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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中国侠文化通过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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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5日 转载)
    中国侠文化渊源流长,无论是儒家崇尚的忠信仁义,舍生取义,慷慨赴义,还是墨家倡导的“兼爱非攻”,“士损己而益所为”均为侠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很多中青年男子皆是大侠!全世界皆知以血肉之躯挡于坦克车前的王维林堪称典范。在王维林的冲天侠气、惊天之勇面前,荆轲聂政也只能平坐,武侠小说家们的想象皆归苍白!但没有被拍摄下来的、甚至缺少文字记录的“王维林们”还有很多。一些军人亦是大侠!38军军长徐勤先因拒绝镇压学生和民众自甘被革职、囚禁;前39军1164高炮团中尉李晓明对港媒披露当年其亲眼所见屠城真相、原戒严部队士官张世军多年来一直到北京市郊祭拜六四遇难者……。这些军人的英勇之举体现出来的侠气与勇气,堪称军人英雄、当世侠者!
    
     一、中国侠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反专制压迫

    
    侠文化现象,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东西方皆有。但相比而言,以中国侠文化为重要代表的东方侠文化,其概念包罗更为广泛。美籍学者刘若愚在《中国的侠》一书中提出,“中国的侠与欧洲骑士的共同观念代表了全人类的志向,跨越了两者的空间和时间,创造了一种精神上的和谐”。由此可见,西方侠文化的目标虽然与东方侠文化的目标差距不大,但滥觞并局限于“骑士”便很有“武侠”的味道,比较重于“力”的因素。
    
    相比而言,中国侠文化概念包罗更为广泛,更为注重精神与志向,为侠者不必武力强大,武力不强但能够舍生取义者,一样被称之为侠。此外,对比侠文化赖以生长的制度环境,亦可看出东西方侠文化的差别。相比而言,西方民主制度发育、成熟较早,较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侠文化失去了不断丰富、不断升华的空间;而中国则因专制长期存在,侠文化反专制特色更为鲜明,反专制内涵更为丰富并不断升华。
    
    本文所说的侠文化,系基于已为目前公共考究所证实、或在某范围被确认的真实历史和真实人物;无关于虚构的武侠小说,不限于真实的武侠文化。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普遍认为侠文化的意义在于反对损人、反抗不公、扶弱抑强。如果在制度层面进行表述,中国侠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理解为:反对本族本国的专制压迫,反对他族他国的专制导致的压迫侵略,以及反对他族他国的带有强烈专制色彩的压迫侵略。
    
    刀耕火种以来,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自然压迫逐渐消减,因此侠文化愈来愈富于社会意义。从历史角度看,秦朝之前,专制力量较弱,百家争鸣,侠文化发展空间很大,当时便具备了如今所普遍认可的价值。无论是当时儒家崇尚的忠信仁义舍身取义和“千金一诺,慷慨赴义”,还是墨家坚守的“兼爱非攻”,均为侠文化的渊源流长和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墨子•经上》:“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任侠的实质是损己利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侠的实践就是不顾一切去扶危救困,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任侠要符合“义”,墨子认为“义”是“天下之良宝”,“万事莫贵于义”,而墨子所谓的义就是天下人的“利”,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侠文化也被正面凸显出来。
    
    即便是对当时侠文化提出批评的法家,也认可侠文化的刚正和人格力量。当然,也不可否认,侠文化滥觞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时代的限制——崇尚暴力、注重个性、法律制度混乱等因素的影响,侠文化也有值得推敲的一面,如过于重视张扬个性、满足私欲等,《韩非子•五蠹》有“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论述。秦朝立,皇权专制空前加强,反倒使得侠文化逐渐倾向于反抗专制、重义守诺。
    
    在司马迁的《史记》和《左传》、《国语》等古籍中的侠文化得以光大,反抗专制、重义守诺的侠者颇多,且重于默默奉献,“其私义廉洁退让”。此后,侠文化基本保持了此种特质,且反专制色彩愈发凸显。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正是专制压迫的存在,造就了与专制文化针锋相对的侠文化。中国侠文化一直在皇权专制、威权专制乃至极权专制的重压之下,虽时有深蛰,但源远流长气血相承,从未失去生命力。
    
    中国侠文化的核心价值虽为反专制压迫,但很少自觉联系民主。因此,在中国侠文化范畴中,能自觉追求民主或具有民主色彩的人物、群体,最为夺目。值得一书的有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年轻时皆有反抗满清野蛮屠杀等专制侵害、民族压迫的侠义之举,俱为当世之大侠;后均将所历所学升华为反专制理论、初级民主理论等,如顾炎武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相比之下,黄宗羲的反专制之声更是振聋发聩,“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此语在今日亦极有现实意义,很多人不可及其高度,尽管他们对这段文字可能不陌生。
    
    黄宗羲等人之后,更为反专制求民主且更为轰烈、更为强大、更有成就的侠文化群体,当属清末民主革命中以孙中山、邹容、陈天华、林觉民、秋瑾、徐锡麟、汪精卫等为代表的风华绝代的一代天骄。这些人,有的后来的人生轨迹虽受指责,但在当时无不志向坚定,且文采超群,能力过人,见识卓荦,侠肝义胆。为反皇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或身先士卒无所畏惧,或面对挖心仰天长笑,或从容作囚引刀为快,享誉千秋。
    
    二、基于侠文化观点,对比五四运动与六四运动
    
    中共建政后,专制统治愈益严酷,侠文化的存在空间被压缩到极限,主要体现于少数学生和少数知识分子身上,整体上以异常惨烈的生态呈现出,代表人物如谭蝉雪、林昭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八九六四”运动为止,专制枷锁松动不少,包括侠文化在内的民间正能量空前爆发。与此同时,由于当时市场经济浪潮、传统不良因素和当时政治负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也出现了民谚所云的“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等现象。
    
    最近,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于这种群体表现大相径庭的现象,有同仁仅以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去解释。我以为,仅仅依靠这些僵化的分析是不够的。任何一场运动都与此前的历史阶段密不可分,要具体分析。文革时代就没有这样的运动。但文革之后和六四运动之前,与六四运动相似的运动便陆续出现,由此可见,不同时期造就不同运动。六四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下面,基于侠文化观点,就两场运动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行比较。
    
    2.1 第一点相同处:在两场运动中,侠文化均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五四运动起因根本上说是反对被殖民。从历史角度看,被殖民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输入了相对先进的科技、普世价值等,但从当时情况看,中国一般国民对于被殖民的被伤害感大于受益感,同时中国作为刚摆脱满清腐朽统治的、各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的民主共和国,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在国际舞台上属弱势群体,作为战胜国仍无甚权益,因此,反对被殖民,就等于反对漠视群体民意、反对强势国家的强权,具有侠文化因素。
    
    五四运动的高潮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匡互生是一个关键人物。对此人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刻地窥见侠文化对五四运动的深层影响。据百度百科,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年仅20岁的匡互生还是中学生,但毅然扛起枪,跟着石基老师勇敢攻打巡抚衙门。参与策动五四运动之后,匡互生与政府没有任何过激对抗,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是一个传统文化范畴内的人物。五四运动另一重要策动者傅斯年,更是传统文化范畴内的人物。
    
    因此,五四运动基本是在传统文化中的侠文化等相对激进的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而六四运动,其起因是悼念、支持胡耀邦,进一步说,是向往耀邦时代的相对民主,并力图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据史料,胡耀邦在当时备受中共高层打压,支持受打压、施政精神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的中共开明领导胡耀邦便有了浓重的侠文化色彩。同时,反官倒、反腐败、进一步实现民主、深化改革等诉求基本也是反专制的,属侠文化之范畴。
    
    2.2 第二点相同处:侠文化等传统文化正能量的成长与民主自由度息息相关。
    
    就如毛时代未曾出现类似于“六四”的运动一样,满清统治下也不会出现相对平和的五四运动。专制高压下,侠文化仅仅是精英人物的专属,是苍茫黑暗中的点点火星,无法茁壮成长。满清末造,民权不彰,盘辫凌迟砍头等野蛮嗜血之举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政策和执法方式,面对如此国家恐怖主义,侠文化只能体现为武装对抗方式。毛时代则将国家专制变异为更大范围内的群众专制,侠文化也主要体现在少数知识分子身上。
    
    八九民主运动的特质,与耀邦时代和赵紫阳的短期主政关系密切。当时,浮躁与实在交织,为己与助人兼有,多元社会渐具雏形。只有一个适当约束社会但在不断努力减少约束社会的政府,才能够创造这样的多元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多元社会中,包括侠文化在内的正能量才会逐渐孕育成熟。如八十年代多武侠影视,格调较高,很多影视政治约束之少,为后来者所不及,不少武侠影视至今堪称经典,此即为侠文化的孕育因素之一。
    
    一个社会在逐渐放松专制枷锁之际,处于不断自由、不断宽松的统治下,面对不断增加的权利和不断滋生的诱惑,虽然人性中会被诱发一些不良欲望或不好的因素,但政府的适度管控可以有效约束人性之恶。这样的结果就是释放并约束了人性之恶,保留下来的,则以人性之善为多。所以,一个自由度不断提升且政府适度管控的社会,在一个较短时间段内,诸如浮躁、冷漠等多是表象,这是被长期压制的人性之恶的释放现象。
    
    人性之恶释放了十年,自是为包括侠文化等在内的正能量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然释放十年远远不够,但包括侠文化在内的民间正能量的积累已臻一定程度,在无政府状态下,或者在政府走到人民对立面之际,侠文化的力量就会彰显出来,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和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同时会激发出潜藏在民族血脉深处的其它相关优秀特质,使得“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永远配得上“伟大”二字。
    
    2.3 不同之处:在两场运动中,侠文化的表现形式有过激和较弱之区别。
    
    过激是指五四运动,较弱则指六四运动。五四爆发前,政治环境之宽松,自由度之高,为胡赵时代所不能及,这是侠文化得以过激表现的重要条件。作为五四运动中的高潮,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都是主动为之的暴力,以现代法律原则判断也为严重违法。章宗祥如未装死、无日本友人之誓死掩护,恐会死于非命。由此可见,非理性爱国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扭曲或背离侠文化。而在六四运动中,侠文化的表现则较弱。
    
    六四爆发前,国民经由毛邓长期封闭的民族自大文化的灌输,对于国家利益完整度基本满意,所以爱国情结未成为直接动力;因中共在六四前一直采取紧弛交错的统治方式,基于反专制目标的相对较弱、较为隐匿的侠文化情绪便成为运动爆发主因。在中共展开规模化武力屠杀镇压之前,六四运动参与者们始终坚持非暴力抗争,余志坚等人泼毛像之举虽将反抗意义推向巅峰,但被学生抓捕,说明了侠文化动力逊于五四运动时。
    
    三、侠文化升华于“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
    
    “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积累到一定程度但一直处于潜蕴状态的侠文化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升华,侠义之气直冲霄汉,英雄精神光华熠熠,不屈意志撼人心魂。基于侠文化视点研读“八九六四”,整体上看,则如一部包涵万象、令人荡气回肠的书籍;分拆欣赏,则是很多激动人心、使人欲补天裂的故事。万般遗憾的是,“八九六四”民主运动爆发时,我远离北京年龄尚小,正受洗脑,无缘参与,只能取人片段以作论述。
    
    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很多中青年男子皆是大侠!世界皆知以血肉之躯挡于坦克车前的王维林(魏京生先生曾说名字不对,但不知其真实姓名。在此姑且称作王维林吧)。我认识一位民主同仁,他极钦佩王维林,他的邮箱存折等密码中主为“王维林”拼音。在王维林的冲天侠气、惊天之勇面前,荆轲聂政也只能平坐,武侠小说家们的想象皆归苍白!但,没被拍摄下来的、甚至缺少文字记录的“王维林”又有多少呢?
    
    “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很多老年人皆是大侠!这些老年人,多半都被中共专制折腾过,不过,六四运动爆发之前,他们基本上都有了安度晚年的条件。但,年轻人的浩壮的侠义和决绝的勇气激发他们站出来,以年迈之体和衰弱之力保护学生,与年轻人并肩作战!事后,他们少数遭牢狱之灾,更多的受到所在单位的不公对待,这使得他们的晚年生活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正因如此,他们也最为英雄,最为可敬!
    
    “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很多女子皆是大侠!相对中国男子而言,由于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女子在历史巨变的舞台上普遍较缺少侠义之风和担当之勇。然而,在“六四”精神和时代之声的召唤下,很多女子毅然走出相夫教子不问天下的传统窠臼,以柔弱双肩承起历史重担!“六四”运动中,能与男子并进的女子比例虽仍不高,但相对其他历史时期而言,已堪称高峰,足领风骚!她们足以平视秋瑾、直面林昭!
    
    “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很多孩童、少年皆是大侠!很多身在北京的孩童、少年,多数受到家长影响,有的则受老师、舆论等因素影响,以他们稚嫩的身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虽铁石心肠亦会为之泪下!著名维权律师刘路有文《志士不忘在沟壑,悲情不散弥环宇》,记述道: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领着一个不足十岁的女孩挤到我眼前,小女孩嫩声嫩气地对我说:叔叔,请张嘴。将剥好的熟鸡蛋一个劲往我嘴里塞。”
    
    “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一些党员干部、甚至贪官亦是大侠!赵公紫阳自不必说。《志士不忘在沟壑,悲情不散弥环宇》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个别骑士(注:系支持学运的摩托车队中的市民)没带油票(油票是定量供应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爽快地说:“我这里带有大批的油票,谁需要尽管开口,反正是公家的。今天晚上各位都是为了国家。”
    
    “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一些军人亦是大侠!据网媒:当时38军军长徐勤先因拒绝镇压人民而被革职、被囚禁数年;近日,前39军1164高炮团中尉李晓明对港媒披露当年其亲眼所见;原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多年来一直到北京市郊祭拜六四遇难者……有人认为迟来的忏悔不如及早的觉醒。但我以为,这些军人的忏悔之举体现出来的侠气与勇气,丝毫不逊于当年的觉醒军人,不失国家军人本色,堪称军人英雄、当世侠者!
    
    除了以上群体的侠肝义胆轰轰烈烈舍生取义之举,一些有劣迹者在“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大环境的影响下幡然悔悟脱胎换骨。彭正荣先生有《八九民运插曲——小偷罢偷》文,记述了当时兰州市中心及兰州大学里出现的“兰州市小偷协会”的“罢偷宣言”,云:为了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杜绝给政府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的口实,该协会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罢偷。并称,以往该会会员之行动,纯属无奈,……。
    
    有人怀疑“小偷罢偷”宣言的真实性,认为小偷罢偷是天方夜谭。请看2014年4月传遍大陆媒体的一条新闻:《小偷入陋室不忍下手留200元给户主:拿去换锁吧》。此新闻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民众震颤不已,楚留香传奇看来并非完全虚构!此外,我记忆深刻的是,2012年7月四川什邡反污染抗议中,传遍网络的一照片;照片显示,一年轻美丽的女子展开双臂拦住手持警棍来势汹汹的军警,但是,她身后并无需要直接保护的人。
    
    这位女子,保护的是她的乡亲;进一步说,说她是在以柔弱双臂保护中国民众也不为过。对比王维林孤身阻坦克,不仅表现形式相似,其精神内涵亦无二致。这是我所见到的的王维林精神存活于民间的铁证。诸如“小偷入陋室不忍下手留200元给户主换锁”“川女孤身拦军警”等事证明了,升华于“八九六四”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侠文化和侠义精神,此后虽饱受专制压迫和专制文化的侵害,但一直沉淀在民众血脉中,不会消失!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的很多事实乃至此后的很多民间侠义行为足以证明,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绝不低。“民主素质论”、“民主国情论”、“民主混乱论”、“革命动乱论”等欺世之言可休矣!只有那些怀着不可告人之目的的专制者和专制帮凶者才有意无视并肆意歪曲中国民众人性中厚积广存的侠文化等优秀文化沉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侠文化和八九民主精神必有一日会被再度发扬光大,缔造出民主宪政中华!
    
    2014年6月1日作于大陆沦陷区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45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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