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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上帝之城〉批注》61-64篇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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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肉体复活思想促进了生物复制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上帝之城》一书的二十二卷的20、21两章的思想,比埃及人的保存木乃伊的做法、准备直接肉体复活的思想,对于现代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更有前导意义:
    
    20章,“我们身体的基质无论如何散落,在复活中都将全部重新结合在一起”:
    
    至于被野兽吃掉、被火烧毁、化为尘土和水汽的身体,上帝禁止民们假定无所不能的创造主不能使它们复活!上帝禁止我们设想某种在靠近自然的最秘密通道上能够避开我们的感官的事物也能躲避创造主的知识和排斥创造主的权能!像西塞罗这样伟大的罗马作家想要尽可能精确地定义上帝。他说”上帝是一个心灵,它是无限的和自由的,它远离一切物性的和可朽的事物,它察觉一切,推动一切,它本身拥有永恒的运动。“他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的学说中找到了这个定义。那么我们要问,按他们自己的术语,又有什么事情能够躲避察觉一切和推动一切的上帝呢?
    
    我们现在来回答那个似乎比其他所有问题更为困难的问题:一个人的肉身如果已经化为另一个活人的血肉,那么在死者复活时,死者的血肉应当回归到哪个人身上去?假定有人为饥饿所迫吃了人肉。这种可怕的事情有时候确实会发生,古时候的史书和我们现在的一些见闻都证实了这一点。按照真相或理性,有谁能够争辩说,被吃掉的整个身体能够穿过消化道,变成吃人者的血肉,而又不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吃人肉的人都很消瘦,元法清楚地表明他所缺乏的营养已经由这样的食物提供了。但是我已经做出的评论足以清楚地解开这个死结。
    
    所有被吃掉的血肉都将像蒸汽一样喷发到空中,如我们所说,万能的上帝有力量把这些气召回。 因此,被吃掉的人的血肉会复原到它最初成为人的血肉的那个人身上。被吃掉的血肉必须视为出借,就好像贷款一样,吃了人肉的人就好像借了钱,必须归还。然而吃人的人由于饥饿而失去的血肉也会由上帝来复原,因为上帝甚至能够召回化为气的血肉。哪怕肉身完全消灭了,它的基质也没有一点儿留存在自然的任何隐蔽场所,万能者仍旧可以按他的意志以这样的方式使肉身复原。”真理“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但我们若是按照这一说法去假定,尽管头发不会损坏,但大块的血肉会损坏,因为会被饥饿者吃掉,这样的假设是荒谬的。
    
    这样,在我们能够涉及的狭小范围内考虑和讨论了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达到了下列结论:在肉身复活乃至于永恒的时候,肉身、会拥有它处在生命顶峰时的身材,或者拥有赋予它的范型所能达到的身材;肉身也能拥有从它的所有各个部分的恰当排列中产生的美。还有,假定由于保存了这种美的缘故,肉身的基质的任何部分如果集中在某一处,由于积存过多而产生畸形,那么它们都会重新分布到整个身体中去。以这样的方式,身体的任何部分或整个身体的恰当排列都不会失去,只有身体的总的体形会由于原先不可见地集中在某一处的基质的重新分布而增加。换言之,如果有人争辩说,每个人在复活的时候都会拥有与死的时候相同的身体,那就没有必要强烈地反对这个论证,只要没有畸形,没有虚弱,没有沉重,没有腐败。如果不是在身体和年纪方面,那么肯定是在幸福方面,对这个复活之子和应许之子和上帝的天使一样的王国来说,不存在任何一种不恰当的地方。
    
    21章,“圣民的血肉之躯将会转变为的灵性之体”:
    
    因此,一切从活人的身体或死后的尸体中失去的东西都将复原。这些东西与存留在坟基中的尸骸一齐复活,从旧的动物的身体转变为新的灵性的身体,为不朽所包裹。哪怕在某些可怕的事故中身体被碾为粉末,或者被敌人凶恶地摧残,完全散落在风中或水中,没有任何残留,但无所不能的创造者仍旧能够使之复原,或者倒不如说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到那时,肉身是灵性的,服从于灵,但它仍旧是肉身,而不是灵这就好像灵即使在服从于肉身的时候仍旧是灵而不是肉身一样。
    
    后一种情况可以在我们当前畸形的肉身受处罚的状况中体会到。因为这些人属肉体不是按照肉身,而是按照灵来判断的,使徒对这些人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甚至当一个人在今生被称作属灵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仍旧保有肉身,感到肢体中另有个律和他心中的律交战。但当同一肉身复活时,他即使处在肉身中也仍旧是属灵的,经上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经验使我们能够懂得这种属灵的身体的本性和这种恩典延伸的范围,我担心,如果现在就加以描述,那就太鲁莽了。
    
    然而为了赞扬上帝,我们不能对我们所期盼的喜乐保持沉默,带着发自内心深处的神圣的爱的火焰,经上说”上帝啊,我喜爱你的居所的美丽。“所以,在上帝的帮助下,从上帝在这个苦难重重的今生同等地赐给好人和坏人的幸福中,我们可以努力推论这种喜乐有多么大,但对此我们肯定没有能力加以描述,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关于上帝把人造就为公义的那个时代我什么也不说了,关于最初的人和他的妻子在那硕果累累的乐园中的幸福生活我什么也不说了,因为那段时间如此短暂,他们的后裔对它没有任何体验。但哪怕是上帝在我们所熟知的今生赋予人类的恩惠,又有谁能够描述呢?我们正处在这种生活中,无论我们取得什么样的进步,只要身处其中我们就无法逃避诱惑,因为世上全都是诱惑。
    
    我觉得:现代基因工程和生物复制技术的发展,也会发挥类似复活信念的作用,减缓人们的死亡焦虑。
    
    
    62、基督和罗马,上帝和凯撒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八卷里,追溯了属地之城与属天之城的“平行发展过程”,说的虽然是“从亚伯拉罕时代直到世界终结”,但体现的却是摩尼教的二元论历史观念。所以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多次把基督和罗马相提并论:上帝的和凯撒的,被奥古斯丁这个非洲人混为一谈:
    
    我许过诺言,要在上帝恩典的帮助下,驳斥上帝之城的敌人,他们青睐他们自己的神灵胜过上帝之城的创建者基督,并且出于妒忌而恶毒地仇恨基督徒,我在前十卷中已经这样做了。然后我就描写两座城的起源、进展和各自的终结,这两座城中有一座,即上帝之城,居于另一座城中为客,这座城即这个世界之城,仅就人的范围而言。我分三步完成这个诺言,在紧接着开头十卷的后四卷书中,我简述了两座城的起源。然后又花一卷的篇幅,亦即在本书第十五卷中,叙述两座城的进展,从第一个人开始直到大洪水。再接下去,我们的叙述追溯直到亚伯拉罕时代为止的两座城的进展。然而,从族长亚伯拉罕直到以色列民族的列王,这是第十六卷中的内容,从列王时代再到救世主肉身的诞生,这是第十七卷的内容,我的笔端似乎只触及上帝之城。但这座城并非独自在这个世界上发展。
    
    正好相反,正如两座城同时开始一样,所以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它们共同经历着时代的变化无常。我以这种方式写作,乃是因为到新约启示为止,上帝之城的发展不是公开的,而是隐秘的,因此我希望通过描写它的进程更加清楚地呈现这座城的历史,而不受另一座对立之城的妨碍,从上帝的众多应许开始显现起,直到上帝从童女而生,这些应许最终应验。然而,我明白自己必须在必要之处弥补一下我的省略,讲一下另一座城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的进展,以便读者可以对两座城进行比较,观察它们之间的对立。
    
    
    2章,“属地之城的国王和年代,与从亚伯拉罕算起的圣徒时代同步”:
    
    凡人的社会扩散到四面八方,尽管各地有很大差异,但都依靠某种普遍人性的亲情而联系在一起,但人类的每个部分都在谋求实现他们自己的愿望。在这种状况下,并非每个人,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追求同一目标。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分裂,当一部分人比较强大时,就会压迫其他人。被征服者要屈服于胜利者,所以他们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与生存,宁可不要权力甚至自由。人们确实对那些宁死也不愿受奴役的情况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几乎在所有民族中,人们都出自本性的呼唤而宣称,战败者应臣服胜利者,而不是被战争完全毁灭。就这样,有些民众对王国表示信赖,而有些人就被置于其他人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没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权能在战争中决定了哪些人要被征服,哪些人会来征服他们。但是以属地的利或者愿望为目标的社会被分成大量的王国,对这些世俗之城我们一般称之为”这个世界之城“。
    
    我们注意到,在这些王国中,有两个王国具有远远超过其他王国的名声。首先是亚述人的王国,然后是罗马人的王国。二者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先后和差别。前者兴起较早,后者兴起较晚;前者在东方,后者在西方。还有,这两个王国正好前后相继,而我要说的是,其他所有王国和国王都好像是这两个帝国的附庸。当亚伯拉罕在迦勒底的土地上诞生时,尼努斯已经是亚述的第二位国王,他的父亲伯鲁斯是这个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
    
    当时也还有西徐亚人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王国,但马库斯?瓦罗这位在所有知识部门都极为博学的人在他的著作《论罗马人的氏族》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王国,因为它非常古老。瓦罗从西徐亚的国王开始讲起,然后讲到雅典人,再讲到拉丁人,再讲到罗马人。但他记载下来的罗马建城以前的王国与亚述人的王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即使是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特也赞扬雅典人在希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但这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他们的名望而非他们的实际成就。他在谈到他们时是这样说的”按我的判断,雅典人的成就相当多,相当重要。但他们确实不像他们拥有的名望那么伟大。由于那座城市涌现出天才的大作家,雅典人行为的伟大就为全世界所知晓。这样一来,做出这些行为的人的美德也被认为与赞扬它们的作家的能力相同了。“此外,这个城邦从文学和她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不小的荣耀,在那里人们对这些知识部门有着格外的热情。
    
    但就帝国而言,人类早期没有比亚述帝国更强大的国家了,也没有任何帝国的疆域能够扩展得如此辽阔。据说亚述王伯鲁斯之子尼努斯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直至吕底亚边境,而亚细亚据说是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尽管实际上人们发现亚细亚是整个世界的一半。确实,他惟一没有能够统治的东方民族是印度人。他死了以后,甚至连他的妻子塞弥拉弥斯也对印度人发动战争。就这样,这些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接受了亚述列位国王的统治,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
    
    亚伯拉罕在尼努斯时代诞生在迦勒底人的王国。但是我们了解希腊人的历史远远多于了解亚述人的历史,那些回到古代去追溯罗马人的系谱的人按照年代的先后先提到希腊人,再提到拉丁人,然后再提到罗马人,而罗马人本身也是拉丁人。因此我们必须在必要之处提到亚述国王的名字,以表明巴比伦,第一个罗马,如何与客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上帝之城一道发展,但是为了对两座城,亦即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作比较,我们要添加的一些事情必须来自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历史,罗马本身在这个历史中就好像第二个巴比伦。当亚伯拉罕诞生的时候,统治亚述的是第二位国王尼努斯,统治西徐亚的是她的第二位国王欧罗普斯,亚述人的第一位国王是伯鲁斯,西徐亚人的第一位国王是艾吉亚留。
    
    但在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应许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从他而出,世上一切民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个时候,亚述人处在他们的第四位国王的统治之下,西徐亚人处在他们的第五位国王的统治之下。因为尼努斯之子在他的母亲塞弥拉弥斯之后统治亚述人。据说她是被她的儿子杀死的,因为她竟然胆敢乱伦玷污他。不少人假设建立巴比伦的是塞弥拉弥斯,而她确实有可能建了这座城。但我巳经在第十六卷描写了巴比伦是什么时候、怎样建起来的。还有,尼努斯和塞弥拉弥斯继承王位的这个儿子在有些书中名字也叫尼努斯,但在另一些书中叫他尼涅亚斯,这个名字源于他的父亲。当时,西徐亚人的国王是特尔克西翁,在他统治的时代人们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之中,因此在他死后,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为了荣耀他首次设立了献祭和庆典。
    
    奥古斯丁这个努米比亚人,多次把基督和罗马相提并论,把上帝的和凯撒的混为一谈,完全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可见他根本不是基督徒,而是基督的仇敌。
    
    63、魔鬼之城的意识形态
    
    “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第二十一卷里,写到“讨论魔鬼之城的结局,即这座城被定罪,接受永久性的惩罚,在此期间,作者讨论了那些由不信者提出来的反对这种观点的论证”:
    
    讨论的顺序,先讨论与魔鬼相伴的迷失者的永久惩罚,再讨论圣民们的永久幸福。
    
    我们接下去要讨论惩罚的性质,当两座城——上帝之城和魔鬼之城——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审判活人与死人的法官,达到它们各自应得的结局时,这种惩罚将要落到魔鬼以及属于魔鬼的所有人身上。在本卷中我将更加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的帮助使我能够这样做。
    
    我采用这样的顺序,宁可晚些时候再来讨论圣民的幸福,这是因为,尽管得救的和被定罪的到了那时候都要与他们的肉身相连,但似乎比较可信的是这些身体将承受永久的折磨而不是毫无痛苦地处于永久幸福之中。我已经证明,一定不能认为这样的惩罚是不可信的。这一点对我帮助很大,因为相信了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相信圣民们的身体不朽,圣民们的身体不会有任何痛苦。
    
    还有,这样的顺序与圣着并无矛盾之处。因为在圣着中,善人的幸福有时放在头里,比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但有的时候,善人的幸福放在后头,比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还有,“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先知们也是这样,有时候把这个放在前面,有时候把那个放在前面。要在这里列举这些例子实在太冗长,任何人只要去查看一下圣经就会明白是这么回事。我本人要采用这种顺序的理由已经讲明了。
    
    虽然,奥古斯丁通过摘取圣经的文字,力图证明他的非洲双城记合乎圣经的基督福音;但是明眼人都会看到,双城不论怎样乔装打扮,都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神论的翻版。
    
    这不禁使我感叹道:人的意识太强了;甚至强过了人的存在,甚至绵延到了人自己的死后。
    
    但是说来矛盾的却是:如此强大的意识,却又是如此畏惧“身体的痛苦”。
    
    从奥古斯丁,我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那就是从自己出发去理解圣经,并把自己的理解说成是圣经的本意。这就是人的原罪。
    
    
    64、终极至善就是毁灭一切
    
    我称之为“奥古斯丁的双城记”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第十九卷讨论属地之域和属天之城这两座城的目的。奥古斯丁考察了哲学家关于至善的观点,以及他们为了使自己今生幸福而作的徒劳的努力。在对这些观点进行驳斥的时候,他乘机说明和平与幸福现在和将来都属于属天之域,或属于基督的于民。
    
    1章,“按照瓦罗的说法, 不同哲学派到关于至善的观点多达288种”:
    
    我明白,下面我必须讨论这两座城的恰当目的,属地之城和属天之城。所以在本书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让我先来讲一下有许多凡人在不幸的今生努力为自己创造幸福,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些论证。我这样做为的是弄清他们空洞的信仰和上帝赋予我们的希望之间有什么差别。这种希望将会在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中应验。我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要求助于神圣的权威,而且也要为了不信者的缘故,尽可能多地使用理性。
    
    关于作为最高目的的善与恶,哲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大量不同的论证。试图发现什么使人幸福,他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可能有的最大关注。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其他事物的目的就是我们最终的善,而人们想要得到最终的善则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我们想要回避其他事物的目的就是最终的恶,而最终的恶被回避则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说“最终的”善的时候,我们并非在“最后的”善的意义上讲的,因为在最后的善以后,善就结束了,不再存在了;倒不如说,我们的意思是“目的”,善藉此得以完成和实现。还有,用“最终的”恶,我们的意思不是指恶结束了、停止了,而是指恶的有害结果引导我们所趋向的那个最终目的。所以,这两个目的就是至善和至恶。我已经指出,寻找它们,想要在今生获得至善,回避至恶,就是那些智慧寻求者的辛劳的对象,他们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以此为业。
    
    尽管他们以各种方式犯下过错,但自然本身并没有允许他们偏离真理的道路太远,所以他们全都把至善与至恶置于三个位置中的一个,要么在灵魂中,要么在身体中,要么既在灵魂中又在身体中。从这一分歧开始,哲学派别分为三类,马库斯?瓦罗在他的《论哲学》一书中对大量的学说作了仔细的研究和考察,借助某种区分的原则,他发现很容易分成288个派别,这些派别并非已经全部存在,而是有可能存在。
    
    为了简要说明他的观点,我必须从他本人在上面提到的这本书中作的陈述开始。他说,人依据本性想要得到四样东西,这种向往不需要教师,不需要任何学说的帮助,不需要作任何努力,也不需要获得我们称作“美德”的生存技艺,而美德无疑是习得的。这四样东西是:快乐,是身体感觉的一种令人愉快的运动;安宁,是身体没有痛苦的状况;快乐与安宁的结合(伊壁坞鲁把这种结合称为快乐,就好像它们是一样东西似的);本性所向往的一般对象。最后这样东西包括已经提到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正直、身体的健康和安全,或者可以在人的灵魂中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精神能力。现在这四样东西——快乐、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本性向往的一般对象——以这样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存在,我们为了这些东西的缘故必须要有美德(这是后来通过教育植人我们心中的),或者说我们为了美德的缘故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们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既要这些东西,又要美德。这样一来,十二个派别就产生了,因为向往的四种东西中的每一种都有三种方式成为向往的对象。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证明,其余的也就不难看出也是对的。由于身体的快乐会服从心灵的美德,或者宁可要心灵的美德,或者二者具有同等价值,这样一来,一个派别就可以分成三个。当用身体的快乐侍奉美德时,身体的快乐就服从美德。例如,为国家而活、为了国家的缘故而生儿子,就属于美德的功能,但没有身体的快乐,这些事情是不能完成的。因为为了活着而吃喝,或者为了生儿子而性交,但却不经历快乐,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当宁要身体的快乐而不要心灵的美德时,那么这种愿望就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因为它相信美德应当侍奉身体的快乐,也就是说,它相信美德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获得或者维持身体的快乐。当美德是奴仆并以快乐为它的主人时,这确实是一种无序的生活,而此时的美德确实不能称作美德。但这种可怕的、邪恶的观点无论如何却有某些哲学家作它的赞助人和捍卫者。
    
    还有,当美德和快乐不是互为目的而想要得到对方,而是各自以自己为目的,这个时候快乐的价值就与美德等同。因此,快乐产生三个派别,要么是服从美德,要么是宁要快乐不要美德,要么是与美德具有同等价值。对安宁、快乐与安宁的结合、本性向往的一般对象来说也一样,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会产生三个派别。由于人的观念的多样性,这些东西有时服从美德,有时优于美德,有时与美德具有同等价值,所以我们一共有了十二个派别。但这个数字本身在运用另一个区分原则时需要加倍,这个原则就是社会生活。因为属于这十二个派别的任何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要么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要么也为了他的同胞,因为他对他的同胞也有义务希望他们拥有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这样一来,就有十二个派别认为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向往,只是为了自身的缘故,另外还有十二个派别认为他们之所以拥抱这种哲学或那种哲学,不仅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缘故,而且也是为了其他人的缘故,他们希望这些人也得到善,就好像自己得到善一样。当新学园派添加了另一个区分原则的时候,这二十四个派别还要加倍,成为四十八个派别。因为一方面,任何人可以拥有和捍卫这二十四个派别中的某一派别的观点,把它当作确定的,如斯多亚学派所为,他们捍卫这样的观点,与人的幸福相关联的人的善仅仅由人的灵魂美德构成。另一方面,其他人也可以拥有这样的观点,但却把它当作不确定的,如新学园派所为,他们所捍卫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不确定的,但无论如何又是可能的。这样,有二十四个派别认为他们的观点可以当作确定的真理来接受,还有二十四个派别拥有相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尽管是不确定的,但仍旧可以依据可能性来加以接受。
    
    还有,这四十八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的某位信奉者可以采用像其他哲学家今一样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位信奉者可以采用昔尼克学派那样的生活方式,以此为区分原则,就使原来的四十八个派别加倍,成为九十六个派别。还有,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个学派都可以被热爱闲暇生活的人接受,就像有些人既不愿也不能把时间花在任何事情上,除了研究他们的学说;或者被那些热爱实际生活的人接受,就像有些人尽管是哲学家,但却热衷于管理国家和处理公共事务;或者被那些把两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人接受,就像有些人用部分时间做学问,用部分时间处理其他事务。由于有这些差别,派别的数量可以增长为三倍数,总数达到288。
    
    我已经尽可能简洁地介绍了瓦罗书中的观点,用我自己的语言解释他的阐述。他驳斥了所有这些派别,并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即老学园派,这个学派由柏拉图创立,一直延续到波勒莫时代,波勒莫是这个被称作学园的学校的第四位首领,从柏拉图之后算起。瓦罗想要说,这个学校把它的学说当作确定的,用这一事实区别于新学园派,新学园派把一切事情都当作不确定的,这种看法始于波勒莫的继承人阿凯劳斯。瓦罗认为这个派别——即老学园派——是正确无误的。要想充分讨论所有这些事情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但瓦罗的论证一定不能完全省略。
    
    首先,瓦罗消除了所有这些增加派别数量的区分原则。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些派别在至善问题上没有区别,他认为任何哲学派别除非在至善和至恶的问题上拥有不同看法,否则就不能称作一个派别。因为除了获得幸福,人们实践哲学并没有别的目的。但能使人幸福的元非就是至善。因此,实践哲学的惟一目的就是至善。因此,一个派别对至善没有它自己的观点,就不能称作一个哲学派别, 因此,当问到一名哲人是否拥有社会生活,是否也像为自己一样为他的朋友寻求至善,是否仅仅为了他自身的幸福,那么这里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至善。倒不如说,这里涉及的是要不要有同伴分享这种善,不是为了这名哲学家自己,而是为了这名同伴的缘故,以便使这位哲人可以为他的同伴之善喜乐,就像为他自己的善而喜乐一样。还有,如果我们问新学园派的成员——在他们眼中所有事情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否也和哲学的主题有关,或者说我们应当像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哲学学说具有确定性,那么我们在这里问的不是应当把什么东西当作至善来追求,而是我们是否应当怀疑在我们看来必须追求的善的真相。让我们换一个说法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要说,人们追求的至善是真的,还是好像是真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假的吗?在这两种情况下,追求的对象是同一个善。
    
    还有,当我们使用源于昔尼克学派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作区分原则的时候,问题并无涉及至善的本性。倒不如说,问题在于是否把似乎为真的善当作真正的善来追求的人——无论这种善是什么,在他看来都是值得追求的——都应当接受这些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一些哲学家具有这种习惯和生活方式,因此被称作犬儒,而实际上被他们当作至善来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有些追求美德,有些追求快乐。因此,用来区分昔尼克学派哲学家和其他哲学家的标准并没有涉及他们所选择的、能使他们幸福的善。如果涉及到了,那么追求相同的目标显然需要相同的生活习惯,而其他不同的生活习惯必定是追求其他不同的目标所需要的。
    
    既然如此众说纷纭,那究竟什么是终极至善呢?
    
    在谢选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前完成的《五色海》中,曾用二十一段文字这样揣测终极的善:
    
    (01)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2)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神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神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神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神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神使和神汉、神棍,又多少有些瓜葛。
    
    (03)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4)
    
    “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05)
    
    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牲”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06)
    
    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过一种养精蓄锐的生活、一种促进升华及生命转机的生活。有道德的、禁欲的生活,因此不是“消极的”,而是一切胜利者借以吐故纳新的,是他自己笃实力行的。如借用理论家的话,那是一种远离“畜群的”生活。
    
    这样的胜利者欲使自己长寿,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大的集体:不是集权主义的“集体”;而是文化集团和生命种族。人类欲使自己不朽,需将自己融于一个更久的存在。融于彼而不丧我,并以自己的特色去丰富那伟大集体和久远存在──这是文明意义的“长寿艺术”。
    
    人类也罢,文化也罢,民族也罢,欲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有超越自己的能力,它需要懂得,与久远存在(如自然界)协调的生命艺术。既然决心融于这大的存在,就需要适度放弃自己的利害和自己的是非,而直趋这存在,并以其节律为自己的归宿。个人的归宿,是集体和种族;集体和种族的归宿,是文明和生命,而文明、生命的归宿,则为自然或曰命运。自然与命运的归宿,是“终极的善”。我们也许无法用经验证实终极善的实在性,因为我们的经验太肤浅、太局限也太短暂了;但是我们经历中的浮光掠影,却可以证实终极善的或然性。既然没有人怀疑自身的“实在性”,那么为什么要怀疑自身实在性之上的终极善呢?即便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下,缄默了。既然“我在”,那必定有高于“我在”的终极:无论如何,“我”总有一个渊源,一个来处和一个去处吧?没有人会愚昧得认为人生可以永恒。既然人生不能永恒,那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既有来处又有去处的过渡状态。这来处与去处,这大于我们、久于我们的,可以证实终极的或然性。“吾身”的存在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之前之后的链条。谁否认这链条的存在,无异否定其自身、否定其祖先、否定其后代;既否定了种族的归属,又否定了文明的归属。即便这样绝对的否定者可以存活下去,他内心仍有最深的疑虑。因为他的否定只是愤世嫉俗的表现,他的本能和常识,并不支持这无端的、过激的否定。除非他是神经缺损的白痴。
    
    终极的或然性无始无终。而世间的存在若有始终,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若有始终,也必有来处去处;它与它的来处、去处──合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如此追溯,无有穷期;而在其尽头,横亘那真正的终极性。只是在这终极性的无穷运化及其形成的“易化”中──一切存在,尽都泯灭、消融,无形在它不朽的化易中。在易化的巨大游荡中,在永不回头、永不忏悔、永不犹豫的游荡下──人间的苦难、幸福,刻骨的抱怨、冲天的希望,誓不两立的善恶,不可调合的利害……尽都移易、消亡,没有印迹……在它们的墓碑上,闪出了终极的善。
    
    (07)
    
    最好不用“自然界”一词,来表述终极性;最好用“太极”一词,来表达终极性的“非客观性”──为的是驱逐从古至今的综合混乱。智者的投机,群众的迷惘,盖源于此,对“自然界”可通过经验作局部的考察,而对于“太极”,即超验于概括之外的神秘,人的经验,如何把握?即使天才也只能透过自己的本能、透过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太极在”的思想结论。
    
    我们的“自然界”,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因为人在使用“自然界”这概念时,无不包含浸透了各人的主观。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段,所理解的“自然界”也不一样……“客观的存在”呢?没有!如此,人对“假定的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才占有主流地位。而“客观存在”这一必然的假定,其实是从自身存在的偶然中,推论出来的。最重要的,不是世俗的“善”,而是易化的“时”。合时,就是善。
    
    合市井之时,是市井的善;合天运之时,是天运的善。合超级存在的节律,它的春、夏、秋、冬,是伟大天才的善。──春行春事,夏作夏功,秋获秋实,冬尽冬藏。节令上的春夏秋冬,是地球北温带居民的感受──但还有一种文明的“春夏秋冬”在那里,它向我们秘密传达宇宙深处的脉息……
    
    (08)
    
    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09)
    
    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合。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10)
    
    社会的风俗与积习,像是生物的遗传性那么深地限制着个体的冲力与奋斗。任何个人以至新的文化运动,都很难从根本上扭换这一格局。到头来,是风俗与积习吞食了个性之光,消解了文化新潮的势头,把他们吞没在自己高深莫测的巨腹中。有时,它借用出众的个性为自己点缀,如端午节奉屈原之名,其实是古老的龙舟赛;圣诞节托耶稣之号,实际上却是罗马的农神节。是“无情义”的历史考证学者们揭穿了这层飘渺的纱巾;就是据他们精细的考证,早在屈原诞生前,已有了端午时节的竞舟祀神(投粽的原始含义即祭水神而非祀屈原)等风俗!而风行今日世界的圣诞节(12月25日)原来也是异教的节庆,是12月22日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因而最黑暗的一天,象征农神或是太阳神之死亡)之后三天,也就是太阳神死亡之后,三天复活。后来为了让这异教节日继续流行于基督教时代,才借用了基督之名。古老的积习,就这么顽强:先是压制,后又渗透到了新事物的内部,成为内在的压制源!
    
    据说,原始氏族社会奉行过某种公有制度,但这公有制并不像是人们幻想得那样美好,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生成!那是一个风俗与积习占绝对统治的社会,没有生气,气压很低。是个性的崛起逐步驱逐了古老的阴霸,人类从无知的天堂跌落到智慧的地狱──开始了文明。文明是受到好奇心、求知欲、竞争性等内在力量驱动的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看,这就是人类苦难的开始:阶级社会兴起了。”但谁不知道,这新兴的苦难比起没落的幸福来,无疑是一大进步!新的文明,是和真理式的旧风俗、古积习决裂之后,才得以诞生的。人类的文明历史一步一步地证明:任何新文明的问世,都像婴儿的诞生一样,伴有撕裂的阵痛与痉挛。它从母体分裂、自行生长,它从社会规范、风俗习演的保护下,求得自身的解放。独立、自治、自力更生,象伊甸园理的智慧果一般:总是伴有痛苦的,总是伴有风险的,甚至总是伴有“堕落”──因为那是一条新生的路呀。
    
    作为社会风俗强健一翼的行为规范,也具有两面相。一方面,它的模式化、一律化要求中隐藏着能量节约、减少社会磨擦力的良好意图。经验证明为有效的行为规范,社会就予认可并相沿用。但另方面个性又是歧异的,即便同一个性,在不同时空、甚至同一时空中也要求着并不相同的乃至恰恰相反的东西。因此,要不同的个性遵循一种规范,是痛苦的、荒谬的、充满了冲突与不协和的。
    
    个性的抵触与逆反,不时改变着各种规范。使它不断趋向.于新形态下的新合理,使它永远与生命世界的“节能原则”保持、一致。生命与环境、个性与社会、心灵与文化之间的反馈过程,就是这般永无止境。它不会像《礼记·中庸》篇所说的“止于至善”──因为并不存在终极的善。具体范畴中的至善,就是不断地反击压制,就是在反压制中遵循节能的原则。这就是生命界域中反抗至善的“超然至善”。反压制的节能原则,就是社会界域和文化洞天藉以进化(就其最不受进化论约束的意义言)的“无终极的终极善”。这至善是空灵的、不拘一格的,需要智慧者的不竭灵泉,时常浇灌。
    
    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遗留的社会规范,正是作为也仅仅作为以往个性的创造活动的残迹而遗留的。对它们顶礼膜拜、视同神圣,与原始时代的拜物教何其相似。充满活力的人,诚如但丁在《神曲》中曾经为这等新人所作的疯狂预告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充满活力的人,这是渴望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的一种人。他们像是暴躁不安的海潮一样,不断冲击着各种千年已然的腐败堤坊。
    
    反压制力量的活动,是不分古今、到处喧腾不已的。这构成了一个个生命的界域、一个个文化的界域、一个个要求变化并正在追逐变化的社会界域,以及大大小小的不愿凝固于一点(“极”)的宇宙……
    
    (11)
    
    C:太极与无我──
    
    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圣人、先知也不可能认识太极,他最多只能对“易”(即太极的一种属性、一种“赜”、一种运化、一个轮回、一个节奏……)有所直觉。从而可能随易而化,从而成为天命的仆人,太极“最有希望”的属性。无数的易化,将导致“终极善”;而这在哪天到来,则我们永远不会知晓。
    
    (12)
    
    D:“太极”就是“终极善”。用一个明白而无修饰的词儿来说,就是“结局”──我们应该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新思想:“结局”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我们那些不合于“结局”的思想;有毒的并非“结局”的气氛,而是我们自己那些有悖于“结局”的口味……
    
    我们应该指着项羽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作为强秦的结束者,来到世间。
    
    他代表了一个终结,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一个体现了“终极善”的惊叹号。
    
    我们应该指着董卓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一举结束了两汉皇族的赖皮统治。
    
    我们应该指着忽必烈说:这就是圣人!因为他用铁骑荡平了唐宋六百五十年的糜烂了的灿烂文化。
    
    我们应该指着张角、刘聪、侯景、李密、黄巢、洪秀全、孙中山以及毛泽东说:看哪,这才是圣人!因为他们都作为果决的结束者,跃入世界历史;而不是被人当作富丽堂皇的“开国皇帝”来顶礼膜拜。
    
    (13)
    
    结束比开创更难。结束比开创更不可缺少。一部史诗、一本哲学、一套交响乐、甚至一本儿小说──没有开头只令人感到有些突兀;没有结尾却令人难过、甚至愤怒。
    
    但历史的结束者往往并不讨好。人们把破坏和罪恶判归给他;却把荣耀和功绩留给那些“创造者”。
    
    中国的皇帝们,因此僭越僭妄,把仅仅盘踞人间的朝廷,命名为“太极殿”──
    
    其实《中庸》早就给我们以伟大的启迪了,它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可见,人的天性是大自然的无言诰命;而尽性去做,便接近太极,便是人生的真道。
    
    (14)
    
    太极在运动中。太极的运动具有必然向善的性质,这使历史运动中(这也是的一种属性)出现的某些“恶”消融于终极善的海涵之中。于是。恶不仅对善而言最终是相对的,而且本身也只是促进相对的道路。善则不然,善是绝对的。因为善虽然可能被另一些人们重新评价为恶,但由于它是被当作目的而供养、遵循的,所以它终非枝蔓,而是根本。根本的就是善的;被恪守的,就是善的;有创造力的,就是善的。所以,善的子孙可以沦落到恶的风尘,但善本身不可能沦为恶。
    
    善是绝对的。恶是相对的。
    
    一切恶,将被太极的不言而喻的善的意图所,消融,而归于那无所不包的内涵与终极。
    
    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地,就在于达到某种高峰状态,攫取某种高峰体验:这就是“向善运动”。而“听从神的意旨”,这就是认识太极并与之合一。
    
    人最高的精神状态就是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之境。
    
    高峰状态,就是体认了太极并与太极合一,这就是超越了永生。
    
    (15)
    
    “太极的无始无终”与“太极的终极善”并无冲突。无始无终,是指太极自身的特性。终极善,是就太极与属性间的关系而言;而善,主要是指宇宙(时空)循环的终结,这循环是漫长的,类似“永恒”的过程……
    
    合乎太极的生存方式要求一种“哲学上的纯粹运动”。它所意识的“纯粹”,是回溯的结果,而不是分化的源头。这与一切世俗的偏见正好相反。以往的偏见总是说“先有纯粹,后有分化”……。这是复古主义的邪说,是祖先崇拜孵化出来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是应消除的思想软骨症。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中国民族精神”并不像蒙古巢穴北京的大白菜那样,储存于某个过去的地窑里;而是宛如向日葵,紧紧追随未来的阳光。
    只有通过我们的创造,中国精神才得以纯净?
    
    只有通过为牺牲而牺牲的宗教性游乐,独立不羁的、富有尊荣的、活生生而又完满的精神中国──才会生长起来?
    
    
    (16)
    
    终极之善,位于世俗之善的彼岸,也位于神圣之善的彼岸。终极之善,既是否决黑暗的,也是否决光明的,还是否决这明暗二神对垒的波斯玩艺儿的。超然之善,是对善恶两造的批判与消解,是取消了正值与负值之差的终极性圆融!它把其督的生命,掀入世界之水中,杀死了基督却改良了生命之水,谁能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过程,不合乎救主关于“赎罪”的原始教义呢?
    
    终极之善的降临这一前景,会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怕,甚至视为恶之尤。人们视之为阴惨而超神之神可以视之为终极之美、终极之善。因为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事物的结局比事物的开端更显庄严之美;甚至比事物的过程更多哲学之韵。句号是一切文法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爱书者欣慰的符号。
    
    (17)
    
    大多数人受限于生物性,难以领悟神意,亦难以接近终极美善的启示。人们往往以自己的作为──其极致状态是“类”的生存与繁荣──区别善恶。除此而外,人们只是虚空。
    
    而且,即使在“终极善”上,也可能沾染了流俗的不洁:最可怕的误解之一,就是以人意冒充神意。神汉神棍的人意,不论是多少钱权交易的集合,也不论是什么唬人意念的拼盘──都与“终极善”有质的不同。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的消解,是精神世界的倒叙法则:它从结局出发,来判断过程并审理开端的合理性:它是以“死”来思考并策划“生”的。
    
    (18)
    
    终极的美善,不是人的终极,而是包括世界过程的终极,和最后审判过程的终极,这两大阶段……
    
    终极的美善,则只在终极显现,即在世界和审判的终结之后显现。因此,终极善不再可能许诺任何世俗的福利或神圣的荣耀。终极的美善虽然因此不合世俗的口味或神圣的诛求,但也因此不再会褪色、永无陈腐。
    
    终极的美善,是太极自身运动的句号。所以,它必然包括、消解前此的(世界),和此后的(上帝、教主,最后的审判)──审判上帝和救世主的,不是力量,更不是道义,而是过程。
    
    我们的《超启示录》将指向,审判世界之后的那个过程。以前的救药所消弭的世界之毒,被制服之后,庄严圣洁,淡化为过眼烟云。
    
    “审判上帝和救世主”这一隐喻的含义,是指对欧美世界的最核心价值,进行审判。中国人还没有成为教徒,但现代中国人却中了教徒(如神学生黑格尔、斯大林)脱胎而来的世俗教义的世纪之毒。
    
    “审判”的命题也就自然涵盖了有关的变种,如各种乌托邦理论,虚无主义和拜物教。这不关传统中国人的事,而是欧美人的事,也是深受欧美观念之害的现代中国人的凄惨故事。尽管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欧美”曾经分化为“东欧蒙古集团”和“北大西洋联盟”两半。
    
    由此,冒充为世界主流的欧美,将还其为区域性文化支流的本来面目。
    
    仅仅宣布“上帝死了”是远远不够的。死去的人尚且都可能复活,何况死去的上帝?谁能保证上帝死不复生?
    
    审判死去的上帝?以便作出法定的结论?
    
    谁是亵渎神灵者?谁拿上帝寻开心?
    
    我们只是预见而不是宣扬“审判上帝与救世主”──这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表演,而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刻不容缓的“新的文化之战”的需要?
    
    (19)
    
    “救世”的行动和口号有无必要?这个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还是不堪拯救的?
    
    救世的活动,是使人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变坏)而不是前者(变好)。
    
    救世党之供奉上帝(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神学生之信仰安拉──作者2001年注),以最后审判的大恐怖(这决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如城市游击队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作者补注)和千福年的大许愿(这决不仅仅以托洛茨基为始作俑者),眩惑人心。试想,对这样的“上帝和救主”,如果不审判之,法国人预言的恐怖大王是不难征服世界的。
    
    (如果“恐怖份子的安拉”不划上一个句号,整个世界岂不沦为一个屠场?──如穆斯林城市游击队西元2001年9月11日炸毁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塔行动的千倍花样万倍规模──作者补注)
    
    一个不断流血、不断折磨甚至不断受骗的大祭坛,并不是天国。
    
    不与托洛茨基们划清界线,中国就永无宁日?
    
    (20)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21)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那时我以为:和谐的终端就是毁灭一切。
    
    但是等我出版了《天子经注集》(1994年)、写完了《五色书》(1995年),神秘的经历席卷了我,我不得不走向终极而不是停留在思考终极:我不得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
    
    但是与此同时,我保存了对于人造学说的批判能力,即使这些人造学说打着“神学”的旗号。当我发现奥古斯丁不合圣经,我就得冒险批判他了。 (博讯记者:艾布拉)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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