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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5月2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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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陈寅恪,从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神力量,中国不仅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权利,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
    
    
    
      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史从未面临的特异悬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其同的负担。”[作者注:《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唐君毅全集·卷七·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全集校订版。]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当年发表此《现代新儒家宣言》前后,中国在“冷战”外患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内忧中,迭经专制、独裁、贫穷和饥馑,并且与几乎整个西方(包括苏俄、日本)为敌。
    
      中国一度似乎又回到谭嗣同眼中“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人间地狱: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困扰世界的“冷战”和核战阴云渐始消退,笼罩中国的历史浩劫欲散还聚。
    
      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以更为忧患、庄严和苍茫的心情面对。
    
    
    
    一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开化的神秘帝国。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横亘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伟的山峰之间,上苍赐予的这片时空悠久、辽远而闭塞、天然自成的一个世界。
    
      在人类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长史期,中国拥有的特性十分显明,地理、气候、自然和周边环境都足以支持中国发展出独特而成熟的文明。
    
      当欧洲在异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千年岁月中分崩离析和踯躅不前时,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曾经领导了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作为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国原本可以遵循东方农耕社会的固有节律和亚细亚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在自我封闭、停滞、循环往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袭,自洽而沉迷地生息绵延,终古不变——中国文明遵循着某种天造地设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是天然的永久性大国,其历史、文明、人口、土地、资源都注定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命运,中国又是注定历经曲折,必须缴付高昂代价才可望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大国。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
    
      它们似乎秉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第一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效、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人类、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终极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开化的神秘帝国。
    
      中国的固有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质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判断。
    
      这究竟是中国的福分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相,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代中国。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背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
    
      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待其接受庄严的精神洗礼。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
    
      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
    
      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
    
      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
    
      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
    
      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
    
      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
    
      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
    
      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诡、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
    
      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作者注: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国》(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第三部,里加和莱比锡,约翰·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克诺赫出版社,1787版]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神的天然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马克思-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做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
    
      因为复仇而作的自杀,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这就表示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怎么轻微。
    
      虽然没有因为出生门第而起的差别,虽然人人能够得到最高的尊荣,这种平等却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作者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所在的东方》,三联书店,1956版。]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
    
      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
    
      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异端,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始终有某种微妙的差异,就是这种差异,也许成为他们的学说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后,在遥远陌生的东方被奉为天条的原因。
    
      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
    
      而西方资产阶级天然“负有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支持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与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条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沿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
    
      马克思、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作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作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
    
      “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西方可以抗议说,这种战争带有东方落后国家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为、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可是它就是人民战争。
    
      而对于起义民族在其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西方不要指望能根据正规作战方法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只能根据这个造反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马、恩大胆地预言,中国的造反和起义“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世界,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会迎来一个奇怪的后果:中国将引发西方世界的动乱”。
    
      那时,马、恩几乎怀抱着世界末日般的绝望预言,人们只能同歌德一起高唱[作者注:歌德,《抒情诗·西东合集·致祖莱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即又何必因苦难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贴木儿的蹂躏!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
    
      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
    
      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困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
    
      俄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世界近代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重大事项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
    
      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
    
      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
    
      “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
    
      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
    
      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政党、领袖)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纳粹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
    
      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
    
      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
    
      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
    
      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申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
    
      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产自中国,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曾国藩、康有为以后,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武断,无论多么令中国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核潜艇、航空母舰),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
    
      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造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不可逆进程。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大国。
    
      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如中国一样,在近十代人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毋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挑战式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史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
    
      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质,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
    
      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畸形、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
    
      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域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
    
      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运动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触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满汉上层官僚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民族主义政党——中国国民党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内战、朝鲜战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朝鲜战争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1956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苏共20大“秘密报告”)和匈牙利、波兰事件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1970年,勃列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真实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唤起“韬光养晦”,“不再分姓社姓资”和市场化策略……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索沃政治、中美撞机事件、美国重返亚太、中日钓鱼岛冲突,激起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某种帝国意欲……
    
    
    
    
    
    
    
    
    
      二
    
      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侮,中国也深受西洋先进文明启示,满清帝国的颟顸腐朽和义和团的愚昧仇外,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是“华夷之辩”的现代必需,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现代世界之第一步,中国全力以赴地恢复丧失千年的文明元气,同时锲而不舍地求教于西方,中国免于印度的命运,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这是拜几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责任所赐。
    
      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大教训是,囿于历史、地缘、民族性、国家道路抉择的复杂因缘,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在自强不息的同时自作主宰。
    
      中国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即使在欧风美雨俄雪排山倒海般东渐、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年代,中国也曾几度以其特有规模和力量改变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版图。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和战舰一类丑恶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
    
      中国作为东方最神秘的国度最古老的文明,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特殊的对待,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取代自暴秦至蒙元至满清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誓言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之统一,对外“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各省38人组织中国历史第一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颁布中国历史第一部现代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享有人身、财产、居住及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之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利。
    
      蔡元培、魏宸组、宋教仁等人发起《社会改良宣言》宣称:“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无所骄谄,意志自由,无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教之迷信,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之所同当自勉者也。”
    
      鉴于两千年专制毒害深重,临时政府力倡现代教育,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开设修身、国文、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手工、图画、韵、体操、外国语教学,更发布《严禁鸦片通令》,号召“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
    
      临时政府成员多为学通中西的大家,深知中国之根本改造绝非一日之功,最为紧要的是移风易俗,彻底转化中国人由专制、独裁、闭塞、愚昧、贫穷、落后和异族统治造成的丑陋积习。
    
      临时政府内务部颁令严禁赌博,“赌博为巧取人财,既背人道主义,尤于现时民生多所妨害,亟应严切禁止,为我共和国民祛除污点”,为彻底铲除等级、尊卑、贵贱之差别,临时政府禁止“大人”、“老爷”、“主子”等旧式称谓,“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临时政府率先垂范,上至大总统,下至普通职员,只领30元低薪,以示“一律齐等”,蒙、满等蛮族相袭近千载的跪拜叩头奴才牛马之仪悉数革除,代之鞠躬握手之礼。
    
      孙中山本人更尤重国家现代化之建设,其《建国方略》,对社会、物质、心理,尤其现代工业作出的极其宏伟而缜密的规划,即今观之,犹使后人叹为观止。
    
      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最富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深知“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
    
      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构思了一个真正前无古人的宏伟计划,将中国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之中,邀请、选择取得中国人民信任的友邦,共同开发中国。
    
      “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突飞之进步”。 从新疆、青藏到东南沿海,从蒙古、东北到渤海湾,从黄河源头到杭州湾,港口、铁路、煤矿、钢铁、水泥、造船、机床、服装、建筑……把一盘散沙之中国建成高度发达、富强、文明而自由之现代大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问孙中山,中国国民革命的基础是什么?
    
      孙中山告诉这位俄国人,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
    
      他又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进化的病症,马克思是一名“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家”。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不能用阶级革命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孙中山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更应实行美国林肯倡导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西方舆论将孙中山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印度圣雄甘地、土耳其独立运动领袖凯末尔和俄国革命元勋列宁并列为世界“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而孙中山获得“国际声望”之年代最早,其所属民族和文明最悠久、伟大,其理想与影响也必最深长巨大:
    
      孙逸仙所拟订的建议中国方案,超越了欧美各国资本化的垄断制度,直接向一个自由化社会迈进。
    
      他所创建的中国方案,能成为第三世界可资借鉴的典范,凭着他伟大的思想体系,孙逸仙当是当代世界公民。[作者注:葛立格,《孙逸仙先生——世界公民》,《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
    
      孙中山的早逝,是现代中国一大悲哀,其《建国方略》如能实行,欧美诸国之经济大萧条未必出现,希特勒主义未必会在德国上台,……历史不假这位现代中国伟大先驱以天年,而其真诚、恢弘的理想永远回响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天空:
    
      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作者注:孙中山,《国父全集·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议》,1973年台北版。]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中,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责任性力量。
    
      1945年,中国抗战和世界二战终结。中国在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1943.3),跻身世界四强(开罗会议,1943.11),缔造联合国(1945)后,重新矗立于东方。
    
      中国是唯一为朝鲜、越南、波斯、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争取独立的世界大国,中国是唯一准备对日本实行“直道”和“恕道”的受害者,中国是唯一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烙有完全正义、高尚印记的反侵略大国,中国是最早蒙受战祸最后结束战火,最艰难、英勇,受害最巨而斩获最少的东方大国。
    
      如果不是中国从1931年到1941年十年期间苦撑东亚,在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中以340万将士和3000万民众的伤亡作代价,德国和日本完全可能在1941年从东西方夹击苏联,如罗斯福所言,东西方法西斯将在埃及会师,世界命运将有不同的结局。
    
      孙中山英年早逝,中国过早结束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时代,过快进入了由并不具备民族大义和世界意识的党人、军阀、政客和政治流氓逐鹿天下的时代,此乃中国大不幸。
    
      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可能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浩劫的战缘所在。
    
      中国战后的转向和变异是其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最大内因。
    
      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审判、惩罚和引导日本的机会。
    
      无论其中有多少难以应对的尴尬处境,我们也都难辞其咎。
    
      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
    
      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朝鲜战争、越战,能使日本再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
    
      只有中国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完全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
    
      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世界真正的进步力量,中国没有在自己领土之外做任何缺德事,没有对任何邻国构成任何威胁,中国清醒而自尊地没有陷入充斥20世纪的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泥淖。
    
      中国不仅代表亚洲被殖民,被压迫民族,拒绝日本帝国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强力诱惑,而且最早坚定地站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光明与和平力量一边。
    
      从1900年到1949年半个世纪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侮,中国也深受西洋先进文明启示,满清帝国的颟顸腐朽和义和团的愚昧仇外,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是“华夷之辩”的现代必需,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现代世界之第一步,中国全力以赴地恢复丧失千年的文明元气,同时锲而不舍地求教于西方,中国免于印度的命运,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这是拜几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责任所赐。
    
      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大教训是,囿于历史、地缘、民族性、国家道路抉择的复杂因缘,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在自强不息的同时自作主宰。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
    
      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也许是由于必需的历史尺度还不具备,也许这一代国人仍是“庐山中人”。
    
      几乎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辩护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当其晚年看到中国革命的著名功臣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惨遭迫害时,痛苦地修改了自己的观点。
    
      他以比他的反对者(从来不对中国抱有任何希望的西方汉学家)更为黯淡的笔触,引用四百年前英王乔治三世外交使节马戛尔尼的日记为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命,也为中国前途,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前景。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俑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
    
      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 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亿-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270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
    
      1966年5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一百年的血腥动荡。
    
      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被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三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曾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化育能力,同样可以在1840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席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
    
      1840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
    
      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
    
      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
    
      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
    
      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所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
    
      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
    
      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
    
      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
    
      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
    
      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
    
      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
    
      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
    
      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
    
      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维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继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薄西山后,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
    
      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人士和被压迫者的激进主义革命,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
    
      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陨落了。
    
      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一百六十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关于力量和责任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1840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
    
      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
    
      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
    
      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
    
      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
    
      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可以为中国辨识。
    
      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辨识,予取予弃,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李慎之),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中庸”之道、“不忍之心”则可望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缓解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现代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被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在“上帝缺席”的苍茫天地间,中国纯正的大丈夫精神和圣贤气象,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而立下一座道德十字架。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自信力。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曾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化育能力,同样可以在1840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席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地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
    
      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如果中国不能适当地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
    
      中国一百六十年来的凶吉祸福,是非恩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关头,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几乎都是悲剧性的。
    
      中国人领受“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一“天意”,在世界各国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一条潜行的历史法则却每每从无数次的荒诞和悲剧中显现了人类自由本性之善的不朽光辉。
    
      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我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是历史的虚无时分。
    
      对于中国人,取缔了他的命运意识和历史关怀,不啻取缔了他的生命基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先天欠缺天堂与地狱、轮回与涅槃的民族,命运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
    
      对于中国人,开启历史,就是走向未来。越是放怀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四
    
      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精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两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一笔拥有广阔土地和天文数字般的人口和财富的世界力量,中国更是一种文明,是造物主注视和眷顾中的生命共同体,是一种世界责任。
    
      无论如何,西方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丈,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诫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
    
      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淡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界一种特殊的补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死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
    
      而中国自1840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
    
      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精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两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一笔拥有广阔土地和天文数字般的人口和财富的世界力量,中国更是一种文明,是造物主注视和眷顾中的生命共同体,是一种世界责任。
    
      在听取经济学者、战略家、纵横之士等现代社会的强势声音之余,不妨也回忆诗人、哲学家和文豪藐似迂阔实则更接近真理的告诫——至少,他们与前者相比,与现世利益牵涉更少,而与人类本性和文明进程更近,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时代先知和历史候鸟。
    
      1900年,列夫·托尔斯泰写下《不许杀人》、《出路何在?》,严斥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掳掠的暴行,“他们自称是欧洲文明人,是基督徒,不要相信他们,这是一帮寡廉鲜耻、十恶不赦的匪徒!”
    
      托氏几度欲致书中国人,根据他对东、西方文明的特异感悟和对人类本性的深刻理解,这位俄罗斯和全世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道德先知将东方未来寄望于中国:“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
    
      中国欲承担此一伟大使命,必须坚持本民族古典文明的精粹,决不能丧失其主体性地取法西方,只要中国“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即从一切的人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教),实行自我牺牲,温顺,对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命都满怀慈爱(佛教),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托尔斯泰虽然没有到过他神往的东方,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但他已从日本身上预感到某种不祥的征兆,“求上帝别让中国走上日本的道路吧!中国人民,也像所有的人们一样,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一味地完善技术。如果精神力量被扭曲了,技术的完善只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如果中国“把在欧美已被明眼人识破、完全站不住脚的形式照搬到中国来,那就是致命的大错了”。
    
      对于义和团展示的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的早期趋势,托氏深以为忧,“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要放弃忍耐,不要改变对暴力的态度”,他反复告诫中国,“不以恶报恶和不参与恶,不但是得救,而且也是战胜恶的最为妥善的方式。如果中国人民真的失去了忍性,那么这就可怕了”。
    
      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未来世界,“不可能容忍一个拥有电报和电动机的成吉思汗”。
    
      托氏预见到,他的祖国与东方和中国有某种命运上的联系,“有着一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它们应该手挽手走在一起”。
    
      但是,这位不仅是十九世纪,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预告者再次告诫说,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千万不要以种种外交联盟的形式中政府结盟的形式”结盟,因为任何结盟,都是丧失自信和别有他图的结果。
    
      听谁的呢,同属俄国民族,一位是民族灵魂的代言人,不仅终身致力于反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和愚昧、黑暗,而且洞察人心,对人性的原罪、邪恶和暴力本能有足够清醒的警觉。一位是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暴君。
    
      历史已表明,斯大林主义给中国输送的,既不符合中国历史文明之道,也悖于世界主流文明之途,同时也为俄罗斯历史所难容。
    
      中国二十世纪的伟大朋友之一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孙中山、宋庆龄、蔡元培、梁启超都曾诚挚地邀请和欢迎这位东方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胡适、陈独秀、辜鸿铭、林语堂、瞿秋白、鲁迅等人都对泰戈尔主义发表过立场各异的评论。
    
      周恩来1956年访印时还强调:“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1924年春,泰戈尔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杭州、太原等地巡回演讲。
    
      中国国民党刚刚召开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在苏俄撮合下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开始出现了经由苏俄导入的西方激进主义思潮。
    
      泰氏告诉中国东道主,东方确实“必须接受西方的真理,即使仰慕和赞美,也不为过”,如果拒绝西方,“我们的文明就会流于片面、呆滞、了无生气”。
    
      但是,泰氏与托尔斯泰一样,希望中国不要盲目取法西方。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又最苦痛的时代,各个民族都会先后从他们的“隐秘居所”走到人类这一共同世界中来,泰氏不无忧郁地说,“人类的真正胜利还没有实现。
    
      今天,半人半兽的子孙在世界各个角落兴起,其恐怖形式,比那些史前巨兽更富毁灭性。
    
      人类正在逐渐地失去自由、人性和生活,强权和文明披着面纱以掩盖其食人的习性,堕落和灾难已经开始征服世界,人类跪拜在金钱和权力的偶像前。”
    
      作为刚刚经历了寻求“进步”的民族中的一员,泰氏忧心忡忡地告诫中国:
    
      我不能相信地球上任何民族同时可以伟大而又是物质主义的,我有我的信条,也许你们愿意称为迷信,我认为凡是伟大的民族都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支配。种种自然的现像都含有妙不可言的消息,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内蕴的欢快,我不相信你们的灵魂是天生的聋窒。
    
      我们东方人从不敬仰与死亡打交道的将军,也不敬仰巧舌如簧的外交家,我们只敬重精神领袖,他们能拯救我们,否则,我们将要灭亡。
    
      物质力量最终不是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它自身。
    
      机枪和战斗机能使无数生灵丧失其下,而西方也会沉入其中,我们不准备步西方的后尘,去比较谁更自私,谁更残忍。[作者注: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与学生的谈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泰氏从英国对印度两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中看到,“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几乎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屈从于为这个政治的商业的人——只有有限目的的人,让出地位。
    
      这个过程借助于科学的惊人进步,正十分得势,引起人的道德上的混乱,使人性方面在没有灵魂的组织的阴影下,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感到它像铁钳似的紧紧钳着我们的生命根柢。”
    
      泰氏是对民族主义这一“使全世界为之战栗的魔鬼般的恐怖”最早发出预警的东方人。
    
      他在《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实际上,如果有人指出,他们会感到非常恼怒。”
    
      在访问中国之前,泰氏在访问日本时,曾以日本和亚洲人民“忠实朋友”身份,直言叩问日本:
    
      全世界在等着观看这个伟大的东方民族从现代手中接受机会和责任以后准备做什么。
    
      如果是单纯照抄西方,那么它唤起的巨大希望将会落空。
    
      因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并未找到圆满的答案。
    
      个人和国家之间、劳资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冲突;物质利益的贪欲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民族的有组织的自私自利和人类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冲突;同商业和国家的庞大组织不可分的一切丑恶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与人类要求单纯、美观和完全消闲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需要用一种还没有想象得到的方式使之达于和谐。[作者注:泰戈尔,《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他像告诫日本一样告诫中国,一个国家突然惊讶于巨大的成就,从历史角度看,这是非常危险的。
    
      考验将是严峻的,傲慢的沙暴会湮没智慧的路径,傲慢导致盲目,造成隔阂,埋下毁灭的种子。
    
      泰氏的眼光似乎穿透历史,看到今日中国的某些侧面,“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国度里占据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已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得到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接受了这个闯入的怪物,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间你们竟然泯灭了你们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走错路,不要迷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受那恶俗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兽的叫唤。”
    
      与托翁一样,泰氏也对中国寄寓着深深的东方式希望:
    
      你们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你们的智慧是坚信善,而非仗恃力量。
    
      人类的文明正等候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它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中尽你们的贡献,凡是有圆满品性的都属于人类,我远道而来,圆满,这就是我感领到的中国款待远客的恩典。[作者注: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与教师的谈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日本辜负了这位印度诗人和整个东方的希望,日本受到了可以被视作“天谴”式的惩罚。
    
      作为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物质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的榜样不仅是灾难性,而且是悲剧性的。
    
      直到今天,日本在道德和精神上仍然无力自拔,作为全球性经济大国,仍然保持着文明侏儒的可悲形象。
    
      日本的教训绝非大和民族的单独遗产。
    
      日本明治以后奉行的狂热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国策和军国主义,都在“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闪现过其不祥的色泽,日本民族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傲慢与狂妄。
    
      一个崇尚物质与武力的民族,一个昧于文明、不谙和平、不尊重人道的民族,一旦因缘凑齐,就必然走上战争和毁灭之途。
    
      中国人不应忘记我们的学生、仇敌和罪人犯下的弥天大错。
    
      作为二十世纪亚洲世界最著名的代言人之一,作为最先和完全被西方征服的伟大古代东方文明的捍卫者,泰戈尔曾对西方文明深致敬意,他用印度独有的融宗教、哲学、诗和音乐为一体的文体,讴歌西方文明“太阳般”的辉煌灿烂。
    
      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位西方诗人对本西方民族表达过如此充满人类高尚情感的情感,也没有一位西方哲人怀抱着如此悲天悯人的圣哲之心:
    
      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的伟大之处,因为它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情不自禁地衷心爱它,对它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个欧洲,在它的文学艺术中像瀑布似的源源不断地倾泻着美和真理,滋养着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
    
      这个欧洲,有一种力量无穷的巨人意志,正在跨越宇宙的高山和深谷,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取得它对知识的尊重,运用它全部的伟大智力和心灵恢复病者的健康,解救人类的苦难,那些苦难直到现在我们都是无可奈何地在忍受着。
    
      这个欧洲,正在使大地出产比它似乎可能出产的更多的果实,诱导或强迫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为人类服务。
    
      这种真正的伟大必须在精神力量方面拥有它的动力。
    
      因为只有人类精神能够蔑视一切限制,相信它的最后成功,将它的探照灯照向黑暗的远方。
    
      在欧洲的心中,洋溢着最纯洁的人类之爱、正义之爱和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
    
      多少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渗进了它的生命的内核。
    
      在欧洲,我们看到高贵的人,他们维护人权而不分肤色和信仰;他们在为人类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勇敢地面对来自种族的诽谤和侮辱,并且大声疾呼,反对疯狂的穷兵黩武,反对无情报复的狂热或者有时将整个民族攫为己有的掠夺;他们随时准备补救自己民族过去所犯错误,自豪地设法阻挡卑劣的潮流,这种浪潮横流无阻,因为受害者的抵抗软弱无力。
    
      现代欧洲担负着这种豪迈的使命,他们对自由的无私之爱,对不承认地理界线或民族私利的理想,都没有丧失信心。
    
      这些就证明持久的生命源泉在欧洲并没有流尽,此后,它会不断地获得新生。
    
      欧洲在慈善方面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面向全人类;但是欧洲在邪恶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只面对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巨大力量,以反对人类中无限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作者注:泰戈尔,《民族主义·西方的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中国也许是西方思潮在东方和全世界的最大实验场,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在中国打下其鲜明的烙印,欧洲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愿托尔斯泰和泰戈尔的智慧、西方的成就和悲剧,都化为中国的精神导引。
    
    
    
    
    
    
    
    
    
      五
    
      每一代人都必须、也只能面对自己身逢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充满着独特而亟待了却的夙愿和危机,绝大部分经验都源自与时代潮流直接遭遇的历程,无论厚古薄今还是现代自大狂,无论虚无主义还是寻神论,都不能拒斥时代的诱惑侵蚀,都力图戡破时代的玄机。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它最为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经过五个多世纪的接触,冲突、交流、融合。
    
      与一个封闭、停滞、专制、落后、死气沉沉的中国形象同时传布于世的,是一个神奇、高尚、美好、和谐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甚至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则遥远的启示。
    
      四百年前,利玛窦就盛赞中国正是西方柏拉图以来倾慕不已的哲人王乌托邦:“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区别的重大事象是,(中国)全国都由知识阶层,即通常称做哲人的人来治理,他们井然有序地掌管着这个国家,在事关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人一旦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惮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超过将军和士兵。”
    
      这位欧洲早期传教士尤其对孔子给予最高的评价。
    
      在西方哲学家的命运是悲惨的,苏格拉底死于非命,柏拉图被西西里国王卖为奴隶。
    
      而在基督诞生五百年前,孔子即以其高妙玄奥又朴实通俗的道德哲学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一种充满灵性、艺术感和高尚情怀的人生。
    
      孔子的智慧和道德生活远远比世界各国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哲学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不朽准则,人民用以修身,君王们用以治国。
    
      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曾发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批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关中国的论断,认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被我们的政治作家大大地夸大了”。
    
      而启蒙运动的领头人物们没有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一直存在至今的国家”,是严重的失察和有失公道。
    
      其实伏尔泰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评价,是不会令中国人反感的,他称中国人的宗教和道德简洁、明了、庄严,不迷信,不野蛮,孔子既无兴趣扮成一个有灵感的人,也没有以预言家自命,他只推崇德行,不宣扬神秘主义,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早得多,成熟得多,文明得多,中国在科学、医学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不迷信,讲求容忍、明智、宽和,尤其中国人厌恶狂热,出自本能地拒绝绝对主义和极端行为,最值得西方效仿。
    
      西方耶稣会士曾经抨击中国哲学的无神论倾向,谴责中国人的偶像崇拜本性。
    
      德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兹为此专门撰文为中国辩护,他嘲笑道“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真是狂妄之极!”
    
      这位以发明微积分著称于世、最富现代学意识的欧洲智者在《论中国哲学》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
    
      罗素的睿智用于中国时,一点不逊色于他在《西方哲学史》里对西方思想的分析,他坚信,从全人类的立场看,无论中国历史曾经充斥着何等深重的专制苦难,中国文化的腐朽和过时多么令人痛心,但是,中国可能造成的灾难,“远远要比在欧美占统治地位的傲慢自大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灾难小得多”。中国人发现并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的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而我们欧洲人却一味要求奋斗、掠夺、无休止的变革,不及贪得无厌。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智慧——正由于那种智慧,我们才藐视它,那么导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正走向这一结局。”
    
      无论把中国看成世上天国般的乌托邦人间乐园,还是定为东方绝对专制主义的渊薮,无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企图,都是中国的真实写照,都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辩正因缘。
    
      应该承认,自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弥赛亚救赎精神问世以来,西方精神总的气质是客观、理性的,其心理倾向和文体风格是科学、实证和公平的。
    
      而中国性格最可诅咒的品性便是虚饰、病态自尊(出自专制主义训育出来的自卑和奴性)、对真实和真理的冷漠、怯懦,道德上的虚无主义。
    
      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中国更为古老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国“焚书坑儒”的可怖可耻行迹,中国历久不衰的人文主义潮流和君子之风,中国反复遭受亚洲腹地蛮族入侵和统治,孔子及其后学筚路蓝缕的求道精神,都是这片时空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历史共同体。
    
      西方智者提供的正是一幅完整的中国历史谱系,是中国求之不得,受之有惠的民族生命诊断书,是命运对中国的大恩典、大惠顾。
    
      1966年,中国正陷于“文革”浩劫中,罗素在为《中国问题》重印本所作序言中称,他1922年访问中国得出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
    
      他坚持认为,中国天然是一个世界问题,就因为其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这一点,也是如此。“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事务进展的极大影响,无论好坏,在今后两个世纪内,中国状况的发展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罗素从世界历史进程指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种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的科学。但是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
    
      按孔子的思想和办法,任何外来文化,夷狄蛮族也好,西洋文明也好,都能按照儒家“化成天下”的原则而“中国之”。
    
      但是,危险和陷阱一直在中国面前,罗素坚信,“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罗素告诫说,但中国的伟大前途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后才有可能实现。
    
      第一种危险是,中国被“完全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性被全部磨灭。
    
      世界只不过多了一个“不知疲倦的、精明的、工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应该稍加引申的是,从“打倒孔家店”到“走俄国人的路”、“以俄为师”,到“文革”“与传统彻底决裂”,中国事实上一度走上被西化(“俄化”)的歧途,其启示录般的景象可谓“殷鉴不远”。
    
      第二种危险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中国“也许会被逼到一条除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道路上去。这已经在日本发生了,在中国也很容易发生。如果中国不进入军国主义的行列,他们可以创造出一种真正新型的文明,这种文明比我们在西方所能创造的任何一种都好”。
    
      文明的生存和湮灭,一直是我们星球上的历史-精神奇观,一种伟大文明,其“优秀的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如果沦落为“强悍的统治者多数人”,该文明就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文明的死寂、国家的陨灭、民族的堕落,永远是自杀,而不是他杀或几个他者的合力谋杀——对于中国文明,尤其如此。
    
      汤因比大概是最能够从历史使命高度为中国文明做出正面预言的西方历史大家,中国人从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带种族和文化偏见的西方经典精神: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可能是中国。
    
      实际上,中国两千两百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是影响半个世纪的中心。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共同自杀之路,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日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作者注: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1版第295、296页。]
    
      汤因比马上补充道,“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今后世界的统一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而是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
    
      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中国是中心,不如说那里有某种启示作用,而“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真正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在经济和物质甚至军事力量上持续强大,中国在精神、道德和思想上的持续低迷,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令人触目的世界性事变。
    
      正是在中国力量持续对世界事务施加影响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世界责任也势所必然地成为全球性事变。
    
      所有真正关切中国命运和使命的男女都必须作出抉择,所有这些抉择将共同推动中国走向未来。
    
      一位才去世几年的中国哲人兼智者,在其八十高龄,超越二十世纪的大限,顿悟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特殊使命: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立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
    
      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
    
      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
    
      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
    
      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
    
      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
    
      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真能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每一代人都必须、也只能面对自己身逢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充满着独特而亟待了却的夙愿和危机,绝大部分经验都源自与时代潮流直接遭遇的历程,无论厚古薄今还是现代自大狂,无论虚无主义还是寻神论,都不能拒斥时代的诱惑侵蚀,都力图戡破时代的玄机。
    
      柏拉图身边雅典神庙廊柱间的微风与孔子眼前的沂河逝水并不只有形态的差异,它们唤起的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感受。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憧憬的是尚未来到而势所必至的理想之国,中国圣人怀念的是早已消殒的大道,而他们念兹在兹以至生死与之的,仍然是己身所属的时代。
    
      我们都是时代之子,时代是每个人终身的襁褓。
    
      日月星辰的升降运行,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都会在某一个瞬间触发我们与生俱来最纯粹的惊叹、赞美、敬畏和感戴之情,惟有时代的清流浊水能把我们带到彼岸或遗弃在荒野孤岛,时代是我们的宿命。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两代人时间里经历了世所罕见的政治迷狂和经济发展,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精神创伤和物质膨胀,引起了如此之多的侧目、惊愕、嫌恶、歆羡、怖悸、效颦、置疑、逢迎、遏制;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臣服于梦魇般的现代偶像崇拜后,如此疾速地转向道德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数以亿计的生命对财富、感官、享乐和一切世俗“成功”的欲求被刺激到人类社会不曾出现过的程度、规模;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各种冲突、矛盾、隔膜、危机,文明、野蛮,古旧、现代,贫困、富裕,落后、发达,专制、民主,封闭、自由,群盲、精英……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充斥着无数悖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仅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意义,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面临着中国和世界都不曾面临的情势。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它最为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经过五个多世纪的接触,冲突、交流、融合。东西方正在突破奠基于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文明范式,走向一个建基于经济、贸易、科技发展之上的物质全球化时代,并且势所必然地走向一个价值、艺术、文化、理想,融会了所有民族特性的精神全球化时代。
    
      亨廷顿等西方智者已率先对“冷战”终结后的世界做出了分析和预判,其中关于世界前途的冷静而深刻的分析,以及悲观而阴郁的预言,包含着西方基督教以来两千年间特有的末世悲情,其对人类建立共同价值的可能性所持的深刻置疑,虽则体现出西方不朽的理性精神,却未必是对人类前景的真实写照,更不应不受讨论地成为笼罩世界的主流思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古代思想的高明庄严,正在被世界历史证实。
    
      从世界历史视野看,我们正处于人类共同文明的初始阶段,曾经从列国并争、诸子烽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升华、结晶,被秦火焚烧、被异族统治却一直潜存于中国精神生命之中的东方智慧,也正从“花果飘零”的绝境走上“返本开新”的新路。
    
      2006年12月5日,华裔美国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荣膺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奇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他以《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为题的答奖词中指出: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人类尊严。
    
      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陈寅恪,从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神力量,中国不仅赋有自我拯救的天然权利,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
    
      中国又来到思考和讨论自身道路、前途和使命的时候了。
    
      “世界末日”已被推迟,2013年新年如期莅临,连重庆这座云横雾纵,被薄熙来、王立军整治得乌烟瘴气的山城,都阳光初露,天青水碧,昭示某种我们睽违已久的天意。
    
      我谨写下拉杂文字,预告中国的破晓时分。
    
    
    
    
    —— 原载: 上海《東方早報》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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