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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老”与“养老”/杨支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9日 转载)
     尽管我赞成易先生的绝大部分观点,但也有个别观点我不赞成,譬如他演讲中对古人的“养儿防老 ”和今人的“养老”经常不怎么区别,似乎只是同一个问题因社会养老体制的确立而由家庭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
    
     洗去几十年计划生育宣传蒙在“养儿防老”上的污垢,是易先生对中国人最大的贡献。“养儿防老”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不是什么“封建思想”——中国的封建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就终结了,虽然秦王朝短命,但是汉承秦制,几千年没有制度基础,中国人哪里还有多少封建思想?相反,有的是大一统情结。易先生的研究事实胜于雄辩地告诉我们,古代社会的高死亡率和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决定了人类几乎总是需要鼓励“养儿女防老”,否则无论小家庭、家族、种族还是人类都难免有灭绝之虞。仅仅是从古代社会的高死亡率和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的过度阶段,少则几十年多则一、两百年,由于死亡率先于生育率下降,才导致人口高速增长,而人口高速增长几乎总是经济高速增长(通常要晚于人口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前兆,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不过古人所谓“养儿防老”似乎并不是经济上的供养也不涉及生活上的照料,至少主要不是。因为古代医学落后,人均寿命短,病倒后通常活不了几天就见老祖宗去了。养老在古代从来就不是个重要问题,哪怕是作为家庭问题。“养儿防老”的“老”,其实就是“死”。至今中国农村许多地方仍然把一个老人的死亡称为谁“老掉了”。“防老”,就是“送终”。让老人拉着儿孙的手离开,感到后继有人,自己的血脉在一代接一代传下去,才走得心安。正因为“防老”是“送终”,女儿外嫁通常不在身边,女儿的孩子又不继承自己的姓氏,难以承担“送终”的责任,所以古人更强调要有男性后代。老人当年为什么要养儿女?除了天伦之乐,也有对永恒的追求。除了秦始皇这样的妄人,常人不会幻想肉身长生不老,对永恒的追求或导致宗教信仰,或导致生儿育女,两者通常并行不悖。只有儿女再养儿女,“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条路径上对永恒的追求才能实现。一旦儿女不养儿女,老人当年花费那么多心血养儿女的一个重要目的就会落空。只有把代际关系看成一场无止境的接力而非“施恩-回报”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含义。
    
     古人当然也有高寿的,从而需要家庭养老,但“养老”和“防老”仍存在明显的区别。如果仅仅是“养老”,即使是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的古代社会,也可以靠积累财富来交换他人儿女的服务来解决。但是“防老”问题,也就是“送终”问题,是无法靠别人的儿子来解决的。实在没有儿子,就过继一个兄弟的儿子,或者招一个上门女婿,这样也就算是后继有人了。
    
     我甚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仅仅是儒家学说,而且是一种普适价值。只有绝大部分个人都愿意生儿育女,个人的基因、家族的血脉和种族才能延续下去,人类社会才有未来。因此世界各国法律都规定父母对于为成年子女有抚育义务,但是否供养老人在很多国家和地方是交给道德去调整的。
    
     不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学说在中国早就没落了。最典型的证据就是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图”中的“郭巨埋儿”。为了让老母吃饱、吃好竟然活埋自己的儿子,这哪里是孝?这是最大的不孝。因为给易先生的演讲题目本来是生育文化,所以我这两天也琢磨了一下中国的生育文化问题,写了一篇《国家版的“郭巨埋儿”》。整个国家假设了一个老、小争食的局面,然后阻止了数以亿计的孩子来到人间。计划生育就是国家版的“郭巨埋儿”。政府控制国民的生育独独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而且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固然有计划经济催生、万能政府高压的原因,但是在文化上,跟儒家孝道蜕化为大不孝——“郭巨埋儿”,也未必没有关系。
    
     不要把易先生从国家、种族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反思计划生育与我争取个人生育权的努力对立起来。除了一些枝节问题上见解有所不同,我跟易富贤先生是高度一致的。只要不人为地抽水,搞什么“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之类的工程,溪流与江河往往同时干旱,也同时涨水。个人的自由、家族的繁衍、国家的富强和人类的文明不是对立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孩子是国家的包袱、人类的垃圾。那些认为别人多生了孩子就是给国家添包袱、给环境造污染的人,一定是以己度人,可能他们自己养大的孩子只会吃饭、造粪。
    
     也不要易先生认为主流家庭应该生三个孩子的观点与女性的生育自由对立起来。易先生并没有说所有的人都应该生三个孩子甚至两个孩子,更没有鼓吹国家强迫国民多生孩子或男人强迫女人多生孩子。他强调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性、性别比的平衡性和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他说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主流家庭应该生三个孩子,小部分人生一、两个孩子,小部分人生四、五个孩子,极个别人生更多孩子在统计学上可忽略不计。由于现代社会不育率的大幅提高和夭折率、性别失衡的客观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最合理的人口结构。你大可以每天只吃一顿饭,没有人强迫你吃三顿饭,但你有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自由不等于每天只吃一顿饭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易富贤先生说妇女人均寿命长,加上男大女小的婚配习惯,老年妇女往往在丈夫死后还要独自生活八到十年,没有孩子的女人将注定孤独终老,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他从来没有说要立法禁止人们选择丁克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做丁克不好,一点也不妨碍别人选择做丁克。我也不赞成对具体个人的丁克生活方式予以道德责难,因为一部分自称丁克者其实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并非不喜欢孩子。生育需要男女双方自愿合作,不婚不育倒是可以个人做出选择,强迫生育是莫须有。事实上,在自由生育制度下,女人对生育有更大的决定权,男人没法强迫女人生,相反女人生了男人必须养,尽管他不同意生这个孩子!如果法律禁止性别选择堕胎或禁止大月份堕胎,那也是基于胎儿潜在的生命权,是生命优先于自由受法律或教义保护,而非男人对生育的决定权大于女人。
    
     节选自“用耳朵再读《大国空巢》”,《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6月
    
     来源:杨支柱博客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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