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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佛教亡国论”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2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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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从亡国遭遇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一)
    
    第一期中国文明是非常尚武的,不论是殷商时代铜器纹样的狰狞凶猛,还是甲骨文里的大量杀牲(包括人类眼里的“两脚畜牲”);不论是西周的征伐殖民和封建万国,还是春秋战国的逐鹿中原、秦始皇帝的喋血六国;不论是两汉的统一帝国,还是三国的各自扩张殖民版图——佛教主导之前的中国,中国的武力一向傲视周边民族;但到佛教浸染之后,汉人就成了和平主义的奴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政治主权,多数时间操于少数民族之手:五胡十六国、辽金元清,这些夷狄之邦都不去说它了;就算隋唐,其君主也是鲜卑孽种,就算明朝,其君主也有回族的甚至明教的嫌疑;剩下一个汉人主导宋朝,却十分可怜,连统一中国都没有做到。
    
    这都是因为,佛教削弱了中国的抵抗力量,所以迫使政权几度出面武力灭佛;这样的中国,无法形成欧洲那样的政教合一的合作力量,也就无法像欧洲那样击败回教和蒙古人的先后入侵。即使到了现代,佛教还是日本侵华期间培养汉奸精英的精神温床和思想工具。
    
    在其他民族那里,“佛教导致亡国”的命运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佛教使得彪悍尚武的西藏人、蒙古人失去了进攻的动机,接着连独立的动力也失去了。至于在东南亚,佛教在回教的进攻面前更是节节败退,失去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由于佛教“不杀生”的教义,因为无法抵抗具有“圣战思想”的“亚伯拉罕宗教”,因此在未来的全球化的日子里,佛教的组织很难生存,佛教将主要作为一种哲学或个人的生活方式残存于世间。“有组织的宗教对决”或曰“圣战”,将来会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展开,也就是在“亚伯拉罕宗教”内部展开,另一位小弟犹太教的命运,将取决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决。
    
    (二)
    
    “佛教亡国论”并非书斋里的空想,也不是我自己“悟出来”的,更不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因此拿文末附录的两篇有关佛教亡国论的文章中的资料比对一下,就可以发现我的佛教亡国论与传统上的佛教亡国论有所不同——
    
    我的佛教亡国论,是出自生活中的一个真实遭遇:
    
    我所租住的房子里发现了老鼠,房东竟然以“不杀生”拒绝灭鼠,蟑螂也同样受到保护,据说到了夏天,连纱窗都不装,听凭苍蝇蚊子飞进来饱餐……而这位房东,竟然还是宣传健康食品的,在一个美国的名牌大学里担任讲座。
    
    后来我对房东说:你们没有修补房子,把老鼠、蟑螂、苍蝇、蚊子放了进来,等于是把他们放入陷阱,所以你们如不想杀生,一定要修好房子;再其次,你们吃素固然无需杀害动物,但是你们吃素还是要杀害植物;人要想不杀生,连喝水都不行,因为水里拥有大量的微生物,是古代的佛教徒甚至佛陀本人都完全不知道的,否则就要修改相关的教义了——因为人类完全可能转世轮回成为微生物,我们一杯水下肚,就消灭了许多的无辜。
    
    从宗教哲学的角度看,佛教的吃素,令人失去进取的动机;佛教的拒绝杀生,只能导致不抵抗主义;佛教的转世轮回、因果报应,更是善恶不分,把恶人的作恶说成是受害者前世欠他的。
    
    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历史中,佛教虽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长期主导地位,却在民间获得了长期的影响;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精神分裂,分散了儒家原本具有的现世关怀,削弱了抵抗外侮的军事力量。
    
    “佛教亡国论”决非虚言。
    
    (三)
    
    崇信佛教之后丧失武装能力和抵抗意志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的,更非孤证:东南亚佛教国家不是被回教攻陷了,就是孱弱无力的,唯一一个有点扩张力量的越南,则是儒教占了上风的。在东亚,鲜卑、吐蕃、蒙古、朝鲜甚至日本等民族,一再重复了“佛教亡国”的道路。其中日本因为保留神道教较多,击败并奴役了保留儒教较多的朝鲜,尽管它们都有佛教元素。
    
    -------
    
    附录1
    
    亡国灭种之“刍议”
    
    陈詠明
    
    见王志远先生所发《中国宗教改革刍议》,不能不令人拍案而起。其文名为宗教改革,实是想竭力推广佛教,全盘佛化,让中华民族改宗释教,将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灭绝弃尽,以达亡国灭种之目的。而且据我考证,此“刍”字之解乃属硬伤,绝非王志远所谓“老百姓”之义,而是“草料”之义。《周礼·地官·充人》注:“养牛羊曰刍”。
    
    王志远在文中根本不讲学理,俨然以一个宗教事务管理者或党和国家的政策代言人的身份,宣布合法存在的只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儒教“基本上已消亡”、“已死去”,只留下点所谓“本原性的集体无意识”。假借马列和政府之名,明确取消了儒学存在的合法性。
    
    据我所知,除了任继愈、李申等少数几位名为研究儒学的专家把儒学定性为宗教,宣布其死亡之外,政府似乎并未明令取缔儒学、焚毁诗书。既然王志远摆出一副很懂国家政策的样子,就请拿出依据,昭告天下,咸使闻知。
    
    很可能王志远的依据就是看宗教局所管理的宗教团体名单中,儒教不在其列,于是以此为准。但儒教自古代即正朔所在,本非宗教,无意与释教争宠,亦不屑“教”。
    
    王文说可与议宗教的有三种人,最上是管理宗教的政府官员,其次是宗教神职人员和信徒,最下是学者。又说:“光沪兄和我同属于第三种人,这一点大约可以无诤。”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很有“诤”,志远何必自谦为“学者”?其出语口气,应属官员;其谦卑态度,又在神职之上,按自己的话说可谓“不着两边”,但虽低于最上,却又高于下面两层,堪可自豪,这才摆正位置。我没看过光沪兄的《论纲》,通过志远的批判才知其论不忘“儒释道”,而以儒为先。过去怨光沪兄对儒教缺乏深入了解,偏重提倡基督教,现在才知光沪兄有真性情真血气,非数典忘祖之人。书生之气为本分,“书生之论”亦可论。
    
    儒学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最早保存、整理、掌握了最初的文化资源。《五经》是上古文化资源集大成者,经儒家整理后,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非独儒家一家所有。汉语言文字的总结与发展,儒家作出的贡献也最为突出。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或中国猿人时期或外国人学汉语的另当别论,今天,举凡说中国话的人都浸透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感觉、意识、情感、经验,处处都与儒家血脉相关,怎么能够说“只留下点所谓本原性的集体无意识”?
    
    一个民族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纵使亡国,亦不会亡种;如果丢掉传统,亡国亡种将旋踵而至。《刍议》说:
    
    近百年来,前半个世纪是军阀混战,外族入侵,人民革命,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占有绝对优势。原因很简单,在这种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救亡图存才是真理。在强敌面前,请什么神,念什么经都不灵。
    
    这说得一点不错。所有的宗教都不灵,但儒学却存在,它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成为抵抗外族入侵的精神支柱。救亡图存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等,哪一个不是从小就浸渍在儒学教化中?“在这种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总有孩子或青年要读书,其中儒学仍是学习的重要部分。
    
    儒学不但存在于动荡岁月中,也存在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课本里,都有古代的诗词文章,多出自儒家之手。即使在极左年代中,在穷街陋巷、穷乡僻壤,大人们也断续地教孩子们读一些唐诗宋词,其中皆含有儒家精神。改革开放后更不用说了,古诗文在教科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问问中小学生,谁不能背几段古诗文,谁不知孔子、岳飞、文天祥?这如何能说儒学“基本上已消亡”、“已死去”?“经国家认可”的中小学课本中,为什么偏选“已死的”儒家经书,怎不选载不死的佛教经文?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使一个民族成其为人群”,还是“使一个人群成其为民族”,都只能是儒学教化,不可能是阿弥陀佛。
    
    王志远断言儒教不能“复萌”。但儒教非宗教,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道德,其修齐治平、礼义廉耻等精神,如春风化雨,自在人心。本即不灭,亦无需像宗教那样希图复萌。《刍议》作了一个统计,说全国有5800万党员,有一亿以上宗教信徒。于是很精确地进行算计:
    
    也就是说,一亿人是必须以宗教信念去引导的。于是,在这5800万和一亿之间,还有近11亿的庞大人群。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游离于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庞大人群客观存在着。这个庞大人群在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传统道德观念、各种宗教信念影响。但也有很大比例的人们是“什么也不信”或者“只信钱”。宗教之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恰恰要在这个人群中得到体现。
    
    那么,对于言必称马列,口不离政治的王志远先生,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这些人相信共产主义,而绞尽脑汁地要把这么庞大的数目引导到宗教方面去呢?意欲何为?既然讲政治,那就讲到底。为什么有一亿人“必须以宗教信念去引导”?为什么就不能转变?而且这个引导还是很有方向性的,别的宗教都不行了,只能转向佛教。因为:
    
    就生命力和信众及中国化程度而言,在中国最强的还是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是中国一亿多信教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崇仰对象。
    
    有这一亿多人作为基础,王志远所理想的中国“全盘佛化”、以教立国确实就很容易实现了。说到这里,我要强调,李申、何光沪等先生认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正统宗教、儒教与其它宗教一样具有排他性的结论必是错了。如果儒教真是宗教,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和王志远所提供的现实就无法解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视佛教坐大放任不管?尽管古人也有些歧视异族或异教的倾向,提出“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等说法,但儒学毕竟是一个宽容的人文系统,以泱泱大国之风消融了一切排外和排他性。
    
    也正是由于这种宽容性,王志远的独尊佛教、以佛立国之美梦注定不能实现。
    
    这里是儒教是教非教的论坛,王志远在这里发表文章,除了兜售私货之外,还意在攘斥儒教。但不敢堂堂对阵,而采用偷施冷箭的手法。其中说:
    
    毛泽东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更确切地讲,与宗教更密切一点的,是人要有心灵,譬如良心、良知、恻隐之心、悲悯之心。失去了这些,照孟子的话说,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
    
    先用毛泽东之言作盾牌,暗器后发。首先,王志远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确切”,我则以为不然,毛主席的“精神”不可能确切到宗教上去。此属于肆意歪曲。
    
    其次,提出所谓“良心、良知、恻隐之心”等,说明志远既不懂儒教,也不懂佛教。良心良知之说,皆出自儒教,远在佛教传入之前即已由儒家提出。而佛教无此等概念。佛教所谓“心”,或别而为八识,或离而为四蕴;“心王”、“心所”,生起我、法,造作贪、瞋、痴、慢诸烦恼,绝非良心。与良心良知恻隐之心等略相似者,名为“佛性”、“真如”、“如来藏”、“自性清静心”等,但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大谈佛教而不懂佛教者,非弘教者,吃教者也。
    
    再次,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肯定人性与动物既有相异也有不异的部分,符合客观事实,这里讨不得什么便宜去。因为要是断章取义的话,按照佛教的六道轮回之理, 索性人与畜牲的本质全同,并无“几稀”之异。“狗子有佛性也无”所以成为禅门的著名公案,就是因为和尚既想说人与狗有区别,又绝不敢说人与狗有区别。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我这里虽不管宗教改革的事,但旁观者清。只观《刍议》一文,就知王志远落于下乘。其中说:
    
    光沪兄对改革做了一个小结:“扬弃三教中一切过时、粗俗、低级、迷信、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式的消极因素。”此话没有错,但具体落实下来,仅从上述的“三而”来看,就出现了问题,起码可以说是将儒、释、道的最基本的宗教特征去掉,留下的都是非宗教化的倾向。如果结合他紧接着提出的(民间化、学术化、入世化)“三化”改革来看,还有什么宗教可言呢?
    
    此处所引光沪之说一点没错。从佛教本身而言,海内外皆走人间佛教、入世佛教的道路。不用王志远这样的大师出山去改革,佛教界就已经这样自觉实行了。跟上时代或与时俱进,是所有宗教自觉认识到的发展的方向。不这样走该怎样走?看看王志远的高见:
    
    要在大量吸收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信仰,要以信仰去激活建立人间净土思想在社会中的推广应用,以出世精神成就入世事业。在保持佛教基本要素的前提下,使佛学重返人间、贴近社会、服务人生。这需要一整套新的理论准备。但是,对于佛教界来说,学术化不能与信仰冲突,否则就失去了宗教精神。
    
    既然反对人家的“三化”,又有什么具体措施实现抽象的“贴近社会、服务人生”呢?知道信众中“大部分诚信有余.知解不足”,那就是迷信!如何“教育和提高”?而且根本不懂宗教史。宗教的发展和进步,首在科学、即自然科学的推动,而“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之影响尚在其次。竟说“使佛学重返人间”,不通之至。好像古代的佛学倒在人间,科学发展后的佛学倒离开人间了。话说得腻腻歪歪、吞吞吐吐的,一方面高喊马列,一方面又要建立“人间净土”和“宗教精神”,反对民间化、学术化、入世化,其实质就是要保存“一切过时、粗俗、低级、迷信、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式的消极因素。”
    
    这个《刍议》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历史、反现代的”亡国灭种之议!
    
    附录2
    
    评驳佛教亡国论及其始祖「谏迎佛骨表」
    http://www.drbachinese.org/vbs/publish/171/vbs171p017c.htm
    
    唐代佛法大盛,太宗、高宗、武后、肃宗等历代君主均笃信佛教,礼教敬僧,建寺奉经,护教不遗馀力。从太宗以迄肃宗,也是唐朝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佛教的思想、文学、诵唱、凋塑及绘画,大大地滋补了原有的儒学思想支配的单调原始文化。滙合而发展成为空前最辉煌绚烂的盛唐文化。
    
    这种文化的大融滙本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本是人民普遍嚮慕佛法的思潮澎湃,君主崇尚佛法,更加推动了佛儒思想两者的精华的结合,开出了无比境界的中国禅学的奇葩,光芒照耀了古今中外,至今越来越盛,弥久更芬芳,传遍世界各方,如今全世界都争着研究禅学。
    
    在佛法大盛的盛唐,国泰民康,国力到达历史上最高峰,虽亦曾有安史之乱,亦卒能平复,未减国势,但是,自从唐武宗毁佛之后,盛唐文化随之黯然,社会道德荡然,罪恶丛生,人心险恶,国势日蹇,大唐由盛而衰。
    
    那些在台湾为文「佛教亡国论」的作者们,口口声声说:「印度是信佛教而亡国的」,「缅甸也是佛教国家,所以亡国给英人」,「越南是佛教国家,所以也亡国给法国又再亡给越共」。又甚至说:「中国是因为有佛教,社会迷信了佛教,才被共产党得势佔了大陆的……」
    
    这一类的荒谬言论,近来越来越多出现于台湾的报刊,撰稿者大多数毁佛而尊孔,亦有些是用基督教口吻来毁佛的。
    
    这些肤浅的作者,若非没有深入研究中外历史,就是用心可诛地故意歪曲史实,他们不提到佛法大盛造成的盛唐伟大文化和强盛的国势,他们也不提到印度就是在千年前毁佛灭法之后,已无佛法,印度各邦王公信奉邪神骄侈淫佚,压迫贫民,造成国势贫穷,才为英人所灭亡。他们更不提到,或者不知道,缅甸佛教亦早已衰微已久,才有内战频仍,引起英国入侵。越南人本来信佛至笃,世代安泰,后来佛教衰微,越南王公与各邦领袖互相争权夺利,有些人引入法国天主教士,又引来法军为助,才逐渐形成被法国佔领。以后,天主教与其他宗教大行于越南,佛教越来越衰微,善良道德风俗也只限于仍然信佛的人仍在实行,其他的人都走向物质享受的追求,越共利用越人反对外人统治,因而乘机发展,随之又有苏联幕后支持越共,终于促成越共得势,造成越南人的悲剧和漂海逃亡的惨剧!
    
    中国大陆的沦入中共统治,更与佛教无关,假如在过去的半世纪内,中国佛教能普遍宏扬,人人都学习佛教大慈大悲,待众生以平等,人人施捨济度,人人都守戒,不贪、不瞋、不痴、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中国社会老早就成为一个均富的互助社会,没有悬殊的贫富区别,也没有贪污舞弊,也没有阶级压迫,怎会有巨大变动?
    
    佛教今日在台湾空前兴隆蓬勃,台湾当前的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准,已成为亚洲之冠,国运昌隆,经济繁荣,国泰民康,可见得所谓「佛教亡国论」从辈谬论之不可信!这些谬倡「佛教亡国论」的人,必然未曾研究过佛教,不知道佛教积极的社会心理建设功效,他们为文说:「信了怫,就不抵抗,任由敌人侵略国土……」他们只看到武力才是抵抗的方式,他们不知道佛教的道德观念和施济,无我及利他,力行与实践,都是使国富民强的。国家富强,社会安定,自然就阻吓了外来的侵略,也消弥了国内的叛乱,何需重兵刀枪作为国防?何需战争?
    
    「佛教亡国论」的作者,若不是别有政治煽动的动机,就是别有用心——多半是为了自私自利的利害关係而出此谬论来诬蔑佛教!
    
    「佛教亡国论」,大概始于唐朝的韩愈,这位以《原道》一文著名的大儒,学问道德都是极好的,值得千古敬仰。他的忠君爱国之忱,亦是古今称道的。可惜他太迂泥于儒学和封建思想,而不甚明瞭佛教的真理与淨化社会人心的功用,只由于忠君爱国热忱和巩固儒家传统而强烈反对佛教。
    
    唐高宗曾经诏迎释迦牟尼指骨,从岐州法门寺迎至帝都洛阳大内供养,后来,皇后用黄金包函九重;请道宣法师恭送佛骨还供于法门寺。唐肃宗亦诏迎法门寺佛骨至宫禁中供奉,皇族皆来礼拜,并且传送至洛阳各寺院以供臣民瞻礼,万人空巷,车马三百里,争拜佛骨。
    
    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皇帝亦派法师往法门寺恭迎佛骨,供奉于宫中三日,然后送入洛阳十座佛寺,轮流开放,受万民瞻礼,贵族平民,无不欢喜信佛,佈施为善,学习佛法,皈佛守戒。
    
    身为儒家领袖的韩文公,其时迁任刑部侍郎,为了热忱忠君及巩固儒家道统地位,上《谏迎佛骨表》;是为后世的「佛教亡国论」之始祖。
    
    韩文公的这篇文章,兹从《古文评注》抄录如下:在括弧内 我随各段落予以评驳。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开始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韩文公指印度为夷狄,藐视古代印度的高度文明文化,已 犯了狂妄自大)。
    
    「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其后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不言其寿,推其年岁,当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当时佛法未至中国,非因事佛使然也。」
    
    (韩文公文中首先指出上古时代历代君王都是长寿百岁的,未有佛法之时,故都能得长寿。韩文公这种谬见是毫无基础的。上古时代,社会形态单纯,所谓帝王,只不过是等于村长,充其量是酋长,与族人居住于旷野之中或较原始的农业社会,生活简朴,少有奢侈淫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空气好,生活有规律,烦恼少,焉能不长寿?
    
    从另一角度来看,上古时代的曆法与后世不同,周代以前的曆法,并非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些朝代以六个月为一年,有些以十个月为一年,有些以十五日为一个月,周代以前的所言一百岁,可能只有五十岁或七八十岁,就算有十足百岁,其实也不稀奇。今日的高山民族,也很多寿高百岁以上。)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捨身施佛,宗庙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后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寝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韩文公用儒家逻辑来指出:「凡是不信佛的帝王都长寿百岁,凡是信佛的帝王都短命;因此,不信佛才长命,信佛就会短命。」这种逻辑合理吗?韩文公的大作,从一开头就已经是不通!他这第二段所说的更是「妙文共赏」,汉明帝在位十八年而且短寿,运祚不长,根本就是被毒毙的,宫廷权力斗争之祸,在汉代后期,无时不发生。这是人的贪欲促成,明帝虽信佛而未能戒欲,依然后宫佳丽三千,外戚弄权,这些与佛教根本无关,何能卸责于佛教?
    
    宋齐梁陈各代君主,无不荒淫奢侈,虽信佛而不实行佛教的慈悲之道,陈后主荒淫酒色,不理政务,日夕歌舞声色犬马,那像是个佛教徒?这些帝王,以为只要拜佛就获祐了,就不去修行不修德不治国,怎不自招灭亡?怎不短命?元魏虽大建佛寺与大与佛教,但是征战不停,北魏拓跋氏穷兵黩武,以杀戮为务,所行事皆违背佛教的戒杀规律,虽奉佛又怎得佛祐?
    
    凡是信佛而心存求福,已非真正的佛徒。梁武帝信佛与其他帝王一样,无非是求福而已,根本未实行佛教慈悲施捨济度,如此自取其祸,怎能说是因信佛而得祸?
    
    韩文公就遽然以不充份之历史知识来断言「佛不足信」,未免太显得其幼稚吧。
    
    韩文公指责「宗庙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于菜果」,亦足见儒家始终不脱原始野蛮民族的杀生祭鬼思想,孔夫子讲究祭俎之礼,祭鬼神天地必用三牲,也是源出于上古时代的野蛮民族传统。至今在台湾祭孔还是用三牲,一般人受了儒家的影响,都误认只有用杀死的猪牛羊鸡鸭去祭拜鬼神才会获得庇祐福祉。为了贪图血食才保祐人家,这种鬼神是正神吗?杀生以供养鬼神,已种了杀生的恶因,罪孽殊深,怎会获得福祉?
    
    佛教拜佛,只用菜果鲜花,正是最文明最合理最洁淨高尚的方式,既不杀生,又不污秽,拜佛是为了学佛教的戒行,不是为求自己的福祉,这些道理,那些以功利为出发点的儒家学者当然是不懂的,那些只知执我的人,当然也不懂。)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识见不远,不能深究先生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教,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然!」
    
    (唐初数代贤君,崇尚宗教自由,君主信佛,国势强盛,国泰民安。以孔孟之道为道统的儒家学者如韩文公者,只知死读孔孟之书,不知其他,为了争取儒家掌握政权与学术地位,自然就会排斥佛教,他说是维持圣教(儒教),拆穿了不过是为了功利权力的斗争,他自己见识不够,不识佛教的自度度人慈悲济度,他只想人民永远盲目崇拜鬼神与孔孟及帝王。他只想维持封建制度。他要反对佛教的平等思想。难怪他「常恨焉」了!)
    
    「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加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也。但以丰年之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如陛下,而肯信此等事哉?」
    
    (韩文公认为佛骨是诡异戏玩之具,可见他心存偏见至深, 不可救药!)
    
    「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信向,百姓微贱,岂宜更惜身命?遂至灼顶燔指,十百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彷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嚮?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韩文公恐惧人民效法君王信佛,更怕人民灼顶燔指出家,人人施捨济众,而不再盲目崇拜孔孟与鬼神。他认为信佛是「伤风败俗」的,这话未免太牵强了。)
    
    「佛本夷狄,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裂,口不道先王之法 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文公所知的只是先王之道,他说来说去,他还是一副臣僕嘴脸——一心只想效命给帝王,帝王的专制统治,才是「正道」,帝王的横徵暴敛,奴役人民,才是「君臣之义」的大道理。他害怕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他害怕佛教会使人人觉悟而生出智慧。儒家思想的「仁」字与忠恕之道,韩文公却没学会,儒家思想的最终境界「大同世界」,韩文公更不懂得,假如他习儒真正有学问,也许就不致于以这种愚「忠」和偏见来上这份幼稚可笑的「谏迎佛骨表」了。韩文公一生盛名,都被这份谏迎佛骨表毁掉。可说是智者千亿,必有一失吧!
    
    韩文公口口声声以卫道者自居,却不知连孔夫子当日也说 过:「西方有圣人焉,不教而治……」尊崇释迦牟尼,韩文公连儒家祖师的名言都不知道,枉费他是一代大儒!看来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的盛誉,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他文章写得再好,文内道理讲不通,毫无内容,毫无根据,这一篇练迎佛骨表,既不合逻辑,又心存偏见,亦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这篇谏文,在文学观点上来看,也是一篇失败的作品。)
    
    「假使其身尚在,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乞付有司,投诸水火,断天下之疑,绝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固出于寻常万万也!
    
    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悉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韩文公该表的结尾两段,简直像是泼妇骂街般指天赌咒, 那里像个大文豪的风度?)
    
    韩文公建议将佛骨投入火中烧毁,用心之歹毒,那像个孔子的信徒?韩文公「原道」一文,主张对全国的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卢其居。」,就是要烧光佛寺,砍头杀绝佛教徒!这种心肠歹毒的主张,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出于一位饱学的大儒之口。韩文公一生的文学成就盛名,都被这种狭窄歹毒心肠所玷辱了,成为白璧之瑕。
    
    胡适「禅学桉」说:「唐朝不很高明的思想家韩愈,在原道一文中倡说『人其人,火其书,卢其居』:经过二十一年,到武宗实现。毁寺四千六百馀,佛教经典石刻都被毁,这是历史上最可惜的文化毁壤。」
    
    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无论是如何忠君爱国为表,总难掩自私 自利争权夺位的内在动机。
    
    韩愈谏表文字拙劣,内容不合理,又複干预了宗教信仰自由,干预了君主的私人宗教选择,而且口气迹近以迷信来恐吓君主,暗示着:「皇帝,你敢信佛?必然有祸,必然短命不得好死!」
    
    难怪宪宗皇帝阅表大怒,欲降死罪于韩愈。若非宰相裴度与大臣崔群上言:「愈语狂妄,然心存忠恳,宜宽容以开言恪」,宪宗早把韩愈砍了头啦,宪宗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总算是从轻发落了。
    
    韩愈企图讨好帝王,不料马屁拍在马脚上,咎由自取。后来,他到了广东潮州,写了有名的祭鳄鱼文,传说因此而赶尽了为患的鳄鱼。这是不可信的神话。如果要说韩愈文章好到可以驱走鳄鱼,不是比符咒还灵吗?反过来说,那篇充满拜祭鬼神的迷信色彩的祭文,今日看来,殊不感人,或者是文章太坏了,连鳄鱼也给酸气冲天赶跑了吧?当然这两个可能都不合理,大概真正的事实是他发动了居民捕杀鳄鱼殆尽,功在地方,后人故神其说吧!
    
    以韩愈当时的狭窄见识来反对他所不知的佛教,到底也没动摇了佛教多少,不过二十五年后,武宗下谕尽毁天下佛寺,焚佛书,杀僧尼数十万人,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韩愈谏迎佛骨表与前后反佛的主张。这麽看来,韩愈的言论不无种下毁佛的恶因吧!
    
    从韩愈的首创「佛教亡国论」开了头,以后历代也都常有「佛教亡国论」出现。当今在台湾出现的「佛教亡国论」作者徒众,只好算是韩愈的徒子徒孙。他们的谬论,对于佛教也是不会发生严重影响的,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却有不可避免的不良作用,他们鼓吹反对佛教的因果说,反对善恶各有报,他们反对慈悲,反对修行,他们反对吃素………他们说信了佛教就是消极就是迷信,他们这样盲导众生走向邪恶,不就是助长了社会人心险恶走向罪恶麽?
    
    「君子慎言」,这原是儒家的名言,不幸地,儒家学者每以正道自居而排斥佛教,古今如是,也不先研究清楚中国的禅宗内涵,佛儒融汇菁华,就狂妄地从我执出发排斥佛教。现在的「佛教亡国论」者,还比不上韩文公远甚哪!至少,韩文公后来在潮州虚怀若谷地到潮阳灵山寺与大颠禅师研讨佛学,成为方外之交,临别在灵山寺留赠衣服,「韩愈留衣亭」至今成为着名胜地。
    
    儒家大理学家,宋儒周敦颐题诗于「留衣亭」云:
    
    「退之自谓为夫子 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 数番珍重更留衣」
    
    这麽看来,韩文公后来似乎是觉悟前非的,到底也还有一点 学者择善的良好风度。
    
    但愿今日的「佛教亡国论」作者们,至少也该去虚心研究清楚历史与佛学,从新检讨自己。不妨学学韩文公后来虚心研究的治学态度。
    
    ———————
    
    从上述“佛教亡国论”的正反双方来看,观察“佛教亡国”不必限于大的政治方面,也可以像我这样见微知著的;而消除“佛教亡国”的努力,也可以是防微杜渐的——如果多少中国人像多少美国人那样放弃了“不杀生”的吃素教义,中国就可以获得美国那样的世界强权,华人就可以恢复第一期中国文明那样的强势,而这,可能需要从放弃佛教、接纳基督教做起。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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