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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封建与地方自治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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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封建与地方自治

    
    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柯枝国(位于今印度喀拉拉邦)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曰:“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由此可见,明朝和前面的元朝与后来的清朝一样,都是整合各族人民的统一帝国。故夷狄满清统治者雍正也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并主持撰写《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谕旨中有“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乃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至今,万世不易之常经也。”犹如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终结者秦两汉帝国一样,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者元明清不同于先秦封建各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多国并立时代。来能够期中国文明的比较可以显示:盛唐的“天可汗”犹如西周的“天子”,代表了名义上的大一统、实际上的封建制。
    
    一、唐宋不是统一帝国
    
    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是类似西周(唐前期)、春秋(唐后期)、战国(五代两宋)那样的名为统一王朝、实则封建割据的文明发展期,因此之故,唐朝连汉朝的领土朝鲜也未能收复,宋朝则进而失去了汉唐的领土越南。
    
    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生酝酿期,唐宋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成熟期,元明清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停滞没落期。
    
    如果说唐朝尤其前期是贵族社会,那么宋朝就很像平民社会,至于元、明、清,则由蛮族的军事贵族社会来征服、奴役、统治汉人的奴仆社会。元、清两朝的蒙古、满洲人,连其平民也在中国冒充贵族,把汉人唐人(“南人”)当作奴仆来欺压、杀戮,结果反而加速其封建制度的衰退,加速其走向汉化的费拉社会。
    
    明朝则追随元朝的范例,把平民变为奴仆。且由于“同族”的原因,其奴化汉人唐人的程度虽然轻于元、清,但由于整个社会没有元、清那样的“贵族中坚”,只有文官政治,所以遇到外敌入侵,抵抗力就变得很弱,不得不依靠“太监”(类似于现代的“政委”)进行督阵。
    
    而宋朝还是处在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演化过程之中,没有完全过渡到奴仆社会,所以抵抗辽、金、元,比之明朝抵抗倭寇、蒙古、满洲,更有效率。横扫欧亚的蒙古帝国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但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仅仅用了二十多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历史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唐至五代,遇中国有事,则收胡兵以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则称臣于突厥;唐玄宗为控制河北,则用安禄山;唐肃宗欲平两京,则征兵回纥;唐僖宗欲讨黄巢,则借军沙陀……所以有唐一代,“举国皆含有通虏性质”,也就无怪乎“虏祸不绝”了。胡兵之所以富于战斗力,不仅由于其野蛮,而且由于其内部具有贵族社会特有的等级秩序,所以亲随之间,号令严明。这样的虎狼之师一旦进入平民社会,自然如入无人之境。
    
    反观平民社会下的中原,则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境地。五代各国内部一盘散沙,结果当权派系为一党私利,或与契丹结好,或称兄弟,或称子,“为千古中夏之奇辱”,开二十世纪“三国演义”之先河:孙中山的三个后继者,蒋介石亲美,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至于中国本身则大卸八块,除了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还有东北的满洲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台湾殖民地、各种租借地。
    
    还有一个实例很能说明,宋与唐不仅文明形态不同,而且社会格局也很异样,例如唐朝首都长安与宋朝首都汴京的区别。长安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是分开的,而且一到天黑必须闭市、停止营业;体现出尊重权威的风尚。这很像美国的乡镇,其政治倾向应是保守主义的。汴京的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是混杂的,而且通宵达旦可以不停地营业;这不仅说明商人阶层的强大,而且说明平民地位提高,可以改变社会游戏规则,甚至不断发动政治请愿。这很像美国大都会的核心地带,其政治倾向应是自由主义的。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总结:“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宋朝)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人斯塔夫理阿诺斯(L.S.Stavrianos, 1913—)《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写道:“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 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法国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描述:“十三世纪的中国,即使其北方省份已被胡人占据,也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幅员,从四川省到长江下游平原,东西一线超逾一千二百英里,而从南部海岸到北方前线,南北一线超逾六百英里。故其总面积达到了七十万平方英里以上,也就是说,足有当今的四个法国那么大。它的人口总数达到了六千万以上。”
    
    甚至连日本人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宋亡崖山之战)也讲述:“杭州临安府成了世上最大之都市,不但如此,其繁华在历经元代亦不见衰退。打从西方边境远道而来的外国人马可波罗,就在当时留下了关于此地繁华盛况之纪录。”“人口达到一百五十万之多,港湾中停满了来自海外诸国之船舶,包括了印度、波斯、阿拉伯、暹罗、瓜哇、越南、还有日本。街头上不但看得见红发碧眼的人们四方穿梭,还听得到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寺院之钏声回响。从外国输入的,大多是各类的辛香料、药材、象牙、犀角、刀剑、以及真珠等等商品。从中国输出的则为绸缎、茶叶、铜钱、书籍等等。在海外贸易之中所取得之利益,让宋朝国库大大地蒙受其惠。”“南宋时代,虽然北方之天下为金国所夺,领土只剩下一半而已。但是话说回来,由于将生产力低微的地方割舍掉了,结果反倒使得经济效率大为提升。才不过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南宋之财力就已经远远凌驾过去的极盛时期。”
    
    难怪有人总结说,宋朝人除了不会打战,其他的都好。但即使在最无能的军事领域,即使是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单独面对并坚持抵抗了当时的世界霸权蒙古帝国整整四十五年(1234—1279年),成绩远远好于当时的西夏、金国、中亚西亚、阿拉伯帝国和俄罗斯。
    
    不同于唐朝的松散,宋朝是中央集权的。同时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以外,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得到发展,涌现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画家和诗人。所谓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陆佃于1078—1085年间所作的《埤雅》,对二百六十五种动植物作了解释;1163年,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十三世纪发表《洗冤录》,内容则是各种法医学方法。
    
    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南东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东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六十三万贯的三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不抑商的朝代,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提高。
    
    日本东洋史家和田清曾经说过,“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唐朝大部分时间确实是乱世,用宋朝人的话说:“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以明朝人的话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宋朝大部分是治世,用元朝人的话说:“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用明朝人的话说:“宋之富盛,过今(明)远矣。”有人因此论述“唐朝与宋朝差距,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
    
    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是类似西周(唐前期)、春秋(唐后期)、战国(五代两宋)那样的名为统一王朝、实则封建割据的文明发展期,因此之故,唐朝连汉朝的故地朝鲜也未能收复,宋朝则失去了汉唐的故地越南。
    
    ……
    
    
    二、封建与地方自治
    
    谢遐龄:你的上述看法很是精彩。我有不同意见的仅在你下面两句话引出的术语用法:
    
    “唐宋不是统一帝国,而是……封建割据的文明发展期……不同于唐朝的松散,宋朝是中央集权的。”
    
    唐朝时是割据,我同意。
    
    宋朝时不是封建,但宋国是个(整个中国)分裂状态下的一个地区性国家。所以我不用“封建割据”这样的术语,而用“分裂状态”。封建是统一内部的一种状态;分裂意思是不存在统一。
    
    “唐是东亚世界的天子,所以必须号称天可汗;宋是东亚世界的成员……”你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恰正说明割据一词用于唐朝是合适的;用于宋朝,特别宋国内部是中央集权制,把你的说法改为‘宋朝时期——如果按我国25史纪年传统述史的话——中国是分裂状态,宋国是诸国之一’较妥。
    
    中国的战国时期也要周国灭亡之后才算分裂状态。
    
    中国社会地大人口繁多,兼之族多、地形各异故而文化差异大,统一之后,必定要分区、分层治理;豪杰们又倾向于妄自尊大、视公器为私产〖至今被任命某官职时亲友贺辞皆曰“你有自己地盘啦!”、“又有新地盘啦!”〗,因此,统一王朝内涵必不可免的封建趋势。又要统一,又喜好自立,地足够大、民足够多、差异又大,因此封建是中国社会永远不会止歇的自然趋势。封建以统一为前提;缺少统一就成了分裂。统治者怎样把握统一与割据之关系是永恒题目。吾旧文中有:
    
    “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困难:克服特殊性、实现普遍性。然而,由于国民精神发展缓慢,或曰国民精神抗拒普遍性,天下统一并未带来社会整合——家族要保持自身特殊性存在,只能接受联合,抗拒贯彻全社会的、单一的普遍性原则的整体性统治。秦始皇废封建而秦亡。后世郡县、封建此消彼长,天下时统一时分裂,震荡不已。其哲学解释即为特殊性与普遍性角力。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就是法家而非法治。统一要求专制。非专制不能统一。专制退则割据进。”“秦亡固然因其暴政,更重要原因似在未行封建,故而陈胜揭竿天下响应——所谓天下响应,乃六国之后乘势而起。刘项之争,刘固然因善于将将,善在何处?在于肯封王。史称项羽刻印手执摩娑久之不舍得授予,刘则痛快地斥韩信假齐王要求为非,立授齐王。故而刘邦胜在封建。击败项羽统一全国后,虽然诛灭异姓王,同时封刘氏王,临死不忘遗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坚持封建路线。所以封建是秦汉交替的关键。对本文而言,要探讨的问题是,何以中国社会必定会如此?哲学怎样回答?答曰:统一要求普遍性,国民却不接受普遍性,于是形成郡县、封建混杂的结构,至顾炎武论断‘寓封建之意於郡县之中’绝妙地解释了统治中国社会的最佳思路。” [引自2013年6月发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儒学之命运》一文。]毛泽东有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整套理论,足见此事之难于处理。1966年2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特别提到民国初年许多人士主张的联省制,强调发动地方积极性之必要,用意是对抗刘少奇在中央形成的强大势力。1967年初派军队进驻学校企业,实行支“左”;而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实行军人、造反派、老干部“三结合”——实质上重心在军人。同时把央企下放到省,交给军人掌管,如鞍山钢铁公司从国务院冶金部交给辽宁省等等。这一招意在瓦解刘少奇等中央工业集团势力。邓小平主政后实行调动地方积极性的方针。尽管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把税收集中到中央,地方缺钱用,只好搞“土地财政”,导致房价暴涨,仍然未遏止地方独立性增长趋势。当今中国社会,除了块割据,还有条割据;目前最令当局头痛的是条割据。然而,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统一牢固不拔——其高度组织性是中国社会统一之强有力的保障。
    
    谢选骏:好的,我会考虑如何据此修订。我的本意是宋朝的士大夫地位高,乃是封建的贵族社会的遗绪,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这是其一。
    
    其二呢,我的意思是,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宋朝和周边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第二期中国文明内部的关系”,就像先秦战国之间的关系一样。例如日本,作为汉朝的属国,虽然不像越南和朝鲜那样是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朝)的直属本土,但依然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内部,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倭国为了和隋唐闹独立而要改名为“日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近代积极入侵中国,要争当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宰领袖(“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再闹,还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还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
    
    其三,宋朝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分裂国家即所谓“战国”之一,内部实行中央集权并非特例,因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之一的秦国,也是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后来还以此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就像元蒙那样兼并各国、“统一亚洲”。
    
    其四,军事封建与分裂状态是互为表里的,尤其是持续的分裂状态,多有军事封建的背景,例如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就分裂了中国,其分裂力量当是苏联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所致,而苏联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则来源于十九世纪沙俄的封建制度的复活和日本幕府时期藩国分治的延续。军事封建与分治状态也可视为一个过程的前后阶段,作为“多元文明的生长”和“统一帝国的收获”之间的过渡。“多元文明的生长”,就是春秋战国和藩镇、五代、两宋;“统一帝国的收获”就是秦两汉、元明清。
    
    其五,根据上述观念,不难发现:五代十国是唐朝藩镇割据的表面化和制度化,两宋则是五代十国的延续,而两宋的周边邻国都可视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内部的割据势力、分治国家。
    
    其六,如果说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战国时期也要周国灭亡之后才算分裂状态。——那么,其分裂状态不过二三十年,秦国就统一了东亚文明的世界(“统一中国”)。
    
    谢遐龄:你关于宋国的描述极其重要。宋国繁荣富盛,或许真像一些史家所说,放弃贫瘠国土反而得利。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统一也不例外。欧洲难以统一,却呈现极大创造力,人才涌现,思想、科技、医学、政治经济制度等文明皆精妙。与之对比,我中华民族或许因统一而减损了许多创造力。
    
    谢选骏:宋国繁荣富盛与其”分裂国家”的身份固然有关,更重要的是宋朝还处于文明生长的阶段,创新能力活跃。我们在考虑欧洲与中国的对比时,往往忽略了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存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类似中国的南朝,西罗马帝国类似中国的北朝;区别在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难以统一”,不像北朝那样迅速统一并且兼并了更加文明的南朝。形成隋唐的格局。但其实呢,拜占庭帝国在隋唐时代一度也扩张的很厉害,占领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后来是被波斯的萨珊和回教的阿拉伯严重削弱的;将近千年之后才被拉丁人和土耳其人先后占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有些接近欧洲的拜占庭模式,后来也是先后被蒙古与满清占领接管的。
    
    谢遐龄:你对宋国社会结构的关注似可更深入做做。你关于宋国平民阶层抬头的论断极为精当。史家早就注意到战国时期布衣将相情况(赵翼《廿二史札记》第22条)。有个电视剧中刘邦台词称自己以平民居帝位胜过秦始皇,真正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其实我看真正开天辟地的当属陈胜称王——以一介平民称王还有号召力,足见当时民众已经能接受平民称王。尽管如此,社会结构变迁没那么快。五代十国的动乱摧毁旧结构,加之北来的诸族统治,积累到宋时,统治集团稳住了,社会结构随之稳定。虽然还须做大量实证研究,搞清细节,不过大致可确定,社会结构与汉唐大不相同。朱熹著作中有一薄册《家礼》,为平民制定礼仪,改变古代“礼不下庶人”传统,是一标志性文献。南宋虽未行,后世多依之。这是社会结构变革的有力证据。此外,宋国士大夫当看作平民,并非汉朝时的士族。宋朝的大家族基本上属暴兴的军事首长。
    
    谢选骏:宋国的平民社会受到佛教的浸染很深,包括理学道学也是如此。我看汉朝的举孝廉和隋唐的科举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更多体现了儒家的等差观念,讲究社会关系;后者更多体现了佛教的平等精神,讲究一视同仁。同样值得注意并可以列为作证的是,公元178年,汉灵帝创立“鸿都门学”,这是一个新型的太学,提倡小说、辞赋、书法、绘画等艺术的活动,与专讲经学教义的传统太学色彩迥异,但“鸿都门学”却没有像隋唐的诗词科目那样成为通往试图的道路。《恒灵时童谣》鉴赏:“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汉魏六朝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先秦的世袭和后来隋唐的科举制,主要特征为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其特点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这是“察举制”与“科举制”的根本区别所在。(毛在文革期间推行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察举制的复活,使得中国历史倒退了一千五百年,其背景是苏联的蛮族入侵导致军事贵族制度(党国体制)的死灰复燃。)
    
    谢遐龄:虽然说中国社会是平民社会,然而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左传·昭七年》有段文字:“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恐怕是难以改变的。当然,能变与否,不是任何人的意愿所能左右。要看历史演变的结果。我此处引这段文字,意在说明中国社会的等级性。郭沫若曾据这段话断定当时为奴隶制社会。我则认为这段话证明当时是公有制——西周宗法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是古人对中国社会等级性的领悟。我曾制了个表格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干部等级:
    
    正部级-公爵
    副部级-侯爵
    正局级-伯爵
    副局级-子爵
    处 级-男爵
    
    在今日中国社会,一个局长称为局级干部,意思是在全社会享受局级待遇,诸如公车等级、住房等级、阅文件等级、供应等级、扈从等级……因而干部等级是社会等级。梁漱溟说:中国社会不是阶级社会。说得对。然而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然而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描述的阶级,主要意义是等级。因而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位用词不同,讲的却是同一件事情。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说过一句话: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差不多。”《左传》中列的十个等级: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王、公、大夫、士属君子,相当于今日干部;皂、舆、隶、僚、仆、台属庶民,相当于今日群众。君子-庶民两大等级,今日称作干部-群众。皂、舆、隶、僚、仆、台可与今日八级工资制所划分的群众作比较。
    
    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至今跟古代差不多,仍然是等级社会。要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否改变?五四运动之后,民主呼声日益高涨。平等呼声更高,且并非自五四运动始。然而中国社会似乎逃离不了等级制。正由于中国社会的等级性,才不得不实行礼制。礼重差等。礼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想要改变制度,先要问能否消除等级性。这就需要深入研究国民性。中国人民的国民精神根本改变是一切被向往制度得以实现的前提。
    
    谢选骏:你拟制的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干部等级的表格很有意思:正部级-公爵;副部级-侯爵;正局级-伯爵;副局级-子爵;处级-男爵……还有改革开放以前流行的二十几个“级别”的干部等级制度、特供制度、吃小灶等等,都是“南北朝”封建化的表现。我注意到,中国现代史,正是在“反封建”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再封建”,直到在“民国”(1911——1927年)的混沌中出现了“党国”的秩序——“两个中国”作为“两个党国”,也就是国民党国(1927年——1949年)和共产党国(1949——20??年),其工作原理就是让“党”成为中国社会再度封建化的杠杆。对此我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持有否定的态度,相反,我在其中看到了历史的模型:这种“再度封建化”是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数度经历的,其核心就是野蛮的军事贵族社会对汉人唐人以及华人的官僚平民社会的定期清洗。例如五胡乱华、鲜卑沙陀辽金元满清日本苏联——两个中国的现代党国,其实就是苏联这个死灰复燃的军事贵族社会对中国刚刚通过辛亥革命而(从满清军事贵族的奴役下)恢复的汉人唐人的官僚平民社会的定期清洗。其清洗方式按照《圣经》所说就是:“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肥、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旧约圣经·箴言》三十章21—23节)我期待,在现代南北朝的硝烟退去之后,中国大地将出现古代南北朝之后的隋唐那样的新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曙光。
    
    谢遐龄:我使用封建一词,专指割据,不涵等级。封建是统一中的结构状态。也就是说,统一之下才有封建;而且我的论点是统一必伴随封建——即各层、各级的相对独立。相对独立演变成完全独立,也就是分裂了,封建就消失了。等级概念则用于与阶级概念区别、与阶级概念相对称呼。等级制不是封建;相反,等级制是维持统一的结构——等级制是在割据状况下遏制分裂的,因而是“逆封建”的。
    
    文中有句云“苏联的蛮族入侵导致军事贵族制度(党国体制)的死灰复燃”似须商榷。我一般尽量避免在学术讨论中掺入价值评判。目前的“党国体制”〖按照一些人士常用的说法〗用词未必深刻,且不论他。苏联不能说是蛮族。俄罗斯被汤因比划为东正教社会。这个说法好——把俄罗斯看作另样的文明,而非看作野蛮社会。苏联的制度可否看作东正教社会之延续?或者看作东正教社会的翻版?总之,列宁极富创造性,苏联的体制无疑是东正教社会中创造出来的。要探究的是:苏联体制与东正教之继承与区别。马克思反对布朗基主义搞工人秘密结社,但俄国的国情使得列宁不得不违背马克思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发展:社会民主工党要走建立秘密地下组织的路线。但建立的党组织在结构上与东正教教会极为相似。或许这就是汤因比所举史例中,基督教初期教会组织模仿罗马帝国的行政系统;轮到党组织模仿东正教教阶制的结构,发展出民主集中制。总之,对列宁建党的创造要作文化学研究。这是了解中国社会当今结构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国体制”说,政治学色彩浓,缺少文化学分析,有重大缺陷。而且说是“军事贵族制度”也不全面——怎么偏偏在此处忘了提“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这种充满贬义的揶揄说法也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应有的用语。既然称作“意识形态”,就说明这是个要素,并且看到了这个要素,但看作否定性的要素。然而学术研究要正视此要素。否定是可以的,那属于政治。任何学者无权否决他人的政治立场。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在政治领域反对他人的政治立场。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政治批评掺杂到学术研究中。学术研究要中立地正视。正视意思是看作要素,并且认真地研究其来龙去脉。决不可以贬斥一通就撂在一边不予理睬。
    
    以上讨论有几个要点:一,苏共体制是在东正教文明中的创造;二,苏共体制对中国社会有极大影响,对今日中国社会结构起了高强度示范作用。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体制中其他学者很少提到的两个要素:一是组织功能。今日中国社会由党组织整合为一个整体——无论深入到每一个基层(建立党支部),还是扩展到每一个民族自治地方(都有党委领导该自治地方的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囊括无遗,整合为一个社会,形成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具有最强固统一性的结构。二是精神支柱功能——即人们贬称为“意识形态”的那个方面。古语曰:王,往也,天下往也。王即为精神支柱。这个功能起着凝聚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两个功能综合起来,就呈现了教会性质。
    
    结论之一:苏共体制可看作从东正教会衍生出来的新型教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改造前还是西欧式的工人党——即适合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的“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现在我们仍然称西欧的社会党为资产阶级政党。在列宁改造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为新型的党,发展为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直接称其为教会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是集政党、国家、教会为一体的全新结构。是一个创新。人们一般说“党国一体”,或说“政教合一”,都不完整。说“党、教、国三位一体”比较完全。
    
    这里作的不是政治评论。这是纯学术性质的、即不带丝毫价值评判的史学研究。
    
    结论之二:当今中国社会是苏共体制带来的东正教因素与儒教结合产生的新创结构。这就是说,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当今中国社会从近时看,大约是近200年历史所形成的。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人民革命的产物。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十分明显,为人们熟知,无须多说。今举数例:中国传统思想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体人民全都是子民;基督教把人们划分为基督徒与异教徒,由东正教而苏共,传到中国,就有了把人民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从而有“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新思路。中国传统是儒家的孝弟为人之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外推的博爱。基督教则是爱上帝、爱邻人为先;家人若不信神则视为敌人。我国在苏共影响下也仿照基督教“主内兄弟姐妹”倡说“阶级兄弟、阶级友爱”,家人阶级立场不坚定则须划清界限,也即看作敌对分子。儒教的影响也很明显,于兹不详论,亦举数例以明之。群众路线源于先王之道。《周易·咸卦·彖辞》“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天下太平。齐宣王问孟子举贤时如何识别,孟子答以“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後察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梁惠王下)可见群众路线源于儒家。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源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练湘军时恢复重建的儒家军礼。最能体现基督教与儒教结合的是以批评、自我批评开会斗私的生活会制度。既有新教“作见证”的聚会特点,又有宋明新儒学“存天理、去人欲”原则。
    
    谢选骏:东正教文明也是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统治,也是作为基督教文明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在发挥着作用的。就此而言,我以前曾把欧美(西欧美国)民主主义叫做“小乘佛教”,把欧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叫做“大乘佛教”。它们都是作为“西方的真理”在指导现代中国的“南北朝”,前者是“现代南朝”(港澳台)的祖师爷,后者是现代北朝(中国大陆)的祖师爷。
    
    我之所以说苏联是蛮族,因为它是东正教内部的邪教和异端,类似中国社会的太平道和太平天国,而非正宗,属于汤因比所说的“内部无产者”。这是就苏联的自身性质而言。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苏联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是“外部无产者”,类似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鲜卑和西域诸国;而且苏联确实使得中国社会大大退化,无论从中国传统文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一个“野蛮化”、“南北朝化”的历史时期,很多方面变得极为原始,甚至退化到了“原始共产主义”,1976年打倒毛派以后,“人民日报”自己承认中国已经退到了“新石器时代”。
    
    更进一步不难发现,即使苏联之前的俄罗斯社会,也非纯粹的东正教文明,而是蒙古的杂种;我们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正与“蒙古汗国”的版图大致接近。最新的发展是:除了俄罗斯以外的其它东正教国家并不抗拒欧洲统一,因此我们把俄罗斯的抗拒欧洲的最新行动视为“蒙古——鞑靼的遗产”,而不是“东正教的遗产”。这也许不是一个历史的偶合,而是某种“地缘政治”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表白,翻译一下就是“只有蒙古、满清、苏联才能救中国”,这也与毛泽东称斯大林是自己“最伟大的慈父与导师”一脉相承。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野蛮导向,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黑暗时代,是华人世界的悲哀。
    
    但是,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这次的野蛮化就像上次的野蛮化(酝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魏晋南北朝)一样,也许是必要的吧,是中国社会走出化石状态、全面重组所需要的吧。有人把中共现在的继承制度叫做“禅让制”,也有人从军事民主制、军事寡头制的角度去观察,但其实都不是完整的。
    
    谢遐龄:首先,是否汤因比的公式就是准确无误的定规?该有所突破了。再者,即使沿用汤因比的公式,中国发生的事情为何不能看作创新,而一定说成倒退?只要把目前的体制看作政党、国家、教会三者结合的“三位一体”,再运用汤因比公式,不就是创造性应战吗?!
    
    对宗教要有全新阐释。涉及的哲学问题是分类。首先,类是人心之创作。本然界(大自然)原本无所谓类。人心为之分类。宗教是西方人分的类。而“教”是个中国词,古称三教。儒家算一教。西学东渐,释、道皆划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同类,仅仅排除儒教,因其不能“类我”。(类我类似取自螟蛉曰“类我、类我”。)现今情况颇似儒教待遇。重新分类即可有新的见解。无非把儒教划入宗教,再把这也划进去。
    
    谢选骏:是的。对宗教的阐释在不同的文明那里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欧洲,宗教和信仰是一个词汇,指的是那种无法证明但却不能缺少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比教化更为内在,所以休谟说宗教是大众的哲学、哲学是精英的宗教。在我看来,第一期中国文明对于教化的理解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受了佛教的影响;同样,第三期中国文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对于宗教的理解与第二期中国文明也是不同的,当然就更加远离第一期中国文明对于宗教和教化的理解了,因为我们受了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二十世纪的“新儒家”和宋明的“新儒家”不同,因为前者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象了。其结果,自然是二十世纪的“新儒家”不懂宋明的“新儒家”,犹如宋明的“新儒家”不懂两汉的儒家,遑论先秦?但正因为不懂,所以才有创新发明,美其名曰融会贯通、推陈出新。
    
    下面我从以前写作的《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中,摘录十一段落, 以资说明。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结束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自东汉末年“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后,五胡乱华、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辽金宋的分裂、统一与再分裂,再至元明清的统一,第二期中国文明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即使如博学的英国人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1972年版12卷55-64页)中列举的中国模式,也是阴错阳差的。他所谓“传统的中国模式”,并非自秦至清一成不变,如现代埃及学家所理解的“埃及文明”那样的“化石文明”;因为中国政治秦至清两千年的帝国时代,在文明上却横跨两个时期即相对本土时期和混合佛教时期。而且中国在次间一治一乱、统一与分裂之际的运动,掩盖不了其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变动之中,而且是主导变动的主轴。这就构成了本书第一章《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第一节《中国朝代兴替律》一开始明言的“中国朝代兴替律”及其补充所说的: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
    
    即使在现代中国,表面上“变革与保守”在斗争,其实是“地方与中央”在唱戏。基于中央与地方紧张关系,无论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实际态度如何开明,这开明只能是二元性的:即在理智的、文化意识的、尊重现实的适应性方面接受它,而在另一方面,在情感的、生命感觉的、尊重传统的保守性方面抵制它。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前进中的躯体保持平衡,实际上即使连发达国家如欧美人也是这样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的近代日本人也是这样。基于人性的这种特点,基于现代国际文化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基于国人必须根据自身条件来有效地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理解,只有冲突才能更好的达到融合。在“冲突──融合”的眼光不难看出,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只是一个典型的“北魏口号”。八十年代的改革派,有如北魏时代的汉化派。其最后结局无异于一个“气胸”患者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空气”。
    
    不论东汉末年的“党人”们其自我意识是什么,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地方代表”,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没有组成可以进行权力分享的“议会”式组织,但已构成了分权的中心和消极抵抗的强力堡垒。而宦官势力则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分配权力的斗争中,代表着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并用皇权的余威去阻止社会变革的潮流。在这种意义上,“清谈”不仅是士人间交流思想信息的一种沙龙式聚会;而且发挥了近代社会中报纸那样的作用。对此作一番背景考察,就不难得出一些新颖的看法,甚至是建设性的结论。
    
    元明清帝国犹如秦两汉帝国,元朝犹如秦朝,是外来力量对缺乏整合力的中原民族进行野蛮整合的时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元有两个新动向对后来的明清帝国影响深远: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的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是秦两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无分封制,宋朝宗室的地位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而元时的草原封国、中原食邑、投下私属等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朝共始终。元的分封制还波及明朝。朱元璋封皇子二十三人为王,多数就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忽必烈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征东行省与其它的行中书省不同的是,其设立于高丽王国所在的朝鲜半岛,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征东行省的地位十分特殊,与元朝其他行省性质不同,仅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元朝的行省犹如中共的大军区,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犹如“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或大军区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的行省制创建了“汗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现代中国的影响深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无大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相反省的数目进一步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强化中央集权。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朝行省分寄的中央集权模式。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一文认为,元及明的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那就是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内蒙外汉”的二元体制下,造成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与相互影响,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形态的同时发生了变态发展。社会变动表现之一: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盛行的“官倒”,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从政治领域扩延到了经济领域。这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蒙古式的抢夺:元朝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延续了近八百年。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和传统中国一样的这一流弊:
    
    由于商业资本受到压抑,民间游资被迫向土地买卖方面扩张,结果造成地价高涨、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盲流、民工、游民、盗匪,逐步形成遍地烽火、“农民起义”的格局。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了一种周期性痉孪──但绵延不绝的农民暴动,并不总是带来类似王朝末年的那种全面解体。因为王朝末年除了土地问题造成的社会解体,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下层暴动的星火迅即燎原到上层;由于水位过高,局部破损,河堤告解体,其崩溃之速往往超过想象。
    
    “农民起义”之所以能演成燎原之势的原因,就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得以镇压起义的联盟已告结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平息,都是地方与中央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新兴的地方势力出力尤多。从刘秀、皇甫嵩到吴三桂、曾国藩的历史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其余方面是那样地不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困扰着传统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摇摆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一部中国政治史,表明中国社会没有找到类似代议制与三权分立那种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妥协方法。以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成为社会发展的定理,这是一条远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更为有效地解释了中国历史命运的黄金法则。如果全球有朝一日统一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可能成为全球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后话。
    
    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汉的集权制,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先后陷入了危机。秦汉郡县制原可视为一个历史进步,但它带来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作风,却着实断了下情上达,正如中共设立的“信访办公室”无法解决专制制度的痼疾,秦汉中央集权也只能以“农民起义”收场。这种大规模的完全彻底的社会颠覆活动,是完全不见于先秦、欧洲以及日本等“封建社会”的。由此可见秦两汉到元明清的社会除了少数民族入主的短期外,不可能是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而是“皇帝万里长城”,是毛时代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其时,中央与地方、统治中心与人民大众之间应有的反馈郡县机构有效切断了,代之以单方面的灌输与指令。这就使得社会不断出现的失调现象很难得到迅速而有效地纠正。矛盾冲突日积月累,光靠几个清官是无济于事的。
    
    汉景帝、汉武帝取消了地方王国的建制,但却消灭不了地方势力本身。于是,地方势力就转而结合其它力量(如外戚),以不是地方割据的形式来扩充力量。在此趋向下,外戚与地方势力很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不少外戚出身于地方势力;其次,外戚需要地方势力与皇室的官僚机构分庭抗礼。汉武帝很理解这一威胁的实在性。所以,他特别喜欢杀死自已儿子的母亲,以防止她们的亲戚有朝一日作为外戚临朝执政。皇室与外戚之间的磨擦,使两汉社会动荡不安。
    
    两汉地方势力的政治代表,在早期是享有广泛自治权利的汉初诸王,后来则是多为出身平民的外戚,到了东汉末年,则为所谓“党人”。(见《后汉书·党锢传》)党人与外戚在政治上的联合,不仅是机会主义的互相利用(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二章一节中所言),而且因为他们二者同具地方势力的背景。而皇帝所以依赖宦官势力,是因为二者同样追求中央的集权。我们因此可以从这一新的角度去审视问题:党锢之祸并非仅仅因为昏君的暴行所致,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的摊牌与决裂。党人、清流和官僚,除了是教养与舆论的产物,也是地方自治力量的代表。党人遭到的大量的捕杀,使中央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严、信誉荡然无存,太平道的宣传才在此信仰危机造成的社会心理的真空与迷惘中突然得势。
    
    中央集权的恶果之一,是限制工商业阶层独立发展的政策。皇帝的廷臣谋士们(如鼌错之流)认为,新生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于政治特权具有特别的危险,因此作出种种歧视性的限制与法律性的束缚,用“规定”来阻遏工商势力获得社会影响和政治发言,并目为“巩固政权”的良方。
    
    [有论者认为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唐王朝的法律,是中国各王朝法律中最完善的一种,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中国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唐律》自不例外。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只追求口供。一个人明知道一旦诬服谋反,即将全族被屠,而仍“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这便是酷吏的功能。]
    
    殊不知这种压抑商业资本的权术,既破坏了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合理转形,又迫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土地的买卖兼并方面寻求扩张渠道,结果促成了土地危机,触发了失地农民连绵不绝的暴乱起义。近几十年来,大量学者出于解释“阶级斗争”的需要,对两汉土地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他们却很少把“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列为基本的考虑,这种阿谀奉承的学风浪费了大量精力。翻阅史籍,发现单纯的土地兼并和饥荒灾害虽可引起农民战争,但却不足推翻一个王朝,更不足以结束一个文化时代。
    
    如果说,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力量是“人民”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民”可以独立地、不需要依赖其它条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是综合性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因素:一是王朝的软弱和国家机器的腐败;即统治阶级的双重的老化。二是大面积的天灾,激发了生物性“民变”。
    
    这两种因素的根源恰恰都不是“人民”的,而是有关自然的!前者是“气数将尽”之兆,后者是“天命转移”之兆。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实体(“天下”),而不是政治军事的主权(“国家”)。所以它的整合功能是由意识形态而非法律制度来承担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构成了道德、政治、乃至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总枢纽。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只能由意识形态的变革来引导。
    
    如果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配套,则将流于“社会解体的预备阶段”。不仅由于变异失去了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还将由于变革与旧意识形态的冲突。
    
    “新的意识形态!”
    
    在农民起义的表象后面,使社会文化的普遍解体的更深原因,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通常联盟的破裂,农民起义的作只是使这种破裂表层化、普遍化了,使暴动的星火得以燎原。统治阶级内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矛盾的水位持续增高,是封建秩序的堤防突然决口的关键所在。不仅两汉的历史如此;以后诸个皇朝被农民起义倾复的历史,也是基于这个先决条件。唐的藩镇、明的东林党人,都是使统治阶级分裂的要素。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场大规模起义的镇压,也都是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通力合作的结果。没有曾国藩,没有多尔衮,没有李克用,没有皇甫嵩,没有刘秀的镇压──则洪秀全、李自成、黄巢、张角、赤眉的“起义”是打不败的。而这些执行镇压职能的“刽子手”,其实无一不是某个地方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在其余方面是那样的不同。
    
    各种宗教的形式和表象有多大色彩上和基本倾向上的差异;它们的内心深处毕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毕竟有其一脉相承的内在秘密。这就是――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的由衷崇拜;并使自已在这一崇拜里获取内尽的安宁和精神的秩序;这一安宁和这一秩序有助于建立人的内、外平衡。即使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解成为可能。但是任何宗教的时装总会破旧凋敞、陈腐过时,因此必有新宗教的鲜丽时装取而代之──为那不朽的灵魂提供一个新的形式。一个为新的风俗和新的习惯所认可的外表……
    
    (1988年9月30日)
    
    
    四、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正如西谚所说,“以剑为生的人必须准备死于剑下”──引申到中国政治领域,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剑为生的王朝,无不死于剑下;凡是在马背之上建立的政权,无不是丧命在马背之下。这就构成了我所谓的“中国朝代兴替律”。
    
    我对“中国朝代兴替律”的进一步理解是:对于不同的朝代来说,其“剑”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朝代不仅执剑的方法不同,而且所执的剑亦有不同;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则是,它们都死于自己的剑并且是以自己的执剑方式被来者杀死。这与其说是“以暴易暴”,不如说是“新陈代谢”──是生命向前进展的轨迹。
    
    试以从周到清的三千年为例:
    
    周吸取殷朝亡于方国的“殷鉴”,广为封建诸国诸侯,立国八百年,但最后却亡于方国林立的战国。
    
    秦吸取周朝封建亡国的教训,建立郡县直属中央的集权制度,仅仅十余年就亡国于史无前例的“农民起义”。这种世界各国罕见的社会解体方式,自后支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不绝如缕,直到清朝。好像是中央控制系统的致命补充。
    
    汉吸取秦朝摈弃封建制而专用郡县制的教训,兼容并蓄,以“刘姓称王”的方式部分复辟封建制,结果引起“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的平复削弱了宗族,引起外戚专政。怕老婆的刘邦所开的吕后专政的恶例,最后把王莽这个外戚送上了帝位。即使到了东汉,外戚依然像阴魂一样困扰汉帝,迫使他们利用宦官。东汉亡于宦官与外戚的冲突。
    
    曹魏通过禅让从异姓夺得政权,却不得不通过禅让放弃政权给异姓,而且方式更加可悲。
    
    严防异姓篡位的司马氏广封同姓王,引起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最后进一步引起外族入主的五胡乱华,西晋就是这样因为“广封同姓王”而灭亡。
    
    东晋吸取西晋的教训,削弱同姓王的势力,结果重蹈曹魏的覆辙,宋齐相继,皆如是逼迫前朝皇帝禅让退位──萧梁企图设藩自卫,结果同室操戈,勾引外敌内乱。陈后主只是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已经被隋兵席卷。
    
    唐承隋制,亡于藩镇,宋杯酒释兵权却亡于外族的军事力量。元残暴不仁自以为天下无敌,却亡于江南的造反势力,明朝兴起于南宋故地,不到百年(1279──1368年),主可易位。回顾隋唐故事,正如唐承隋制,虽也如唐亡于藩镇──李渊父子就是起兵于太原的藩镇。后唐的李克用就是承袭了李渊故事。
    
    宋的杯酒释兵权虽然解除了汉末以来八百年间军事领袖的拥兵自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官政治,相权空前扩张,尤其南宋更是如此,故秦桧可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兴兵北伐的岳飞。同时中国社会在文化、经济、哲学和技术领域也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地步;但却也造成比较西晋更为软弱的对外军事格局。结果先后受损于辽、金,最终灭亡于元蒙,南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入北方骑马民族的铁蹄。
    
    明朝算是汉人复国,兼容并蓄唐宋两代的教训,考虑如何在藩镇割据和文官统治之间取得平衡,结果是取消相权、宦官监军,从此“太监”成为“宦官”之后的阉人的最高尊称。明朝东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其实都是太监政治,是“皇帝”取代了“朝廷”的直接后果,其表现就是“相权的消亡”。
    
    宰相没有了,皇帝直接指挥一切,结果是特务政治造成了广泛的效率低下,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明和宋虽然同样亡于外族入侵,但方式完全不同,正是上述“中国朝代兴替律”的体现,即“兴于斯──亡于斯”。蒙古虽然强悍,横扫整个欧亚大陆,但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还花去四十五年(1234──1279年),而军事能力远远不及蒙元的满清,灭亡南明的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难怪到了二十世纪,日本竟然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虽然失败,但紧接着征服中国的苏联红军及其培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占领了中国大陆各个省区。
    
    所谓南明(1644年──1664年),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明朝遗留在南中国的朱姓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流亡政权的统称。即使以晚年反清的汉奸吴三桂病死于1678年倒数,满清的十万部队也不过用了三十多年就彻底消灭了汉人的反抗──这是因为,沦为亡国奴,对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好像说:“世界上只有‘有过一个男人的女人’,没有‘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因为两个男人之后,这个女人将开门迎接无数的男人列队进来。
    
    1683年(明永历37年;清康熙22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降清,明郑治台结束──但这其实已经不是满人征服明朝的活动,而是一种“海外扩张”,因为台湾本来不在明朝的版图以内。清朝征服台湾,正如清在乾隆老儿以后“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十大武功”,也把另一次“靖台湾”计算在内:“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 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看看十全武功,全是在当时汉人的居住地以外进行的:
    
    1747年:平大小金川;
    1755年:平准部;
    1757年:平准部;
    1759年:平回部;
    1769年:平缅甸;
    1776年:平大小金川;
    1788年:平台湾;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而其中四次是在今日中国的版图之外:
    
    1769年:平缅甸;
    1789年:平越南;
    1791年:平尼泊尔;
    1792年:平尼泊尔。
    
    所谓靖台湾,是指平定台民林爽文(?──1788年)暴动。林是平和县板仔人,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随父去台,居彰化县大里村庄(今台中县大里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加入严烟地组织的“天地会”,不久成为台湾天地会的北路领袖。1786至1788年,领导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事因1786年清人搜捕杀害天地会会员,林爽文“因民之怨”于1787年1月16日在大里村发动起义。18日克彰化,24日克诸罗,25日克新竹,又取淡水、凤山等。建立政府、建元“顺天”,林爽文为大盟主。全台参加暴动人数“号称十万”。清人派兵镇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1788年2月10日,林爽文被俘,押送北京就义。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政权具有黩武性质,这在“十全武功”上有所体现。乾隆一朝共六十年,加上其“太上皇时期”的嘉庆三年零三天,总计六十三年。而“十全武功”的征战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军费之巨,无与伦比,都是搜刮汉人财富。一征金川,军费白银九百八十至一千一百余万两;二征金川,七千余万两;征准平回,三千三百余万两;远征缅甸,九百一十余万两;出征安南,一百余万两;台湾用兵,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五十余万两。“十全武功”共开支军费将近一亿五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四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其实满清是通过对外战争来内控汉人、消耗汉人实力。就像毛泽东通过对抗台湾、美国,来发动内部镇压,通过反对苏修、备战备荒,来压榨百姓、内控反抗力量。
    
    满清承袭辽金元的异族征服政策,实行满汉二元统治,满人成为整个中国的“太监”,其效率自然高于明朝数量有限的宫廷太监。毛泽东师法满清,用政委代替了太监,用党委书记代替了满人统治。耶鲁大学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满清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满文写成的官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常常避开汉人官员。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出来,予以研究。
    
    其实这些满文秘件很像中共的“红头文件”。即使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予以研究,但已知的材料已经清楚显示: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军事征服集团,它是由八旗子弟和大汗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之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无论是满、蒙还是汉的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杀人功绩,就像中共的“老革命”和“干部子弟”一样。尽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命令创造满文,以“满洲”来称呼联合起来的女真诸部,从而创建了满族共同体,但满、蒙、汉八旗的设制并非严格的种族划分:实际上,满旗中有蒙古人、汉人;蒙、汉旗中亦有满族人。从文化上而言,清代早期的重要差别不在于满旗和汉军旗人之间,而在于所有旗人与被征服的汉人之间。这很像中共统治之下的“共产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的关系。到十八世纪,满族统治者才重新划分民族,但是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依然存在着例外:来自汉、蒙旗的有功勋的非满家族可以转入满旗。
    
    曾经在汉人王朝帮助皇帝把持朝政的宦官,则在清代变得相对无用,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只是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满清晚期,“同治中兴”要仰赖汉人的实力,旗人的衰落才使得宫廷太监重新变得重要一些,但即使如此,晚清的宦官势力也极为有限。因为整个旗人和宗社党徒都在发挥太监的作用。清统治者真正信任的全是八旗集团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都是非旗人莫属。八旗子弟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
    
    “旗人”在清朝的地位和作用,很像中共统治下的“党员”:旗人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像是党员一样;他们都不是通过能力被选拔上来的的,而是通过军功和狗一样的忠诚。这些习俗都来自于蒙古、满洲、哥萨克的游牧部落。关于1835到1850年之间满清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显示鸦片战争期间北部中国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的汉人官僚之间具有深刻分歧。后者指责满蒙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但是满清却绝对不敢发动汉人群众起来抗战,就像现在中共极力压制大陆民众的反日运动。而相形之下,日本政府不论是幕府还是明治政府,都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们都来源于同一个民族。
    
    满蒙官员与汉人官僚在是否动员民众参战上的分歧,意味现代南北朝的萌芽在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出现,而后来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的湘军、淮军,等汉人部队,不过是其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终于在太平天国失败四十多年之后发挥了作用,把袁世凯推上了权力的高峰,由此可见,满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北方的旗人极力垄断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并禁止汉人向这些地区移民。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省”的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迟至1884才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满清灭亡前四年的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从未设省。满清灭亡后十七年,1928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百五十三次会议决议,9月17日发布命令,才将宁夏、青海分别建为行省。凡此种种,都为后来的“分裂主义”埋下了伏笔。
    
    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长城之外,而不在汉人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新的研究注意到,满族能把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是高明的组织家。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八旗之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边境地区”的汉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西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六世纪中叶满洲入主中国前一百年左右,按照上述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一词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后金女真主导建立的满汉蒙三族八旗的联合专政,立足于西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融合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所以能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新秩序”。但也正因为这样,成功笼络了各种势力的满清,也就受到了各种势力的牵制,无法像日本那样集中精力,全力应对西方的挑战。满清的控制和奴化,致使中国十九和二十世纪濒临死亡状态,长达两百年之久。
    
    
    五、豪杰是地方势力的代表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豪杰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作为秦汉以后的特有现象,豪杰其实是封建制度解体之后,作为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存在发展的。在先秦,由于封建制度所造就的贵族阶级普遍存在,就没有豪杰的产生的土壤,不会上演“豪杰亡秦”这样的唯独中国才有的“天下大戏”。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只身冲入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大楼,打倒保安后向督察室冲击,先后在九楼、十楼、十一楼、二十一楼处先后阻击多位民警,造成六警死亡、四警受伤的袭警血案。事后网上一片同情之声,甚至有人称其体现了“豪杰精神”,说中国百姓一直崇尚豪杰精神,这种精神,并非侠义的,不仅是指侠客,绿林好汉和江湖英雄的精神,而是广义的,它泛指一种拒绝向不合理的然而强大的事物或思想屈服,敢于向社会挑战的精神。这里说的豪杰,不单是那些精通武艺,行侠天下的人,也是指在政治、思想、学术和艺术上有重大建树的人。他们都有宏大的气魄和豪迈的气概,目标远大,豪气飞扬,敢作敢为!当然,大家更喜欢和熟悉杨佳那样的侠客。……显然这种观点也只是说杨佳具有豪杰精神,二没有说杨佳就是豪杰。因为豪杰多少应该一点“豪强”的意味,而杨佳指示一个弱势群体的成员,不具备豪杰的社会地位。
    
    在我看来,豪杰与文化阶层应有密切关系。早期儒家都十分重视培养的豪杰精神。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又说。“人者必有勇,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为人道义。一个大丈夫,必须的时候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所提倡的豪杰精神是实现自己的理想,维护道德法则所必须的自我牺牲精神。孟子也主张为道义而献身,他的名言是“舍身取义”。不仅如此,他所主张的豪杰精神把维护道义人格尊严结合在一起,他说:“昔日景公田,招虞以胜,不致,将杀之,志士不忘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也,取非其招不往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表现的就是这种豪杰精神。
    
    在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里,没有收录“村”字,说明当时尚无村的组织。考“村”字,是由“邨”字演变而来,即由表示屯田的“屯”和表示邑落的“邑”组成,故村字的原始字义是屯田邑落,乃由坞壁演变而来。“里”一般是单个集落,而“聚”则可以包含数个里,故有些聚为政权机构所在地,王莽时代甚至出现不少改县为聚的事例。而坞壁及其邑里在和平时代,即转化为村。
    
    汉唐之间,社会基层组织确实发生过巨大变化。循着北周将地方势力纳入国家体制的方向,隋唐帝国更从法令上肯定村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里”的组织存于城市,而在郊外则“亭”、“里”组织已为“村”所代替。
    
    到唐朝,似乎百户左右的村更加常见,故规定满百户的村可增置村正一人,甚至还有不满十户的村,村的规模日渐变小。而且政府通过吸纳原地方自立组织等措施,不断加强对村的权力渗透和控制,贯彻“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的邻保制度,就可示其一斑。
    
    从北朝后期开始,地方建制由滥设转为并省。垄断乡村,是世家豪强的权力根源,因此,对地方制度的整顿,就是在逐步削弱世族门阀的政治势力。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以为一、二次农民起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显然不切实际。只有在生产贸易繁荣,城市发达,科举选官制普遍推行,刺激乡村世族大量移居城市之后,门阀势力才真正走向衰落。这些政治经济的因素不具备,世族滋生的土壤没有改变,野火过后,春风再生。因此,门阀政治的衰落,并不出现于南北朝隋唐,而应发生在唐宋之间。在这演变过程中,地方行政单位由秦汉乡亭里经由坞壁到完全的村落制的转变,恰似一把衡量的尺度。
    
    汉唐之间四百年风云际会,就是从汉亡(220年)到唐兴(618年)的四百年风云际会。这从时间跨度说,相当于秦两汉的时间;但从内容上看,却要丰富得多,在文明史上具有更加独特的创造意义。
    
    四个小前提:
    
    (1)社会生活、宇宙生活是流,是“活着的”。
    (2)生活的流动,会引起社会力量的层层变动。
    (3)变动与创造,引起了固有社会结构的危机;因此,如何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力量对比,成为社会兴衰的关键。
    (4)汉代文明解体的要害,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陷入了死胡同”。
    
    三个大步骤:
    
    (1)“非刘氏不得称王”,其结果是剪除了“王”,剪除了“王”意味着剪除了“方国”,也就是剪除了地方自治的长期传统。其结果是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而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帝国即元明清时代,更演化为皇帝集权。
    
    (2)汉代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把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化为外戚与皇帝之间的不断危机:因为一般而言外戚更多地方背景,宦官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央干部”。
    
    (3)党锢之祸中的党人与清议并不是士人与外戚势力的偶合,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新形式:“党人”是地方代表、民意代表们;所以他们更加倾向背景相同的外戚;而宦官则代表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
    
    对于汉代社会的解体,可以作出三层解释:
    
    高层理论:“文明的失去内在的动力及其凋谢死亡”。这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研究的。
    
    中层理论:中央与地方、固有权力结构与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协调现有的社会冲突,例如“士族现象”所凸现的。这是经验主义的学者特别关注的。
    
    低层理论:经济问题、土地兼并、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恶果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
    
    斯宾格勒的方式(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的方式,对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及其文明做出比较,找出它们在各自的生命周期中各个表现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他把人类的存在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和高级文化时代。在原始文化时代,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在高级文化时代,文化本身成了一个存在物。高级文化一旦产生,真正的历史就开始了。每一文化大约拥有千年左右的历程,其中可以分为: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时期,相当于精神上的春、夏、秋、冬四季。显然,这一分类就是“东方影响”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从麻将牌到历史哲学,都关注“四季”现象。
    
    前文化时期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没有政治和国家,只有部落及首领。人们东奔西跑地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土地和故乡,从中产生了一种纯自然的从而也完全不具有特殊人格的心灵,它是形成文化的先决条件。农民是无历史的神秘的原始民族,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来源。
    
    文化早期的特征是市镇的出现。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高级人类是被市镇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市镇心灵的诞生,为自己形成一种可见的实体,在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一个成长着的,具有一种面貌、内在结构及历史的整体。文化产生了成熟意识,形成独特的风格及特殊世界感情的民族集团。贵族和僧侣成为两个原始等级,一切有效的历史都从他们开始。
    
    文化晚期的特征是大城市取代乡村城堡边的小市镇,资本战胜地产,第三阶级摆脱封建势力,崇尚自由至上和理性万能。
    
    文明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集中于一座城市,其它土生土长的存在则枯竭了。寄生于城市的居民没有传统,没有宗教,只顾事实,机智,不结果实,看不起乡下人……这是走向无机结局的一大步。处于这些辐射圈外的整个地区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群众取代了第三阶级,他们满怀憎恨地走向无形式的极端,消灭一切等级差别、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精神创造力消失,艺术沦为奢侈、享乐和神经刺激(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消费主义)。他们为暴力政治扫清道路,暴力政治逐渐取代金钱政治即民主政治。极端的个人权力开始威胁整个社会,世界陷入比以前任何战争更可怕的私人战争状态。原始人类状态逐渐取代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埃及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死去的文明。
    
    晚出的汤因比为了和斯宾格勒有所区别,区分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汤因比的“文明”相当于斯宾格勒“文化”)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于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斯宾格勒式的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上衰落下来。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而即使多数人的模仿也还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的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到了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的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如此则需要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则与周围的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像斯宾格勒那样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然而印第安文明的遗址却向人们反证了──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倒退甚至灭绝呢?在汤因比作出上述结论时,是否感情取代了理智、希望取代了预测?
    
    
    六、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例如,甚至在至关重要的国号问题上,满清也是二元性的。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宣布建号满洲。[“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老挡》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条。]清人入关以后,满洲国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时,仍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国皇基永固……”可见“大清”主要是对汉人的说法,在内部“满洲”更加接近其政权本质。
    
    关于满清的二元性问题,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看法也可以佐证。他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人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自己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这很像中共的“统战方法”。谢选骏注)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清人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文明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满清政府的蒙藏非汉统治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罗斯雷(Pamela 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根据这些史料,在清朝政治中,满人的作用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产党员。而这些特殊的满文文件所发挥的作用,很像中共的“党内文件”。满人既然完全把汉人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有清一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为老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丝毫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先叫“人民民主专政”后叫“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叫“三个代表”的这个时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极为老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老辣凶残的二元结构、如此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在遇到西方入侵时却因其二元性质具有的互相牵制功能,成为成为最难改革的二元格局。满人害怕失去控制,极力抵制改革。汉官害怕遭到怀疑,互相比赛守旧──这和中共的“宁左勿右”何其相似乃尔!其结果,满清灭亡于汉人复国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大落伍于欧洲的过程。──又一个“兴于斯、亡于斯”的活体证据。
    
    “兴于斯者亡于斯”,这是我所总结的“朝代兴替律”。历史的法则表明,一个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帮助它免除立即的灭亡;但逃离眼前的灾厄并不能阻止其存在过程所积累的“历史因素”随之增加。随着存在过程的绵延、老化过程的深入,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实体及其制度之调节能力,必不可免日趋僵硬,大难临头的灭顶时刻终将来到。
    
    所谓历史因素系指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各类因素。历史因素是必然会出现并对后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有人将“历史因素”与“传统”混为一谈。这是很肤浅的。历史证明,传统可以改变,甚至毁灭,但历史因素却将长在。这是因为传统是种有形的成品,历史因素却是无形的成分。在不同条件下,同一历史因素可以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及影响。不错,历史因素会因为时间的流逝作用被有所淘汰。可是在这一漫长的淘汰途程中,被淘汰者已对历史发生了影响: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会繁殖。此外:传统被破坏后将化为历史因素,传统还不断地分泌出历史因素。传统有其一觉悟,而历史因素却可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在我看来,某些历史因素的储存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毕竟始终存在并发出影响力。(例如:人的身上还存在鱼的因素,这从胚胎学可以见之。而从鱼到人经历了多少年代了?)
    
    我看,生命和社会都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至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人如能立于至善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自己的精力,以推迟个人的暮年、民族的衰世。
    
    (即使中庸的理想可能实现,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好像一个抛物线,且有赖于人为的努力;人力有限,耗费的精力也需要休息,“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祭祀中的太宰。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然是一种休息呢?身处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衰世。
    
    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北洋军阀和北伐军等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而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军事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是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人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分七章: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五十六条。它以民权学说为指导,参照三权分立制度,确定了共和国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参议员组成(第十六﹑十七条);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十九条);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二十九条);在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和宣布大赦时,享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第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第三十条)﹐但在行使宣战、媾和等权力时,须经参议院议决或同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组成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副署权(第四十五条)﹐以负连带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第四十八条)﹐依法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有关“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条)。法官为终身制,独立进行审判(第五十一﹑五十二条)。]
    
    《临时约法》根据各国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第六──十二条)﹐同时负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第十三﹑十四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而打破了“官办”﹑“官商合办”等桎梏。但是它规定参议员不经人民选举﹐而由地方都督府指派,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保障,却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十五条)。这为袁世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打开了毛泽东专政的道路。
    
    袁世凯的所作作为,后来被毛泽东发扬光大。1915年袁世凯不敢签下《二十一条》条约,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却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八条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16年袁世凯撤销称帝,1976年毛泽东却死在红太阳的床上。这都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袁世凯所没有的“党政军一体化”机器。毛泽东不敢称“帝”却自称“主席”,不敢称“圣旨”却自称“最高指示”,不敢称“朕”却自称“无产阶级”,因为自知无法以帝制传后,而陷入老人常有的绝望,发动文革,妄图通过“不断革命”,使得僭主体制持续下去。
    
    根据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于党政军一体化,因此也将亡于党政军一体化。这一兴亡的机理在于:党政军一体化,有助于夺取政权、实行全面专政,此是其兴起的诀窍;党政军一体化,容易造成僵化、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此是其衰灭的死穴。中共在1980年代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一死穴的存在,也曾试图用“党政分家”的办法来解开这一死穴,但是1989年的戒严镇压和军事管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一改革的可能。党政分家都不可能,如何实行党政军分工、实现“军队国家化”?而缺乏“军队国家化”所标志的党政军分工合作,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诞生的。
    
    
    七、历史比较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新钥匙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所谓历史比较学,就是通过对于历史周期现象的认识,来比较不同时期的历史,从而得出某种切合实际的感悟,进而可以相对预测未来历史的走向。
    
    历史比较学的基础,不但基于人性的古今相似,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虽然演进但却有其不易的一面”这一事实。
    
    (一)历史比较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新钥匙,可以称为“历史现象的感悟”,尽管它拒绝“历史科学的总结”这类伪科学主义的说法。
    
    (二)追溯中国政治实体的分合之势,可以思考两个框架的存在,分别构成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胡十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殷商诸方国
    
    [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藩镇──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封建
    
    [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诸国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闽国、南平、楚国、吴国、南唐、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北宋与诸国: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
    
    [第二期中国文明]南宋诸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战国诸国
    [南宋与诸国:金、西夏、大理、土蕃、南诏、高丽、日本、元]
    
    [第二期中国文明]元的征服──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秦的征服
    
    [第二期中国文明]明的统一──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汉的统一
    
    [第二期中国文明]清继承明──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承汉
    
    [第二期中国文明]两个现代中国──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
    
    我将以上称为“谢选骏发现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基础框架”……正是在这个基础构架的完整结构上,古代南北朝的出现作为二者之间的一个必要环节,被发现了。紧接下来,我们发现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终结:现代南北朝。于是我们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可能性:立宪时代继君主时代而起。君主时代囊括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期;而立宪时代将打开第三期中国文明。无论古代南北朝还是现代南北朝,都大量吸收的不同的外国文明,从而连接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明。
    
    古今两个南北朝构架相似但内容不同,其节奏受到影响也充满差异。这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讨论,每个层次下面还可以再分出几个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比较。
    
    第一层次:古代印度的挑战与现代欧洲的挑战,都是作用于秦两汉与元明清之“统一帝国”的背景。以佛家为先导的印度挑战和以科学为先导的欧洲挑战,分别是在两汉之间和明清之间大举进入中国的。对比一下近代日本,则发现近代中国的解体不是由于技术失败造成的,而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这种内心瓦解在明末就已经非常明显,否则偌大的中国不可能被小小的满洲所征服。如果中国没有陷入这一内心瓦解,那么完全可以像日本那样,通过技术进步来避免亡国危机,而且如果没有内心瓦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亡国危机。再观察一下古代汉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就更加明显了:那时中国和西域、印度、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根本就没有技术差距甚至还有技术优势,中国为什么会失掉半壁江山、陷入南北朝的危机、南朝并且最终被北朝征服?我们的答案是:那时的中国陷入了内心瓦解的危机。其实隋朝征服南朝和秦朝征服六国、蒙古征服南宋、满清征服南明的性质,十分接近,都是野蛮民族对中原民族的征服。看看魏晋时代所发生可怕事件就足以明白,那是中国的内心瓦解造成的,而不是中国的技术失败造成的。所以,再引伸一下,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失败,也都是由于内心瓦解造成的。
    
    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几个相似性可资比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两汉经学,从西汉到太平道,前206至后184年;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官学周期:明清理学,从明朝到太平天国,1368-1850年。但是官学的统治,无论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都造成了艺术的僵化和社会的停滞。而魏晋志怪萌发,到明清小说大盛,可算是第二期中国文明一头一尾两个收获。
    
    (二)官学窒息下形成的“革命组织”如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是在一元化社会(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东汉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清朝)的压力下出生的;但又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交互压力遭到扼杀。例如,第一期中国文明下的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儿子于扶罗入关增援汉军镇压黄巾军,臣服于匈奴的鲜卑独孤部也随从作战;第二期中国文明下的盘踞上海的华尔洋枪队和常胜军则支援清军镇压太平军。
    
    (三)外来思想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大乘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结束时的马列主义;外来武力的征服:第一期中国文明时代的五胡部落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时代的八国联军,后来居上者则是日本军阀、苏联党棍。本地社会的瓦解:古代南北朝的中原士族流亡江南,现代南北朝的大陆难民逃往港台。
    
    (四)新型的政治实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古代是外部无产者入侵建立了“蛮族国家”,现代是内部无产者翻身建立了“人民政府”──二者共同的背景是内部贫乏的思想和外部庞大的武力。
    
    第二层次: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都是触发于“人民起义”的危机,以印度佛家为引信的太平道和以欧洲基督教为引信的太平天国,分别是在后汉末期和“后明”末期爆发的。清朝连宫殿都是从明朝窃取的,这在中国历史是上可是史无前例地“不怕晦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满清就是用旗人取代了太监进行统治的“后明”。难怪满清能够通过直接统治或藩属形式来统治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所及之地,因为社会统一及精神统一的双重成熟已经来到,得以形成魏晋南北朝以来最全备的帝国。同时作为“熟透了的苹果”,也就丧失了任何生长和调节的能力,故其末期朽木可雕,不堪一击,实为“福兮祸之所倚”的例证。这并非因其满人主宰而故意贬抑它,很显然,后汉也是如此:瓦解后汉与“后明”[清朝]的这两个“太平革命”[太平道与太平天国],都不仅引起全面内战,而且导致社会解体,把全社会变成了“太平间”。
    
    太平道与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就了后来居上的军阀,军阀最后完成了起义者的未竟之业,不是“战争引起了革命”,而是“革命引起了战争”。两个不同时代却有同样一个戏剧,其中的角色与个性可作以下的比较与思考: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太平道张角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太平天国洪秀全;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后汉灵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道光;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镇压者皇甫嵩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镇压者曾国藩;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董卓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篡逆者袁世凯
    
    (五)[第一期中国文明]汉末三国魏晋时代的“部曲兵”与[第二期中国文明]清末两个中国时代的“领袖部队”:袁大头兵(北洋军)、蒋匪帮(国民革命军)、猪毛部队(人民解放军)。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汉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清代文明与社会秩序的崩解,是可以避免的吗?宿命论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事实上,斯宾格勒就持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反对这一假设,那么就需要指出:第一、如果避免这一崩溃?第二、需要一些什么条件才能满足这一避免?第三、这些条件是否可能出现?
    
    用现代人的观念[当然,我们只能用现代人的观念而无法用当时人的观念],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那么,
    
    1、要解决绵延了四百年之久的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在结构与力量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途径是“让地方代表甚至商人代表进入中央决策机构”,以利协调。但是,汉末的形式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表明,这可能只会引起革命,而无法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2、采取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建立大规模的、有效率的社会救济与失业保险制度。按照《礼记·礼运》的概念,建立某种社会民主制度。
    
    3、为不断积累的商业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领域,以避免“流动性过剩现象”,防止社会游资向奢侈、腐化与土地兼并方面转移,结果形成的爆炸性局面,迟早会摧毁人各一个巨大的帝国,不论它是两汉还是明清。
    
    明眼人可以看到,不论上述这些“避免文明社会走向崩解”的方案,在当时条件下是否可行,其实行结果其实都会“导致固有权力结构的结束”。因此上述方案其实无法自圆其说。它在理论上的好处,十可以避免一个全面崩溃的暴乱结局,使社会文明的破坏程度大为降低;但是它在实际上,给既得利益者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也许比世界末日还坏,因为这不是共同毁灭,而是单方面的剥夺。从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来看,玉石俱焚的结局也要更加好些;何况还可能不是玉石俱焚,因为他们的经验一再说,无权者被牺牲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既然从来如此,这次一定仍旧。谁知,这次压断了骆驼背的那根草,出现了。
    
    第三层次:作为分裂者和重建者的中外压力集团: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蛮族”与[第一期中国文明]“洋人”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新兴的士族和世族与[第二期中国文明]革命的政党与组织
    
    (三)[第一期中国文明]外来王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外来党国
    
    (四)[第一期中国文明]士族政治与[第二期中国文明]党派政治的双重面目:1、专政与腐败[“清浊分别”、“成分好坏”,近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2、文化因子遭到粉碎,流离分散到各个角落,造成整体的混合重组,社会荒漠化悄悄完成了结构的更新,兼容并蓄的文化机运终于出现。
    
    综合上述三个层次,可以得出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
    
    
    八、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由上述三个层次逐一分析,“新南北朝的曙光”赫然透现。
    
    根据历史比较学的方法,我们找到以下朝代周期方面的例证,来思考两个南北朝长期背景之间的相似与相异: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唐代以前的五胡争霸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之西周以前的)方国争相建立中央政权的殷代,这可以从殷商的首都不断变迁这一事实管窥其豹。实际上,都城变化不定的殷代并不是一个我们后来熟悉的那种“王国”。]
    
    1、第一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西周:前1077──前770年,长达29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正式开始于唐:618年至907年,长达289年左右。
    
    2、[第一期中国文明]西周后面的分裂时代春秋:前770年至前403年,长达367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唐后面的分裂时代五代北宋:907年至1127年,长达220年左右;
    
    3、[第一期中国文明]春秋后面的战国:前403年至前221年,长达182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五代北宋后面的南宋列国秩序(金、西夏、土蕃、大理、越南、朝鲜、日本、蒙古):1127年至1279年,长达152年;
    
    4、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战国)的残暴兼并者秦:前221年至前206年,长达15年;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圈内列国纷争(日本除外,从此日本陷入“亚洲的海上孤儿”的处境)的残暴征服者元:1279年至1368年,长达89年左右,其中的完全蒙古化时期,也不过16年时间,到1295年忽必烈死即告结束。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化时期,到毛泽东死就结束了,不过27年,其中最残暴的依照不同政治派别的不同算法,分别是17年(1949-1966年)和10年(1966-1976年)。
    
    5、[第一期中国文明]秦后面的汉:前206年至后24年(包括王莽篡位的“新朝”15年),长达230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元后面的明:1368年至644年,长达276年左右;
    
    6、[第一期中国文明]前汉后面的后汉(东汉):公元25年至220年,长达195年左右;[第二期中国文明]后明(满清):1644至1911年,长达267年左右。
    
    在上述的平稳时期,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一期中国文明之间的节奏似乎相差无几;但在下述的解构时期,第二期中国文明就要比第一期中国文明快了一倍。例如,现代南北朝即两个党国时代,主要历史大事件发生时间的间隔,要比古代南北朝即两个王朝时代的频率,快一倍有余。好几类事件的发生节奏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为慎重起见,我先定之为“偶合”。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现代技术造成的“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所致:
    
    [第一期中国文明]古代南北朝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大事件对照表
    
    (一)[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太平道起义──220年东汉灭亡,约36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1911年满清灭亡,约61年。
    
    (二)[第一期中国文明]184年黄巾之乱[太平道]到316年五胡乱华,约130年;[第二期中国文明]1850年长毛之乱[太平天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约50年。
    
    (三)220年汉亡──420年刘裕登基,约200年;1911年清亡──台湾民选总统开始出现,约90年。之所以说它开始出现,是因为观察家普遍认为2000年的国民党总统通过党内分裂的方式,导致在野的民进党上台执政,说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紧接着2004年大选又发生诡谲多变的枪击案件,再次证明台湾代议制民主尚不成熟。
    
    (四)316年西晋灭于五胡到420年刘裕北伐失败,约10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比较1900年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到1950年中共基本统一大陆,约50年。其中包括国民党北伐先成功而后失败、招致日本入侵、附带南北决斗的“解放战争”、北朝再度建都北京、现代南北朝正式形成。
    
    (五)420年古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中国)到528年北魏胡太后和尔朱荣自相残杀、北朝陷入分裂内乱,约100多年;期间南朝发动了数度小规模狼狈失败的北伐,可与1950年以后蒋介石数度发起反攻大陆的运动但一再失败相提并论。1950年现代南北朝格局正式形成(1959年中共灭西藏地方政府,基本统一中国大陆──除去割让给周边国家的领土),到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国民党与民进党陷入内乱状态,已经超出民主政治的规范,结果导致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约50多年。
    
    (六)在古代南北朝,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六镇起兵,北魏陷入分裂和内战;距离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汉化政策,不过29年。邓小平改革从1978年到1989年,则是11年。接下来528年北魏崩溃到557年魏朝的残余势力西魏最后灭亡,又拖延了29年,加起来半个世纪多一点。
    
    (六)在古代南北朝末期,528年胡太后──尔朱荣内乱北魏是一大剧目。530年,杀死胡太后、毁灭北魏朝廷的尔朱荣自己也被杀死。530年上距南北朝开始的420年是110年:相当于古代南北朝开始的420年的,是新的南北朝开始的1949年,什么堪称大剧目的事件上距1949年将近110年之半?1989年!
    
    (七)530年,堪与汉末董卓相比胡作非为的尔朱荣其人死后,北魏也就陷入不可挽回的分裂。534年,孝武帝逃离政敌控制的首都洛阳,入关陕西,建立西魏。这为后来的周、隋(581年)并吞南朝(589年),打下了基础;作为北朝继承人的隋,又被南北朝统一以后的全国人民的起义所瓦解。然后,618年“前共产党人”李渊父子渔翁得利,建立唐朝,其间约90年。与之参照比较,并按照前面的惯例折算一半时间左右,从1989年下推,大概还要经过半个世纪左右,中国才能最终走上文明建设的轨道。这虽然令人悲哀,但却是历史的节律所注定的,可能稍微提前或是迟滞,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类似的例子已经发生在19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
    
    当然,历史的偶然性经常会出现,甚至占有主导地位,例如:古代北朝的胡太后杀了儿皇帝之后被尔朱荣所杀,结果北魏倾覆;现代北朝的邓小平废了小领袖胡耀邦、赵紫阳之后,却没有碰到一个军阀尔朱荣,民主运动还失败了。人们普遍预测,如果1989年民主运动胜利,中国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薄弱环节将比苏联和东欧更早消除北魏──斯大林主义。但结果呢,中国只是在经济领域做到了这一点,在政治领域却没有做到,在法律领域更是无从谈起。更为偶然的是,镇压了民主运动的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三年1992年,又来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南下讲话”,要求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这样一来。历史就暂时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相比之下,摧毁了北魏的六镇起义其实是一次新的蛮族入侵。类似六镇起义的是中国当代的民间抗议和暴动。北镇不设州郡,以镇、戍为行政单位,军民号称“镇民”,主要是鮮卑拓跋部民,地位较高。但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汉人及其他民族的大族被迫迁入。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导致镇民地位日益下降。孝文帝迁都洛阳,加速汉化,而北镇仍然保持鲜卑化的府兵制等封建特点,镇民被称为“府户”﹐属于军方﹐世袭军职﹐不准迁移。还被汉化的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这和和邓小平改革后的“工农兵”、“城市贫民”、“农村盲流”的处境十分相似。
    
    据此频率推算,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枪击事件导致台湾内部分裂后,经历种种劫难,2050左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能再度统一。
    
    [狭义的古代南北朝正式开始于刘宋取代东晋,而终结于隋灭陈,即420年-589年,共计169年。广义的古代南北朝开始于184年黄巾之乱,而终结于618年的唐朝统一共计434年。那么,狭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949年隔海分治,到2050年左右为50年;广义的现代南北朝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50年左右为210年。]
    
    总结一下北魏以后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索中国的未来:
    
    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一百多年北中国分裂局面。十年之后449年,北魏的疆域已经北至蒙古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534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二魏实权分别落人丞相、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手里,二魏的君主分别成为傀儡。二魏以黄河为界,东魏以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占有函谷关以东原北魏的大部分地区;西魏以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为都,占有原北魏的关中一带。二魏彼此对立,后又分别为齐、周所代,最后齐为周所灭。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北周的出现,和北齐的出现,都是对汉化运动的反动,表明一个“反改革”的过渡时期。581年隋取代北周是为的“进一步汉化期”。也就是当时北中国的“两大要素”即“政治上的鲜卑与汉人,文化上的佛教与儒家”,进一步混合的时代。
    
    530年中原大乱到571年北齐灭亡、北中国再度统一,约41年;1992年共产党继续开放往后推移41年之半,大约20年──则2012年前后中共将暂时结束开放。
    
    古代南北朝,557年西魏亡到589年隋朝统一,约23年;现代南北朝,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在继续开放中与台湾和海外中国实现统一。我们记得,北魏分裂后造成的北周和北齐,虽然显赫一时,其实只是向“北隋”的过渡;而北隋及其兼并陈朝以后的大隋,结果也只是作为盛唐的清道夫获得了“历史意义”;即使盛唐政治,虽然荣登”唐宋文化的哺育者“的宝座,但其本身也很快就被安史之乱给粉碎了……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兼并陈朝、结束南北朝以后,到隋炀帝的大业十二年[616年]爆发革命,一共27年,是相对承平的统一时代,尽管内部并不稳定,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年]的崩盘。隋朝并不是秦、元那样预示两汉帝国与明清帝国的大一统世界,在这种意义上,隋代可以算作“最后一个北朝”。
    
    640年,唐朝兵部尚书侯君集率领西征军攻下高昌,灭亡鞠氏政权,继而在高昌设立安西都护府,消灭了隋朝未曾消灭的地方势力。因此中国在唐统治下的再统一,甚至可以下延到640年。640年,上距隋统一的589年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实际上是在准备另一个过渡期:在文化上酝酿全面的“南北合”时代。这五十一年之后,唐朝的大一统局面完全成熟;于是唐宋文化的盛大帷幕才终于揭开了。
    
    与此同时,以下的历史事件则可以相当程度地预示未来的中国命运:
    
    618年唐朝统一,到750年前后南派禅宗兴起,即中国统一到佛教的本土化,约一百三十二年;那么2050年开始到基督教本土化,需要五十年左右。关于宗教主题,需要考虑一些信仰以外的话题:
    
    1、印度的精神与无组织,欧洲的精神与强组织;欧洲的技术与武力,其实都是“强组织”的产物;
    
    2、五胡乱华与八国亡清:乱华的五胡无文化,亡清的八国有文化;乱华的五胡并未信佛,所以佛教并未引起汉人的反弹;亡清的八国却以“基督教国家”(其实多为政教分离国家)亡清,所以基督教引起汉人的反感。古代中国人对印度西域的拒斥与向心,因此比现代中国人对欧美苏联的拒斥与向心为低,其原因即在于此。因为印度西域人只有文化力而没有武装力,而欧美苏联人用文化力裹挟着武装力,一道入侵。
    
    唐宋帝国实际上并非真正的“统一帝国”,──唐只维持了百年的表面和平;而宋连中国本部都未能统一。同时,无论唐、宋──都未能统一“中国文化圈”:唐太宗和唐高宗在朝鲜的败绩即为显现显例。元,才是第一个统一帝国,而隋的统一所导致的唐宋与秦所导致的两汉、原所导致的)不过它只提供了统一帝国的形式而未能提供统一帝国的内容。统一帝国的内容则是明朝的官方哲学及文化所提供的理学成了中原帝国的精神支柱。所以,在第三期中国文明兴起之后,中国切不可固步自封,而应该积极进取,否则中晚唐、五代十国,就是前车之鉴。而且还会有两宋亡国的惨剧,在等待未来的中国。
    
    有关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还有什么结论呢?它对第三期中国文明又预示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考察一下古今对比即不难发现:正如不消化北方民族的在华势力,隋唐就无法兴起;不消化苏联在华势力,第三期中国文明也无从兴起。
    
    普通人认为,在现代中国的第二南北朝期间,日本扮演了最为恶劣的五胡角色,两次征战中国杀害中国人数千万人。但其实,俄国对中国的危害并不亚于日本,尤其是,俄国是西伯利亚的常客(1550年代至今),不像日本只是短暂居留在蒙满半个世纪(1895-1945年)。例如,在中国最危急的抗战关头,斯大林曾经认为中国已经灭亡,下令屠杀在苏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已于1937年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为了讨好日本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将他们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总人数不下三十万。
    
    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汉学家2006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超过了一千三百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全国其他地方加起来总共才有大约一千一百家。资料记载:“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国海关允许他们带回中国一半……”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此时,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屠杀华侨、华工。1940年后,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足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马员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曾于1926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主义,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因因欣赏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于1930年、1937年及1949年几次“肃反”屡遭被捕判刑。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监狱,1955年才回到中国。
    
    1984年,马员生出版了回忆录《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1939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扣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她们一个是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是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间谍,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间谍’……”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就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马员生看到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大部分人被折腾至死。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中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却被斯大林制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
    
    
    九、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制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制,是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五胡入据中原与坞壁的普遍兴起,对中国社会的瓦解程度是先秦时代无法现象也不会发生的。在抵御外族入侵的问题上,封建制度显然比官僚制度优越得多。而坞壁的崛起,造成新的豪强门阀政治格局,显然也是出于“救国”的需要。只是在外敌入侵已经减弱以后,割据的乡村组织才被较大的国家政权所吸收改造,才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与门阀政治的衰落,才出现帝国的内在统一与外在扩张。
    
    韩昇在《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一文中指出,汉末天下大乱,国家法令随政府的崩溃而失效,因此,坞壁势必要自行制订一套内部规则,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这种内部规则,类似于“乡约”。这种建立在贫弱相助、有无相通等原则上的规约,以及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设立,表现出共同体性质。坞壁之下还有邑、里之类的基层组织。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坞壁内部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而且还依存义气和人情。如田畴助魏国破乌丸,曹操想封官犒赏其功,但田畴誓死不受,“自以始为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
    
    在坞壁内部,流行这样的伦理:以坞主一族为宗家,以坞民为宗子,以宗姓为标志,视宗祠为神圣,由此产生许许多多用族姓命名的集团或地名。这样一来,现实的权力关系、共同体的政治结合,就蒙上了同姓共祖的“模拟血缘关系”的面纱。其实,这些流民本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现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生存)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语录)。
    
    从汉唐之间的坞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强宗大族能够控制乡村,还在于它身体力行地贯彻了某些体现共同体观念的原则。这实际上蕴含着构建未来社会的要素。因此,如何将某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观念原则提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措施,将是关系到新政权统一安定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坞壁武装为后盾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后赵石勒倾注全力去攻打各地坞壁,即可略示一斑。然而,只要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更何况外部势力很不易控制坞壁。西晋末年,魏该让其部将马瞻袭杀杜尹,夺其一泉坞。魏该打算南徙,却因坞众不从而不得不单骑出走。马瞻投降匈奴刘曜后,坞众又密请魏该回来,共诛马瞻。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鲜卑习俗而产生的。
    
    南北朝时代,国家政权通过与强宗大族的合作而暂时稳定,构成新的门阀政治格局。但是,分裂的因素也因此埋藏下来,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完整。至于那些桀骜不驯为害一方的豪强,更是国家政权的心腹大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再掀波澜。强宗大族对乡村的垄断,已成为国家统一的赘疣。而且,这种局面长期固定下来之后,宗族共同体的面纱就无法继续掩盖内部的冲突。
    
    于是,政权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北魏孝文帝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国家体制,逐步削弱了其独立的政治势力。同时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一系列加强国家权力的改革,都循着“体制内吸收消化地方势力”的方向进行,显然是基于不能用行政或暴力手段消灭社会阶层的正确认识之上。然而,这一进程被“六镇之乱”所打断。
    
    北周以六镇鲜卑支流起家,兵微将寡而能立国,甚至统一中原,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得到关中与河东大族豪帅的全力支持。当年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时,兵不满二千,幸得弘农杨侃为先导,争得关中豪杰归附。以后,关中政权更是以当地世族为支柱。北周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结合,同时也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南北王朝的民族问题。吸纳地方势力、克服民族矛盾,是其强盛的根本,此亦为隋唐继承,开后世风。
    
    随着政局逐渐平稳,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逐步演变为日常生产,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基层组织──村。这样,自表面上看,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秦汉时代的乡亭里,经过动乱年代的自立组织坞壁,又回归到国家建制单位的村。
    
    豪杰是地方势力,作为秦汉以后的特有现象,豪杰其实是封建制度解体之后,作为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存在发展的。在先秦,由于封建制度所造就的贵族阶级普遍存在,就没有豪杰的产生的土壤,不会上演“豪杰亡秦”这样的唯独中国才有的“天下大戏”。
    
    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只身冲入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大楼,打倒保安后向督察室冲击,先后在九楼、十楼、十一楼、二十一楼处先后阻击多位民警,造成六警死亡、四警受伤的袭警血案。事后网上一片同情之声,甚至有人称其体现了“豪杰精神”,说中国百姓一直崇尚豪杰精神,这种精神,并非侠义的,不仅是指侠客,绿林好汉和江湖英雄的精神,而是广义的,它泛指一种拒绝向不合理的然而强大的事物或思想屈服,敢于向社会挑战的精神。这里说的豪杰,不单是那些精通武艺,行侠天下的人,也是指在政治、思想、学术和艺术上有重大建树的人。他们都有宏大的气魄和豪迈的气概,目标远大,豪气飞扬,敢作敢为!当然,大家更喜欢和熟悉杨佳那样的侠客。……显然这种观点也只是说杨佳具有豪杰精神,二没有说杨佳就是豪杰。因为豪杰多少应该一点“豪强”的意味,而杨佳指示一个弱势群体的成员,不具备豪杰的社会地位。
    
    在我看来,豪杰与文化阶层应有密切关系。早期儒家都十分重视培养的豪杰精神。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又说。“人者必有勇,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为人道义。一个大丈夫,必须的时候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孔子所提倡的豪杰精神是实现自己的理想,维护道德法则所必须的自我牺牲精神。孟子也主张为道义而献身,他的名言是“舍身取义”。不仅如此,他所主张的豪杰精神把维护道义人格尊严结合在一起,他说:“昔日景公田,招虞以胜,不致,将杀之,志士不忘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也,取非其招不往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表现的就是这种豪杰精神。
    
    在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里,没有收录“村”字,说明当时尚无村的组织。考“村”字,是由“邨”字演变而来,即由表示屯田的“屯”和表示邑落的“邑”组成,故村字的原始字义是屯田邑落,乃由坞壁演变而来。“里”一般是单个集落,而“聚”则可以包含数个里,故有些聚为政权机构所在地,王莽时代甚至出现不少改县为聚的事例。而坞壁及其邑里在和平时代,即转化为村。
    
    汉唐之间,社会基层组织确实发生过巨大变化。循着北周将地方势力纳入国家体制的方向,隋唐帝国更从法令上肯定村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里”的组织存于城市,而在郊外则“亭”、“里”组织已为“村”所代替。
    
    到唐朝,似乎百户左右的村更加常见,故规定满百户的村可增置村正一人,甚至还有不满十户的村,村的规模日渐变小。而且政府通过吸纳原地方自立组织等措施,不断加强对村的权力渗透和控制,贯彻“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的邻保制度,就可示其一斑。
    
    从北朝后期开始,地方建制由滥设转为并省。垄断乡村,是世家豪强的权力根源,因此,对地方制度的整顿,就是在逐步削弱世族门阀的政治势力。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以为一、二次农民起义就能扫除门阀政治,显然不切实际。只有在生产贸易繁荣,城市发达,科举选官制普遍推行,刺激乡村世族大量移居城市之后,门阀势力才真正走向衰落。这些政治经济的因素不具备,世族滋生的土壤没有改变,野火过后,春风再生。因此,门阀政治的衰落,并不出现于南北朝隋唐,而应发生在唐宋之间。在这演变过程中,地方行政单位由秦汉乡亭里经由坞壁到完全的村落制的转变,恰似一把衡量的尺度。
    
    汉唐之间四百年风云际会,就是从汉亡(220年)到唐兴(618年)的四百年风云际会。这从时间跨度说,相当于秦两汉的时间;但从内容上看,却要丰富得多,在文明史上具有更加独特的创造意义。
    
    四个小前提:
    
    (1)社会生活、宇宙生活是流,是“活着的”。
    (2)生活的流动,会引起社会力量的层层变动。
    (3)变动与创造,引起了固有社会结构的危机;因此,如何调整社会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力量对比,成为社会兴衰的关键。
    (4)汉代文明解体的要害,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陷入了死胡同”。
    
    三个大步骤:
    
    (1)“非刘氏不得称王”,其结果是剪除了“王”,剪除了“王”意味着剪除了“方国”,也就是剪除了地方自治的长期传统。其结果是形成高度的中央集权,而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帝国即元明清时代,更演化为皇帝集权。
    
    (2)汉代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把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化为外戚与皇帝之间的不断危机:因为一般而言外戚更多地方背景,宦官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央干部”。
    
    (3)党锢之祸中的党人与清议并不是士人与外戚势力的偶合,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新形式:“党人”是地方代表、民意代表们;所以他们更加倾向背景相同的外戚;而宦官则代表中央的皇权──尽管是业已腐败的皇权。
    
    对于汉代社会的解体,可以作出三层解释:
    
    高层理论:“文明的失去内在的动力及其凋谢死亡”。这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研究的。
    
    中层理论:中央与地方、固有权力结构与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已经无法协调现有的社会冲突,例如“士族现象”所凸现的。这是经验主义的学者特别关注的。
    
    低层理论:经济问题、土地兼并、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及其恶果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
    
    斯宾格勒的方式(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的方式,对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及其文明做出比较,找出它们在各自的生命周期中各个表现形态上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他把人类的存在划分为原始文化时代和高级文化时代。在原始文化时代,部落和氏族是仅有的生气蓬勃的存在物,在高级文化时代,文化本身成了一个存在物。高级文化一旦产生,真正的历史就开始了。每一文化大约拥有千年左右的历程,其中可以分为:前文化时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文明时期,相当于精神上的春、夏、秋、冬四季。显然,这一分类就是“东方影响”的结果。例如在中国,从麻将牌到历史哲学,都关注“四季”现象。
    
    前文化时期精神上的特征是乡野的和直觉的,没有政治和国家,只有部落及首领。人们东奔西跑地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农业的出现使人们有了土地和故乡,从中产生了一种纯自然的从而也完全不具有特殊人格的心灵,它是形成文化的先决条件。农民是无历史的神秘的原始民族,是创造城市中的世界历史的血液来源。
    
    文化早期的特征是市镇的出现。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高级人类是被市镇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市镇心灵的诞生,为自己形成一种可见的实体,在农田和茅舍中出现一个成长着的,具有一种面貌、内在结构及历史的整体。文化产生了成熟意识,形成独特的风格及特殊世界感情的民族集团。贵族和僧侣成为两个原始等级,一切有效的历史都从他们开始。
    
    文化晚期的特征是大城市取代乡村城堡边的小市镇,资本战胜地产,第三阶级摆脱封建势力,崇尚自由至上和理性万能。
    
    文明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世界性的大都会。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全部生活集中于一座城市,其它土生土长的存在则枯竭了。寄生于城市的居民没有传统,没有宗教,只顾事实,机智,不结果实,看不起乡下人……这是走向无机结局的一大步。处于这些辐射圈外的整个地区的命运就是变成“行省”。群众取代了第三阶级,他们满怀憎恨地走向无形式的极端,消灭一切等级差别、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精神创造力消失,艺术沦为奢侈、享乐和神经刺激(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消费主义)。他们为暴力政治扫清道路,暴力政治逐渐取代金钱政治即民主政治。极端的个人权力开始威胁整个社会,世界陷入比以前任何战争更可怕的私人战争状态。原始人类状态逐渐取代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生命就彻底结束了。
    
    埃及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死去的文明。
    
    晚出的汤因比为了和斯宾格勒有所区别,区分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汤因比的“文明”相当于斯宾格勒“文化”)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源于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于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斯宾格勒式的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上衰落下来。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而即使多数人的模仿也还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的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到了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的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如此则需要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则与周围的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像斯宾格勒那样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然而印第安文明的遗址却向人们反证了──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倒退甚至灭绝呢?在汤因比作出上述结论时,是否感情取代了理智、希望取代了预测?
    
    
    十、士族集团是文化的保存、重组、光大者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理论去观察中国的三国时代,两汉的经典性文化已告间歇。但无论怎样动乱的社会,都还是需要一种文化形态来维系社会群体生活,哪怕这种文化看起来采取了是“退化了的形式”。如欧洲中世纪就仰仗基督教会保留的古典文化遗存等“退化了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文化再生。同样中国的“中古时代”也就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上升阶段也是如此:秦汉帝国的文化间歇继之以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再生。但这一再生的机制是怎样的?
    
    我们找到的答案也许使平民社会的人们感到惊讶:士族集团是文化的保存、重组、光大者。是士族间的角逐,使已被秦汉四百年的一元文化压制住的精神空前活跃起来,使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魏晋南北朝,成为继春秋战国而起的最富文化活力的时代。也就是说,正是社会的混乱与解体,使得士族在不期然中肩负了文化间歇与文化再生的双重使命:那就是作为武士的军阀集团和作为文士的衣冠世族。
    
    在我们看来,高级文化的形态、流行性文化的趋向,根本上都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是权力结构这一无形的轴心的产物。它即便不是为后者辩护的,也是在后者许可的气候下产生的。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架以内,只会产生皇权主义或反皇权主义,而决不会产生三权分立思想以及以此国轴心的种种思想文化。
    
    世家大族具有各自的自卫武装,其组织的要对稳定,为社会无政府状态提供了一种代偿。正是基于此点,魏晋南北朝的士族组织发挥了类似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文化功能。士族的坞垒,不仅是经济的庄园、政治的王国、也是文化的细胞,特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过渡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细胞。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不少是从目不识丁的蛮族首领转化而来,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分散北中国各地的武装汉人庄园主则以保持本土文化的士族为核心。这一重大区别,直接促成第二期中国文明仅仅用了不到三百年(304年──589年)就迅速崛起,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却用了一千年(476年──1492年)。
    
    随着新文化的再生和新国家的重建,“统一”的格局促使士族政治趋于式微。时在初唐与盛唐之际。武媚之推行科举,无论怎样耐人寻味,其结果不啻给士族政治以最后一刀。士族政治的没落也使得社会正直没落了;社会正直的没落,自然给武媚带来了恶名。
    
    我们记得,许多作为正史的南北朝史籍,是在唐代完成的,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以及著名的《南北史》等。这等于是用士族政治衰落时代的眼光,去反观其鼎盛时代,其间的距离,当超出一般意义的时距。
    
    如果回到五胡十六国起始的西晋建国,当不难发现,西晋大封同姓诸侯王,并给予领地与军队的实封,这种做法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已经倒退四百年,回到了西汉初年汉初到。亲王出镇,综领军政民事大权,这就直接揭开了南北朝动荡改组的序幕──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惠帝时,汝南王司马亮掌权,赵王、楚王、齐王、河间王、东海王、成都王、长沙王先后登场、卷入混战,号称八王之乱,像八国联军毁灭了清朝一样,毁灭了刚把三国拼接起来的脆弱的西晋。混战中,诸王勾结蛮族参战,五胡由此得以轻易入关,从事剧烈的“野蛮化工作”。这相当于现代南北朝的“阶级斗争”、“翻身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
    
    五胡十六国时期,华北汉人沿用汉代边塞出现的坞堡组织进行防卫,纷纷动员宗族组织,以此作为核心,选择险要且可耕种的地盘设立坞堡,且战且耕,类似曹操推行的军事屯田,不过这是自下而上、由民间自发组织的抵抗运动。羯人石勒起兵后,不时攻取汉民的坞堡,“税其义谷,以供军士”,还用以充实都城襄国(河北邢台市)。后赵竟至从坞堡掠夺粮食,反映其时社会上的粮食严重缺乏。后赵在十六国中,还是比较关注农作的政权。后赵在河北地区征租的数量与曹魏相同,比西晋时还轻。
    
    石虎死后,后赵混乱,汉人冉闵乘机复国,建立冉魏政府,“躬率赵人诛杀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晋书》卷一〇七)鲜卑慕容氏自关外进入河北,消灭汉人政权,迁都邺,建立前燕国。前燕统治下的河北平原,农桑生产比后赵时代更加衰落。氏人苻氏所建立的前秦国,迅速攻灭前燕,占领河北等地,一度统一华北地区,实力强盛,但河北黄淮等地的种植业状况未有重大改观。(《资治通鉴》卷一〇二)因为中原的野蛮化过程正在深入而不是淡出。
    
    淝水战后,前秦衰落,鲜卑慕容垂乘机建立后燕,定都中山(河北定州),与前秦残存势力交兵。《通鉴》卷一〇六记载太元十年(385年)十月,“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垂(慕容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军粮”。河北农业衰败情景,由此可见一斑。野蛮的后燕国内,军营户和州郡编户并存,错乱无序,百姓生活朝不保夕,社会生产瓦解。
    
    淝水战后,拓跋鲜卑伺机复建代国,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后燕则派军攻魏。登国十年(395年)十一月,参合陂(内蒙古凉城东北)战役, 燕兵战败,损失四万余人。第二年魏军南侵,后燕官员或逃或降,“唯中山、邺、信都三城不下,”随后,魏攻中山,“芟其禾稼”。为了进攻邺城,魏军“徒屯巨鹿,积租扬城”。这都表明,兵荒马乱的岁月,河北汉民仍在从事农作。魏道武帝分步三路进攻中山、邺、信都时,下令“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显示河北田野的桑果种植仍有残余。
    
    南北朝开始于野蛮化,结束于文明化,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所指认的关陇集团与关东士族的冲突,就体现了北朝的文明化过程。一般说来,关陇集团是比较野蛮的,关东士族是比较文明的。而贞观十二年(638年)成书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招致唐太宗不满,斥责以高士廉为首的修撰诸位不重本朝官爵,敕令重修,崔民干遂被降为第三等。这个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博陵崔氏一族的门户升降,而在于整个山东高门的地位遭到下降。而唐太宗所以下诏修撰《氏族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为了“崇我唐朝人物冠冕”。
    
    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不以为贵,“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民间对山东高门却极为看重,甚至追随太宗打天下的“谋士劳臣”,也不惜“纳赀(山东)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其中贵显如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也乐于与山东高门联姻。唐太宗“不解人间”对山东高门何以如此看重,他认为“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唐太宗不提应该更为偏小的西魏北周,这自然因为唐朝前承周、隋之故,但唐太宗对江南高门的态度,也绝不像对山东高门那样,他向往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史有明载,那么,他心中并无“南北之限”,何以单存“东西之限”呢?
    
    牟发松的《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一文还认为,关中与关东的对立,可推至战国,那时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政治上仍属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显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国所构成的关东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军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关东与关中对峙的性质。而关中一向对关东具有战略优势。及至孙吴割据江东、刘备入蜀、吴蜀鼎立于魏,才开始形成南北对峙局势。既而东晋-南朝之与十六国-北朝,则巩固了南北对峙之局,为以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打下基础。不过在南北朝后期,北朝内部又出现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之间的东西对立。这一局面开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的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的周军灭齐,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东魏西魏对立期间的敌对状态不难理解,但东西统一后朝代更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越半个世纪,关中政权何以仍对关东高门怀有敌意?
    
    在我们看来,这是因为关陇集团比关东汉人更多鲜卑血脉,更为原始野蛮,也更加争强好胜。
    
    北周武帝(577年)灭亡北齐以后,与二十多年前其父宇文泰执政西魏时破江陵后,措置大不相同。前者杀死梁元帝,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周武帝则力图作出“伐罪吊民”的姿态,相继下诏称:“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周武帝还“降至尊而劳万乘”,亲自到山东名儒熊安生家拜访,“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又诏征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名北齐最着称的文士,“随驾后赴长安”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还曾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武帝的兴奋和喜悦,在于这些久闻其名的北齐文士,终于入关“得其驱使”。
    
    北周武帝灭齐与其父宇文泰攻破江陵后的措置,何以不同如此?在我们看来,因为北周与北齐野蛮化程度比较接近,再加上都有鲜卑背景,所以比较容易沟通。在当时南北对峙、东西分立的三方政权中,西魏北周最为野蛮,其文人学士也最奇缺,因此之故,西魏北周的行为特别野蛮,力道特别强悍。西魏平定汉中后,南朝文士沛国刘璠入关,西魏仆射申徽向宇文泰祝贺:“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南方文士成批入关,西魏北周的文化学术有所进步,但就整体而言,仍比关东野蛮,比江南就更加望尘莫及。
    
    直到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的诏书,仍然自称“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但其实像唐太宗一样,内心深处仍存东西差异造成的自卑。难怪诏书说山东才俊之民“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假借各种理由滞留家乡,“不肯入朝”。
    
    为了加紧文明化建设,隋初加强了“搜刮”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又有一批关东士人被征召入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政治中心进一步东移,为营建东都洛阳,大规模移民洛阳。《隋书·炀帝纪上》三月条:“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据唐人杜宝贞观年间所撰《大业杂记》:“(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则三千余家工艺户实来自河北。实际上移实东都的民户大都来自过去北齐统治的地区。这些地区显然比较开化。
    
    可知大业初期的移民,含有迁徙旧族、驱散豪强的目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关东地区的衣冠豪强。尽管周隋王朝致力于迁徙关东衣冠豪强,延召旧齐士人入关,但如前引隋文帝诏所云,未“应起”的旧齐士人仍所在多有。正因为他们优游乡里,不复出仕,故往往不见载于史籍。
    
    由于周隋政权的相对野蛮的性格,接受征召的关东士人往往仕途坎坷。以随驾入关的“十八文士”而言,他们中间,除了李德林外,不是罢免,就是除名,或者任非所长。最有才气的卢思道,既然有起兵反对关中政权的前科,也就决定了他“官涂沦滞”,不会得到重用。其入周后所作《孤鸿赋》,以“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的离群孤鸿自况入关后的处境。这与现代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些相似,但显然其厄运程度要温和许多了。
    
    一方面,关东士人中有影响、有实力的人物成为周隋政权极力罗致和重点控制的对象,多被迁至关中,甚至被“勒送”到关中任职,欲隐而不得;这多少有些像1950年代的“留用人员”。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关东士人则欲仕而无门。周、隋政权虽然原则上也承认北齐的资历,但实际上却得不到使用。与此相应,关东士人对周隋政权的疏离、不愿合作,实与周隋朝廷的歧视不无关系。关东士人因此真正进入周隋统治核心的,可说屈指可数。唐初关陇集团认为关东士人“世代衰微”,正是指此。
    
    隋朝更有两次“朋党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关陇集团对朝廷内部的关东士人的清洗,体现了周隋政权对关东士人的野蛮敌意。这是因为关东士人拥有深厚的基础、崇高的声望、悠久的文化,不把关陇集团看在眼里。但经过周隋两代的打击迫害,关东高门不但国家政治上失势,在地方社会的宗族与乡里势力也受到严重削弱。只是仍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尤其表现在婚姻价值和文化价值方面。例如唐初勋贵竞相以重礼来联姻关东高门,在隋代的杨素那里已开先河。而这种文化自卑感,才是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对关东高门心存忌恨的关键所在。
    
    太宗的皇子、公主之嫁娶,不取关东高门,《氏族志》降低崔氏的等级,在这里可以得到解释。但后来的唐朝皇室,却依然不得不联姻关东高门,但是那些“独立的知识分子”高门,非但不以此为荣耀,反而以为累赘。对此现象陈寅恪指出,“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政治上)之大权不及(关东士族)社会之潜力”。在我看来,既然像鲜卑这样主宰南北朝政治数百年的外来势力,也不得不最终让位给中国的内部力量;那么在遭到苏联这个现代鲜卑主宰的现代中国,本地力量的崛起是迟早的事情。这种力量的更迭,在改朝换代时最为突出,尤其在一个王朝解体的时刻,传统力量常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决定作用。但是喧嚣一时的外来文化,最终都必须有效地注入传统,才能发生“活的作用”。任何政权的间歇与再生,任何残暴野蛮的权势,都不能阻挡民族意识的复兴。
    
    十一、宫廷政变与方镇参与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在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宫廷政变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在现代南北朝,如1976年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其亲族亲信“四人帮”即被华国锋、叶剑英等“老人帮”一网打尽,从此中国社会转向。远在古代南北朝的终结,杨坚篡周、宇文化及灭隋,都是“宫廷政变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生动事例。
    
    而在揭开古代南北朝序幕的西晋八王之乱中,宫廷政变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关键所在。正如逮捕四人帮时中央警卫局的军队起了主要作用,八王之乱也与禁卫军结下不解之缘。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指出:“八王之乱”这一政争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历史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参与的太后及外戚杨骏、贾皇后、宗室诸王之间围绕宫廷控制权而展开了多次较量,能否有效掌握禁卫军权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的关系,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和禁卫军权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
    
    “八王之乱”有不少方镇诸王参与,后又扩展到整个北中国,具有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性质,但论其起因、总过程及斗争目标,则主要是在宫廷为中心的京师地区进行的。
    
    “八王之乱”与宫殿禁廷的争夺控制密不可分,因为只有控制了宫廷方可控制君主或实行专政乃至篡位。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例如在杨骏与贾后的政争中,杨骏迅速失败,其因有三:
    
    (1)杨骏居于殿外,不能直接控制惠帝,其决策须经殿中(中宫)草诏批准方可成为政令实施。而贾后居于中宫,可就近控制殿中局势,并以诏书名义发布政令,占据了政治优势。
    
    (2)贾后与宗室诸王联络,利用其反骏心理以共同对付杨骏。杨骏由于篡改遗诏独揽大权,遭致诸王忌恨,掌权后又未采取有力措施笼络安抚宗室诸王,虽然树心腹党羽,毕竟势单力孤,难成气候。
    
    (3)杨骏虽以亲党典禁兵,但其控制的禁卫军权是有限的,最关键的殿中军权不在其手,这成了杨骏失败的主因。如上所述,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不为杨骏所礼,投入贾后门下为之出谋划策,奔走效命。右军将军裴頠亦非杨骏一派人物,在贾、杨之争中站在贾后一边,并用欺骗手法将左军将军刘豫所守万春宫门夺回己手,为贾胜杨败之局的形成出了大力。
    
    宗室诸王为推翻杨骏立了大功,获得极大好处。楚王玮引兵入朝助贾后诛骏而立下殊勋,被贾后任命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由方镇长官一跃而成为禁卫军长官。可见楚王玮之入朝,是贾后借宗室以自重,企图利用宗室诸王之力与辅政大臣杨骏相抗衡,进而为其夺权创造条件。为免师出无名,遂以令其奔丧为由入朝。杨骏不察,同意楚王玮入朝,正中贾后下怀。楚王玮入朝,显然并非征召其任职朝廷。
    
    从诛灭杨骏之初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贾后无疑是借助宗室诸王的力量来为自己的专政开辟道路。晋武帝弥留之际,杨后与杨骏矫改遗诏,在顾命大臣中排除宗室诸王,激起了宗室诸王对外戚杨氏的普遍不满。贾后的拉拢,正中宗室诸王下怀,于是两种并无多少共同利益的力量在反对杨氏专政的旗帜下结合到一起,迅速消灭了杨氏势力。卫瓘本与贾后有矛盾。早年他与贾后之父贾充一起皆为司马氏亲信死党,但后来二人在政见与个人利益方面发生了严重矛盾。在晋武帝当初为太子司马衷选妃时,卫瓘之女与贾后均在考虑之列,且武帝曾属意于品、貌、才俱优的卫氏女,但因各种因素影响,晋武帝还是选择了贾充之女。贾后对此不会忘记。后来卫瓘又力主废司马衷太子之位而另立贤者,若司马衷被废,则贾南风不仅皇后美梦破灭,而且连太子妃之位也保不住。贾后不仅了解此事,且当深记心里。贾后安排卫瓘与汝南王亮共同辅政,是要借刀杀人,置之于死地。
    
    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只有将其所领掌禁卫军权的北军中候之职撤换才能实现。汝南王亮、卫瓘所任命的北军中候人选是裴楷,楷为贾后姻亲,因此二辅臣之决定很可能是秉贾后旨意。贾后利用楚王玮夺权,不得不将禁卫军权交与他,但她很清楚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权就根本谈不上专制朝政。楚王玮为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显然具有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汝南王亮、卫瓘虽可处理国政,但不拥有禁卫军权,贾后料到此举的结果将会置他们于死地。卫瓘为贾后所怨,汝南王亮亦非贾后所亲近,他是宗室元老,在朝理政自然不利于贾后专政。于是贾后又采取阴谋手段借楚王玮之手杀害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清除了影响她专政的又一障碍。
    
    在汝南王亮、卫瓘与楚王玮的斗争中,贾后始终是幕后策划指挥者。她先借亮、瓘之手以夺玮兵权,既而又感到亮、瓘非玮对手,于是先借玮手以杀亮、瓘。楚王玮所以敢于与汝南王亮、卫瓘对抗,除了贾后以惠帝手诏居中指使外,他以北军中候身份掌握禁卫军权是根本原因。楚王玮杀害汝南王亮、卫瓘二辅臣后,权势煊赫,其欲进一步专权的政治野心便暴露出来了,遂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
    
    从各种记载来看,贾后在指使楚王玮之时就已经作好了对付并消灭他的安排,如派贾模率中驺二百人救汝南王亮、卫瓘便是其表现之一。虽有长史岐盛之游说,但楚王玮并未采取针对贾后及其亲信的行动,而贾后方面却作好了对付楚王玮的准备。借他人之手以除政敌消除心腹之患,是贾后惯用的伎俩。最初她利用楚王玮等宗室诸王之手消灭了辅政大臣杨骏;然后又制造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卫瓘与禁卫长官楚王玮之间的矛盾,并借楚王玮之手杀害了亮、瓘;接着便以楚王玮擅害大臣、矫诏为名将其处死。至此,对朝政最有影响的三位大臣──外戚杨骏(太后父)、宗室汝南王亮、庶姓卫瓘相继被杀。次年二月,“贾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专断朝政的障碍一个个被清除。同时,贾后又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
    
    贾后专政时除张华与其无姻亲关系外,其它主要决策层大臣皆为其亲戚,或为同族,或为姻亲。河东裴氏、琅邪王氏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家族,裴楷、裴頠、王戎、王衍等人文化水平很高,也有一定的治国能力,贾后重用他们虽出自私心,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收买人心,巩固统治。张华文化素养及统治才干都很杰出,其参政对稳定当时政局发挥了巨大作用。
    
    贾后自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六月诛杀楚王玮而专断朝政,直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四月被废,专政达近十年之久,除了任用张华等有才干、孚众望的大臣处理国政这一因素外,她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从而有效地控制着禁卫军权亦为一大原因。如上所述,贾后专政期间,其姻亲王衍曾任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贾谧曾任后军将军,郭彰曾任右卫将军,裴頠亦曾任右军及左军将军。
    
    贾后专政近十年间,除了末年废杀太子外,以关中地区的镇守最为紧要,主要是因匈奴郝散与氐齐万年在关中以北地区发动叛乱,不仅威胁到关中安全,而且有可能影响到京师洛阳,危及贾后专政。关中镇守相继由赵王伦、梁王肜、河间王颙出任,此三王与后来镇邺的成都王颖在“八王之乱”后期充当着重要角色。可以说贾后对上述宗室诸王的人事安排对其后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段史料对于赵王伦政变的前因后果有着翔实生动的记载,由此可知,赵王伦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与亲信、执政集团,主要仍是利用宫中禁卫武官及其军事力量,只是这次行动比前几次行动(诛杨骏,诛汝南王亮和卫瓘,诛楚王玮等)更加复杂,参预密谋的禁卫武官尤其中下级禁卫武官更多,另外这次主要是“以下犯上”,属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赵王伦有机会发动政变,除了贾后废杀太子的行为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不满情绪加剧,使政敌有机可乘外,赵王伦担任禁卫武官,并有可能和殿中禁卫武官相勾结,是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谋废贾后时,他们便和赵王伦相联系,双方互为利用,以期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赵王伦虽然被贾后任命为右军将军,但因关中失抚而被征入朝三年余才获此职,而且右军地位并不很高,远非其所欲之职。他之谄事中宫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之需,内心对贾后则是愤恨的,而且从张华、裴頠处两次讨求宰相之职均被拒绝,自是极为不满。赵王伦作为晋惠帝之弟,他所谋求的是执掌朝政,从求录尚书事一职即显示其野心不小。
    
    齐王冏是赵王伦政变中支持其行动的重要禁卫武官。其所任左军高于赵王伦右军,但伦本以车骑领右军,故地位高于冏,加之伦为惠帝之弟,而冏为惠帝从弟,故此次政变以伦为谋主。诛杀中护军赵浚显然是赵王伦清除异己势力以进一步控制禁卫军权之需要。赵王伦以禁卫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当政变成功后他便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
    
    中护军赵浚被杀后,赵王伦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则迁任游击将军。淮南、齐王对赵王伦的任命极为不满,他们在废贾后之谋中立下大功,却未能得到相应回报,这是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齐王冏等三王起义,地方藩镇势力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将其精锐禁卫军调出以进行狙击,削弱了禁卫力量。战争中损兵折将使其禁卫军力下降,这正好为左卫将军王舆与淮陵王漼入宫提供了机会。赵王伦取得成功在于掌握并控制了禁卫军权,其失败也在于禁卫军权的削弱和禁卫武官的背叛,地方诸王进军京师为此种结果创造了条件。齐王冏等三王虽然凭借强大的兵力在与赵王伦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如果没有禁卫军的反叛,不大可能如此快捷便取得胜利。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颙(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
    
    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颙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八王之乱”即将结束,东海王越专政时,仍然十分重视对禁卫军权的控制。
    
    入朝之东海王越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将朝廷禁卫武官主要是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其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卫、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在地方,已无任何诸王可与之抗衡,故京城守备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仍在控制宫殿禁廷。从这一任命看,似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前述赵王伦以其子虔为右卫将军,继领、护军将军之后,而不及左卫将军人选,司马伦死党孙秀为太子右率而不及左率,赵王伦被废事件可见左卫营在宫外、右卫营在宫内,以及右卫将军陈眕诏百僚入殿并勒兵讨成都王颖,都表明当时右卫将军地位高于左卫将军。同理,右军将军也应高于左军将军。但在贾后诛灭杨骏之役中裴頠由右军将军转任左军将军,显然左军将军位高于右军将军。禁卫武官左、右位置之转换,应当从赵王伦执政始。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废杀贾后,在其执政后,便将右卫、右军将军的地位提升,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任命其子为右卫将军而不及左卫将军之事,以后的情形也可按此理解。左卫府可能就在其时移出宫外,而右卫府仍在宫内。右军府也可能同时移入宫内。
    
    通过以上,可使我们对西晋禁卫武官制度、对禁卫军权与动乱时期西晋政治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晋惠帝即位后,武帝杨后被尊为太后,太子妃贾南风立为皇后,外戚杨骏据矫改之遗诏而任辅政大臣(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专制朝政。杨骏为了对付贾后的可能威胁,“多树亲党,皆领禁兵”,特别是以其外甥张劭为中护军,典禁兵。杨骏控制禁兵的举措引起了贾后及宗室诸王的警觉,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在贾后授意下密谋策划消灭杨骏的计划,并由李肇与宗室诸王相联络。殿中中郎典殿内之兵,地位不高但颇为机要。由于杨骏身居殿外,未能有效控制殿内禁卫军权,故在与贾后的政争中迅速失败。贾后抓住殿中禁卫武官与杨骏的矛盾,也充分利用了宗室诸王与杨骏的仇隙,采取措施,征调宗室二王入朝,有力地控制了宫殿禁卫与宫城禁卫,对杨骏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终使其走向灭亡。
    
    (二)贾后专政,为推翻杨骏立下大功的楚王玮升迁为执掌禁卫大权的北军中候。辅政大臣汝南王亮与卫瓘为了消除楚王玮潜在的威胁,“欲夺其兵权”,而这也正是贾后之意。楚王玮为晋惠帝之弟,年纪轻,刚愎好杀,颇具政治野心,贾后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借汝南王亮、卫瓘之手打压楚王玮。楚王玮利用手中的禁卫军权杀害了汝南王亮和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手握禁卫军权的楚王玮与挟惠帝而专朝政的贾后的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冲突,贾后借机将威胁惠帝皇位的楚王玮除掉,将禁卫军权完全控制到自己手中。贾后专政近十年间,任用姻亲担任禁卫武官,如王衍为北军中候-中领军(领军将军),郭彰为右卫将军,贾谧为后军将军,裴頠为右军及-左军将军,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禁卫军权。
    
    (三)贾后专政后期,赵王伦被任命为禁卫武官右军将军,他利用这一职务发动了针对贾后及其决策集团的政变,废杀贾后及其党羽亲信、执政集团。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宫廷军事政变,参预密谋的中下级禁卫武官尤多,主要有:翊军校尉齐王冏,曾给事愍怀太子东宫的殿中禁卫武官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殿中中郎士猗,右卫司马督路始,右卫佽飞督闾和等禁卫武官;又有左右卫所辖三部司马被动参与。赵王伦专政是建立在对禁卫军权的严密控制基础上的。政变后,赵王伦特别关注对禁卫军权之控制,杀害中护军赵俊,以淮南王允为中护军,齐王冏为游击将军。淮南王允因不满赵王伦对他的任命而欲入宫废伦,但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赵王伦为了巩固既得权力,以其子荂、馥、虔分别担任禁卫长官领军、护军、右卫将军,其亲信孙秀继续兼任太子右卫率掌握东宫禁卫军权,其它禁卫武官也由其亲信所担任。不久,赵王伦篡位称帝,以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作为皇帝,司马伦不仅要控制宫殿及宫城,而且还必须控制京城,这应是他以次子领护军而以三子为领军的主要原因。赵王伦以其诸子为禁卫长官,以其亲信担任各级禁卫武官,通过控制禁卫军权以专断朝政,其专权和篡位引起其它宗室诸王的激烈反抗。
    
    (四)当齐王冏等三王大举进攻京师之际,赵王伦不得不调出其精锐禁卫军进行狙击,这一处置削弱了宿卫力量,于是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推翻了司马伦的统治。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入朝的宗室诸王,为了便于在洛阳专政,他将朝廷左、右二卫及其所统殿中武官及宿卫兵遣出,而以东海国王国官兵宿卫,并任命其王国将领何伦、王景分任右、左军将军,控制宫殿禁卫大权。
    
    (五)禁卫武官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是影响朝局的重要问题。要专制朝政并号令全国,就必须掌握和控制禁卫军权,专权者往往亲自担任禁卫长官或令其亲信担任禁卫武官以典禁兵,其中殿内宿卫至关紧要。如不能有效控制禁卫军,禁卫武官不能听从专权者调度,则其专权便很容易失败。有个人野心的禁卫武官往往会利用禁卫军权来实现其个人目的。换言之,在非常朝政下,具体而言就是在君主愚痴难以亲政的情况下,对禁卫军权的掌握和控制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君权的掌握和控制,也就成为最高统治者。只有控制了禁卫军权,才能假君主之名以行政,从而号令天下。当然在正常政局即君主本人能有效行使其君权之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禁卫军权虽然重要,但仅是服务于专制君权的重要工具,而不可能左右朝局。“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而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八王之乱”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关系的典型个案。
    
    
    十二、好的军阀与坏的军阀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一般说来,南北朝时代的国家政权充满内在矛盾,它们仅在不与士族势力冲突的前提下,才能促进文化,否则,这些军阀政权就会暴露出摧残文化的强暴本色……
    
    (1)旧文化的间歇、新文化的生成、新旧文化的交替曲线,很大程度上与士人和世族的活动曲线,相应。
    
    (2)士本身经历了这几变:汉朝的文士如八骏等人出名,象征旧文明衰;汉朝的武士如皇甫嵩等人出名,象征旧文明毁;汉朝的军阀如董卓等人出名,象征旧文明灭;从军阀中成长起来的独裁者和君主如曹操、司马昭、刘裕等人,一个比一个下流、野蛮;然而在他们“军阀造国”的铁蹄下,新文化的萌生却如野草一样盘根错节。
    
    汉唐之间的文化,由“举秀才”、“举孝廉”到“科举取士”,世族制度逐渐向平民社会演化。
    
    士人和世族在如此的危难中,临危受命,左右政局:
    
    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失灵,社会解体、文化危机;
    二、农民大暴动与豪强大混战,社会破坏、文化崩溃;
    三、皇室与士族形成新的关系,地方自治能力强化,新的文化在废墟下酝酿;
    四、士族逐渐衰微,皇室和公家在再度获得独尊,新文化形成。
    
    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的末期(1975年),我初读《后汉书》,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军阀时代”;毛泽东喜欢曹操、唆使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就是因为心有戚戚,同为武装夺权的军阀,曹与毛,都喜舞文弄墨,最终又因为嫉妒而杀士人。毛为曹鸣冤叫屈,合乎逻辑。
    
    汉末的军阀多为“武装的士族”,当然也有像毛泽东一样出身卑贱的草莽之辈。毛泽东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其实在我看来是“曹操加张角”。因为1、毛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中国,2、毛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主。
    
    好的军阀:关羽、马超、黄忠、赵云;
    
    坏的军阀:董卓、李傕、郭汜、孙皓;
    
    中性的军阀:袁绍、曹操、刘备、孙权。
    
    好的军阀当不了政治领袖,坏的军阀当不长政治领袖。如此说来,二十世纪的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应该不算坏的军阀,但绝对不是好的军阀。
    
    而失去军阀资格的政治领袖,只有鞠躬下台:古代的君王如败于外敌的蜀后主与亡于内奸的魏末帝。现代的元首则有黎元洪、徐世昌、林森、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
    
    军阀时代在史书中也留下了印记:《三国志》的《蜀书》里,陈寿所作的《刘二牧传》,竟然一反王朝起源史的惯例,排在了《先主传》、《后主传》的前面。地区军阀的系统,比家系系统受到更大的尊重。军阀无论好坏,都不是简单的屠夫,而是肩荷着某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古代的“野蛮化”,类似于现代的“革命化”。现代意义的“革命者”就是古代意义的“野蛮人”;现代的“革命理论”就是古代“蛮族精神”。革命领袖无一不是野蛮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因为现代意义的革命就是古代意义的野蛮。
    
    从隐喻的角度说,曹操的《观沧海》诗,所说的“沧海”,就是淹没文明的野蛮之海;他所说的“洪波与星汉”,就是“革命风潮与凋敝的文明”?我们于此,无意评判武装士族(军阀)在当时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是非功过,而只着眼于它所发挥的淹没文明的野蛮功能。
    
    分割古代南北朝的长江,和分割现代南北朝的海峡,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分界线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分界线。淝水之战和金门之战具有相似的历史价值。如果没有这两个战役,南朝无法保存,不仅正朔灭亡,而且后来的历史发展就完全不再一样。古代的情况已经模糊,但现代还是历历在目:如果没有台港澳,中国大陆就无从开放、改革,也无从吸收外来资金与外来文化。如此看来,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和谢安相仿。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人,曾隐居会稽东山,以山水文籍自娱,胸怀韬略,留心时政,人喻为诸葛孔明,希望他出来主持政局。简文帝时,谢安四十多岁,因国运每况愈下,他才“东山高卧时起来, 欲济苍生未为晚”。谢安的卓越之处不在于其丰采、仪态、精湛的教养……这些特点他的前辈王导也有,包括名望和门第。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人,号称东晋的实际创立者,历任元、明、成三帝的宰辅,以“镇之以静, 群情自安”的老子方针治国。先后平定王敦、苏峻的革命,致使民间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在淝水之战之前的简文帝时代,谢安巧妙阻止了军阀桓温的篡位活动,避免了内战的爆发。桓温率领大队人马赶回建康,指定谢安、王坦之到新亭迎候,不啻一场鸿门宴。谢安从容就席,对桓温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桓温只好撒去伏兵。谢安这才与桓温举杯,风卷幕帐,露出了藏于帐后偷听的桓温谋士郗超,谢安见此微微一笑道:郗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啊。说得郗超无地自容,时人赞扬谢安,将他比作王导,而文雅则更胜一筹。
    
    谢安高于王导之处,正是他的镇定,在刀兵中谈笑自若,他仿佛是专为乱世而诞生的大政治家。其历史地位,是因为赢得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犹如远东的马拉松之役──他要是战败了,“东晋之美”也就一败涂地了,精妙的南朝文化也就连根拔除了。谢东山成为文化的救星,南北朝的对峙使得蒙古和满清那样的野蛮屠夫不能横行中国……唐人刘禹锡后来怀念王谢家族聚居的乌衣巷(位于南京夫子庙西南数十米)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人何仁杰《南朝王谢家族内部关系比较》则认为: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的一流高门,东晋是门阀大族与皇权一朝的共治,而南朝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大族无法与皇权共治,并且逐渐衰落。而衰落过程中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其内部的孝悌关系,则是陈郡谢氏远较琅邪王氏来得团结、和谐。
    
    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年间,南朝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主因也是“绥抚新旧”也就是善于调解新来的中原士族和旧居的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
    
    在现代南北朝,相当于古代南北朝的“士族”是什么呢?是两个机构:文化方面由“西方式的大学”代替了士族的传播功能;政治方面则由“俄国式的政党”代替了士族的权力功能。现代的“南北朝”也就是“国共党”,在欧美影响下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军力、经济并行,大大不同于古代的南北朝,那时毕竟是印度文化、鲜卑军力、汉人经济等三股力量分叉合组,所以游刃有余。结果现代南北朝的居民,所承受的外来压力要远远大于古代南北朝时代──这个特殊条件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大学”也只是外国文化的传播机关,甚至是外国大学的一些分支,这在它开始起步时更加明显,但即使到今天,中国大学依然是传播外国文化的一个媒介。而近代的中国政党,也只是国际政治势力扩张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是第五纵队:例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国民党则是“华侨和留学生的俱乐部”;而直属外国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最终击败接受外国影响的中国国民党(“华侨和留学生的俱乐部”),看来不是偶然的。
    
    归根结底,这两个支配中国近代命运的南北朝核心,都是“使中国政治彻底国际化的一种工具”,而哪个工具能使中国更加彻底地国际化,就较有胜算。1959年以前,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国际化,所以胜了;1960年以后十几年,孤立主义导致失败。结果在1980年代被迫再度开放。哪个中国近代有份量的政党,不是起源于外国的?甚至连二十世纪末叶的“民运组织”,也和它们的先行者共产党、国民党、台独组织一样,起源于外国──这一点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
    
    我不否认,戎戍变法的惨败导致了俄国式样的政党而不是欧美式样的政党主宰中国。俄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东线”,欧美是“欧洲殖民主义的西线”。“如果戌戌变法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就可能像日本那样更加接近“欧洲殖民主义的西方模式”而不是接近“欧洲殖民主义的东方模式”?不过如果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根本就不是日本或西欧那样的封建国家;而更加接近蒙古与拜占庭双重影响下的俄国。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其近代的大学大概也不需要那么西化,并演变出文化革命那样的彻底野蛮(或曰彻底革命)。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其近代的政党大概也不需要那么俄化,像孙文的“军阀造国”所显示的。可是戌戍变法偏偏失败了,而大学和政党这两个“古代士族的代替品”也偏偏如此西化与俄化。
    
    现代南北朝的政党势力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与古代南北朝的世族势力与蛮族强权之间的关系,也很有相似之处: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政党与世族要周旋于外国的列强与蛮族所提供的各种政治空间的缝隙之间,才能生存。
    
    从外交关系着眼,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列强”,对中国近代政治局势的影响,实在不弱于古代南北朝时代的“五胡和鲜卑各部”,对古代南北朝政治局势的左右程度。外国列强甚至在中国建立起若干政权。有时是傀儡政权,有时是直接统治,有时又是些“独立国家”;如满洲国、苏维埃共和国。其手法与五胡相比,是高超得多,就是比中国传统的统治方法亦是大大高出,其高度正如近代西方文化比古代游牧文化的高度……
    
    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固有权力结构与新兴社会力量的努力方面,每个社会都会面临自己的难题;哪个社会在解开这些难题方面,都不是全然自由的。传统心理,尤其是形形色色社会集团、既得利益所组构的巨网,限制了合理的智慧所具有的创造潜力。这是不是说,我们也像古人一样面临一个宿命的结局呢?不是。但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却值得沉思良久。啊,已经是黎明时分了。
    
    天边蒙蒙的鱼肚白,预示新的一天是在死亡中开始的?鱼肚子朝天,不就是宇宙的命运?我也因此意识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新的南北朝时代的死亡阴影下。
    
    波澜四起的冲突、辽阔壮观的融合,最后由一个“自新运动”来结束:从而开辟“第三期中国文明”,从而区别于由鲜卑人(五胡的主流)开辟也由鲜卑人(辽金清)结束的“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例如,有证据表明,直到唐朝,在性开放的问题上,社会呈现两极化:贵族可以乱伦,普通妇女却要守节。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由于隋唐的政治上层主要由汉化的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组成,其社会母权性质严重,可以容忍女皇,自然不守妇道;而中下层社会以及文化上层主要由汉人组成,父权倾向严重,不能不守妇道。)
    
    谁是这个“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新民族、新文化的主导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日本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苏联人?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人?
    
    悲哉!中国本土力量何年何月才能摆脱这种危如累卵的局面?古代的“灭佛”和现代的“反对封资修”都不是真的摆脱了外来的支配力量,而是徒劳的挣扎;结果使得自己付出过大的代价,接下来陷入更深的灭顶之灾。虚假的类似:“打倒列强”、“反对帝国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实是以“依赖帝国主义势力为生”为前提的。
    
    从“主人意识”而不是“仆从意识”的角度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仆从中国,比之魏晋南北朝的主人中国,实在是南辕北辙。仆从中国没有创造性,而且缺乏新气象……平心而论――没有一个主人中国,就不会有新的隋唐,更遑论新的两宋文化?二十世纪的仆从中国让我们无地自容!中国的动人之处无从显影。使金沙江乃至通天河得以被人注目的,乃是三峡的伟大壮观和扬子江的雄浑无际。仆从中国的残渣碎片,横遭幽闭,作为共产主义通天河里的小生物……只能叹息“吾已矣夫”。
    
    
    十三、中国的红色割据政权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毛泽东钻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结论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不仅割据是头等好事,连流寇行为都是创造历史的举动:“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回忆史料》)其实,无论武装割据还是流窜暴乱,都不是新东西,而是老节目,是中国社会解体时代的周期性痉挛。尽管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早在五胡乱华过后的北朝就是如此,北朝大族较多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经数百年而不离其根本所在,宗族势力因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通过事实上的割据,保留了文化的种子。永嘉之乱后,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强纷纷纠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像庾衮、郗鉴一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像苏峻、李矩、郭默、刘遐一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占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地是完全不同的。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北魏前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陈爽的《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认为土地、财产与人口的占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北魏的世家大族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母贱则为诸兄所轻。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很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并不十分严格,但是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认为,北方人重嫡嗣,与北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北魏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再度封建化的产物。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人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因此失去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这种“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但是在整个南北朝时代,世家大族在保存文明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名之以“割据播种论”亦不为过。
    
    厌恶藩镇的唐人柳宗元曾经写过《封建论》,而明人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则承袭柳氏的思路,为大一统的郡县制辩护。指出“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王夫反对世卿,倡导选举,其实他的“选举”制比“世卿”制更加远离现代的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因为“世卿制度”比较“选举制度”具有更强的自主性。所谓“封建废而选举行”,布衣士子登上政治舞台迎来的并非宪政民主,而是皇帝专制。所以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庶族士人反对封建贵胄特权”,而是皇帝面前大家伦为奴仆的“平等”。
    
    王氏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读通鉴论》卷一)这倒像是一派“胡言”,颇合现代专制主义之安定团结理论。但这里的“安”,其实充满外戚、军阀与宦官之间的勾心斗角,最后是走向共同毁灭的道路。王氏又说:“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天假之,人习之,浸衰浸微以尽泯。”(《读通鉴论》卷三)假借主父偃单车赴齐而使齐国归服的狐假虎威,来捧出子虚乌有的“天”,颇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论。王氏还用历史唯物主义式的诡辩说“天”:“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与“反封建”的王夫之不同,其同时代的黄宗羲则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还反问:秦以前未发生夷狄灭亡中国国,是否因为“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答案是否定的,他解释三代之所以能够抗御夷狄的奥秘所在:“则封建不封建之故也。”“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黄宗羲全集》第一卷)这很接近现代人对于西方社会自治性质的理解。
    
    清人袁枚的《再书封建论后》指出,封建制度具有政治多元性,使各类人才拥有生存天地,诸种学术拥有拓展空间。他列举孔、孟,认为圣人、亚圣无法在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成长,其学说的光大弘扬,显然得益于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不仅孔孟,遍观先秦诸子也都依赖封建制度提供的多元社会条件滋生发展,而从秦汉到明清的帝国时代,断无高贵灵魂的生成环境。
    
    正如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所说,“封建虽然创制于殷周,周秦之际渐为郡县制取代,然而,秦汉以降列朝各种类型的‘封爵建藩’举措并未止歇,一直延到清末。”尤其是其间历次蛮族入侵,带来部落传统,更是不断为封建割据状态注入新血。秦至清两千余年帝国时代,政制的主流是大一统下的郡县,封建则是辅助性的,而且往往是作为逆流出现。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作为逆流的封建常常刷新大一统的主流:不论魏晋南北朝还是相对多元的唐宋,都比秦两汉与元明清更为丰富多彩和富于创造性。
    
    我们注意到,“封建专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组合:
    
    1、封建下没有真转制,专制者不会真封建;
    
    2、中国近代史证明了所谓的“反封建”只能导致真专转制而非反专制更非真民主;
    
    3、“封建专制”这一怪兽词组并非实有其事,而是现代专制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全面专政、“民主共和国”等借以“登上天安门”的道具,而且是虚拟的道具。对封建专制的想象的残暴,只是虚拟的罪恶;结果却激发了“民主共和国”的现实的残暴性这一真实的罪恶。这个现实残暴性是枪杆子造成的,它也会随着军阀造国的幻灭而飘逝。
    
    
    十四、藩镇割据与地方自治
    
    《军阀造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指出:
    
    下面我们以唐代的藩镇割据现象来说明“军阀救国论”、“割据播种论”,这虽然多少含有一些戏谑的意味,但绝不是一个谬论。而且用唐朝的藩镇来作比,也许更能凸现割据势力对文明发展具有“温床作用”。其实宋末的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就已把唐末藩镇纳入“封建”行列,认为肃宗、代宗以下,“强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用现代观念看,这其实是一种地方自治。更有学者把汉唐以下诸朝颁赐周边属国的朝贡关系,也视为一种“封建关系”,如此一来,中国王朝的“天下一体”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度破坏,募兵制度产生,驻守边防城镇的节度使大量招募军队,在防区内的兵权以外,逐渐取得政权和财权,势力日渐壮大。唐朝的中央权力被藩镇势力所分割,节度使们不服调遣,甚至联合起来向皇帝兴师问罪,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京师的禁卫军力量寡弱,不足以控制外地部队,形成外重内轻之局。到划时代的天宝元年(742年),全国有五十五万军队,其中四十九万驻守边境,归各地藩镇的节度使掌握。河北边防重镇平卢(今河北卢龙县)、范阳(今北京市)节度使更是兵多将广,势力强大。各地节度使都以养兵起家,士卒骄横跋扈,常以废易主帅为常事。如河北幽州(今北京市)、成德(今河北定州市)、魏博(今河北大名县)三镇在位的五十七个节度使中,由唐朝任命的只有四人,其余五十三人或擅自充任,或为将士拥立,其中又有二十二人遭到部下逐杀。正是这种局面使藩镇节度使铤而走险,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安禄山率军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直逼洛阳。唐朝命荣王李婉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抗御安禄山军。安禄山军的田承嗣、安守忠进攻洛阳,守将封常清被安禄山军的骑兵冲杀,大败溃逃,安禄山军攻占洛阳,封常清逃走。安禄山军乘胜追击唐军高仙芝部,唐军大乱,人马践踏,死者不可胜数。直到唐军退守潼关,才挡住安禄山军队的西进。在河北,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兄弟,相约阻击安禄山军。史思明率兵攻打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终因粮尽无援,常山失守,颜杲卿及一家三十余口被害。756年初,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最后经过了八年抗战,唐朝才得以平定安史之乱(755──763年)。
    
    当然,安史之乱后的四五十个藩镇中,真正割据的只是少数,最为典型的是“河北三镇”,其他大多数的藩镇还是忠于唐朝的。这四五十个藩镇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便是割据型,主要集中在河朔,大多是安史旧部归降者,代表就是河北三镇──卢龙, 成德和魏博。这类藩镇的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是本镇将士拥立,他们的赋税也不上缴中央,全部留作自己瓜分。他们表面上忠于朝廷,事实上却像一个个独立的王国,虽然代、德、宪、穆诸朝多次讨伐这些藩镇,但是全部以失败告终。安史之后的藩镇动乱,以这类藩镇居多。
    
    第二种是遏制型,主要在中原一带,譬如宣武、武宁、河阳、河东等。这些藩镇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遏制上面的割据藩镇,他们平时常宿数十万重兵,防备河朔割据藩镇的侵扰,同时他们的赋税也基本上留作自己用,主要是为了维持强大的驻军。他们既是唐朝中后期平乱的主要力量,又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接受中央的管辖的, 虽然也有暂时割据的情形,但是不久就被讨平;虽然有时候也抗拒中央命令,不听从调遣,但是都不长久。
    
    第三类是守边型,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边疆,防备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这类藩镇也驻有重兵,但是他们必须依赖中央供给。与中原藩镇不同,他们的驻地并不富饶,不能自给,需要中央财政供养。这些藩镇相对安定些,当然也有少许叛乱,主要原因是衣粮欠缺或是藩帅太贪,克扣粮饷。
    
    最后一类是赋税财源型,主要是东南一带的藩镇,这类藩镇没有多少军队,但却极其富裕,是中央的赋税之地。这类藩镇很少叛乱,所以史称“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这些藩镇之间相互制衡,东南藩镇有财无兵,西北藩镇有兵无财,必须中央集中调度,听从中央指挥;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之间则有割据与反割据的相持。中原偶尔也有藩镇想联络河北三镇一起造反的,但是很快就被周围其他忠于朝廷的藩镇平定;而河北三镇也没有足够的力量灭掉中原的藩镇,像安史一样打进长安。不过比较有趣的是,为什么区区三镇(宪宗以后,割据的基本上就只有河北三镇了),唐朝一百多年都平定不了?
    
    对于唐代的藩镇,宋人尹源有一篇著名的《唐说》:“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在我们看来,宋人尹源所说的唐代诸侯也就是藩镇的双重作用,正是割据势力对于文明的重要贡献;日本后来兴起的“武家政治”就有可能是模仿唐代藩镇的。而武家政治对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的现代化,更是功不可没。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地方势力过于薄弱而趑趄不前、左右动荡。
    
    《唐说》全文如下:
    
    [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
    
    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镕请盟,于时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据燕、赵,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尔,其亡也,臣实主之。请极其说:唐太宗起艰难有天下,其用臣也,听其言而尽其才,故君臣相亲而至治安。以及后世,视太宗由兹而兴,虽其圣不及,而任臣纳谏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听其下,或不能辨其奸,下惑其上,无所不至,所以败也。何哉?夫君一而臣众,大圣之君不相继而出,大奸之臣则世有之。大圣在上,则奸无所容,其臣莫不贤。苟君之才不能胜臣之奸,则虽有贤者不能进矣。如是,然未至于失道,犹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贞观之治,而驭臣之才不能胜林甫之奸,于是有禄山之祸。德宗非不欲平暴乱、安四方,而君人之术不能胜卢杞之邪,于是有朱泚之变。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乱而即治也,而才不逮于明皇、德宗,辅臣之奸邪或过于林甫、卢杞,求国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岂有失道乎?于时天下非无贤,由君不能主听也。故至贤之主与夫失道之主,其兴其亡,皆自取之,此系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胜邪则治而安,邪胜正则乱而亡,此系乎臣者也。然则唐之亡非君之为,臣之为也。”(《宋史列传文苑四》)]
    
    《宋史》说尹源“余文多不录”,而其传记如下:尹源,字子渐,少博学强记,与弟洙皆以文学知名,洙议论明辨,果于有为。源自晦,不矜饰,有所发即过人。初以祖荫补三班借职,稍迁殿直。举进士,为奉礼郎,累迁太常博士,历知芮城、河阳、新郑三县,通判泾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也。”涣遂获免。尝作《唐说》及《叙兵》十篇上之。
    
    唐代藩镇曾被看作“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但是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多数藩镇经常对中央保持效忠和恭顺,跋扈和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划分藩镇为不同类型:如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另有学者则认为藩镇类型可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五辑)。也有一些文章对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个别藩镇做了专题研究。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认为唐朝末年动乱的主体力量由军士变成了刺史和军将,动乱的地区也以州为主,地方独立化的趋势明显增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用党派之分来解释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岑仲勉《隋唐史》则力主李德裕无党,旧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提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是门荫出身的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对陈寅恪观点进行引申。胡如雷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曾以“对藩镇的态度”来划分唐朝著名的“牛党”和“李党”两大阵营,认为李党反对藩镇割据,而牛党支持豪强集团。
    
    李鸿宾《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认为“河北道节度使原本是防备外族而设,但是它却被军事将领所利用,成为他们进攻中央的工具”。其关键在于,府兵制时代的将领是朝廷为了出征打仗而临时委派的,打完仗后将领和士兵就各自返回原来的单位,将领与士兵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权力十分有限。但到节度使时代,每个节度使都领属数万军队,士兵归将领领导,形成双方长期而密切的关系。节度使从掌握所属地区的兵权,发展到掌管监察、经济、财政、民事等权力,成为各项事务和权力的控制者。这样,节度使个人的权力就迅速增大。节度使集权能有效调动军队对抗外族反叛,在这过程中,原来由中央掌握的调兵权和领兵权就全都由节度使掌握了。从行军到节度使军,是形势发展演变的结果。
    
    其实上述论点不出宋人见解的范围,如尹源另有一篇《叙兵》,就涉及相关话题:
    
    [
    唐杜牧当会昌中河朔用兵,尝为文数篇,上论历代军事利害,继以本朝制兵、用将之得失,下参以当时事机。牧,儒者,位不显,其术未尝试,然识者谓牧知兵,虽古名将不能过。今观牧所著,大要究极当世之务,不专狃古法,使时君可行而易为功,此其善也。
    
    今兵之利钝所以与唐世异者,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讨淮西、青、冀、沧德、泽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军,不过为声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
    
    今则不然,国家患前世藩镇之强,凡天下所募骁勇,一萃于京师。虽滨塞诸郡,大者籍兵不逾数千,每岁防秋,则戍以禁兵,将师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何则?兵主于外则勇,主于内则骄,勇生于劳,骄生于逸。夫外兵所习尚皆疆埸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且唐之所失者势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势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为而不为也。
    
    然则为今之计当如何?曰:“稍革旧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战敌。以内兵为声势,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而不得连州郡之势,斯可以获近利而亡后害也。
    ]
    
    表面看来,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河北地区而言,叛乱的结果是河北地区事实上不再听命于朝廷。如《新唐书》的《藩镇魏博传》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协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羌狄然。一寇死,一寇生,迄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其中“效战国”一语,确实点破唐朝藩镇的性质。读到这里,不禁想到比唐朝为西周,而五代十国、两宋接近春秋战国,元明清相似于秦两汉,并非我的凭空创作,而是有古人为之背书的。
    
    其实,安史之乱也罢,唐朝藩镇也罢,其兴起都有较之“政治因素”更为深刻的“文明因素”。当时西北地区的安西、北庭距离唐朝本土过远,唐朝无力经营,河西、陇右因唐廷抽调兵力对付河北的叛乱而使吐蕃有机可乘地占领;这些都属于“边患”性质。但是偏偏始作俑者的河北地区的自行独立,却并非外力入侵的结果,而是内部叛乱导致的。具体说,河北北部(现代的内蒙和东北地区)外族并未威胁唐朝的安全,但藩镇叛乱却使河北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部(现代的河北、山东)的核心之地落入抗命的节度使手中,这些节度使多是安史叛军的组成部分。唐朝之所以对这些叛将予以保留,是因为河北在九世纪已经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如《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汉化人群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可见当时河北是一个各族杂居的社会。所以牛僧孺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种种迹象显示,藩镇之乱是一轮一千多年北方民族对中原社会的侵蚀开端,直至满清、日本、苏联。正因为北方民族的入住和渗透相当成功,河北北部的外族也就没有必要向南挺进,特别是契丹与唐朝的冲突反而减少。《新唐书》《北狄·契丹传》说:“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
    
    韩愈的《送董生邵南序》可以对此提供一些线索:“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自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况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一篇赠序,约作于安史之乱后一代人的贞元十八或十九年(782-783年间)。是临别赠言,内容表示安慰、劝勉、赞许之意。安史之乱后,中央力量削弱,藩镇掌握地方军政大权,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局面。韩愈的朋友董邵南,才能卓越,但不得志,所以要到河北藩镇去寻找出路,韩愈同情他的命运,写序送别;但却担心他投靠藩镇会有不测。清人刘櫆说此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即。”“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出了藩镇的精神;“风俗与化移易”,挑明了藩镇的危险;“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说明韩愈对“国统区”的信任。可见当时士人投靠藩镇,有点像抗战期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情非得已,否则就没有出路。
    
    唐朝中期以后的藩镇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广泛的文明现象,是某种类似于先秦文明的春秋时代的“中央文明本土化”的过程。例如安禄山节度河北的时候,就使用了大批胡人。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风靡河北的汉人社会,所以韩愈暗讽董生河北的“风俗与化移易”,并不是一句空话。而且我们看到,河北藩镇在五代就作为著名的“云燕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然后就成为辽、金、元入主中国的“革命根据地”。至于满清、日本也都是从这个方向入侵中国的。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也都是以此为基地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而其地之“边区政府”的性质,在一千二百年以前唐朝的河北藩镇时代就确立了。可见历史的因果报应之周期多么漫长,而文明史的鸟瞰又是多么重要。
    
    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同时,在这五朝之外,中原周边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构成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从“中央文明本土化”的历程看,这一时期不仅是由唐朝到宋朝的政治过渡,其实也是唐朝藩镇制度的延长。从民族学视角,看唐代藩镇割据现象,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冲突,可能还具有种族文化的分歧:由于河北地区实际上早已胡化,因此蕃将势力强盛,与中央政府离心,“虽为一朝,实系二国”。近年毗邻河北地区的山西一带出土的瓷质皮囊形贮水器具,以实物证明了,那一地区当时并存不同文明的实况。于是,中原人士为避祸乱移徙到长江以南的“中国”,由此南北交流,拓深了“中央文明本土化”的过程。可以说,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促进南中国的发展、并使中国文明的中心渐渐转移到南方,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时期。
    
    五代的政治中心主要为汴梁与洛阳,称为东京与西京;十国的史学与诗词、绘画都具有历史地位。而在我的“古今南北朝”的历史观念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唐朝的前期与中期,相当于西周;唐朝后期、五代十国、宋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相当于春秋战国的“国际体系”。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期中国文明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周期。至于我们现在第三期中国文明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相当于第二期中国文明里的北朝与南朝。
    
    这就是我所看见的“新南北朝的曙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209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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