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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新历史起点,新改革征程”的主题演讲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7日 转载)
    旧体制不改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首先我们要回忆一下20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此就开始全面改革。中间经过八十年代后期一个曲折,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轮改革,使得我们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是这仍然遗留了许多旧体制的因素,所谓旧体制我们通常把它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它并不是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经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它的特点是保留着原来的行政手段干预,所以准确的说它还不能叫做计划经济,人们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经济,或者叫统制经济,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市场经济。所谓统制经济遗留下两个特点,一个是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另一个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有多方面的干预,这样就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够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这个决议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许多体制性的障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来消除这种障碍。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如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从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
    
    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型经济,既有过去的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的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于是它就存在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前途就是旧体制的统制经济的遗产逐渐被消除。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那么经济体制就会逐渐完善起来,就越来越接近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或者以法治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旧体制的残余变得越来越猖獗,就会造成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消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但是经过这十年,回头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陶醉于21世纪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改革,因为要继续改革就要舍弃旧东西,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所谓倒退就是说原来由市场起作用的领域被政府代替了。这样一来,旧经济因素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强化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个五年计划,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提高效率,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模式转变。但是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始终没能成功转型,而粗放的经济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匮乏变得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变得越来越高,蕴藏着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
    
      另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有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价格,一部分价格是行政权力控制的,一部分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于是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种双轨制寻租,叫做官倒现象。到了二十一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规模非常大的资源。利用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寻租的制度基础就变得非常大。
    
    政府加强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腐败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权力有价,所以发展出买官卖官的现象,腐败侵入到党政军的躯体之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
    
    十八大做出决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决定要求通过十六个方面的336项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我们在今年就迎来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事呢?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336项的大部分都是环绕这个任务做出的,这一句话里面实际上有五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政府配置资源是用两个系统构建组织框架,一个系统是所谓条条,按行业的,另外一个系统是按块块的,按地区,这个一体化的市场,实际上是被条条块块所切断了的碎片化的市场。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市场的规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但是中国的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建立统一市场,就要消除这种条块的分割。
    
    第二,它是开放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是分等级的,有所谓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异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市场主题平等对待、一体开放的市场,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
    
    第三,就是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但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各种各样有行政背景的垄断出现,这个市场就缺乏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在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更严重,所以要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第四,因为有各种权力的干预,中国的市场是无序的。经常是红头文件治国,而不是根据法律在统一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所谓有序的市场就是说市场体系是建立在规则基础和法治基础上。
    
    最后一条,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进行其他各项改革。比如说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些都跟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有关。如果这些改革能够顺利,那么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克服意识形态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非常好,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走上了一个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艰难险阻需要克服,这些阻碍大概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体制,而反映这套经济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经过认真地清理。虽然这种影响在逐渐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为物质利益上的原因,打这个旗号。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第二点,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确实有人在新的体制下靠他的努力获得利益,不管是勤于劳动还是善于经营,这种利益并不会造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取得利益,发财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会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权力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基础,或者说是他们的通灵宝玉,自然是不愿意放弃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他们的势力也变得非常强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进一步改革,一定会碰到这种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实际的矛盾和困难。因为中国经济在带病的体制下运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积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现在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改革的困难。 
    
    第一就是因为粗放的增长方式,大量的耗费资源,造成了资源严重的短缺,现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都变得非常高。另外因为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和水都出了问题。
    
    第二个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们的货币流通总量过大,2001年货币流通总量才十几万亿,现在却超过110万亿。但在很多市场环节上都表现为需求不足,经济增速下降。
    
    第三个就是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大量投资造成了产能增长更快,另一方面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就太低,所以最终需求不足。现在主要的产品几乎找不到没有产能不过剩的了。比如唐山钢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量,但是销不掉。所以钢厂普遍变得亏损,造成国营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负债。这个负债率根据去年的统计,国民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就超过了GDP的200%,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警戒线。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它会造成整个市场系统的崩溃。
    
    所以现在有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说应该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认为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强刺激政策。因为2009年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从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确实是衰减的。尽管如此,最近这几个星期主张采取刺激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要解决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有巧妙的运作艺术。我们现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样。1984年时,因为整个命令经济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只要采取一点改革措施,它就马上能解放人们的创造力,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以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等问题,这都需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因为矛盾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所以你还是要有艺术,不可能四面出击,而且要能够研究出问题本质是什么,重点在什么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个制度和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总之我们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需要攻坚克难,我想十八大那两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来全面深化改革。那什么是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要克服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障碍,讲政治智慧。
     
    着力推进改革防止系统性经济崩盘
    
    就系统性风险,我们现在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GDP的200%,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这个杠杆率不能再提高,太高了,就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中长期就有造成动荡的危险。正确的方针就是在保持国民经济不至于发生系统性危机,就是说不至于崩盘的条件下,着力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困难。那么我们要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要停止那些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经济学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在现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绝不能继续往里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报的、有效率的、能够提高整个经济效率的投资机会应该抓住,就一定要避免去做无效的投资。
    
    第二,对僵尸企业要停止输血,有一部分企业实际上已经是僵尸了,而且无望起死回生,但是现在还是在用银行贷款,用政府补贴维持,这都会是有风险积累的。
    
    第三,就是要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一些政府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就是说是负债,但是它在资产负债表里看不见。比如说我们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那么像这种东西现在就赶快用政府的资本去把它还了,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和负债率。
    
    第四,就是对一些资不抵债或者有很高负债率的企业要进行资产重整,对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要实施破产重整,对于负债率太高的企业也要进行资产重整。这样来把风险释放出来,把小的风险释放出来,把大震变成一些小震,不至于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 
    
    第五条,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征地却没用来开发的很多,盘活这些资产的总量,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做。释放或者消除一部分风险,使风险不至于积累得太大。
    
    第六,辅之以某些短期政策。当出现了某些地方资金链要断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辅之以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短期政策。
    
    减税放权,积累小改革汇成大改革
    
    下面我来说说,从小的改革做起,如何带来好的市场效果。2014第一季度GDP增速继续下降,就业情况却比去年第一季度稍好。新增的劳动力基本消化了,登记失业率是维持在原来的水平。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因为服务业的就业弹性比起制造业要强得多,因为这个结构变化,所以虽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业的情况不但没有恶化还有改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从2005年就开始强调,我也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里反复强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呼吁了很多年,为什么到了这两年才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改革。促成服务业开始加速最重要的是两个很小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2012年1月起从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后来到了七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2013年就是大面积的推广。当时国务院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放在一个叫企业减负的项目下,那么改了以后,上海一改,别的城市都纷纷响应。有人说没有什么效果,你这个减负减得不多,而且有些行业税负还增加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城市都认为这个事情值得做?他们要求都参加这个试点,或能够很快在全国铺开,有些可能是看到了短期的好处,就是因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主持的这项改革让与了税。其实有些地方汲汲于这个改革,是从更长远地看,更本质地看,更动态地看。
    
    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都非常支持这个营改增呢?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它的问题是重复征税。重复征税从动态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阻碍分工的深化。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效率提高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分工,就是分工深化,这一点其实在服务业里面表现得最明显。拿网购来说,网购分化出来多少个产业啊,容纳了多少人就业?快递、结算、广告设计等等都扩大了。
    
    所以,营改增一个重大好处就是促进分工。分工深化了,企业中的一个环节变成了五个环节,税并没有增加,如果是营业税的话,五次就分化成五个环节,就要征收五次税!
    
    另一个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深圳开始的,简化工商登记,降低门槛。然后在广东全省试点,这成为本届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一来,从去年的统计来看,新登记的工商企业的数目,许多地方都增加了70%,当然有些只是登记了,不见得有营业。比如说上海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几,有一部分是冲着自贸区先拿的一个牌照,很多地方都这样,主要是一些服务业的小企业。这只是我们改革的前奏,在十八大以前就开始了,这些都是很小的改革,这样小的改革也能起明显的作用。
    
    我认为像这些例子,应该能增加我们对改革问题能根本解决的信心。当然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这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季度了,我们需要来总结,怎么能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是最重要的。确定一揽子小的改革,然后政府社会合力把这个改革推向前进。我认为政府总是说我们现在是可控的,尽管应承认是可控的,但是我们要利用在可控的时间里,把我们这个体制尽量完善起来,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经济和社会存在众多困难和矛盾的根源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路。
    
    下面是吴敬琏现场对话的内容:
    
    问:您对改革更乐观了还是更谨慎呢?谈谈对当前局势的判断。
    
    吴敬琏: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不能说一定决定了他的思想,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说,总有人会代表这种利益,所以应该承认既得利益的阻力是肯定会存在的。从这一段时间来看,好像主要的表现还不是他们站出来反对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而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被动的,或者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改革,因此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要依靠改革的领导者和支持改革的大众,主动采取行动来推进改革。
    
    这个时候有些人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会站出来正面讲话,这还很难说。但是如果我们推进不力的话,我想在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站出来。
    
    问:现在钢铁行业内部,有种声音说并没过剩,国家过于强调淘汰了,您怎么看?  
    
    吴敬琏:过剩不过剩我认为这个是明摆着的情况,我们剩余的钢铁产能是2亿吨以上。可能有一种理念说,没有绝对的过剩,只要政府多投资,不是就有人把这些钢铁买去了?这种逻辑我们这代人见得多了,这叫做面中加水,水中加面。但是它最后的结果就造成了大灾难,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明显就像大跃进,导致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货币流通量膨胀得这么厉害。它会造成系统性的危机,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淘汰?我们前几次都是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这个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本身造成了很多不公和浪费,最好还是要用市场来解决。当在总量适当的情况下,这个产能过剩就会暴露出来,然后通过市场竞争的力量来消除产能过剩,政府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
    
    问:全民所有制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定股份,怎么体现的?
    
    吴敬琏: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它把国有企业就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显然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实际的经济生活里面有这个东西吗?它的产权如何是界定不清楚的,国有制是清楚的,它就是国家的就是政府的。
    
    问:我们现在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了,您认为哪些方面需要下力?
    
    吴敬琏: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一个是金融改革,看起来它的进程大体是正常的,好像还有一些加快的趋势,主要是三个内容,一个是放宽进入限制,支持进入创新。第二个内容就是两个主要的价格的市场化,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第三就是改变监管的办法。特别是中间一项可能是核心改革,从这项改革因为比如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的发展加上中央银行支持金融创新,所以看起来这个速度比原来的预想更快。
    
    另外一项就是财税改革,财税改革原来争议比较大,最近中央领导小组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财税改革的方案,原则通过了,所以看来这个也在加速。现在我个人觉得需要加点力的,一个是国企改革,比如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个应该是不难做的。但有些政府部门反对,所以搁浅了。另外一个是争议比较大是土地产权改革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说得比较原则,从具体实施上看,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但是关系到农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譬如说我们城市化,现在出的问题跟这个土地产权制度是直接有关的。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加快。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加快的,就是法治。没有法治的支撑,现代市场是无法运转的。而我们在法治建设上,虽然从十五大就提出,但是进展得很慢,特别是司法公正、审判独立,这次三中全会又强调了这一条,那么应该加快,否则经济改革都落不到实处。
    
    问:钱荒是因为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还是因为某些结构性问题?
    
    吴敬琏:总体来说,我同意最近央行发言人的一个讲话,它认为总量来说是宽松的,但是有结构问题。譬如利率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其实是不高的,但是民营企业往往拿不到这样的贷款,所以利率就变得就奇高。
    
    因为市场没有形成,所以它存在着很大的结构问题。货币的总量很大,但是有的地方不缺钱,有的地方钱很紧。不缺钱到什么程度呢,那些央企获得的贷款太多了,纷纷建立了房地产公司。所以我总的意见是:总量来说是宽松的,货币是超发的,流动性是过多的,但是结构有问题。
    
    问:您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展望,它是否是深化改革的一把钥匙?
    
    吴敬琏:我们这次改革跟过去不同,这次提法叫做全面深化改革,而过去那两次改革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正像邓小平1986年说过的,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这是当然的。至于说是不是要用钥匙这样的表达,这个我没想好。
    
    问:现在讲改革从政府规划方面讲得多,从公民权利和参与角度讲得少,您有什么评价?
    
    吴敬琏:我想政府规划和人们的权利,讲得好像不是同一个问题。这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包括着政府的作用和人民的权利,不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决议里讲到的,无论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重大基础,这就包括了不只是国家的权力,国有企业的权利,还有民众及私人的权利。
    
    政府的规划和大众的倡议,或者学界的建议,应该要兼容配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提供公共服务。政府要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是处理微观经济的部分。
    来源:大学问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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