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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三)——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5日 转载)
    

    

    

     

    十从莱芜到孟良崮:围点打援的歼灭战

     

    从共军这次转败为胜的战斗可以看出,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打法,实在谈不上什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那向来都是处于被追逐状态的共军为死里求生,在与国军顽强缠斗的过程中磨砺出来的战术。共军的此种战术之所以多次得逞,也要怪国军不善打运动战,诚如蒋介石批评的那样,他们“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结果总是让共军侥幸获得机会,成功地实施了他们最拿手的打法。粟裕在鲁南的险胜同时也得利于某些随机的因素,雨夹雪的坏天气转共军的劣势为优势,国军各部一贯​​缺乏协同的缺陷更使马励武部陷入绝境。针对国军的这一缺陷,蒋介石当时即明确批评说:“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36

    国军的这种缺陷接下来在莱芜和孟良崮的两次战斗中导致了更严重的损失。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仍受到国军大批人马的追逐,当时国军集结兵力从苏北、济南两个方向南北夹击华野,其中南线兵力六十三个团,北线兵力二十多个团。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决定避实击虚,主动放弃华东军区首府临沂,迅速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华野除留第二、第三纵队伪装主力阻击南线的国军外,主力暗中兼程北上。 2月23 日,北线的整编四十六师由新泰退至莱芜与第七十三军汇合,很快就落入华野的包围。被包围的国军向北突围,但因莱芜城已为华野攻占,北逃的后路遂被完全切断。战至中午,国军也没能突围出去。此时华东野战军以二十四个师的兵力自东、西两面发起猛烈攻击,将五万多国军包围在芹村、高家洼的狭小地域内。国军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是长期潜伏的中共党员,他不但预先向共军提供军事情报,并运用其师长的职权延误军机,致使全师陷入重围。更有什者,韩在国军突围之初即离开指挥位置,故意让一位资历最浅的军官代理其指挥,结果导致全军指挥系统陷于瘫痪,致使共军一举歼灭整编四十六师和七十三军五万余人,生擒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韩练成显然罪该万死,但他却在临阵逃回南京后未受任何惩罚,而且能继续在国军中出任要职,并暗中为中共做事,直至1949年败露后逃至香港。

           国民党内战中最终失败,可以说主要败于其内部的腐败和整体上的四分五裂。共军固然比国军能征善战,但共军的骁勇及其得胜在一定的程度上乃是国民党军队的种种缺陷喂养出来的结果。假使换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共军那些硬让国民党铺垫起来的优势就未必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压根就成不了气候。总而言之,没有国民党十足的拙劣,就不可能显示出共产党相对的优秀。中共在政治、军事上逐步壮大的过程,真不知从国民党腐败的沃土中获取了多少救命的营养!正因为中共集团本质上是从那腐朽中诡变出来的神奇,国民党一旦被赶出大陆,他们本来的劣质就日益显露,至今已恶化到百孔千疮,糜烂不堪的地步了。

    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上述缺陷,张灵甫曾上书蒋介石说:“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这是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开战前向蒋介石痛切陈述的危机,不幸这一危机当时已弥漫整个国军,他和他的“王牌模范师”整编七十四师最终也没能逃脱由此导致的厄运。那年三月以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攻势从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特别是集中进攻其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至四、五月之间,以四十多万的兵力,对山东共军形成弧形包围之势。当时的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内潜伏了一个重量级共谍,此人名叫郭汝瑰,任职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的作战。五月中旬开战前,郭已通过其身边的联络员任廉儒将汤恩伯兵团的作战计划泄露给共军。共军因而得知,国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准备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华野实施中央突破的打击。当时国军已侦知坦埠为共军指挥部所在地,因此对华野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一是直击坦埠,以便聚歼共军;二是在共军躲避迎战的情况下将其赶过黄河。针对国军的此一攻势,华野迅速作出反包围的部署,采取从敌方战斗队形中央楔入的冒险战术,以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打击中路先锋七十四师,以其他四个纵队阻击来自各方的援军。其中第六纵队行动特别神速,连夜急行军一百五十里,事先占据垛庄,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边部队的联络,更堵死其后退之路,迫使张灵甫领军固守在空间狭小的孟良崮山上。

    对国军来说,当时的阵势虽十分凶险,却也包孕着歼敌的战机。蒋介石特别看重后者,以为终于等到了与陈、粟部正面决战的大好机会。他于是命令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华野主力,再调十个师的兵力增援七十四师,以图里应外合,两面夹击,中心开花,一举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彻底扭转华东战局。周边的四十万国军当初若能在七十四师被消灭前赶到孟良崮,布成共军腹背受敌的阵势,陈、粟部恐怕就难逃灭顶之灾的下场了。然而战况并未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进展下去,张灵甫率部血战三昼夜,各方援军始终都被堵截在包围圈之外。连近在咫尺的八十三师都未能发挥救援的作用。据说该师师长李天霞与张灵甫有宿怨,他早在5月11日之前就接到掩护七十四师的命令,却为图自保而消极应付,一直未倾力相助,最终竟坐视华野攻占孟良崮,全歼了七十四师。张灵甫本人也在兵败后举枪自杀。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饮恨而终,洒血在打败日寇后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场上。七十四师的覆灭让蒋介石深感悲愤,对严重失职的李天霞,蒋曾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就地枪决。但蒋的电令并未得到执行。李不但逃脱死罪,后来还官运亨通,平安蒙混到台湾。张灵甫慨叹的“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得其志”现象此后也未能得到切实的纠正,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

          孟良崮战役可谓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国军在此役中的败绩极大地挫伤了士气,至1947年底,剿共戡乱的战局已逐渐暴露出国军的败势。不过就华野本身的情况而言,此役的险胜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对比中央军委在1947年5月22日发给华野的电文,中共官方后来公布的华野伤亡数字——11343人——似乎有所缩小。那封电文曾说华野“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并让陈、粟部“休整若干天”。 37 可见华野战后亟需大量的补员。笔者无意在此考证华野真实的伤亡数字,提出这个问题,是要特别指出陈毅、粟裕部多次打败国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不惜用自身尽可能多的伤亡来夺取胜利。陈毅在激励部下猛攻孟良崮时如是说:“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七十四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那怕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 陈毅在指挥部如此心狠地下达死命令,前线上的士兵只有一千两千地冲上去送死。他们的血肉之躯已不再具有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完全被指挥员当成可持续补充的兵力。有个国民党老兵后来撰文回忆说,“在大崮顶背面的惊魂谷下,攻山士兵的尸首就堆积了七层之厚,这个山头的每一寸土地都经历了炮火硝烟和血的洗礼。” 38 “乐战”与“利胜”的动力于是以革命的名义凌驾于生命之上,把死亡预先强加给共军的每一个战士。死亡就是他们的未来,是革命赋予他们的未来。

     

    十一 不是高招是败笔

     

          回顾毛泽东从苏区到陕北带兵的往事,我们不难发现他在用兵之道上一明显的缺德之处,那就是在行军或作战中很少积极策应友军,但却好以中央的名义发令,随意调遣部队策应他和他所在的中央。早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张国焘草地闹分裂,他私自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他的一方面军潜逃北上,把四方面军大批人马撇在南边,置他们于吸引蒋介石派重兵围剿的险境,他自己带领的小股红军则因此而得以乘隙在陕北落脚,有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他又任凭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出没,再次诱国军西行堵截,从而减轻了宁夏战役失败后河东红军的压力。

    

          内战打响后,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他这种为自保而随意调遣部队的做法滥用到顾头不顾尾的地步。 1947年3月,在共军东翼于山东遭受攻击的同时,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全力进剿共军的西翼。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开始了山沟里乱钻的逃窜,直至次年3月21日东渡黄河,毛一直都处于不断转移的状态。在国军长驱直入的扫荡下,当时的陕北赤地千里,人口锐减,部队的补给很困难,无论就毛泽东及其中央机关的安全而言,还是就部队的生存条件而言,情况都十分危急,中共中央一时间陷入从前在苏区四面受围剿的那种窘迫。正是在此一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毛泽东构想出芦笛称之为“外线病”的进攻性战略。 7月间,胡宗南属下刘戡部已逼近毛及中央机关暂住的小河村一带,迫使他们在8月1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佳县仓惶逃去。 7月29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一封密电。据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所述,邓读完那封电报,立即焚毁,多年后邓曾对女儿解释说,“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很为困难'……”毛毛在她的书中明确告诉读者:“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主要的是要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39 邓小平收到的那封密电并未因焚毁而不复存在,其原件收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内,现摘抄其有关段落如下: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40

    

     

    

    邓小平接到电报后二话没说,稍事休整后即率其刘邓大军从鲁西南长途跋涉,进军大别山区,去建立毛泽东构想的根据地了。刘邓大军的南下果然吸引国军二十多个旅向南尾随追击,其中就有西安绥靖公署从陕北抽调的部队。应该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缓解了陕北的压力,但刘邓大军本身却因此一调遣而损失惨重。据芦笛和顾则徐的描述,他们劳师远徙,不但没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反而一路上丢弃重型武器,以出征时十二万多人之众的大军,到次年三月被迫撤出大别山区为止,竟减员到不足六万人的程度。那六万多共军的耗损,就是毛泽东私心自用,擅自命他方部队策应己方的结果。对毛泽东这种“外线病”战略,芦笛的批评特别突出了毛好大喜功,企图出奇制胜的一面,将毛的此类胡来描述为一种浪漫冒险的风格。我在此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毛那些大肆张扬的浮夸之词背后,其实更掩藏有他本性中色厉内荏的一面。对毛的言说,我们仍需以反读法审视,他那些夸夸其谈的陈述其实一贯都是与他迂回周旋,近乎逃逸的作战惯性相表里的。应该看到,他催促别人去冒险的战略多谋划于他自己处境窘迫之日,那些动听的大放厥词常不着边际,充其量释放了他一时的紧张心情。

    

    当时毛对内战获胜的前景尚持比较保守的估计,他准备用五年时间与蒋介石逐鹿中原,所以他那个“战略进攻”的布局未免铺展过大,对他和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困境,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嫌。 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电令中作出此宏大的布局,要求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41 为了他和他的中央机关更加安全,为了把来自京津的威胁疏解到中原,把国军在中原的重兵引离到江南,好降低共军在国军各路兵力钳制下遭到围歼的风险,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更提出了“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的战略进攻。解放军的兵力当时已相当壮大,毛泽东却并未随着军队主体的升级而提升自己的战略水平,他似乎还想发挥当年“打圈圈”的战术,好作些声东击西的突破。纵观他那些貌似反攻性的远徙指令,只要针对当时的战局稍加琢磨,即不难看出其长期打游击养成的逃遁意图。他那种号称雄才大略的大胆,只是把别人指派到远处去冒险的大胆,对于近在他身边的情况,他往往又过于谨慎,十分胆小。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在山东打内线战颇有斩获的华野部队,后来也由毛独出心裁,被指令南下去蒋占区另辟根据地。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一段时间内作出那一连串“大手笔”的战略布置呢?按照顾则徐的分析,由于陕北丢失,朱德和刘少奇三月底已离开陕北去华北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只留下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正是趁朱德离去之机,毛得以独揽指挥各根据地和解放放军各部的大权,为了以战略反攻的名义来展示他出奇制胜的指挥,他一发令即閙出了“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步臭棋。顾则徐特别指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有两大弱点:“一是不懂军事技术,对战术只是粗知皮毛;二是由于他的军事知识是从长期的游击战中得来的,而且主要是来源于朱德的熏陶,在正规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几乎空白。当朱德在身边时,毛泽东进行战略决策就不容易犯错误,但当朱德不在身边时,毛泽东进行决策时他的两个弱点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从而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把刘邓大军硬派到大别山去建立根据地,正反映出毛“不懂大兵团正规作战技术”,依然“在用游击战的经验安排战略” 。 42

    

     

    

    十二粟裕顶住了毛泽东的“向南”冲动

    

     

    

          毛泽东对华野下达的命令也有同样的毛病,比如在9月3日给粟裕的电文中就指令粟放弃后方,仍然像抗战时那样从敌军、敌区获取粮食、弹药等补给,甚至让粟裕的部队“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叫他们“重炮不要带去”,更要禁绝他们“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 43 从这个指令即可看出,毛当时仍一如既往,硬给指战员下达“死亡指标”。粟裕那时只得按毛的指示催促华野各纵队在鲁西南忽而外线,忽而内线,北上南下于黄、淮之间,奔波得十分疲劳。好在粟裕虽服从了毛泽东的指令,却对所要执行的要求打了不少折扣。他并没让部队扔掉重炮和放弃后方,也没有顾头不顾尾走得太远,他甚至敢冒被指责“怕吃苦”的风险,坚持让他的三个纵队及时休整,从而避免了刘邓大军自废武功的损失。早在7月29日给刘邓及陈粟发去的那封电文内,毛泽东已附带提到让华东野战军下江南的构想。他如此安排:“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笔者按:即叶飞的第一纵队)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毛的构想显然让粟裕感到匪夷所思,只不过那是毛的初步构想,粟裕并没作出任何反应。他那时更不会想到毛泽东拼“外线”和“向南”进军的冲动会如此顽固,以致在半年后的1948年1月27日,毛竟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他率华野的三个纵队立即渡江南进。毛之所以突生此奇想,盖因他自以为解放军当时已具备全面进攻国军的优势。他在杨家沟与陈毅有过多次谈话,有一次便扬言“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天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 。毛泽东未免把当时的战局想象得过于乐观,他把东北国共对峙和中原两军胶着的情况全丢到了脑后,硬是要谱写他的南下狂想曲,给裕率部南进的路线规划了一个曲里拐弯的大圈子。他要让粟裕带上七八万人“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44 到底会弄得谁“被动应付”和“疲于奔命”?只有马上就得带领大队人马深入到敌后去“打圈圈”的粟裕心里最清楚。

    

          粟裕,湖南会同人,侗族后代,1927年入党。曾入读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北伐中弃学从军,在叶挺部下当兵。南昌暴动后,始随朱德转战到苏区,逐步提升为军官,从此献身中共的党军工作。他为人沉默稳重,在长期的实战中磨炼出其职业军人的刚毅坚韧。自新四军开始组建,他即随陈毅转战苏北,成为陈毅最为倚重的副手。 1946年到1947年之间,他和陈毅带领的部队打了多次胜仗,遂与陈并肩齐驱,获有“陈粟大军”的称号。粟裕尽管战功昭著,只因起点本低,又一直在远离中央的处境中度其打游击的革命生涯,故与党内高层向无私人接触。尽管如此,对于毛这个荒唐的指令,他既不像邓小平那样听话照办,也没紧跟着陈毅随声附和。毛的电令发到粟裕手中,他一拖再拖,一直都不想领军开拔。最后他迫不得已,才硬着头皮向毛上书直陈己见,讲明南渡的种种不利因素,提出了华野与刘邓、陈谢联合作战,在中原与国军来一场大决战的优选战略。他上书指出,目前江北的战局仍处于国共双方胶着的拉锯状态,解放军应利用此形势,就在中原地带寻找更多的运动战机会,不该舍近求远,丧失眼前的战机。毛泽东在与陈毅谈他的“大手笔”时,曾点明解放军已处于“进攻”的态势,不让陈毅再用“反攻”的说法。但粟裕在上书中仍认为解放军尚处“反攻”状态,只能说已在政治和战略上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粟裕在4月18日发给毛泽东的这封“子养电”迟滞了毛的决定,此时毛已与中央机关渡河到达华北,即将与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汇合。置身集体决策的组织氛围,他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下粟裕所提的异议,因而在4月21日致电陈、粟,要他们前来他暂住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面议渡江之事。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期间,粟裕的建议被提交讨论,最后于5月5日作出了暂缓渡江的决定。毛那时毕竟还没有刚愎自用到听不进去任何异议的地步,幸好这次会议有朱德参加,朱一开始即表示支持粟裕的见解,认为解放军应集结在中原作战。粟裕的“斗胆直呈”和朱德的明确表态总算敲醒了毛泽东浮想联翩的头脑,让他多少认清了当前战局的实情。但书记处在接受粟裕的建议之同时,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仍在发言中为毛的“大手笔”作了些虚应故事的赞许,为顾及毛的面子,决议的行文还是把毛那个“向南”的冲动作为长远目标保留下来。 45

    

     

    

    十三 辽沈战役:一场豪赌获险胜

    

          1946年四平和长春相继失守后,林彪的部队一路败退松花江北,就在孙立人带领新一军即将攻取哈尔滨的关键时刻,马歇尔强令蒋介石与中共和谈停战。毛泽东急于独占东北的图谋虽然转眼落空,蒋介石迅速消灭共匪的计划不幸也中途搁浅。新一军尽管以强劲骁勇著称,可惜在与共军交战过程中,其统领孙立人与廖耀湘争功,多次违背了杜聿明的作战命令,致使本可以被围歼的林彪部从四平脱身,再加上国军各部的配合欠佳,最终都没能够在长途追逐中歼灭其主力。逃脱后的共军因此得以在江北稍事喘息即进行充分的整编,很快就奇迹般恢复了战斗力。这也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内,林彪不再受毛泽东电令促战,他可放手采取刘少奇早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案大量补充兵员,在江北沃土上加速建立起广阔的根据地。此外,由于占据了背靠苏联的有利地缘,中共不但在苏方的帮助下组建起他们从未有过的兵工厂,而且陆续从苏方接收到大量苏式的以及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大口径火炮。林彪的部队因此迅速组建起炮兵纵队,几个月后,他们即重整旗鼓,渡江南下,在攻打怀德小城时首次发挥出让国军深感惊讶的大炮火力。国军拥有强大火力的心理优势始受到沉重的一击,从此以后,共军的人海战术更有猛烈的火海攻势充当后盾。准确地说,是农民军的不惜伤亡加上苏联支持的炮火,最终为中共赢得了内战。

    

    中共现在的战略与抗战时期有了显著的不同,那时候他们只重视扩大根据地和壮大自己的军队,基本上处于回避作战的状态。为保存日后武装夺权的本钱,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大量歼敌而与日军硬拼,他只乐见国军单独对日作战,一任蒋介石的战争机器在抗日硝烟中遭受严重的侵蚀。全面内战打响后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迅速改变国共军力的对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持续的杀伤锐减国军的人数。为达到重创国军的目标,共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特别是粟裕和林彪指挥的部队,在一场场围聚歼敌的战斗中,为了更多地消灭国军,他们也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常言道,“杀敌一万,自损八千。”毛泽东的“乐战”、“利胜”之心始终不渝,他每一次下达给指战员的杀敌数字同时也就是共军自身必须支出的死亡预算。比如在1947年1月11日,毛便以会计师算账的口气下达给林彪一个歼灭国军的具体方案。该电文如是说:“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现有力量(五个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以从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46

    

    1946年到1947年的冬季,林彪就按照这样的“死亡指标”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东北民主联军的官兵多次踏过冰封的松花江,一批批杀伤着杜聿明麾下的大军。那年五月,林彪紧接着发动夏季攻势,他的部队过江后直下南满,力图夺回失去的四平。兵力不足的国军疲于应付,东北战场上的攻守之势开始发生转换。蒋介石对杜聿明在东北的经营甚感失望,杜遂于七月间称病离任,接下来由陈诚接掌了东北的军政大权。陈到东北后立即调兵遣将,迅速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扩充到十四个军,四个兵团共五十四万人。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将大批地方武装编入野战部队,兵力扩充到九个纵队,共二​​十七个师,另有十个独立师和两个骑兵师,并设有炮兵司令部。二十九万人的主力部队再加上近二十三万人的地方武装,共军的总兵力此时已与国军不相上下。共军的攻击几无间歇,林彪在九月又发动秋季攻势,在不到两个月的交战中,国军​​损兵折将,相继丢失不少战略要地,其攻击共军的能力也随之削弱,大部分兵力都收缩到长春、吉林、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带,一时间陷入孤守待机的境地。共军夺城十五座,扩大其解放区近四万平方公里。等到陈诚离职,蒋介石三易其帅于卫立煌之日,国共的兵力对比和东北版图已出现重大变化,国军的人数逐渐由持平转入弱势,地盘更是急剧缩小。卫立煌上任不久,林彪即在十二月发起冬季攻势,至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更名为东北野战军的林彪部队已达七十万人,加上地方武装,计有百万之众。此时总兵力不过五十五万人的国军已丧失战略机动能力,从前一年的多处猛攻转入据城固守,为避免遭遇林彪最厉害的“围城打援”战术,卫立煌慎重到近乎怯战的地步。他与郑洞国和范汉杰屯聚各自的重兵,死守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城内拖延时日,企图在严阵相持的情况下寻求其凶多吉少的生路。

    

    拖延到1948年,东北的战局彻底逆转,蒋介石明显看到,东北这块刚刚从日军蹂躏下夺回的九省大地,国民党已难以继续守护下去。他基本上失去了将共军逐出东北的信心,进而在考虑如何把国军的主力撤退到关内。但身为剿总司令的卫立煌并不甘灰溜溜逃之夭夭,他一直按兵不动,还想在沈阳坚守下去。毛泽东那时的战略胃口也随着情况的好转而贪欲猛增,在1948年2月7日发给林彪的电报中,毛已估计到蒋介石可能要从东北撤出他的军队,因而要让林彪在攻占东北全境前全歼境内的国军。他告诉林彪:“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47 林彪立即回电,表示他会按照毛的方针执行具体的任务。但在如何全歼境内国军的问题上,林彪与毛的想法从一开始即有分歧。作为带兵的主帅,林首先要为确保自己的实力着想,因而在决策上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随机应变。毛泽东远在战场外发号司令,他多是面对地图作他那些想当然的规划。 “向南”的冲动仍在顽固地支配着他的意念,从一开始布局,他便期盼林彪的部队占据从锦州到山海关一带的交通要道。当时国军在东北的布局是:郑洞国十万军队驻防北面的长春,卫立煌帅三十万军队驻防居中的沈阳及其周边城市和地区,范汉杰十五万军队驻防南面的锦州。毛的构想是让林彪南下攻占锦州,切断北宁路,封闭国军陆上的退路。林彪却认为不必为关闭东北大门而抢先攻占锦州,只需围困住吉林、长春的守军,拖住东北国军的尾巴,蒋介石和卫立煌就下不了撤兵东北的决心。毛泽东一味在地图上摆他的阵势,很想在打响锦州之战后牵引傅作义在平、津的军队北上,从而减轻共军在华北的压力,特别是缓解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险境。此一思路与上述调遣刘、邓及粟裕部那种不管他人死活,只图减轻他自己身边风险的想法可谓前呼后应,一脉相承。但对林彪来说,攻长春显然比攻锦州便于作战和更少风险。身为临阵带兵的将帅,他既不愿让部队远道跋涉,去围攻锦州那样难以攻坚的城市,更担心援兵和守军两面夹击,把他的部队聚歼在锦州城下。比较而言,若先围攻相对孤立的长春,损失和风险就会大大减少,等拿下长春再攻打锦州,发动那步步为营的攻势才更加稳妥。 4月18日,林彪和罗荣桓等人一致去电向毛详陈先打长春的理由,这才从毛口中勉强得到应允。按照顾则徐的说法,林彪的主张之所以能暂时得到军委的同意,与朱德一贯强调前线将领有权见机行事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朱德当时即在围城的战术上给林彪出了不少主意,后来林彪采取长围的战术,即来自朱德的授意。 48 由此也可以想见,军委决策一旦有朱德参与,多少总会对毛泽东私心自用的胡来产生些抵消的作用。

    

    5月24日,林彪部打响了围攻长春的战斗。长春城并非原先预想的那么易攻,国军的防守十分顽强,火力也很猛烈,攻城的首日,即打得城外共军伏尸两千。在此后的多次进攻中,共军均以大批的伤亡败退下去,致使长春城久围不下。在林彪围城期间,毛泽东并没放松催林彪部南下攻锦的计划,为了回避麻烦的“战锦”问题,49 林彪和罗荣桓等东野领导在八月间致电军委,表示东野大军即将南下,但他们更愿意偏西到绥远一带,去协同杨成武部攻打大同。毛泽东断然否决了林彪偏师远攻大同的提议,开始以强硬的口气迫使林彪部向锦榆线进军。中央军令如山,林彪只好接受毛的南下指示。 9月7日,毛泽东在发给林、罗等人的电报中再次展示了他歼敌计划的“大手笔”,这一场恶战尚未开打,他就抢先把一系列“死亡指标”下达给东野的领导。毛在电文中如是说:

    

     

    

    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目的。过去两年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个月八个半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左右。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 50

    

     

    

    古今中外,还从未见过像这样将杀敌数字定额量化的军令,这种把杀敌数量当作生产指标下达给部队的战略的确是毛泽东的首创!后来在镇反和土改中要杀多少反革命和恶霸地主,反右中要定多少右派,包括历次运动中要牺牲掉多少倒楣鬼充当牛鬼蛇神,全都是按这种预定“死亡指标”的模式规划出来的。毛泽东始作俑者的狠招实在太多,把战犯帽子戴在他头上才最为合适!

    

          针对东野进军锦州的攻势,蒋介石也作出及时安排,他下令从关内快速运兵,海陆并进去出援锦州。由廖耀湘帅十一个师,外加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南下援锦;由侯镜如指挥的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和锦西北上援锦。毛泽东在九月宣布打响辽沈战役,当时他只考虑到长春和沈阳两地会有援军,因此他仍按已往围城打援的胜算下达任务,要求林彪“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甚至要让林彪把部队的作战范围扩大到沈阳,更要“争取将卫立煌就地歼灭”。等到十月初林彪了解到蒋介石南北两面夹击的援锦布局,他才从眼前的事态看出毛泽东的“战锦问题”十分严重。林彪于是立即致电毛泽东,在电文中强调指出,东边的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51 这就是说,西进兵团一旦突破阻击防线,十一个师的机械化部队在此狭窄地面上包抄过来,林彪的攻城纵队将陷灭顶之灾。林彪因而对攻锦之事再次犹豫,他于是致电军委,提议要回师围攻长春。这一次毛泽东措辞严厉,断然驳回了林彪的提议,非要他攻打锦州不可。毛既然如此罔顾局势的变化,林彪只得知难而上,让他的部队冒着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危险打响了围攻锦州的战斗。

    

     

    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三)——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辽沈战役作战图

    

         

    

    10月3日,林彪指挥六个纵队的重兵开始围攻锦州,同时留少数兵力佯攻长春。为堵死两方面的援兵,他派三个纵队和一个独立师于新民阻挡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派八个师的兵力在塔山阻击十一个师的东进兵团。廖耀湘率领的大队人马迁延迟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直到十月中旬才出击彰武、新立屯一带,但受到东野三个纵队的钳制,始终未​​能突破防线,根本就没起到侧击攻锦共军的作用。林彪最担心的塔山防线易攻难守,无论就兵力的强弱还是攻守的条件而言,国军都占了明显的优势,但双方激战了六天六夜,国军始终攻不破防线。攻守两方面都打得十分顽强而无可指责,国军中号称“赵子龙师”的九十五师发起一波波猛攻,东野四纵冒着密集的炮火死守阵地,寸土不退。林彪对司令员程子华下达死令说:“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仅10月13日一整天打下来,攻守两方均伤亡一千多人。有一位参战者后来回忆当时可怕的情景说:“从葫芦岛北山上向塔山遥望,但见海空火力集中轰击,真是地动山摇,霎时间塔山成了一片火海,硝烟直冲云霄,凝结成一团巨大的乌云。”

    

    锦州的攻城战打得更激烈。林彪在锦州督战,因久攻不下,异常焦急,与粟裕的鉄血督战相类似,他也是以不惜伤亡的人海战术鼓动手下的官兵奋勇冲锋。据一个被俘的共军军官向审问他的黄仁宇透露:每当冲锋令发出,总是由老兵端着枪从后面督促,硬逼着从东北翻身农民家庭招来的新兵一波波冲锋陷阵,前仆后继在机枪扫射之下。 52 这就是共军在内战中一再制胜的“人海战术”,也是共军官兵为完成毛泽东的杀敌指标必须付出的自损代价。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时即把他要打的“解放战争”定义为“农民战争”,自从他在湖南发动红色的“乱暴势力”起,被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体一直都是为中共打天下而完成杀敌指标的中坚力量。为打胜内战,中共从农村人口中征召的兵员高达二百六十多万,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区的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不惜伤亡的肉阵一方面抵消着国军炮火的威力,另一方面,从苏军手中获得的重型武器在那肉阵后发出压倒性的轰击。 10月15日,东野五百门以上的重炮轰隆齐发,硝烟弥漫中堵死了城内的反击。锦州城于当日失守,塔山仍在激战中,防线犹未突破。本可以置林彪攻城纵队于灭顶之灾的东进和西进两兵团一直受阻于防线之外,攻城纵队最终避免了林彪一直担心的双钳夹击。对共军来说,这个险胜确实有侥幸的成分,很难归功毛泽东英明的预见。要论功请赏,也该归功林彪的卓越布阵和强势指挥,以及东野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至于毛泽东,不过是仰仗东野官兵的奋勇和牺牲,冒险赢得这一场豪赌而已,他那急于完成歼敌指标而不顾形势变化的决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英明之处。史家、学者多好以成败论英雄,我看到大量论述辽沈战役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统统称赞毛泽东决策多么高明,连处处挑毛泽东军事失误的芦笛都在其批毛专著中认为,毛促林彪打锦州的决策比林的眼光要高。但也有个别论者洞察到毛泽东的破绽,比如网络作者周剑岐和一位名叫萧瑜的年轻学者,他们的论述便不落俗套,对笔者以上论述辽沈战役所把握的著眼点和分寸感即有所启示,助益不少。 53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蒋介石与他那群缺乏协作的指挥官所犯的众多错误为毛泽东的歪打制造了正着的条件,最终促成了一个负负得正的吊诡效果。首先,攻城共军的脱险全赖塔山之役的成功,而共军在该地的阻击始终没能被攻破,实在含有很多偶然的因素。蒋介石任命侯镜如为东进兵团司令时,这位长期潜伏的共产党员那时尚未暴露其身份。尽管详审六天的战斗记录,并无确凿的事例可证明侯镜如严重失职或有意怠慢,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像林彪那样不顾伤亡地——“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迫使指战员拼死硬冲,则是明显的事实。罗奇让远道而至的九十五师到阵后休息一天,按理说也合乎常情。但正是因次日休战一天,无疑让四纵赢得了修复被毁防线的良机,否则,四纵在连续的强攻下未必坚守得住那块仅布有战壕和铁丝网的阵地。此外,海、陆、空三军组合的攻势本应对东野简陋的防线形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却未能取得应有的实效,这显然与国军总是互相配合不佳有关。就因在国军的作战中出现了此类缺失,最终削弱了他们本有的优势。锦州陷落后,廖耀湘兵团始终攻不破黑山防线,错失逃往营口的退路,廖本人突见一群误闯其指挥部的共军散兵,便以为陷入重围,惊慌失措之下,他竟用明语呼叫全军集合,结果暴露目标,自投罗网,一连串的失误造成十余万官兵被歼被俘。所有那一切均发生在共军似有天助的阴差阳错之下……

    

    总的来说,国民党守不住东北的形势早已逐步形成,但这块土地会以何种方式从他们手中丢失,共产党最终会怎样得手,在双方较量的过程中则有很多可能。在事态的发展变化中,种种偶发事件促成了随机的连锁反应,最终才形成了后来的结果。共军主要赢在了不惜重大伤亡也要更多歼灭敌人这一将杀戮物化的出发点上,比较而言,国军在战术的非人化运作方面远不及共军干得那么凶狠残忍,因而其战斗力才越战越弱。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带兵人的林彪,他更偏重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总要比毛泽东急于求胜,好走险棋,硬是拿手下将士的生命去搞一场豪赌的做法妥当一些,因而就事论事地讲,还是应给予林彪比较性的肯定。

    

     

    

    注释

    

                                                

    

    36蒋介石在1947年4月20日所作的《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

    

    3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81。

    

    38陈毅的话转引自维基百科,“孟良崮战役”词条。国民党老兵回忆,见“凤凰卫视”2012年5月24日有关孟良崮战役的节目。

    

    39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页500。

    

    4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158。

    

    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230。

    

    42顾则徐:《朱德别传》,页714-721。

    

    4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236。

    

    4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页271-271。

    

    45同上,页307。另参看《朱德别传》页727-729;《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页483-490。

    

    4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页612。

    

    4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391。

    

    48《朱德别传》,页735-736。

    

    49毛泽东1963年《吊罗荣桓同志》诗曰:“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很多注释者都认为,“战锦”一句指林彪不服从毛打锦州的指令。也有个别解读该诗者不同意此一解释。笔者认为毛这首诗写得实在拙劣,“战锦”一句生凑硬拼,几不知所云。

    

    5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页1。

    

    51同上,页2、36。

    

    52参看黄仁宇:《黄河青山》,联经出版社,2001,页175、189-195。

    

    53参看“博讯博客”,周剑岐文集中《无形的决战——从1945年后国共决战与分裂说起》;萧瑜:《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最英明? ——锦州攻坚战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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