或同类人身上,挑起内斗和路线斗争,在已经是我们的地盘内部,建立基于自己为教主或者使徒的,意识形态为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进行内部征服攫取,把达到目标和私人目的的焦虑渴望,转化入内部,就像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
    
      从此,抵达目标的渴望,就变为在组织体系中身份认同危机的升迁解决。共产主义事业没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当官。在组织体系外的投影磁场里,一样也是身份危机支配,目的在场“怎么办”消失了,在反公知的公知如政治反对,脱支带路党,就是为了成为公知而反公知,彼可以取而代之。我在乌坎的收回土地抗争被扭曲成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中,看到革命成了改良,争取村委会内掌权当官成了唯一目的,而收回土地的目的遥遥无期。改革也是这样,改革目的的实现,被绑架入改革派胡耀邦汪洋是否上台的党内权斗中,从而虚无。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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