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反思──激怒与被激怒在六四过程中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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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9日 转载)
吴祚来 独立学者
示威是一种政治博弈，是用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通过行动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响应，参与，使示威形成一种可见的力量，以促使当局有所改变。当行政渠道或传统的沟通模式无效，街头示威，是一种最有效的和平表达方式，如果阻塞了自由发声的渠道，又阻止了自由示威的路径，人们可能会用更为隐蔽与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与不满，甚至会产生恐怖主义活动。
八九民运是超大规模的广场民主运动，尽管总体和平理性，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理想的街头抗争不仅可进，而且应该可退，特别是遭遇政客恶意挑衅与镇压时，保持冷静以规避生命代价，应该是民运过程中应该重视的主题。
有一句话是这样提醒争论双方：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失败了。和平理性的示威抗议是在与当局博弈，但愤怒地与军人对垒时，你则陷入搏斗，对手掀翻了棋盘，他们没有博弈能力，但却依仗手中枪杆子，希望你起身搏斗。因为，敌人或对手最需要的是你愤怒，并因此失去理性，进而采取了错误的行动。
整个八九民运最终以市民与学生巨大伤亡而告终，当局一步步激怒学生与民众，才使局势复杂化与扩大化。
四月十八日学生们为什么要冲击新华门，因为当局拒不接受学生们敬献给耀邦的花圈，如果当局按国情民意，对学生情绪稍加安抚，就不会出现如此冲突局面。
四月二十二日，学生们要在广场送耀邦一程，但当局要在耀邦纪念会当日对广场实施戒严，不允许公众参与集体悼念，造成学生们提前一天进入广场，更为严重的是，学生们跪递请愿书，当局视而不见，造成当时广场群情激愤，这种激愤不仅会造成现场紧张，更会促使学生们回校动员更多的学生参与示威。
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完全是一副文革口吻，将和平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它激怒的就不仅仅是高校师生了，更多的市民也被激怒，特别是社论中以特殊的个案或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栽赃到学生运动的头上：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然后发出政府动员与号召：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
这份言辞激烈的社论由李鹏主导，邓小平钦定，当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归来，发表了五四讲话，学生们看到了与当局和解的可能，但赵紫阳并不能主导当时的中央当局，学生们组成对话团，与当局进行的对话，一次一次被愚弄与欺骗，当局完全没有诚意与学生平等对话，对话只是幌子，背后却磨刀霍霍，一方面通过内部保守势力联手，打压与排挤开明派，并置对手于死地，另一方面，调兵戒严，五一九颁发戒严令，对和平示威的北京进行军事戒严，一纸戒严令，等于召集令，不仅使北京，连全国都激怒，大量外地学生进京声援，全国多数大城市也爆发大规模示威。
李鹏与吾尔开希的对话，名义上是一次对话，其实质却是对学生最后通牒。当局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诚意与学生们平等对话沟通，而有善意化解危机的赵紫阳，不仅无实权，反而被排挤，所以，开明派的任何安抚与善意都变得毫无意义或毫无影响力。
李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越激怒学生与民众，对他们越有利，因为邓小平最初是持观望态度，尽管在本质上是反自由化、反政治改革，但不可能一开始就动了杀心，赵紫阳代表的开明派的无力，加之保守派激怒学生与民众的成功，特别是，赵紫阳揭开了邓小平垂帘听政的真相，使邓小平成为众矢之的，整个学潮的愤怒都倾泄在这位太上皇身上，而这正是李鹏保守集团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故意夸大民主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瑕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打砸抢行为，都要栽赃到民运头上，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设置了陷阱，希望置市民与学生们于不义之境，譬如，戒严之后，他们将装满菜刀棍棒的车辆遗弃在广场附近，希望学生们“拿起武器”，甚至遗弃装满武器的军车给学生，如果学生与市民哄抢武器，当局立即可能启动应急程序，通过突发事件借口，大开杀戒。但多起这样的武器、凶器遗弃案例都被学生们理性地处理，学生们自发保护现场，主动交由当局处理。
但六三之夜六四之晨，整个局面完全失控。
用于保卫国家、人民的军队，用坦克与冲锋枪手开道，悍然开进和平的北京城，这完全是政客与军方对共和国与人民发动的一次政变与侵略行为，理论上讲，和平的人民无论用什么方式阻止与抗击，都是合法的，当市民与学生发现军人枪口里射出的不是橡皮子弹，而是真实的子弹时，在他们心中燃起了怎样的怒火？正是这样的愤怒，激起了更多的市民与学生阻止与对抗军人与坦克。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暴徒，也完全是暴政激发出来的保卫自己城市和平的义士。
有经历过现场的国外记者所见，与我所见完全一致：现场的抗议者们怒骂：“刽子手”、“法西斯”、“畜生”…每一声怒吼和辱骂，得到的是士兵枪弹的回应。
而这样的互相激发出来的愤怒，又为当局制造了借口：六四凌晨1点30分左右，戒严部队播出的《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颠覆了共和国制度，他们入侵了人民的城市，却反诬抗争的学生与市民，国家暴力以流氓的姿态向人民宣战，他们所有的谎言都借助国家宣传机器与暴力机器而趾高气扬。正是这些充满暴力与公然的谎言，使更多的市民与学生前往已经戒严的广场与长安街，造成更多的冲突与被枪杀。每一个市民与学生都必然被无耻的谎言激怒，也因此充满屈辱感与失败感。
我们反思八九六四，我们要追问，谁更希望和平示威的人们愤怒与暴力抵抗？士兵们其实是无辜的，大量参与戒严的外来士兵完全不知道真相，他们真的以为北京发生了动乱或暴乱，士兵们不希望被侮骂，更不愿意被当成侵略者被伤亡，而邪恶的幕后操控者们，却极希望看到这样的乱局，看到士兵被打死烧死，看到市民们被坦克碾死被枪击身亡，通过极端的恐怖，使所有人感到恐惧，以达到戒严、威慑对手与维持统治的目的。
为什么倡导和平理性的示威或抗议活动是最有价值的，最可持久的，意义正在这里。
超大规模的专制国家，超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通过八九六四我们能见出其困境所在。为什么中东或台湾、韩国的民主运动更容易成功，因为小规模国家的民主运动容易全局性动员，小车容易被整体掀翻，而长城一样的老火车，尽管腐朽不堪，但腐而难败，盘太大无法实现全员动员与行动。如果六四之时整个国家国民都与北京市民一样素质，军人都像北京地区军人一样知情，结果会完全不同，或者北京如果是一个独立小国，当时的独裁者可能早已熘之大吉。
因此中国民主进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持久韧性与耐力的过程，一个需要全民启蒙与公民社会重建的过程。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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