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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八旗子弟.红二代.两朝对比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7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比满族皇权传递具有更深刻的背景。在制度设计上,中共有一项专有权:“领导权”。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都拥有这项权力,形成特有的权力,即特权。“领导权”是自封的,不可质疑、不可剥夺。所谓“领导”,是雅称,实质是指挥,控制,“领导权”就是指挥权,控制权。村党支部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村事务运行,省委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省事务运行,党的总书记权力最大,可以指挥、控制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内政外交、各军兵种的运行。这样就形成逐层指挥、控制系统,社会各层面、各角落都在中共指挥、控制之下,无逃脱的丝毫空隙。权力具有的诱惑力吸引众多权力迷孜孜以求,权力可以寻租,以权换钱,权钱结合,由此形成的贪污腐败之风成了中共不治之症,直到中共权力阶层全身腐烂透顶,最终一推即倒。

    
    一、八旗子弟
    
    十七世纪我国东北地区活跃着一支游牧部落,他们以狩猎为业,崇尚马上武功,男女皆然,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能骑马弯弓射击。创业者努尔哈赤于1601年将统领的民众组织化,每300人编为一个“牛录”,5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5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汉译为“旗”),由此将所属民众组织在八面旗帜之下,形成八旗制度。八旗成员平日从事采猎,战时立即披甲战斗,行政命令随时发布实施。以每旗统属7500人计,八旗共统属高度组织化的6万人,后因实际需要扩增至10万人以上,实力显著增强。
    
    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于1635年将原来的族名“女贞”废弃,改称“满洲族”,后简称“满族”。此时,皇太极统属的地域已经北起贝加尔湖,横跨黑龙江两岸,南至长白山,西接蒙古边境,这一广袤地区以满族军民凝结一致的牢固的八旗制度为社会基础,由此形成的军事、政治、经济结构具有不容轻视的威慑力。皇太极于1636年宣布称帝,改国号为清。8年后,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统率12万大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于是率军入关,明亡,清帝顺治进驻北京,入主中原,开启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权时代。
    
    皇权不仅指具有至高威势的皇帝之权,还包括皇族的贵胄姻亲分享的权力。满族皇帝以分封爵位的形式满足皇族系统对权力的要求。爵位的等级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10等,后增至14等,子孙后代在不同程度上世袭福荫。按地位,按军功,分封了最著名的8大王:努尔哈赤次子封为礼亲王、14子封为睿亲王、15子封为豫亲王,努尔哈赤之侄封为郑亲王,皇太极长子封为肃亲王、5子封为庆亲王,礼亲王之子弟封为克勒郡王和顺承郡王。这8大王俗称“铁帽子王”,成为一人之下、亿民之上的绝对权势者。他们岁受俸银数千至上万两、禄米数千至上万石,还有封地若干顷,成为大小不等的庄园,无偿享受奴工的贡物。他们俘虏的汉人成为家奴,供其驱使。当政者花公帑为他们打造金碧辉煌的王府、郡府,供他们养尊处优。皇权的分封使权贵倾心于皇帝,成为帝权的拱卫,以此确保满清政权的稳固。
    
    八旗实施兵民一体制,男丁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不准从事农工商业,只能在旗内坐食俸禄。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48两、米24石,略高于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知县的俸银禄米,对旗丁的优待由此可见。朝廷还大肆圈地,然后计丁授田,一丁30亩,地仍由汉民耕种,而由旗兵坐收地租。这种制度保证旗兵生计富足,期以一心练武,保卫朝廷,以此确保满清政权的社会基础稳固。
    
    但长此以往,矛盾渐露。旗兵有了优厚的俸禄待遇和地租收入,在长期无战事的情况下,逐渐养成生活挥霍、大事铺张的习性,彼此感染,形成奢靡无度的风气,于是,八旗官兵慵懒之态日趋严重,所骑之马雇人牵,所发之枪雇人扛,实弹射击时雇人填充弹药。他们成为纨绔之辈,其信念是:人生娱乐与娱乐人生,提笼架鸟,品茗闷酒,养蛐蛐,喂鸽子,拉三弦,唱京戏,是他们的生活日志。
    
    这样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当人口繁衍,家有数男只能靠一男的俸禄为生,多年后就会入不敷出,典田卖粮者日众,吃喝不足则借高利贷,每月还了旧贷借新贷,生计愈加困窘,习武练兵的大事也就无从顾及,连发下的新式武器马克沁机枪也锁在拒内,不事练习,后来发展到将射击场地典当换银弥补亏空,射击演练自是停滞,更把军中利器──火炮砸碎卖铁以供靡费。
    
    人们往往喟叹八旗子弟醉生梦死,为之惋惜。其实,正是由于清朝不惜血本地把自己的子弟圈起来,供吃供喝供娱乐,使他们失去自我奋发的动力,结果是眼睁睁看着“接班人”跟皇权说“拜拜”,走上自我消遣之路,他们已无保卫皇权之心。历史告诫我们:如此养育权力的继承者,得到的只是失败的教训。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侵略迫使当政者与之不断签定卖国丧权条约,大量白银作为赔款而被掠夺,光是《辛丑条约》即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共8•5亿两。清朝血脉汹涌向外喷血,皇族贵胄姻亲的俸禄享受已难支付,八旗官兵俸禄一减再减,乃至停付。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宣告帝制灭亡。满族贵胄姻亲失去俸禄享受,只得典卖家产,王府、郡府卖光,又无生存能力,落得冻饿而死,无人收尸。至于八旗下层,断绝俸禄后,识时务者学得一门技艺,成为裱糊匠、缝鞋匠、吹鼓手、送水者,勉强养家糊口,等而下者就沦为乞丐、小偷、妓女、黑社会头子或走卒。八旗体制的如此结局鲜明地显示,用国帑养育特权阶层,期望以此得到政权的稳固是不牢靠的。特权本身就孕育其内部对立和相互削弱的趋势,由此不断产生争权夺利的内耗,一旦有外力压制(如帝国主义侵略),特权的崩塌是必然的。这是八旗体制写在历史上的严重警示。
    
    二、红二代
    
    中共最高权力的传承,从毛泽东开始,实行指定制,由他决定谁是后继者。首先指定刘少奇,继之为林彪,再次为王洪文,后来是邓小平,邓后是华国锋。这些红二代都依毛的权力而上下,忽而蹿红,忽而落黑,实为毛的掌中之物。
    
    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缘于刘本人不热衷高层权争,容易相处,在毛看来就是容易服从自己。毛召刘至延安,立即委以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常委委员)、军委副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成为第二把手。刘自然感恩戴德,极力拥护毛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而且力主在毛、刘、任(弼时)组成的书记处中,刘、任只起“助手”作用,毛可随时召开书记处会议,对议题有最后决定权,毛的独裁体制由此有了党法依据。刘在中共七大吹嘘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这些虚妄的吹捧正是毛所需求的。毛靠刘的吹捧将“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成为全党工作指针,刘则靠毛成为掌握全党一线工作的领导者。中共召开八大时,毛放手让刘作政治报告,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仍保持毛刘体制。
    
    毛刘裂痕出现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讨论“大跃进”功过,刘在会上讲“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个别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认为这是贬损了他所高举的“大跃进”这面红旗,甚为不满。刘还敢于把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故向毛直陈:“饿死那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些直率之言更是触犯了毛的禁区。“文革”前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毛坚持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则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刘少奇屡发异见,毛感到他的权威有旁落的危胁,因此,借口“文革”初期派工作组问题对刘大事挞伐。刘表示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责任,毛则厉声指斥:你在北京专政么,专的好!当场就宣布: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接着,毛决定将刘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名义开除出党,刘被迫害而残死,毛则达到维护自身一言九鼎之权的目的。
    
    以后的事态发展不过是废刘一事的不断重现。毛将林彪定为接班人,又担心林彪不忠,就向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吹风,林彪得知毛在设法整他,慌忙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毛又选定王洪文,委以重任。王洪文不堪造就,因而废王,重新起用邓小平。邓在“文革”评价上不肯屈从毛意,于是废邓,推出奉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华对毛忠心耿耿,却不孚众望,毛至此已无精力再找接班者,只能徒唤奈何,一命归西。
    
    三、两朝对比
    
    (1)皇朝是依据血统关系传递权位,尽管其中有众多变通规定,但由亲子系统继位的原则是肯定的。选拔的皇子继位,即使因年幼而无亲政能力,还有选定辅臣监理国政的制度以保证帝权正常运作,直到年幼皇帝达到亲政能力为止。当然,辅臣监政难免有滥用职权而发生越轨之事,由此引起帝权与监权的冲突,但总的看,辅臣监政制度保证皇权安稳,不会出现无序状态。
    
    中共最高权位的传承不具备皇权传承的稳定机制。靠领袖一己意志指定接班者,随意性较大,又无法设立必要的章法予以校正,因而那些投机钻营、野心勃勃者就有了可乘之机,那些碌碌无为、拘谨自守者也有了入选机缘。江泽民一类纂权乱政、出卖国土的恶行流布于世,胡锦涛一类懦弱无为的误国之风漫延不止,均不是偶然现象,这些祸国殃民行为的根源在于,由独裁者指定自己权位的继承人必然出现种种漏洞,为一切谬政、恶政的出现提供方便,指定接班人的弊端于此也就昭然若揭。
    
    (2)皇位继承涉及皇族最重要的权益,因此,对皇子的培育成了异常重要的任务。康熙规定,晨4时皇子们起床,开始几乎不间断的6小时学习,下午1至7时集体练习骑射,锻炼身体,复习及考试上午所学内容,天天如此,无论寒暑。唯其严格以求,才培养出治国英才,满清治汉才能从顺治到乾隆延续100年保持社会安定,社稷平稳。
    
    中共不具备专心致志培养接班人的机制。毛泽东主张在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和选拔接班者。他在“文革”中指示红二代不要“文质彬彬”,说是“要武嘛”。他教唆青少年彼此撕杀、持续武斗,怂恿红卫兵滥施酷刑,肆意抢掠。根据林彪办公室指示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掲示从1966年6月到10月,全国红卫兵抢劫现金、存款和公债券428亿元,抢劫黄金188•8万两,抢劫古董1000多万件,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杀人无数。这些打砸抢烧杀的红卫兵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可靠的接班者。
    
    (3)满族领袖深知,能够入主中原是不容易的。要保持对人口数亿、地域博大的汉族的统治地位必须殚精竭虑,夙夜匪懈。清帝顺治于1644年亲政,他不懂汉文,看不懂臣下汉文奏折,于是下决心日日苦学,9年不辍,终于过关。康熙说:“日所读书(指汉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数十年“乐此不为疲也”。他们对汉典籍如此刻苦钻研,才通晓汉族两千余年以来流传的诸多哲学理念和历代社会观的变迁,以此种视野治理汉政才得心应手。简言之,就是以汉族文化理顺汉族政治。
    
    中共领袖无视汉族文化的可贵价值,他们遵循的施政之本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学说与本土的汉族文化格格不入,相互冲突。汉族的文化传统,当推以儒家学说的“以仁为本”、道家学说的“无为而治”、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为主体结构,并由这个主体结构演化而成各种公正、理性的民族智慧。这些民族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无法相互链结。马、恩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标示“工人无祖国”,是说工人可以不具祖国的观念,无视祖国的利益,这与汉族文化强调热受故乡、保卫国土的意识无法融合。《共产党宣言》明示:共产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说,传统观念不分好坏一律扫荡,诸如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善待亲朋,挚爱姐弟,尊重历史,追求文明的优秀传统都应扫荡,这是汉族文化所无法理解和接纳的。马恩倡导的“不断革命论”是埋没民主革命、强制实行社会主义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极左谬论,至今仍为害世界民主进程。马克思主义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异端邪说对中华民族的为害至深、至久,早就应抛到垃圾箱里去了。
    
    (4)八旗子弟之所以成为脱离权贵的社会游荡者,根源在于满族领袖在制度设计上赋予旗人优厚的俸禄待遇。坐食俸禄,享乐无度,必然丧失进取心,致使生活懒散,不务正业。满族领袖以为只要旗人生活所需由官家保证充足供应,必会换得旗人誓死保卫清朝江山的回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俸禄制度抵制了、抹煞了人的生活动力来自个人对物质资源和精神世界的追求,这种追求的生命力是不能替代的。你无偿提供优厚的俸禄,他就失去个人奋斗的意志,最终成为不问正事的社会游荡者。
    
    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比满族皇权传递具有更深刻的背景。在制度设计上,中共有一项专有权:“领导权”。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都拥有这项权力,形成特有的权力,即特权。“领导权”是自封的,不可质疑、不可剥夺。所谓“领导”,是雅称,实质是指挥,控制,“领导权”就是指挥权,控制权。村支部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村事务运行,省委书记有权指挥、控制全省事务运行,党的总书记权力最大,可以指挥、控制党内党外、中央地方、内政外交、各军兵种的运行。这样就形成逐层指挥、控制系统,社会各层靣、各角落都在中共指挥、控制之下,无逃脱的丝毫空隙。权力具有的诱惑力吸引众多权力迷孜孜以求之,因为它意味着,如林彪的透底之言,“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则丧失一切”。权力可以寻租,以权换钱,权钱结合,由此形成的贪污腐败之风成了中共不治之症,直到中共权力阶层全身腐烂透顶,最终一推即倒。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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