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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头号战犯毛泽东(二)——从国共和谈到血腥内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3日 转载)
    

    六 未得美援美已援

     但美国和苏联都不愿意卷入国共内战,特别是美国政府派往中国的官员,正是从其“恶战”的立场出发,才听信了斯诺等左倾记者和文化人片面的报导,对延安的边区政府及其迥异于重庆的氛围满怀好感。美国人对延安肤浅的好评以及他们戴着其民主有色眼镜看待中共的美好感觉也感染了毛泽东。毛一直受到莫斯科的监视和控制,他本来就对共产国际的同志有一肚子怨气,现在面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再也不必掩盖自己那离经叛道的面孔,言谈间反而觉得从容自信,给美国人留下了蛮好的印象。他于是顺着杆子往上爬,急欲直接争取到美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以中国政党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华盛顿,亲自与罗斯福见面。毛的请求后来通过赫尔利传给罗斯福,忙乱中的罗斯福没来得及认真考虑此事就突然病逝。紧接着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毛再次提出要求,而且向该使团表白,说美国是战后援助中国“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20 为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分享美援,在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John S. Service)的谈话中,毛泽东甚至满口与蒋介石争宠的言辞,以至游说这位幼稚左倾的年轻外交官道,“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在苦心说服之余,毛甚至以撩拨的口气向谢伟思强求美援,他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 ”21 对毛泽东这类脚踩两只船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行径,弗拉基米洛夫看在眼中,气在心头,他在日记中有闻必录,从不放过对毛的谴责。他指责毛从没把他们苏联“视为意识形态上的盟友,而只是用做他达成其个人目的的工具。” 让弗氏特别反感的是,毛一面企图拉拢美国,一面又想把苏联拖进中共与国民党的冲突。他指责毛“梦想利用红军摧毁作战区域附近的国民党军事及行政机构,把苏联拖入与国民党的冲突。而此谋划若不能得逞,毛便打算跟在红军背后扩充其军队,加强其装备,强占更多的地盘。总而言之,毛想玩弄的这些诡变伎俩无不把苏联的军队置于同重庆政府冲突的境地。”22 这是弗氏在其日记终结部分对毛泽东最后的抨击,1945年9月他应召返回苏联,他在延安几年来牛虻一样叮住毛泽东屁股的监视和指控至此划下了句号。


    学了一辈子英语都没有多少长进的毛泽东是有其特殊的美国情结的,只可惜他在延安期间对美国人那一段殷切的期望很快即趋于幻灭,从此导致他长期仇视美帝国主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本有从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的计划,因此曾一度打算联合中共,以便利用其沿海的武装力量配合美军作战。对蒋介石厌恶之极的史迪威便曾放话说:“我们必须想法把武装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他甚至计划亲自到延安,商讨用美国武器装备五个中共师的问题。美国人那一段时间内靠拢延安的举动曾使毛泽东浮想联翩,乐不可支,中共的谈判代表甚至狮子大张口,要求分配到盟国援华的绝大部分物资,企图从美国人手中得到一直未能从莫斯科求得的“飞机大炮”。只可惜史迪威不久即被解职调回美国,而美军在太平洋的跳岛作战中又节节获胜,进逼日本,中国战场对美军已不再重要,原来准备拉共军配合美军的计划自然随之取消。毛泽东本想大批分享的美国军援因此而彻底落空。接着赫尔利在延安与重庆之间所作的一系列调解不只徒劳无功,还招致了中共的反感。美国政要对中共的民主期待随即淡薄下来,其扶蒋反共的政策也日益明朗。面对眼前这不如意的现实,毛泽东迅速翻脸,他开始痛斥美国反动派,向党内发出警告说:“中国将要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 …”23

    从此以后,中共不再奢望美国的支持和军援,他们唯一能尽力去做的就是对美国人施加影响,好减少或消除美方对国民党的支持和援助。在这一方面把工作做得很有成效的首推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同志,至于好唱高调的毛泽东,他的才能最多只适合去充当抨击美国政府的喇叭筒。据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所述,马歇尔来中国开展其和平调处的工作,与周恩来初次见面便对周留下极好的印象。周恩来在美国人面前“风度翩翩,世故而又谦虚”,很快即与美国人打成一片。他给马歇尔猛灌洋米汤,一再“表示中国应向美国学习民主、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云云,说得马歇尔丝毫不怀疑中共的和谈诚意。相比之下,蒋介石比较僵硬的态度就让马歇尔感到有些隔膜,不管蒋如何向马歇尔剖析中共的诡变欺诈,马歇尔总是信赖周恩来的甜言蜜语,对蒋介石难以说服的固执,日渐产生厌烦的情绪。周恩来甚至觉得,马歇尔“使他想起了史迪威”。比如在马歇尔好不容易促成的停火期间,共军在山东挑起战火,蒋介石向马歇尔控告中共,但经周恩来一再巧辩,马歇尔竟接受周的说法,反认为是国军挑衅在先,随后才招致了共军的报复。受到周恩来的影响,马歇尔一直认为中共党内的“自由派”有和谈的诚意,而把破坏和谈的责任多归罪蒋介石,认为蒋“刻意被军方拉着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灭亡”。马歇尔与周一直保持友好亲密的关系,有一次他甚至不慎向周泄露了一个重要情报的来源。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人之受中共蒙蔽,还是蔽在他们一味趋利避害的打算,正如陶涵所说,既“要避免介入国共内战,又想要维持一个非共、非苏的中国做其盟国,而且这个中国还要包括东北。因此,美国人幻想的最美好的结局是:毛泽东不仅放弃他的革命意识形态、强大的军队、广大的领土和民众基础,还抛弃与中国为邻的超强国给他的支持,只是为了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真正融合的大军和民主政府中当个小伙伴。”24 美国人自己的一厢情愿助长了中共的诡变,从马歇尔致力其和平调处的工作,直到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都起到了拔高中共的形象,姑息养奸的作用。为促成联合政府,他们一直坚持做徒劳无益的调处工作,因而在援助国民政府的事务上处处设限,力图避免蒋介石把美援用于同中共打仗。说美国人挑起国共内战,实在是冤枉了他们的良苦用心。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打击中共,未免夸大了他们的功劳。毛泽东虽然没得到他想要的美援,马歇尔的调处却在另一意义上给中共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美援。

    

    七 共军终于在满洲“接通苏联”

    

    从弗拉基米洛夫指责毛泽东的言论不难看出,莫斯科比华府更不愿意被拖入国共内战。罗斯福一手促成的雅尔塔密约直接导致了引狼入室的恶果,可谓埋下了激化国共内战,导致中共武力夺权成功的总祸根。我在此要再次指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红军出兵东北,既非出于援助国民政府的好意,更谈不上借此军事行动扶助中共武力夺权。从密约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新沙皇派红军打日本旨在执行一场趁火打劫的战斗任务,他不但要乘此良机夺回沙俄在远东曾享有的权益,还想进一步攫取更多的好处。由于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更考虑到履行苏联对英美的承诺,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在最初尚不便公开支持潜入东北的共军。这倒不是说俄国人多么尊重中华民国的主权,而是斯大林最担心红军稍有什么不慎,招惹起美国人插手。比方说,国民党若抓住苏军支持中共的把柄,也去求助美国出兵东北,苏联要在远东实现其长远的利益就会踫到很多麻烦了。此外,苏军起先并没有主动帮助中共占领东北,应该说也与中共当初并没积极协同驻远东的苏军一起打击日军有关。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提到,1941年7月,日军大举集结苏联边境,苏军远东司令部曾要求八路军截断集结于北平至张家口和包头一带的日军,以解除苏联的危机。但毛泽东一口回绝,他说日方若对苏联宣战,中共只会采取小规模的作战方式,但不可能出动大量兵力。王稼祥甚至说:“我们不需要东北,是你们俄国人对东北最感兴趣!”25

    俄国人的确对东北最感兴趣。苏军占领东北后,全部工作就是抓紧时间抢夺更多的战利品,至于中共的势力能否占据东北,那时候并不是莫斯科最关心的事务。苏军在东北大肆抢劫,拆卸有价值的机械设备运往苏联,霸占中东铁路,妨碍国府的接收工作,甚至杀害中央派去的接收官员。苏军的暴行一时间激起民间的反苏情绪,在重庆爆发了青年学生抗议中共与苏联勾结的较场口事件,同时美英法更单方面公布《雅尔塔密约》的内容,彻底暴露了苏俄一贯侵华的赤帝嘴脸。苏联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一时间受挫,最终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方正是出于报复国民政府,抵制美国势力渗入,才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在东北作乱,怂恿其破坏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斯大林一不做,二不休,他的对华政策于是立即转向,完全背弃了签约时在政治立场上的承诺。对于中共挑起内战的举动,苏方从原来一再限制的态度一下子转为撒手放纵,进而竟公开支持。在被迫撤军之时,苏军不但把长春、哈尔滨及中东铁路全线移交给共军占领,而且打开日军的武器库把大量的枪炮弹药,甚至坦克、飞机,都转手给共军。

    关于中共内战获胜的军事神话,一直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说法,那就是赞扬解放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军。据芦笛书中详列的资料,共军从苏军手中陆续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它战略物资, “到了48年,共军的火力已压倒了国军。” 国军的美式装备其实仅限于个别部队,而此时在东北的共军已全面具备日式,甚至苏式及美式的装备。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就企盼“接通苏联”后获得其飞机大炮的梦想终于在1948年的东北得以全面实现。共军若未能在苏联的默许下抢先进入东北,或在进入东北后没得到优势的武器装备,就靠毛泽东在西柏坡那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电报指挥,是绝对打不胜辽沈战役的。 26 针对苏军在东北劫掠财物和奸淫妇女的暴行,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当时均强烈抗议,一致声讨,唯独从苏军手中讨得“摘桃子”方便的中共坐视苏军在东北横行霸道,不但不敢说半个“不”字,而且仍沿袭其在日军占领区的那种“鬣狗行动”,一直都是跟在苏军屁股后面捡拾人家的战利品零头。中共无国家观念、无民族大义的卑劣党性于此暴露无遗。

    在不损害苏联利益的情况下,尽量从苏军手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又是中共为打胜内战而运作的另一重要策略。必须指出,刘少奇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其实远比毛泽东扎实。毛一开始就催促共军占领大城市,妄图一举控制东北全境,率先在那个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地方建立其独立王国。正是因共军在1945年11月抢占长春,閙得国民政府无法进行正式的接收工作,国府将事件正式通知苏联驻重庆使馆,并电告美国政府,美国军舰于是在大连港外的海面上游弋示威,惊动得苏军很担心美国介入争端,莫斯科这才回过头找起了中共的麻烦,让共军立即撤出长春。事态的突变证明毛泽东冒进的决策完全错误。 27 毛也正是在此时一下子病倒在床。幸好有刘少奇在毛病休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他亲自做主,电令初入东北的共军不要急于占领大城市,而要分兵到广大的乡村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实行土改,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维持纵深的战略后方,为共军在后来从劣势转为优势提供了保障。包括“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关键决策,也是由刘少奇率先提出,并迅速调遣安排,大力推行下去的。刘在毛赴重庆谈判以及返回延安后病倒期间独当一面,做了很多统筹兼顾的工作,指挥共军在北线扩张,南线收缩,及时深入到东北腹地,没有与国军拼死争夺大城市,同时巩固了华北和华中的地盘,才为后来三大战役的获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8

    八马歇尔阻蒋帮倒忙斯大林助毛添虎翼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正式签署停战协定,但同时规定,中央军“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属于例外,不受协定的约束。经过反复商讨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当天于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各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四项承诺。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结束,但无论是会议上达成的决议,还是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的停战协定,事实上都是一纸空文。从杨奎松书中所载国民党方面1月17日一天内华北将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即可看出,共军一天也没停止其破坏和挑衅,天天都在对国军发动各种形式的攻击。 29 而在东北,苏联红军更协助共军强占城市与港口,移交地方政权,转手缴获的武器。共产党一面极力破坏停火,一面反过来指控国民党违反停火协议。三月中旬,随着苏联红军陆续撤出东北,国共在东北境内的军事冲突日趋剧烈。 3月24日,毛泽东电令中共东北局及林彪和黄克诚部尽快与“辰兄”——苏军代表在电报中的代号——交涉,“允许我方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 ,“并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4月6日,毛又电令林彪,“希望你们能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在所不惜。 ……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30

    毛泽东指挥打仗最缺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打,指令别人“不怕牺牲”去战的一贯做法。他既“乐战”又“利胜”,每每使共军将士为他的军事野心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就像他后来搞政治运动,事先即定下杀多少人抓多少人的指标,毛泽东下达战斗命令,竟也给指战员规定具体的伤亡人数。如上所述,他下令林彪在四平、本溪与国军决战,便明确开出伤亡许可证,让林彪必须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病后康复的毛泽东如今完全撇开刘少奇原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缓进策略,现在他要趁苏军撤退之机大举占领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因而一再电令林彪“抽调南满部队保卫长哈”,“死守长春”,催促林彪部从速歼灭孙立人的新一军,满以为一举占领北满,增加了谈判桌上的筹码,再经马歇尔从中调停,中共中央即可迁往长春,东北就成为中共比邻无产阶级祖国的独立王国。但身在东北战场的林彪很清楚当时的形势,一是既要守住四平,又要北上占领长春,如此分散兵力,对共军十分不利。二是国军在美国空运、海运的援助下大举进入东北,急欲驱逐共军出境,单纯指望马歇尔主持的和谈,很难立即实现东北的和平局面。因此林彪主张先集中兵力守四平,并不愿意抽出更多的兵力进攻长春,即使是所坚守的四平,林也没打算一直死守下去。他回电告诉毛泽东说,“应以不造成部队被动作战为主”。但毛又是电令“把长春变为马德里”,又是电令“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结果从四月激战到五月,四平和长春相继失守,全歼新一军的指令不但远没完成,共军自身反而损失惨重,最终算是完成了毛泽东让林彪必须付出“数万人伤亡”代价的作战指标。

    就在林彪部撤退到松花江北岸,眼看哈尔滨也难再坚守下去的危急时刻,马歇尔强令蒋介石停战,敦促蒋继续与中共和谈。蒋被迫同意,自6月7日起,以十五天为限就东北停战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马歇尔硬插进这一手,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共军的窘境,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东北战局,害得国军错失了乘胜追击的良机。但从国军内部的反应来看,蒋介石当时之所以同意停战,国军之所以既没乘胜追打林彪部到松花江北岸,又未能迅速回师聚歼南满共军,也有其内在的不利因素,并不完全是马歇尔施压的结果。国军当时在东北战线拉得太长,兵力既不足,补给又困难,关内的国军更未能大举增兵东北,这才是战事难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在四平之战前后,何应钦与白崇禧都向蒋介石提出国军在东北兵员不足,后续乏力的严重问题。陶涵也在蒋传中指出,当时东北的兵力是“共军较强”;“虽然共军在东北的主力此时稍有撤退,他们在整体人数上仍占优势,也使他们愈来愈觉得不需谈判。”31 总而言之,在辽沈战役打响之前,中共已在东北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苏俄赤帝造孽之赤祸业已酿成,要想速战速决,一举消灭东北的共军,绝非蒋介石所期盼的那么容易。美国人不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也是因为处理援华事务诸人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这场战争黯淡的前景。对国民党来说,关内的局势远比关外危急,放弃东北也许比争夺东北更有利于消灭关内的共军。当初蒋介石若接受魏德迈的建议,同意把东北暂时交给联合国“五强”——中、美、英、法、苏——共同托管,大概就不会出现苏联在东北单方面助中共得势的情况。后来随着战局恶化,蒋介石已预感到东北难以困守,曾决定把卫立煌统领的六十万大军调回关内作战。卫若能及时执行蒋的决策,也不至于惨败东北,至少为国军多保住一部分实力。

    与马歇尔一系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调处努力完全相反,在国共打响全面内战的前后,悻悻然撤出东北的苏联红军一直都在暗助中共,力图抵消美国在华的影响。为强力制止蒋介石打内战,经马歇尔建议,美国在7月29日宣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至于后来签署的《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协定》,其中所列那些存放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物资,都是些车辆、船只、器材之类的东西,实在算不上什么武器。然而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却并非民盟领袖罗隆基所说的那么中立,他明显表现出唆使中共打内战的态度。那时候中共东北局要求苏方帮助中共阻止国民党占领哈尔滨等城市,苏方代表严厉反问东北局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为资助共军在关内开战,苏方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华北和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在五月到六月两月内,就有三批军火从东北运送到山东,而在七月,仅其中一次输送,即转运了一百多车皮的军火。 32 由此可见,苏联对共军的军援不只限于关外,随后也扩及关内,早在淮海战役开战前,粟裕所率的野战军各纵队已武装得很不错了。也正是在那时候,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豪迈地告诉美国记者:“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毛这番话一直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他所宣称的“小米加步枪”只能反映共军1946年以前的情况,1946年以后,共军实际上已鸟枪换炮,逐步改善了装备,火力因而大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压倒国军之势。而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调停却使蒋介石处处受挫,其间的多次反复使国军贻误了战机。经过十三个月的徒劳,马歇尔最终宣告调处失败。他满怀遗憾,打道回府。国务卿艾奇逊为他解嘲说:“将军是在错误的时间,被派到错误地方的错误的人。”

    

    九 国军强势进剿 共军殊死反击

    

    共军果然迅速在关内开辟战场,采取了毛泽东授意的“坚决有力之报复行为”。在十五天的休战期间,毛与华北和华中的各军区领导人密切联系,电令山东方面夺取泰安、德州等地,准备进攻济南;要求太岳区共军占领太原至临汾的同蒲线。共军的挑衅一时间惊动得国民党的各地守军四处告急,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的蒋介石此时才意识到,共军在关内造成的困扰远比在关外严重。国军在当时的总数虽多于共军,但因必须调遣大量的军队驻防城市,保护运输线,致使兵力极其分散,实际上能开往前线作战的兵力在某些战区未必多于共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军发动强势进攻,首先对李先念、王震部以猛烈的打击,将其驱赶出鄂豫交界处根据地。李部虽成功突围,未遭歼灭,沿途逃窜中减员近三万人,可谓损失惨重。共军在华北战场上失地更多,毛泽东先是指令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集中兵力围攻大同,攻城一月之久,不但未能攻克,反受到援军的沉重打击。接着共军占领的张家口失守,最后被傅作义部整个地赶出了热河、冀东和察北的根据地。陈毅和粟裕部在苏北和山东受到国军更强烈的攻击,至十二月底,被整个赶出苏北根据地,仓皇退入鲁南。共军处处败退的局势让国民党人一时间过于乐观,蒋介石因此寄望速战速决,满以为消灭共匪指日可待。马歇尔返美之后,他在下达的手令中宣称,“我国军剿匪工作至此已达九仞一篑之时”;参谋总长陈成甚至认为三至五个月就能解决中共问题。蒋介石剿共多年,屡屡失败,他期望这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搏击最终能根除赤祸。

    然而这强势的占领也有其负面的后果,国军从共军手中夺取的城市越多,防守的负担便越重。徐永昌将军那时即在他的日记中指出国军的这一困境。他说:“盖每发动一次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用于驻守,尔后即再无主动能力。今日正入此境中。”33 国军那一段时间内收复失地虽多,但从关外到关内,从西北到苏皖,蔓延的剿共战线实在拉得太长,被赶出城市的共军反而活动方便,展现了来去无踪,聚散随机的自由。他们既便于深入农村休整,取得足够的补给,又有充分的回旋空间,可相机破坏国军的交通运输。守护城市的国军遂逐渐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况,让四散的共军切割在无形的大包围圈中。中央军委不断向分布在太行、山东和中原的共军发出指令说:“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国民党不全面停战,我绝不片面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集中最大兵力,攻击一点,逐一歼灭敌人。 ”34

    蒋介石自以为把共军赶出城市,驱为流寇,即便于清剿,结果却并未取得实效。在全面内战打响的四个月之内,国军尽管占领解放区县以上的城市一百五十三座,但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致使国军减员达三十万人之多。这样的夺地之胜,在徐永昌看来,可谓“胜亦不胜”。三十万人中伤亡的官兵占半数,另一半则属于被俘或叛投的官兵,这些人大都在整训后编入共军的队伍。共军四个月内伤亡十二万人,但很少有被俘的官兵补充到国军中的情况。因而随着内战的全面展开,国军的人数在逐步锐减,共军的人数反而在不断增加。按照刘统的说法,解放军能打胜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改造和利用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官兵。陈毅在谈到华东野战军能够迅速壮大的原因时就明确指出,是因为他们会用俘虏兵。陈毅说:“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中共不但把大量的国民党俘虏兵编入解放军的队伍,而且秘密使用日军俘虏,在东北野战军的军工厂、军医院和军事院校中,大量的技术人员都选自日军俘虏。黄克诚的部队仅一次就从日本待遣返的难民营中征用了八千名医生和护士。这一大批日籍解放军为中共做了很多中国人做不了的工作,直到1953年才被秘密遣送回日本。 35中共之受益日军侵华,的确是多方面的,还有不少被掩盖的事实有待进一步揭发。由此也可以想见,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其感谢皇军的恩惠恐怕要远多于苏联了。

    国军的强势进攻在1947年春夏之间接连遭受重挫,从退却逃逸中反扑过来的共军一再凶猛地缠斗被围困或中埋伏的国军,整个的战局逐渐转入胶着状态。蒋介石企图从速消灭共军的期盼眼看就要落空。 1946年10月上旬,马励武所率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国防部第一快速纵队战车营自山东韩庄向峄县以西的中共部队发起攻击,并占领枣庄;与此同时,徐州绥靖公署整编第七十七师也占领了峄县。后因七十七师被共军围困,马励武命战车营侧击叶飞所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使叶飞部损失惨重,二十六师遂乘胜进逼临沂。这一攻势在当时的报纸上被称为国军的“鲁南大捷”。但到了十二月下旬,国共对垒的形势突然变生不测。由于马励武部挺进过远,孤军深入,山东野战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杀一个回马枪快速歼灭鲁南国军。马励武当时也发现山东野战军主力正向临沂一带集结,他于是急电徐州绥署,要求移师后撤。但公署主任薛岳不同意后撤,只令他就地固守。按照《马励武致友人信》中的叙述,结果使二十六师“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最后陷入共军四倍兵力的重围。 1947年1月2日半夜,共军对二十六师发动猛烈进攻。特别倒楣的是,天公不作美,到了第二天,忽然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战车营的坦克、汽车和大炮被困泥涂,不但难以发挥威力,反而堵塞道路,致使突围的国军乱成一团,遭到了共军致命的围歼。在近20天的战斗过程中,共军抓住此有利机会,接连发起攻势,夺回峄县和枣庄,歼二十六、五十一师全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师长马励武也在战败后被俘。鲁南战役获胜后,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所缴获的火炮、汽车、坦克以及俘虏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总队,全军共二十七万人,从此扭转了被赶出苏北后的劣势。

    

    

    

    

    注释

    

    

    

    20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页684-685。

    

    21参看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页382-383。

    

    22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491.

    

    23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页394。

    

    24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页439、462-464、466-469、504-505。

    

    25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38.

    

    26参看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页404-413。芦着中列举了苏方支援中共军火四种正式公布的数字,现抄录第一种数字如下:“步枪70万枝,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军火库900个。” 由此可以想见这些军火在解放军打胜内战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27参看杨奎松:《走向分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2323-233。

    

    28同上,页424-425。

    

    29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589-590。

    

    3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页153、159。

    

    31参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639-640;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页458。

    

    32参看芦笛:《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页411-412。

    

    33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页651。以上所述战况亦参考该书页645-650。

    

    3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页289、330、487、490、492。

    

    35参看刘统网文:《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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