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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集权后是否会滥权?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0日 来稿)
    
    作者:佚名
    

    习近平集权已是公认的事实,反腐运动力度也是空前,但目前网络对习近平集权后是否会滥权仍有一些争论。一方的观点认为“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并说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高度集权都是以个人滥权为终,并以前中共党魁毛泽东、江泽民等为例来佐证。另一方的观点是“新权威主义观”,即中国的改革需要一个政治强人来推动,否则难以破除现有体制的樊篱。
    
    哪方观点正确,先不急于结论。我们首先分析三个问题:
    
    一、掌握权力的人的内在本质是什么?
    
    二、假如集权后滥权,是否对掌权者有利?
    
    三、掌权者所努力推动实现的目标,是否支持滥权的产生?
    
    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找到“是否会滥权”内在驱动因素,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以下逐个解析:
    
    一、掌握权力的人的内在本质是什么?
    
    我们就以中共的几任党魁为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其中毛泽东、江泽民的个人权力私欲恐是天下人的共识,他们是集权走向了个人滥权的典型,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大浩劫和残酷迫害运动,使得中国社会文明大幅度倒退。邓小平的个人权威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他虽因镇压六四运动背上历史罪名,但这还谈不上个人滥权。而对于习近平,相对更类似邓小平,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改革。得出这个结论是从习近平的家庭背景、个人成长经历、性格和价值理念、以及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社会环境所综合决定的,在之后我们将以专门的博文论证分析(或参考博文《见证习近平集权》)。
    
    另外,“绝对的权力是否滋生绝对的腐败”取决于三个方面:1.权力所处的体制环境;2.掌握权力的个体对此体制是否从根本上认同;3.掌握权力的个体是否具备改变现有体制的意愿和实力。
    
    首先,中共体制导致大量的腐败和滥权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体制内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其腐败和滥权的形成从以上三方面看是有所差别的。对于毛泽东、江泽民而言,处于权力的巅峰,本身是体制的缔造者和高度认同者,其掌握的权力对体制的改变作用是强化和加固,继而又使得体制变得更容易滋生腐败和滥权。对于中层甚至下层官员而言,他们实力有限,要么成为体制的适应者和受益者,要么被体制所排挤淘汰。对于习近平而言,他站在权力巅峰,具备改变现有体制的实力,那么他是否从根本上认同现有体制呢?他是试图强化现有体制还是逐步对其改头换面呢?
    
    如果认同现有体制并试图借助集权进行个人滥权,那么他为什么要推动空前绝后的改革和反腐运动?为什么要清洗江泽民的势力?如果假设是他想在集权后实现个人滥权,那么拉拢江泽民的势力岂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习近平所想滥权,那么他有哪方面的滥权倾向呢?像毛泽东、江泽民一样享受奢华的个人生活?拥有很多的女人或情妇?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运动?…这些方面几乎是历史上个人滥权的主要体现形式,那么这些方面符合习近平的个人价值倾向么?从各方面分析来看,这些显然不是习近平的爱好。
    
    我们之所以谈“个人本质”,就是因为历史上的暴君或个人滥权,其内在因素是掌握权力的人的深层本性中邪恶的一面所致,而权力不过是激发出个人本质中邪恶的一面的诱因。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现象的大概率统计表述方式,但决不能成为一条定理。而且这个说法在潜意识上把“人的本质都有邪恶的一面,并且一定会被权力所腐蚀”作为了一个前提。这个假设前提显然不能绝对成立。比如释迦牟尼佛祖拥有最高的绝对权力,就说他必然被权力腐蚀么?
    
    这个比喻并不夸张,实际说的就是“个人本质才是决定是否会被权力腐蚀的关键因素”。正如一把宝刀是否会滥杀无辜,并不取决于宝刀本身,而取决于拿刀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中共党内也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当时真正掌握最高权力,人们是相信他们会借助权力去推动政治改革,还是相信他们“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呢?另外,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经国也是高度集权的典型,他们的集权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社会治理和推动政治变革,这也是被事实所证明的。
    
    其次,以上述提及的人物为例,重新审视前述的三个方面:1.权力所处的体制环境;2.掌握权力的个体对此体制是否从根本上认同;3.掌握权力的个体是否具备改变现有体制的意愿和实力。我么会发现,李光耀、蒋经国是有强烈改变现有体制的意愿的,其集权就是为了获得改变体制的实力,并且他们也做到了。而胡耀邦、赵紫阳虽有改变体制的强烈意愿,但可惜没有实际最高权力,结果以悲剧收场。从这一点来说,习近平为什么要通过各种名义为自己集权,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假如集权后滥权,是否对掌权者有利?
    
    所谓滥权,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个人私欲借助权力为所欲为。这里关键仍然是“私欲”二字,仍是“人的本质”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江泽民是典型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并且均具有贪恋女色、狭隘残忍的本性,历史的各类暴君也几乎都无出此外。中国无处不在的腐败和社会堕落,已经让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让各类矛盾集中爆发的临界点,这正是由于体制滥权的结果。如果习近平集权后滥权,那么会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什么境地呢?恐怕只能是让矛盾全面爆发了,这难道是习近平希望得到的局面么?
    
    另外,掌握高度权力的人滥权,其实施途径也必须是通过下属机构或团队去执行的,这些下属本身也必须滥权,否则就不足以满足主人的要求。如此一层一层传递,结果就是整个体制腐败和滥权,这正是中国目前所出现的局面。而习近平要改革,恰恰是想改变这些局面。那么,习想个人滥权和想达到改革目的就成为了尖锐的对立面,而且习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已经有目共睹,故此滥权假设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所以,既然滥权对掌权者无利,那么他集权的目的就不是个人滥权,很可能是为了治理目前的滥权现象而不得不集权。习近平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首先是要把下面滥权的权力关起来,但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自己要有把“滥权权力”关起来的实力,也就是必须要求有比“滥权权力”更高的权力。
    
    有人说胡温不作为,但恐怕也熟知“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句话。政令不通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强大的权力足以对抗胡温,使其无法作为。江泽民控制的军队、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以及李长春控制的中宣部,这些都是要害机构,某方面的实际权力远大于胡温的名义权力。对于大众而言,由于不熟悉中共权力体系的运作,以及长期受到皇权思维的影响,在社会政策出了任何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把问题归咎于总书记或总理。这个也不难解释,因为他们总是站在台前作为整个体制的代言人,自然会把问题与他们关联起来。这里举一例,习近平上台后积极推动废除劳教,可在此之后,变相劳教和迫害仍然存在;习近平推动法治,可乱法滥法的现象仍比比皆是,这如何解释呢?难道是习近平故意说一套做一套么?显然说不通。而这恰恰说明原有的“滥权权力”有强大的惯性和对抗实力,不是那么容易被改革掉的。否则,若一个新领导人上台,有什么理想立刻就能实现,那么习李干么还要说“涉险滩、壮士断腕、难啃的硬骨头”呢?显然是改革的阻力重重。而习李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推动改革,从利益角度而言,恰恰也说明不改革滥权的现状,对自己是死路一条。那么,滥权会成为习近平的动机么?
    
    或许有人说,习近平目前是为了解决现存问题必须推动改革,但改革成功后也完全有滥权的可能啊。这其实是悖论。中国的改革已经是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了,而政治改革的成功标志是执政体制的转变,而执政体制的改变只能从目前的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而民主体制一旦建立,就形成了限制滥权的机制,这个有很多民主国家可以作为例证。若习近平若在改革后滥权,岂不是要自毁成果?再说,即便他要自毁成果,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而是整个民主体制和公民社会可以限制他,他想滥权恐怕也做不到。
    
    三、掌权者所努力推动实现的目标,是否支持滥权的产生?
    
    上面实际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旦政治体制民主化,那么就相当于改变了专制体制下滥权滋生的土壤。但我们要说,民主化不是一夜就可以建立的,中国的民主化很可能要先经过一个强人控制下的民主化,然后才有可能过渡到类似于台湾或欧美国家多党轮流竞争执政的民主化。因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化的前提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有相当实力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运行有效的法治环境。这些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基础是社会文化,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呈现的是一种全面堕落的倾向,这种价值倾向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若要改变的话,需要至少一两代人的努力。而且公民社会的培养前提是公民意识的培养,这个需要通过长期教育和社会影响才能形成。
    
    中共高层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即便要放开某些领域,也只能是逐步放开,以“稳扎稳打”为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普京也好、李光耀也好,他们实行威权控制下的民主,并不完全感性地解释为个人权力欲强的结果,必须要结合他们在特定时期所面对的内外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去考量。这些国家将来会怎么演变,那是将来的事情,需要时间来验证。台湾的蒋经国为什么要说自己“以专制结束专制”,必然是经过很多权衡后的选择,不经过高度集权控制的阶段,结果恐怕就不是今天这样。
    
    但不管是长远未来的多党执政的宪政民主,还是中短期的威权控制性民主,其共点均是要建立在社会法治、文化言论自由、民间自治组织成长的基础上的,而这些均是对权力形成监督约束的有力要素。所以,若目前习近平推动社会法治、文化言论逐步开放和自由、下放自治权力给民间、放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实际上就相当于在培育限制滥权的土壤。“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步骤是先把“滥权权力”关起来,让其不能对土壤继续进行破坏,等土壤形成了,政府自身的权力范围也就调整到位了,那时候就不必纠缠“关不关”或“谁关谁”的问题了,而是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是否得当的问题了。
    
    最后,我们说,反对共产专制滥权,但不能说反对共产党组织内所有人,否则就带上有色眼镜偏离理性了,相当于把中国转型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力量,那显然不现实。外部是督促力量,而内部才是转型的决定性力量,这是由当前资源实力所决定的。总之,集权是否会导致滥权,要综合考虑集权者的个人本质、集权的动机、以及集权者所处的内在外在环境等各种因素,这样深入分析,才有助于得出合理判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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