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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习近平远看是暴君 近看是小丑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1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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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毛泽东自诩身上兼有“虎气”与“猴气”,即霸气与痞气。与毛相比,习近平的身上少了一分虎气,多了一分猴气。习近平上台之后,一方面重判薄熙来,高调反腐败,拉拢各方军头,恐吓周边国家,与美国“无声较量”,命令空壳航母“辽宁号”巡航南海;另一方面严控媒体,伪造历史,扫荡网络,抓捕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发动意识形态的“保卫战”。这些举动就是向毛太祖看齐。在习近平眼里,邓小平不是名正言顺的“毛二世”,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入流的“过渡者”,惟有他才具备做“毛二世”的愿景和决心。没有哪个暴君会承认自己是小丑,但当权力的面具被摘下之时,也就是小丑的面目最终暴露之时。那个时刻,离习近平还有多远呢?
    一直以来,权力的部分神化都是俄国政治文化的信条之一,晚近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被视为圣人的沙皇画像高挂在教堂里。布尔什维克党欣然乐意地采用了这个传统,领导人的生活被包装得极端神化。领导人类似法老的木乃伊,走路僵硬、不太微笑、保持缄默,目光定在空中某个点上。
    ————卡普钦斯基《帝国》
    
    毛泽东自诩身上兼有“虎气”与“猴气”,即霸气与痞气。与毛相比,习近平的身上少了一分虎气,多了一分猴气。习近平上台之后,一方面重判薄熙来,高调反腐败,拉拢各方军头,恐吓周边国家,与美国“无声较量”,命令空壳航母“辽宁号”巡航南海;另一方面严控媒体,伪造历史,扫荡网络,抓捕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发动意识形态的“保卫战”。这些举动就是向毛太祖看齐。在习近平眼里,邓小平不是名正言顺的“毛二世”,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入流的“过渡者”,惟有他才具备做“毛二世”的愿景和决心。
    
    作为“一贯伟大,而又一贯平庸的独裁者”的习近平的出现,放在世界其他独裁国家的坐标中就可以看到,不是偶然、也不是孤例。早已有一群与之臭味相投的同类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卡普钦斯基笔下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赫塔•米勒笔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党魁齐奥塞斯库(《国王鞠躬,国王下台》),巴尔加斯•略萨笔下的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公羊的节日》),乌斯拉尔•彼特里笔下的委内瑞拉独裁者毕森特•戈麦斯(《独裁者的葬礼》)……他们像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造出来的、大小不一的“俄罗斯套娃”。半边脸是暴君、半边脸是小丑的习近平,与这些家伙一样怯懦、卑贱、虚伪和凶残,也绝对有资格与他们并肩而立,分享他们的荣耀、辉煌、孤独、焦虑以及穷途末路。
    
    习近平就是翻版的海尔•塞拉西一世
    
    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的《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一书,是埃塞俄比亚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别传”。所谓“别传”,乃是与“正传”相对而论。卡普钦斯基“所采访的都是那些曾经在宫廷内室、皇帝身边工作过的人”,这些人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述了关于皇帝的种种轶事,在此基础上他写成了一本“他者眼中的皇帝”。这本书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在英国、德国等国家洛阳纸贵。之后被改编成戏剧,一九八九年被搬上波兰话剧舞台,上演多次,观者如堵。
    
    那时的波兰,光明与黑暗即将展开最后决战。独裁统治四十多年的共产党政权,在团结工会的挑战下摇摇欲坠。人们涌入戏院观看《皇帝》,不是对埃塞俄比亚和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历史感兴趣,他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其实是波兰社会活生生的现实。
    
    最伟大的画家,都不是写实主义的,画一张跟照片一样栩栩如生的画,有多大价值呢?同样道理,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对现实生活简单的临摹和复制,而是将故事升华成预言,照亮未来的道路。每一个顶级作家,其作品都是向圣经的《启示录》鞠躬致敬。在此意义上,卡普钦斯基笔下的“皇帝”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它是不是指海尔•塞拉西一世都无关紧要。对许多在专制高压下生活一辈子的波兰人来说,埃塞俄比亚是个陌生的国家,但抽掉这个令人陌生的背景板,故事本身却是他们所熟悉的,甚至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幸的国家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而《皇帝》的简体中文版于二零一一年在中国出版,亦成为习近平时代启幕的一则预言——原来,习近平就是一个翻版的“皇帝”啊,他们的基因毫无二致。
    
    卡普钦斯基曾经作为波兰派驻中国的记者,有过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生活的经验,多少算是“知华派”。他在《皇帝》中有一处提及中国:“一般来说,埃塞俄比亚人很少对别人袒露心声,他们会像中国人那样保持沉默。”仅此一句就足够了,韩寒不是说过“通往北韩的道路,是以人民的沉默铺就的”吗?在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的埃塞俄比亚:“即使最亲近皇帝的报纸也不能大量印刷,因为这样会培养更多人的阅读习惯,他们由此就离思索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思索会造成困惑、烦恼、麻烦和忧虑。换句话说,尽管所写的文章可能是忠诚皇帝的,但读的人未必以忠诚之心去理解。”与之惊人地相似,习近平上台之后,立即封网抓人,企图造成“普天之下,道路以目”之局面。他发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失败,始于意识形态的失败,故而先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这个“阵地”。
    
    独裁者大都很“勤政”,秦始皇每天批阅数百公斤竹简,斯大林和毛泽东常常通宵不眠地工作。在卡普钦斯基笔下,海尔•塞拉西一世也是一个“好皇帝”:黎明即起,十分勤政;虽然没上过学、也从不读书、从来不写任何东西,但他的头脑“能储存一切细节,甚至非常具体的数据”。他对财务一笔不苟,帝国超过十美元的每笔开支都得由他亲自批准。然而,和所有深宫中孤独的统治者一样,他看到的世界是极不完整的:他每到一个省份,地方官都会精心准备,他看到的只是官员想让他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上反复上演的悖论:一个精明的、拥有极大权力的统治者,却从来不能、也无权知道自己统治下的真实情况。习近平也是如此——在新华社发表的长篇报道《十八大以来中央治国理政纪实》中,习近平确实是“日理万机”,他不是无所作为的“懒人”,从幕后的权力运作,到台前的亲民秀,党、政、军一把抓,内政与外交兼顾,一点都不能马虎。但是,在“皇帝的新装”的既定模式中,他越是勤勤恳恳,对民众越是贻害无穷。
    
    对海尔•塞拉西一世来说,政权就意味着一切。他必须蛊惑人心,必须举行各种仪式,大讲经济发展等问题。他还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监控系统,“所有的居民不得不互相监督、互相刺探、互相猜疑。这其实就是一场变相的国内战争”。卡普钦斯基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物、睿智的政治家、悲剧性的父亲,以及病态的守财奴。他赦免罪犯,又判无辜者死刑。经过长达四十年的统治,他在国内塑造了一种 “处于无序边缘的基本秩序”。
    
    这也是习近平的理想:稳定压倒一切!掌权就是胜利!对于改革,习近平既缺乏勇气,也缺乏想象力。他清洗了掌管安全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却不放弃强力维稳的路线。他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亲自发表长篇讲话,再三强调“政凌驾于法之上”、“党权超越国家利益”的中心思想。稳定只能靠暴力来实现,用学者李伟东的话来说就是:“以每年发生十几万起群体事件的力度看,已经算是天下大乱了。但乱这件事,在中国是隐性的,因为处在一种高度弹压状态,稍稍有一点放松,这个乱就会发生。各种积怨太多了,又没有发泄渠道,所以就越来越用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革,最终就是火山爆发,玉石俱焚;然而,凡是有风险的事,习近平都不愿做。习近平与海尔•塞拉西一世遵循相似的行为模式和治理逻辑,通过相似的博弈维持权力,最终权力也会以相似的方式消解。
    
    当海尔•塞拉西一世被反叛的军官带出皇宫,要求乘坐一辆绿色的大众汽车前往囚禁地时,他嘟嘟囔囔地说:“坐这种车?”这是当天清晨他的唯一一次反抗——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他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车。卡普钦斯基准确地描绘了这个细节,这不是闲来之笔,它表明这个曾经的英雄和神王,有着怎样卑琐而低俗的灵魂,在那样的时刻还在计较车辆的档次。一年后,这头八十三岁的“非洲雄狮”被宣告自然死亡——后来证明是被用枕头闷死后砌入水泥墙里。
    
    关于习近平的下台和死亡,人们当然可以有种种想象和预测,无论怎样,可以坚信这一点:恶积祸盈的习近平,其命运不会比海尔•塞拉西一世好到哪里去。
    
    习近平就是翻版的齐奥塞斯库
    
    通过对比齐奥塞斯库统治末期的罗马尼亚和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中国,可以发现,它们具备了很多相似的特征。尤其是在批量制作和灌输谎言和炮制偶像崇拜上,习近平把齐奥塞斯库当做良师益友。
    
    习近平的语言是典型的毛式语言,这是一种奴隶的语言、流氓的语言、骗子的语言,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话来说,是一种“臣仆的语言”。赫塔•米勒在《镜中恶魔》一书中,分析了“臣仆的语言”是如何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短语和套话令罗马尼亚语失色很多,在二十年间这类短语和套话数不胜数。人们可以滔滔不绝、嘴开嘴闭地大声说上几个小时,而言之无物。”个人崇拜让齐奥塞斯库和他夫人成了罗马尼亚唯一的统治者,官员们讲话的时候都得援引这对夫妇的“名言”。在官方媒体上,在公共场合,人们所说的话全都是“这个国家中最明显的臣仆的语言”。这种语言内化为人性的一部分:“臣仆的语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嘲讽。它要求大家都来反刍,它不要求有理想,它只要求自我鄙视和盲目重复,直到自己的思维能力被麻痹、萎缩和遗忘。”语言被毒化之后,道德也被毒化。然后,是人们失去反思的能力和反抗的意愿,成为麻木不仁的、好死不如赖活的俘虏。
    
    所以,即便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独裁者夫妇双双死于非命,民众仍不能挣脱已经习惯了的脚镣手铐——镣铐成了肉体和精神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肉体和精神的延伸。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的革命发生两个月后,罗马尼亚作家丁内斯如是说:“如果四十年都没有独立报纸的存在,那语言和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短短数周发生变化的。这就像若果人们给土著居民送去一个电视机,打开只能听到‘咕咕’的布谷鸟叫声,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学会‘咕咕’的叫声。”自由的丧失可能在一夜之间,迅速而彻底;自由的寻回却如同鹅行鸭步,缓慢而漫长。
    
    一个有趣的例子近在眼前: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为失去萨达姆和卡扎菲的伊拉克和利比亚鸣不平说:“萨达姆死了,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天天爆炸、袭击、派教冲突。卡扎菲死了,利比亚人民幸福了吗?如今,遍地废墟,重建遥遥无期。”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下场如此悲惨呢?《环球时报》认为,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太愚昧,他们的人民没有全心全意地爱戴领袖,没有与领袖同生死、共存亡。因此,《环球时报》大力号召中国民众拥护习近平、支持习近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独裁:“我们拥护习主席,因为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利比亚。”言下之意是:卡扎菲的垮台不是因为独裁,而是因为独裁得不够;习近平必须更加独裁,才能保住政权,才能让老百姓“雨露均沾”。这样的千古绝唱,未来一定会被收入《今文观止》之中,从而传诵万代。
    
    于是,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咕咕”叫——“齐奥塞斯库是我们的救世主!”、“习近平是我们的救世主!”不接受这套语言体系的人、不承认这一陈述是真理的人,必然被定义为不可饶恕的、必须投入监狱或驱逐出国的“国家的敌人”。习近平说,你们要把解决所有问题的希望放在我身上,殊不知,他和他代表的独裁的共产党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视察山东的时候,习近平特意跑到孔庙去寻求治国的智慧,他大概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偏偏忘记了毛泽东将“孔老二”视为敌人,他又如何“孔毛并用”呢?而《左传》中有一句名言其实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齐奥塞斯库的统治给罗马尼亚造成的最大伤害,不是政治的独裁、经济的停滞,而是人性的败坏。在其统治之下,异端思想还未破土而出就被连根拔起,由于外部环境过于严酷,罗马尼亚国内无法孕育生长出优秀的反抗者群体。举国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齐奥塞斯库”,像是孙悟空用一把猴毛变出的千军万马,“平庸之恶”吞噬了大部分的百姓,赫塔•米勒哀伤地写道:“我拒绝为安全局做间谍,这给我在工厂中没有带来朋友,而仅仅带来敌人。我拒绝在学校里讲任何歌颂齐奥塞斯库的诗,或是拒绝缴纳工会会费,造成老师们不恨体制,而恨我。他们看见我绕道走,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在与我交谈。他们认为我疯了,把我拒绝做的事当做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这也是心理学:恨那个大声说出自己偷偷想着的事情的人。”今天的中国何尝又不是如此?对于那些挺身而出争取自由的同胞遭遇到的迫害,大伙儿学会了视而不见;对于先行者承受的苦难,他们甚至还要抱以嘲讽和调笑。于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缩小版的“习近平”。
    
    志大才疏、格调低劣的习近平,是一个自以为是英雄的小丑,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之一员。汉娜•阿伦特说:“我要揭露的不是所知道的行为及其结果,而是行恶者本身。”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了“绝对之恶”的概念,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又发展出“平庸之恶”的概念。通过近距离观察艾希曼这个罪恶滔天的刽子手和纳粹党徒,她发现艾希曼并非一个聪明绝顶的大奸大恶之徒,而是一名浑身上下笼罩着市侩气的、如果隐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会被发现的小市民。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认,他之所以执行上级的杀人命令,除了对自己的晋身非常热心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汉娜•阿伦特评论说:“艾希曼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因素。”她进而揭示了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是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就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习近平如果不是先成为一颗专制机器上平淡无奇的螺丝钉,又如何能登堂入室、飞黄腾达呢?
    
    没有哪个暴君会承认自己是小丑,但当权力的面具被摘下之时,也就是小丑的面目最终暴露之时。那个时刻,离习近平还有多远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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