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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抵制易中天“缩水版中华史”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3日 转载)
    
    来源:中国儒教网 作者:慕朵生
    

    易中天(以下简称“易氏”)是个有才气的人——准确地说是个有口才、会讲故事的人,所以能把本来故事性就很强的“三国”讲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但是,当他立志用5年时间写一部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以下简称《易史》),且果真接连不断陆续推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评判其著作和主张了,因为学术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之私议也。
    
    2013年5月,易氏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的演讲,是名亦为《易史》第一部即总序的题目。按照易氏的说法,他作《易史》的目的是为中国人“建立文化系统,找到人生坐标,实现身份认同”。这无疑是个值得期待的宏大抱负。不幸的是,立意虽好,做法却很糟,特别是其自称“缩水”中华史的观点,即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与其目的可谓是南辕北辙,甚至是在“破坏文化系统,迷失人生坐标,颠覆身份认同”。
    
    易氏“缩水”中华史的基本依据,据他说是来自一个“国际共识”,亦即“国家是文明的起源”,而“国家的建立又以城市的出现为标志”。易氏接着说,根据迄今的考古证据,中国最早的城市是二里头遗址,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所以,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不严谨,充其量也就3700年的历史。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以孔子为中心分上下两个2500年)的说法流传已久,可谓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如今易氏突然丢出片刀给削掉1300年,这可不是件小事情,亟需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谁“不严谨”?
    
    为了查询 “国家是文明的起源”的“国际共识”,我遍翻手头的文献,包括享有学术声誉的杜兰特《世界文明史》、韦尔斯《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及钱穆《国史大纲》、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等,并查证以电子图书和期刊。遗憾的是,我并未找到易氏所谓的“国际共识”。相反,倒是发现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诸如文字、青铜器、城市聚落、纳贡或税收、巨型建筑物、复杂礼仪、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制度化的政治权力(国家),等等。其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比较强调国家以及政治权力在文明起源方面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它是唯一标准,甚至说:“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当然,学术界也确实对文明起源的标志有些相同或接近的看法。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举办“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教授克拉克洪在会上提出:“一个称作文明的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有5000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个提法得到部分与会学者的响应。10年之后,剑桥大学教授丹尼尔出版《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引用并详细阐释了克拉克洪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并迅速广泛传播开来。所以,克拉克洪-丹尼尔的“三选其二说”,当可视为文明起源标志的“大体共识”。不过,这个“大体共识”显然和易氏的“国际共识”有着天壤之别!
    
    依据克拉克洪-丹尼尔的“三选其二说”,中华文明史或许还不止5000年。其一,就城市而言,湖南常德的城头山古城文化遗址,距今约4800至6000年,其中古城遗址占地76000多平方米,加上附近村落居民,估算人口不下于5000人;其二, 就文字而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不仅出土了美轮美奂的玉器,而且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文字;其三,就礼仪中心而言,中国向以“礼义之邦”著称,抛开伏羲时期(距今约6500年)暂且不论,炎黄时期(距今约4700年)即郊祭天地,《史记》称黄帝“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即经常举办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盛典,形成复杂的礼仪中心。
    
    以上所举,都是中国考古发现或史书记载的个别例子,而类似考古和记载几乎是数不胜数、举不胜举,有心者自可留意察焉。当然,易氏可以反驳说,“三皇五帝”皆传说,不是信史,不能证明中华文明有5000千年的历史。的确,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但他又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因此,司马迁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科学态度,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要之保存传说和历史,以待后人考证和发掘,而不是肆意割裂历史、抛弃传说,造成没有源头、没有长度、没有自信的历史和文明。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人一度丧失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表现在对自家历史方面,就曾有三大“不严谨”的做法:一是恶评。如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对此,汪荣祖先生讥讽道:“以二十四史属二十四姓,则属大谬!《史记》固非一姓之史,而新旧《唐书》同属李唐,安得二十四姓也?”二是颠覆。如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辩”学派,不仅否认三皇五帝的存在,就连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夏商两代的真实性都怀疑。对此,钱穆先生评议道:“怀疑商代存在的书才出来几年,就为殷墟发掘的大量甲骨文所推翻,让怀疑者情何以堪?”三是邪见。包括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在内的一些学者,都曾一度鼓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都是来自西方——作为炎黄子孙,你相信吗?你接受吗?
    
    易氏著《易史》,雄心可谓大矣!对此,我表示十分的欢迎。但我很担心,如果他不能对中国历史抱以钱穆先生所主张的“温情和敬意”,而是一味固执己见,沿着中华文明史只有3700年的思路做下去,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愈行愈远,误导今人、贻害子孙。不过,我对《易史》不抱任何的信心,因为是书根本不见考据和会通的功底,既不可能“究天人之际”,更不可能“成一家之言”,且里面的文字多有“百家讲坛”式甚至是“戏说式”的痕迹——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至少,我不会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看它!
    
    总之,依我看,易中天的中华史不是“缩水”了,而是“掺水”了,应该予以严肃的学术批评,甚至是抗议和抵制。不过,我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也不是专业考古工作者,但我希望这篇小文章,能引起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诸君的深入思考和热烈讨论,以便抵消《易史》的不良影响!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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