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未：“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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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7日 转载)
就北京当局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6月11日表明日方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已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中方撤回申请。6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日本的强盗逻辑：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认为“日本高官如此表态，显然是在说：只许我侵略屠城，不许你发言出声。这分明是日本的强盗逻辑”。
中共喉舌“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的强硬姿态，给人的感觉相当怪异，结合当下的情势，几乎可以认为这是喉舌内部完成的一次高级黑的行为艺术。
今年是“六四”大屠杀25周年，因参与5月3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举行的六四纪念研讨会，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白色恐怖”的程度令人震骇。学者余英时认为“共产党对异议分子的害怕，对六四的恐惧已经超乎常情”。
北京当局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它的强盗逻辑：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甚至不能有小规模的研讨，任何关于六四的纪念活动都在严厉打击的范围。正因为如此，《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飘散出浓郁而苦涩的喜感。一再谴责、抗议日本官员参拜神社，你把毛泽东这个制造了饿死数千万人惨剧的屠夫供奉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又该当何罪？
5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妮佛•帕莎其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五君子”。帕莎其说，美国极其关注有关人权律师浦志强和其他活动人士被拘禁的报道。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些人士，撤销对他们活动自由的限制，并根据中国作出的对国际人权的承诺保障他们所享有的保护和自由。
在海内外的巨大压力下，除了人权律师的中坚人物、“体制外大佬”浦志强，“五君子”中的其余四位已陆续获释。据律师透露，浦志强目前享受的是“超级”待遇，“几乎是天天提审，有时长达10小时，现在有些腿肿，估计与时间过长有关系”；老这么干，“身体会招架不住”。一个为别人争取人权的律师，坠入需要别人来为他争取合法权益的境地，这就是中国大陆可悲的现实。
浦志强的罪名似乎还不只是无中生有的“寻衅滋事”那么简单，“提审的内容宽泛，‘罪状'涉及许多方面”。有知情者觉得浦志强案未来不容乐观：“此专案组警员百人，在华一所翻档案帐册者，即有廿五人，出外地调查哈儿当事人者，有的远距数千公里外。搜相关机构，讯问记者者，第一猛警志在必得。”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公布：“经检察机关批准，2014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浦志强依法执行逮捕。”当局的伎俩，人们早已熟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局誓要将浦志强投入牢中。
当局为何视浦志强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
“胡平在1975 年前后写了那篇《论言论自由》，浦志强在20年后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大为赞叹。1996 年，浦买了第一台电脑，练WPS
打字，把这篇6 万多字的长文一字一句全录到电脑里。”参与过六四学运的浦志强，在当了律师之后，开始接手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
知情者透露：“十年前浦哈儿代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被诉名誉侵权案，也得罪过今天的北京一哥。当时他才调到安徽。为维护被这本报告文学揭露的安徽干部（其中一些是副省），在他默许下，合肥公安早上拉一个武疯子，到作者夫妇的院子外漫骂胡闹，下班时，警车将其拉回。夫妇俩神经衰弱，只好离开合肥。”
《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1月第3期隆重推出封面人物《中坚浦志强》长文，被各大网站争相转载。面对“你觉得废除劳教你发挥了什么作用”的提问，浦志强回答：“我能够暴露重庆劳教，劳教制度本身的随意和非法。比如，重庆的‘1•12’专案，其实就是一个青年人在天涯重庆板块发了个帖子，评点重庆卫视打造红色频道的事件，有些在下边跟帖，重庆公安局就组成了专案组，一个晚上就抓进来三十多人，可能有很多人就这样被劳教了！我能做的，其实是把重庆的那几年，对老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是想告诉大家，这样的生活，不是和谐社会的生活。”
浦志强直言：“在中国，被侮辱与被践踏的，没有名誉和言论自由可言。”
周刊封面上的浦志强，目光慈悲、坚忍，手举三根燃烧的火柴，俨然“被侮辱与被践踏的”群体代言者，给黑暗的时代、黑暗的人心带来温暖和光明。如此高调，怎不招人忌恨？
为了扳倒共同的敌人“重庆薄王”，体制利用了包括浦志强在内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媒体也正是借助这股春风，高调推出浦志强等死磕派律师。可惜，“飞鸟尽，良弓藏”，一旦“重庆薄王”彻底倒下，誓言“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的浦志强就成了体制急欲扳倒的对象。
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认为在未来数年之内，美国“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包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维权律师处于“新黑五类”的首位。
201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谈到死磕派律师：“现代的诉讼构造，为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现在却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支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对手'，律师要‘死磕'法官……”
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在《环球时报》发表《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警告死磕派律师“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2014年5月8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估》，认为死磕派律师“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切不可以为，自己才是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突破和决定性力量，这样的自我政治高估会导致行为的很多错误。”
陈有西律师前年预言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权利扩张，辩护权前移，与侦查权直接碰撞。大量国家立法扩张了民权，对律师的代言要求更高，官方会将律师作为主要敌手。公私权较量夹缝中生存的律师，风险将进一步加大，会有更多律师被抓。如今步步证实。
当局构陷浦志强的手法并不新鲜。2010年谭作人获罪，不是他开罪地方当局的环保行动，而是被借六四事件罗织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堵死了从体制、媒体获得声援的一切可能。中国大陆，所谓的敢言媒体也不可能涉及极端敏感的六四话题和相关人物，更别说提供舆论支持，这是为良心犯特别定制的一条非常毒辣的招数。
借用喉舌“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的文章，将“日本”换成“中共”，就是一篇铿锵有力的檄文：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实也是一面镜子，自由民主更是一面明镜。北京严厉打压民间对六四的纪念，折射出当局扭曲的历史观，以为靠否认和遗忘血腥的过往就能使当局赢得世人尊重，使当局在世人面前“挺直腰板”做一个“正常国家”。这种心理本身就是扭曲的，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以为中国靠着虚无缥缈的“中国梦”、“中华复兴”这两块招牌就能混迹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3期 2014年6月13日—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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