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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忆文革被打旧事:为何知识分子有补偿我没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02日 转载)
    《小康》杂志
    
     在偶然发现22张“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后,作家导演徐星开始了孤身一人的寻访拍摄。他几乎走遍浙江农村,先后找到表格中12位老人,倾听记录这些底层农民因言获罪含冤入狱的故事。年过古稀的老人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对过往的回忆,也令险些湮没的历史在胶片中凝住

    
    文|《小康》记者 罗屿
    
    2014年3月29日,周六,杭州凡人咖啡馆。下午两点,导演徐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将在这里放映。
    
    活动开始前,徐星一直守在门外。
    
    一辆车停下,他快步迎上去。
    
    三个老人从车中探出身,徐星边和他们唠着热络家常,边伸手扶他们下车。大概是怕老人碰到头,徐星把手很自然地搭在了车门框上。
    
    为了这次放映,老人们坐了几个小时的车从浙江建德赶来。他们是《罪行摘要》一片的主角——“文革”时含冤入狱的农民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
    
    然而,徐星在片中记录下的面孔,远不止这三人。
    
    2011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结识了画家贾和震,贾在“文革”中因“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改十年。
    
    贾是“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誊抄“文革”期间“犯人登记表”也是其工作之一。这些登记表记录了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简要犯罪事实,等等。当年在狱中,贾曾利用登记表背面偷偷作画,并在出狱后将它们带了出来。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犯人登记表”,表格中的“犯人”大都是农民,来自浙江不同地区。他们所犯罪名五花八门: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等等。
    
    这些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罪名,却让这22个农民被判7年至20年刑期。
    
    十里丰农场成了他们青春乃至人生的埋葬地。
    
    看到这些登记表,徐星觉得应第一时间找到这些人。他们是谁?获罪背后有怎样的隐情?出狱后又有怎样的人生?
    
    “多年来对‘文革’的反思,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他们因‘反革命罪’被判入狱,但进就进去,出就出来,没有解释、没有补偿。数量庞大的农民的故事正消失在浩大的历史之中。”徐星说,希望自己做些事,能填补这个空白。
    
    因此,也就有了之后三年他孤身一人的探访拍摄旅程。徐星寻人、拍片,最终用镜头记录下14个老人的故事(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作为胡俊录的同案犯,被徐星一同记入片中),并将12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浓缩至135分钟。
    
    “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我们成了模特”
    
    年逾古稀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并不在乎建德与杭州之间,来回几百公里的舟车劳顿。杭州放映会现场,他们说自己感激徐星,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北京来的扛摄像机的大个子男人,是唯一愿意坐下来听他们唠唠“过去事儿”的人。
    
    几十年来,他们的人生如被尘封一般,藏于历史的暗角,无人问津。借由徐星的镜头,老人们的故事才露出冰山一角。
    
    在“犯人登记表”上,胡俊录的罪名是:与李春生臭味相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启蒙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翁志渝、程德华的名字虽未出现在22张“犯人登记表”中,但他们和胡俊录为同案犯,属一个“反革命集团”,而李春生已于几年前去世。
    
    “反革命集团”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胡俊录他们几个当年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因不堪歧视和看不到未来,几个“五类分子”决定成立一个生活互助小组,“谁家有事,可以凑点钱相互帮衬”,但不知被谁告发,几人因此获罪。
    
    翁志渝回忆,1968年6月的一天,他忽然被扣住关了一夜,第二天被押到批斗会,身边不远处,是挨斗的胡俊录、程德华。
    
    下台后,他们被五花大绑关在不同房间。公社干部要求他们坦白都有哪些反动言论、反动行为。几个人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交代。之后,他们便被送进新安江看守所,分别关押审问。
    
    1970年宣判时,胡俊录、程德华发现,自己被莫名卷入一个叫做“启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反革命集团”,他俩和翁志渝、李春生一样都是集团骨干。
    
    胡俊录、程德华心里的疑团,只有翁志渝能解开。因为“启蒙”二字,正是他为自己和同伴捏造的罪名。
    
    当年在新安江看守所,翁志渝被提审后,审讯员一直追问:“你们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对外联系,名称有吧?”
    
    翁志渝讲“没有”,审讯员就用枪把子在他脑袋后面狠敲一下。不说,再敲。如此情形,翁志渝觉得,对方是一定要问出个名称来。
    
    想到这里,他开始每日冥思苦想,目的是给自己和同伴凭空想出个罪。这个罪不至于让大家判死刑、判无期徒刑,但没有罪就得天天挨打。他们几个早晚会被打死。
    
    翁志渝想,叫“反共救国军”,那准得枪毙;叫“劳动党”,基本还是枪毙。但这些词都是他从报上看来的,自己也搞不清什么意思。
    
    最终,同样是从报上读到的“启蒙”一词,在一次审讯中,被翁志渝“供认”为小组名称。
    
    打他的审讯员听到“启蒙”停了手,但不解其意。翁志渝解释说:“小孩子,六七岁没念书,去学校受教育,叫启蒙,就是不要懵懵懂懂。”
    
    “那你这个启蒙是什么意思?”对方问。
    
    翁志渝索性把藏在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在他看来,当年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于是,面对审讯员的追问,翁志渝说,启蒙就是不要搞迷信,不要搞个人崇拜。毛主席就是个人崇拜。
    
    审讯员听后大惊失色,狠狠打了翁志渝一下,并喝道:“你这家伙真反动,枪毙你!”
    
    翁志渝想,枪毙就枪毙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但他并没被枪毙,只是很快被定了罪——“启蒙”之后被安上了“核心领导小组反革命集团”几个字,他和胡俊录、程德华、李春生作为该集团首犯,被投进十里丰农场。
    
    如果不是徐星来拍片,出狱后的程德华和翁志渝恐怕很难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多年来,程德华对翁志渝始终有怨气,觉得如果不是他编出“启蒙”,他们也不会被莫名扯进什么“集团”。但翁志渝却觉得,他们当初躲也躲不掉,“那时候我们已经被锁定了啊”。
    
    拍摄时,徐星一直试图调解二人关系。他把他们拉上饭桌,好酒好菜摆得满满,他自己则充当和事佬。两个老人最终抱在一起,翁志渝老泪纵横,口中念着:“我们是老朋友,我们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啊。”
    
    也许自始至终,程德华的心里是同意老朋友那句“我们被锁定了啊”。因为谈及往事时,他曾这样说:“为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人为给我们炮制了这么一个事件。反正我们是个模特。”
    
    “我不是要赔偿,但工钱总要给我”
    
    多年来,翁志渝都觉得委屈,因为老朋友一直误会他。他说自己当年是一心保护程德华、胡俊录的。当初他和李春生打过招呼,他俩是光棍,责任尽量他们挑,照顾那些有老婆孩子的。“可李春生死了,死无对证。”翁志渝说得无奈。
    
    但人生更深一层的无奈在于,当最终事与愿违,任何美好的初衷都显得不足为道。
    
    被释放后的翁志渝在老父亲的带领下做起苗木生意,村里有个年轻姑娘追求他,成了他的老婆。程德华却过得惨淡,出狱后他脾气暴躁,一次吵架后老婆被他打跑。
    
    “他(程德华)后来的性格有个人的原因,但根源在哪里?”在徐星看来,几十年前的那场无妄之灾已牢牢刻进老人的血肉里。
    
    程德华生活的拮据时时闪现在徐星镜头中。比如生病,他会找最便宜的药片。对他而言,生死之间,已没有深不见底的鸿沟。七十多岁的他常说,早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还有什么可怕。
    
    一开始拍摄,徐星就和程德华这些老人说过,自己什么也帮不了他们。凭他一己之力,没法替他们平反伸冤或是解决问题,他只是希望他们的经历能被人知道。话虽如此,拍摄完成,徐星还是自己掏钱,给程德华买了2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别的我帮不了,如果他活到90岁,这个保险也够了。”
    
    既是被冤枉,这些年,老人们不可能没有想过赔偿。他们也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农民没有?“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徐星感慨。
    
    提到赔偿一事,程德华说,当年他们几个被放回家后,试图找过当地政府,政府给出的回应是:现在国家被“四人帮”破坏得厉害,全国都这样。国家有困难,你们要体谅。等国家好了,会慢慢处理。
    
    但一等就是几十年,程德华他们仍旧没等来一个说法。
    
    拍摄时,老人给徐星出示了一纸文件,上面写着:胡俊录、程德华,你们的赔偿申请已收到。按原1980年9月以当时的政策法律,给你们平反。现没有收到对原平反的按《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请谅解。落款为: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时间:2010年4月8日。
    
    “我现在不是要赔偿,但我十年在监狱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农忙时工作16个小时,工钱总要给我,哪怕一天算一块钱,扣去吃饭,得给我工钱呐!”杭州的放映会上,程德华有些激动。
    
    “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什么事情都不怕”
    
    程德华讲话时的“直”,和他到今天仍有些孩子气的脾气有关。和他相比,徐星镜头中的有些老人,则显得胆怯且谨慎。
    
    当年因被朋友诬陷,被判“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入狱7年的徐兴林就和徐星说,从监狱出来快50年,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不要交,彻底交不得”,老人一再强调。
    
    除了对交朋友这件事耿耿于怀,其余的一切,徐兴林似乎又已看开。“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对于我们农村的人,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管不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着镜头聊了自己的故事后,徐兴林和在深圳做珍珠生意的两个女儿通了个电话。“从此后,老人再不接受我任何采访。包括我把片子拍完,送回去给他,老人也说不要看。说女儿骂他了。”不仅如此,徐星也先后接到那两个女儿打来的电话,警告他,不许再骚扰她们的爸爸。徐星觉得有些悲哀,当下一代急于追求更好的生活时,父辈所经历的委屈与苦痛,似乎可以被轻易地甩开扔掉。在他们眼中,天空始终没有出现过霾。
    
    同样让徐星悲哀的是,反观片中那些当事人,曾经的恐惧如今依然清晰地写在他们大多数人脸上。
    
    比如初和老人接触,徐星发现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下意识动作,就是讲话前立正站好。“为什么?因为监狱里和看守说话,都要立正。”
    
    但徐星有一套和老人熟络的方法。通常就是放下摄像机,和他们聊天。谈谈生活,谈谈日子,谈谈老婆孩子,谈谈吃饭喝酒,谈谈村干部腐败……
    
    交流之后,老人们会相对放松。林品新就是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番薯堆旁接受的徐星采访。
    
    林品新是22张“犯人登记表”中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罪名是“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被抓那年他25岁。林品新承认,自己的确写过一封信,主要是对“文革”有疑问,具体内容,他已记不清。
    
    但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民,就为这封信,成了“重犯”,在十里丰农场的第一年,他每天戴着56斤的脚镣下地劳动。
    
    徐星镜头里的林品新并不是个善于交谈的人,他甚至有点木讷,每个问题都要想很久,似乎这样才能组织好语言。他会撩起裤腿,把曾经戴着重镣、已经变形的双脚给徐星看。而这熬进皮肉的人生细节,或许已强于任何语言。
    
    林品新说,他想让自己的胆子变大一点。“信耶稣。就是信耶稣。有耶稣和我们同在,什么事情不怕。”他对徐星说。
    
    拍摄时,林品新87岁的父亲忽然闯入镜头。他挑着一个担子,里面全是番薯,徐星走过去掂掂,大概有100斤重。“林品新的父母都八十多岁,依旧种地、挑红薯,住风雨飘摇的木房子,窗户都没有。至于老婆,早就离他而去。”
    
    在寻访中徐星发现,这些当事人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老人们和徐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其实不能怪妻子们,尤其是她们当中年轻有几分姿色些的。她们因丈夫服刑,政治地位低下,任人宰割,任人欺凌,无力反抗,她们在村子里的遭遇,我真的无力描述,我甚至都无法面对。”徐星感慨。
    
    但周明夫的妻子是个异数,她执拗地等回了丈夫。
    
    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据他回忆,会计室有一把枪托已经沤烂的气枪,有一天他们几个年轻人拿枪摆弄着玩,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当时屋里就三个人,周明夫说,他知道是谁举报,但他不愿提名字。
    
    “农民其实都很宽厚。”徐星说,自己问他们,“当年是谁揭发你、打过你,如果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就不说,都在一个村子里,怕伤和气。‘文革’时,能把敌人揭发出来就是忠心,大部分人都在漩涡中,所以很多老人理解揭发批斗自己的人。”
    
    周明夫便是如此。当老人看着徐星拿来的写有他罪名的“犯人登记表”时,虽也忍不住说“真可笑”,但他还是觉得“都过去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谁压倒谁。别人身上垫一下,自己就高一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
    
    不知过去,就没有未来
    
    徐星说,当拍完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自己拿着机器独自往回走时,眼眶常常是湿的。
    
    做艺术的人,或许注定敏感且敏锐。
    
    在没有拿起摄像机前,徐星被人称作“作家徐星”。上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此后,他赴德国讲学居住多年,1994年回国至今。
    
    即便收获了名声,但在物质上,徐星似乎一直没有特别富裕过。他笑说自己是最底层的“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工作。
    
    但徐星却有大把力挺他的朋友。《罪行摘要》拍了三年,花了18万,很大一部分钱都是朋友无偿赞助的。
    
    而在后期剪辑制作时,两个年轻人——科影厂导演于莫浮、腾讯网张慧聪,一直利用周末休假无偿帮徐星的忙。“不仅是助手,我和他俩现在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徐星说,从这两个有理想且正直的年轻人身上,他也更多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拍片时,钱是徐星最大的心魔。“吃什么,怎么住,都要考虑。”进村进镇徐星不敢叫出租车,都是坐农民的摩托。有时,为了相差一百元的房费,他会拖着行李拿着器材走上好几公里。“不为别的,就是担心没钱了,这个事情做不成了。”
    
    偶尔,58岁的徐星背着30公斤的装备走在雨后泥泞的山路上,也会感觉疲惫不堪,甚至有点软弱。他会在心里发问,自己一个“三无”人员做这些是为什么?这难道不是国家该做的事吗?但想着想着他又会嘲笑自己。“我的命运和这样一件事情碰撞了,结合到一起,我很骄傲。我命里注定有这个光荣,我可以享受这个光荣。”
    
    让徐星享受的,还有老人们回馈给他的信任与真诚。
    
    《罪行摘要》杭州放映会,赶来的胡俊录、程德华、翁志渝一下车就递给徐星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的是他爱喝的建德荞麦烧酒。“有时我想,天天和他们坐着喝荞麦烧也挺好。”
    
    但徐星停不下来。他说自己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士”的要求,“这会告诉你如何成为精神上的贵族,就是要参与社会生活”。徐星不喜欢空喊口号,他觉得人应当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真真正正行于路上。
    
    《在路上》是影响过徐星的小说,也是他人生状态的某个注脚。
    
    作为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人,11岁时,徐星父母被下放到不同地方,他随母亲到了西北一个小县城。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30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他童年的眼底。
    
    半年后,母亲为了能让徐星受到稍好的教育,把他送回北京。此后,为看母亲,徐星一年出门两次,一路上,他所看到的和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同。目之所及的饥饿贫穷,让12岁的徐星早早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16岁时的一场单相思式初恋,让徐星写出了一封对时局充满怀疑的匿名信,或说情书。但就是这封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不满的信件,非但没有让徐星收获爱情,反而把他送进了拘留所。2007年,徐星完成了以初恋为线索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片中另一位主人公,则是当年惨死在学生手中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卞死后,丈夫王晶垚用尽所有积蓄买了部120相机,拍下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徐星当年采访到王晶垚,老先生对着镜头说:我要记录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面对一种说法——“文革”中没有无辜的人,都是互害。徐星觉得,这话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一些地方官员如何疯狂地将GDP作为政绩,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时会炮制出那么多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社会底层的‘阶级敌人’。”
    
    在徐星看来,不知过去,就没有未来。而他多年所做的,不过是记录历史,记录过去。
    
    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历史的记忆却是人为的构建。历史若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而徐星觉得,“常常是一个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层层覆盖历史的谎言。”
    
    这些年常有人问徐星,为何愿意花时间、精力,和底层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为什么要记录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不能过得轻松一点?
    
    3月29日杭州那场《罪行摘要》放映会上,现场展板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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