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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松:新疆问题的历史回顾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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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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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1997年2月5日的伊犁暴乱是新疆分裂活动的新开端,2009年7月5日的乌鲁木齐大规模恐怖袭击是分水岭,而2013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维乱全家自杀式的恐怖攻击是高度象征性的挑战;这一系列暴力同中国专制或者民主无关,而同中国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极大。在这种形势下,2013年12月1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专题听取了新疆工作汇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对新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即“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从这个背景出发,本文试图历史性地回顾和批判新疆的若干问题。
    
    显而易见,“重大战略部署”源于重大的客观形势和现实需要,“形势比人强”。维吾尔族的各种乱民,简称“维乱”,产生于“东突”之前,并且是东突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维乱一贯要杀汉灭回驱哈萨,只不过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维乱是毒蛇头,不把这个蛇头彻底砸烂,就不可能解决新疆的长治久安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内地的安定团结。要明确一点,新疆的问题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民生的,无论对维民怎样照顾都不可能解决维乱,甚至会被其中的某些人误成软弱的标记。对于任何少数族类的社会、经济和民生等问题当然应该全盘仔细地综合考虑和计划,但这一切都必须而且只能在服从彻底打击维乱的大前提下进行。
    
    所谓“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互为因果,“分裂”是根子,“宗教”是借口,“暴力”是手段。这在新疆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的近现代史上根本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一方面,中共治疆六十年来的成果有目共睹: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划定和有效地控制了边界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尽曲折、从小到大,汉族移民稳步提升,铁路、公路和飞机场不断开通,城市的建设加上民生的改善,军事试验基地的建立和石油矿产开发等等。现在,新疆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中国的更加密切的一部分,而且发展成具有很大潜力的对中亚诸国的新丝绸之路的最前沿。另方面, 中共治疆的政策中充满了愚蠢、无知,混乱、错失、无能和畏缩等等, 这是本文要检讨的重点。
    
    一、历史的一幕
    
    先来还原一下历史的一幕场景
    
    时间:2009年7月5日,地点:中国新疆乌鲁木齐。
    
    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屠杀在此发生。
    
    人们看到,满街大小维乱在新疆首府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地追杀无辜的汉人,烧杀抢掠,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否发生在苏哈托垮台前的排华的印尼?而 此时最需要出现的公安警察不知在哪里。这是悲剧,也是血的笑话,从未看到,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少数族类敢对本国多数族类如此嚣张?如果说中共是“法西斯”的话,那简直是对历史上的真正法西斯的极大亵渎,第三帝国的元首羞于同这种“笑话级别”的中共“法西斯”为伍。
    
    中共”法西斯”的笑话还在于,据最新统计,新疆约有两千两百万人口,汉族占40%,多生活于北疆,在乌鲁木齐汉族占74%强,就在这个汉族占大多数的新疆最重要的城市,在军警特都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里的地方, 居然发生了少数维乱对汉人不分男女老少的连续血腥恐怖的攻击。而且据官方承认, 前后造成至少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当然是无辜的汉人,最后迫使有血性的成千上万的汉人只能上街向政府示威,要依靠自己来反击维乱,保卫身家性命。这到底是发生在中国还是外国? 为什么上一世纪苏联在崩溃的前夜,树倒猢狲散的情况下,在它所统治过的中亚诸国,都没有发生过的这种乱世景象,今天竟然会在所谓“盛世”中国的新疆发生?中共作为执政者罪责难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维乱发展到今天这样肆无忌惮的程度,当然不是偶然的,根本在于中共治疆政策的多方面错误,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愚蠢,历史上的无知,理论上的混乱,宗教上的错失。 其他如行政上的无能和警备上的畏缩姑且不论。
    
    二、政治上的愚蠢
    
    政治上的愚蠢,见之于切割历史,妄自尊大。因此,鼠目寸光,缺乏深谋远虑。中共把“建政”夸大为“建国”,要建立什么割断历史的新中国,结果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当时,短视地以为维吾尔族在新疆占人口的70%,约250万,又在苏联的支持下趁民国危难于伊犁和塔城叛乱得逞,为了不得罪苏联和委曲求全,同历史唱反调,从国家统一的角度倒退,自欺欺人地把“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4年)的叛乱称之为“三区革命”,把“迪化”等地名改为乌鲁木齐等,把新疆省(于1955年)改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在已经取得内战胜利的中共而言是何等的愚蠢,中共在心理上还来不及把自己作为叛乱民国的一方换位为掌握中央政权的一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就是这样的历史蠢人。
    
    本来, 龚自珍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就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呼吁新疆建省,指出:“督抚必皆驻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隶天朝,无不甘心为准夷役者,亦国势然也”,并说:“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后又感叹:“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己亥杂诗》七十六,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果然,新疆在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以后于1884年建省,以加强清廷的控制,因为在19世纪列强全世界疯狂扩张和到处侵略的形势下,过去的怀柔和羁縻政策已经行不通了,必须加强管理、统一和同化。民国以后,北洋政府也承袭了这个政策,而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和鞭长莫及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这个历史统一和同化的大方向,可歌可泣。万想不到,中共这个不肖子孙在龚自珍百余年后会自毁长城,而且根本没有一个长期的考虑,难怪维乱现在会甚嚣尘上。
    
    政治愚蠢表现在当初盲目地照搬苏联那一套民族政策,根本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是属于欧洲的斯拉夫白种人,相信东正教,他们在文化上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同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原住民种族和宗教完全不同, 所以18世纪土尔扈特族会拒绝俄罗斯的同化,在 乾隆的时候不远万里从伏尓加河流域千辛万苦回归中国;中国的满、汉、蒙、回、藏都是亚细亚的黄种人,除了回族(也说汉语),其他在宗教和历史传统上都接受佛教。苏联鼓动那套阶级剥削和压迫,到民族剥削和压迫,只是为了转移种族差异的矛盾和掩盖宗教对立的历史,为俄罗斯人对其他人种的强迫服从制造政治根据。汉族对其他黄种人的同化更是文化的潜移默化,不排斥有时也包括武力的征服,即便如此,东方的王道绝不等于西方帝国主义的霸道。当初俄国的哥萨克可以举着十字架靠几千人打过西伯利亚到远东,是靠着洋枪洋炮和欧洲在发展阶段上同东方民族的巨大差距。
    
    另方面,政治愚蠢还表现在对西方缺乏警觉和无原则地退让。西方学者把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贩卖黑奴,建立殖民地,与清朝同期的开拓西域混为一谈,把这两者都称之为“殖民主义”,这是别有用心的浑水摸鱼。[注1]西方的殖民,有两类花招,对于人口众多的地方,实行分而治之,如对印度,利用族群之间宗教的对立和地域上的土王(Raja )相互之间的矛盾,重点不在于移民,而在于经济的剥削和掠夺;对于人口稀少的地方,如对澳洲,则对原住民土著(Aboriginal)斩尽杀绝,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在19世纪就已经被彻底消灭,还捎带灭绝了塔斯马尼亚老虎,同时大量移民建立白人殖民地。澳大利亚长期实行白澳政策,根本不承认土著的权利,把澳洲在法律上定为“无人地”(terra nullius),直到几乎1970年代才不得已改变,残留下来的少数土著直到那时才有形式上的公民权,居留在远离交通的被分割的保留地。现在澳洲所谓的多元文化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白人手里,实行彻底的英语同化政策。美国等也几乎完全一样,先灭绝印第安人再来玩虚伪,美国只有一种英语文化。
    
    西方在工业化基础上的全球扩张同清朝同期对于本土控制的不断削弱形成鲜明的对比, 帝国主义国家的探险家如斯坦因、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清庭为了保持满人的特权和统治的方便,历史上对版图进行分类治之,区分内地和边疆;另不许满汉通婚,汉人未经允许不许出关,不许移民满洲。去新疆或蒙古做生意的汉人的数量被严格控制,不许带家眷等等,19世纪后期清庭在西方侵略的强大压力下并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而造成汉族官僚地位上升,才逐步改变上述政策,开始认真考虑进一步改土归流,移民实边。 新疆从乾隆一朝纳入中国版图后,就年年得到内地的协饷(民国后断绝),同时新疆也根本没有大量的汉族移民。新疆开始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抵挡游牧民族,以后又是抵挡英、俄帝国主义扩张的缓冲区。这跟西方的殖民地根本是两回事,中国近代是一个不发达的落后的农业国家,自己都沦为西方侵略的半殖民地,本土不断沦丧,哪里还谈得上“殖民”两字。
    
    三、历史上的无知
    
    切割历史,造成对历史的了然无知。 其实,历史上的所谓“维吾尔族”根本没有资格扮演新疆重要的角色,维族始终是历史上的一个配角和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混乱的时候出演过一个不知高低的丑角。道理很简单,维族主要是一个利用坎儿井等灌溉手段在中亚绿洲进行种植的定居农垦民族,这跟枭雄的游牧民族不是在一个档次上。历史上哈萨克打不过准噶尔,而维吾尔(畏吾儿)对哈萨克都怕得要死。“维吾尔族”这个名称只是在1930年代才刚刚产生,很长一个时期新疆的突厥族(指“维族”)被称为“缠头”,各以所居住的绿洲诸如哈密、吐鲁番、和田等为自我认同,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身份,美国20世纪有名的亚洲学者拉铁摩尓(Owen Lattimore) 早就指出过这一点。所以, 在中外历史资料上,之前只能看到操突厥(Turk)语的人,“缠头” (Turban)这样的描述和定位。详细的研究可见美国拉德尔森 (Justin Jon Radelson)的近作《绿洲身份》。[注2]
    
    维族在历史上多定居于南疆,北疆是他们发梦都不敢去的,那自古以来是匈奴、蒙古 、哈萨克等游牧民族奔腾驶骋的地方。所以美国历史学家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把这些“缠头”在9世纪以后才建立的辅助地方政权称之“喀什加里亚”,意为“喀什”地方政权,这个地方从来都要交税纳贡,不同程度从属于上述游牧民族。麦高文在1939年就指出:“紧接土耳其斯坦南部之东,便是塔里木流域,通常被称之为中国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用在历史上其实不甚妥当,因为这地区,在公元第9世纪以前,并无大量的突厥族人或任何其他的土兰尼安人居于该地。(按土耳其斯坦之义为‘突厥人所居地’)。因此我们毋宁采取格罗塞氏(M. Grousset)之例,从其首邑喀什噶尔之名,称该地为喀什加里亚。”[注3] 格鲁塞是20世纪上半期法国有名的中亚研究专家,他的《草原帝国史》(英译 Empires on the Steppes)脍炙人口。而在18世纪的时候,随着准噶尔部打败了哈萨克, 在伊犁建立总帐, 并把南疆的回部首领和卓木特抓到伊犁作为人质,其子大小和卓木就生在伊犁,被软禁了几十年(这两个头子在准部败后被清庭放回喀什,又企图谋反被殺),还把成千上万的缠头弄到伊犁直接种田世代纳粮,这才开始有缠头跑到了北疆。虽然准噶尔部最后被乾隆彻底击溃,那些种田纳粮的缠头仍留在伊犁,因为清庭新设立的新疆最高军事当局“伊犁将军府”仍需要这些人当差,这些人后被称为塔兰其(Taranchis), 意为“农夫”。中共解放后却又把伊犁的塔兰其 归入一个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统一的“维吾尔族”,解铃还需系铃人, 中共一手炮制的这个民族及其问题,必须由中共自己着手解决。
    
    现将美国最近解密的军方资料,陆军少校帕特里克(MAJ Shawn M Patrick)2010年所写的名为《维吾尔运动——中国新疆的暴动》专题报告的择要部分全译如下: “ 742年,今天所知为维吾尔人的本是突厥-蒙古利亚种的草原游牧部落从东土耳其向东移居到今日中国境内的新疆省的绿洲;他们留在那里至今有1,268年。在整个这段时间,这群人经历了重重困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和宗教迫害,来自游牧部落的 争夺和中国政府无情和残忍的侵略。本专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对维吾尔人口的迫害所造成的冲击,以决定潜在的中国政策可能为类似基地组织那样的恐怖组织在新疆扩大影响,或建立立足点。通过分析以前的维吾尔起义和目前中国的政策,并使用加路拉(David Galula)和奥奈尔(Bard E. O’Neil)所描写的暴动模式,本专论试图证明作者的假设:中国迫害维吾尔人口将会创造维吾尔暴动;并且针对维吾尔的迫害将提供实现本地区同外界的全球意识形态组织如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手段。本专论的结论是,目前美国领导的反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为中国提供了所需要的反对维吾尔人而不担心反响的自由,鼓励了基地组织及其在中亚的卫星组织的出现,为此提供了这种组织同激进化了的维吾尔青年之间的直接联系。”[注4]
    
    撇开美国佬颠倒是非的偏见不说,维吾尔人从哪里来以及从什么时候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美国是绝不会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讲话的。维乱胡说维吾尔族具有8千年的历史(比埃及法老还早),同汉人的斗争有3千年(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人到汉朝才出关,最早不超过公元前206),维族自古以来就是全部东土耳其斯坦的原住民(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文献证据和历史事实),这当然是不值一驳的政治笑话。不过,不难理解为什么维乱要杀汉灭回驱哈萨,杀汉不提了,维乱认为汉人是异教徒和外来者;灭回是维乱认为回族是汉人的一部分,回族帮汉人镇压维民,回族的回教不如维乱的正宗;驱哈萨是因为维乱认为哈萨克抢了他们的地盘,尤其是哈萨克数万人在沙俄崩溃的时候为了逃避迫害又回到中国新疆。
    
    四、理论上的混乱
    
    理论上的混乱,表现为分不清民族、种族,无事生非。民族(nation)同种族 (ethnic)只有一字之差,但意义有重要的区别。民族(nation)在西方是相对帝国(empire)而言的近代国家的基础,,近代在多民族的如奥匈和苏俄帝国崩溃以后,形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民族国家之内,由于各种因素,还有小种族(ethnic minorities)的存在,但小种族并不构成或上升到独立建国(nation-state)。新加坡开国以来,在这方面就非常注意保持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其他人种的比例,始终坚持华人占人口的大多数并掌握军队, 李光耀最近对华人生育率的下降忧心忡忡,说如果不改变的话,新加坡将别无选择,只有关门大吉。
    
    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自相矛盾的是,正如毛泽东自己也说过: 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历史要前进。历史事实证明,“统一”同“多民族”是自相矛盾的。显赫一时的大英帝国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多利亚女皇曾是印度的君主。在大英帝国瓦解以后,英国人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定程度南非,再加上美国,可以随意移民过去,因为他们同文同种,至今相互打通,英美玩得起虚伪,是因为他们有的是地盘和老本。中国人没有任何海外的地方可以打通,移民到哪里都受到限制,中国只有老祖宗辛苦几千年留下来的这块残缺不全的地盘,中国没有老本 ,虚伪同中国无缘。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统一”的,其统一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发源地汉族逐步融合了其他周边的蛮族,一步步通过地域上的军事扩张和文化辐射,最后形成了一个压倒多数的稳定的人种核心。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汉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另方面在于中国地域的大多数种族差异相对较小,都是黄种人。汉族发展到今天这个压倒多数,反映了这个不容否认的长期混合和同化的历史事实。奥匈两元帝国的瓦解反映了奥地利人同匈牙利人无法同化,苏联的解体反映了人口减少、不到总人口一半的俄罗斯人控制不了所谓的15个加盟 共和国,余不枚举。
    
    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当然不同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在汉人都没有自治的情况下,何来民族区域自治? 中共吃饱饭撑着没事干,同国民政府背道而驰,根据斯大林的定义去一意孤行地炮制出55个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加上一个汉族,变成了平起平坐的56个民族,当初笑话般地曾有500多个民族要申请,自己去种下了民族分裂的种子,简直愚不可及。相比之下,清朝把权力移交給民国的时候,民国只笼统地提出五族共和,而国民政府更是强调近代中国之积弱和中国人作为华夏一族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白人种族主义时所具有的自古以来的一致性。其实,维乱过去想依靠前苏联,现在想依靠西方来独立建国可谓烧香拜错了菩萨。西方是什么好鸟,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侵略殖民第三世界的血泪斑斑的历史,西方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的老窝。从12世纪十字军东征开始,基督教的西方同伊斯兰世界结下了解不开的仇恨。 美国白人会把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当真?当然,维吾尔人可以跑到土耳其去,那是你们的老祖宗跑出来的地方,但要分割中国无异白日做梦,从前清到民国到中共或者中共以后的任何中国执政者,在维护中国统一这一点上绝不会有任何分歧。
    
    五、宗教上的错失
    
    宗教的重要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从具有自我意识开始就有了对宗教的朦胧探索,这是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宗教是对灵魂存在和归宿的终极思考,世界性的主要宗教代表了人类社会在历史文化方面的重大积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宗教不兴,则邪教必行。中共对宗教方面——这里只讨论伊斯兰教——的政策在于宽严皆失,严到文革时候对回教习俗的乱来,宽到现在对清真寺和经文学校几乎失去控制。前清在宗教和民族政策方面相当高明,得到所有研究者的一致公认,满人以这样的少数能够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绝非单靠武力可以成功。民国由于内忧外患,勉为其难,在宗教和民族政策方面尽量维持,不宜脱离实际批评。不过,有清一代,1862年的同治回乱是值得极大重视的教训,当然,这个问题同当时的大势也分不开,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捻乱和西南的叛乱。由于没有妥善解决回乱,低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结果导致西部大乱,进而引发1864年新疆的阿古柏外来分裂政权的产生,几乎造成整个新疆脱离中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永远记取。
    
    伊斯兰教是重要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其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拜占庭同波斯之间长达数百年两败俱伤的争斗,造成了7世纪时候的地区权力真空,创造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趁机从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地扩展到近东和中东等地区。伊斯兰教一产生就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逊尼派(Sunnite),什叶派(Shiah),苏菲派(Sufi)等等。而且,伊斯兰教产生和兴起的地方处于欧亚交界的几个文明的发源地,又是犹太教、基督教的诞生地。阿拉伯世界曾面对十字军东征的蹂躏,受到蒙古西征的冲击,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臣服,最后又被欧洲帝国主义全部殖民。现在,伊斯兰世界同西方的错综复杂的恩怨关系仍然是欧美的须臾不能疏忽的大事,尤其是极端原教主义和世界恐怖主义。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埃及的变局和叙利亚的内战,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历史地理复杂性和伊斯兰教派别之间的难以兼容。
    
    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维吾尔暴徒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伊斯兰教信徒,“伊斯兰”本义是“顺服”的意思,顺服真主的安排就是要接受命运的现实,而维乱要逆天反主,其结果必然自我毁灭,就像历史上的大小和卓。中国对于主要的世界性宗教都持宽容的态度,佛教并不是中国原发性的宗教,但中国早已成为保持佛教影响的最主要大国。中国同阿拉伯世界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大的直接冲突,仅有一次的唐代天宝十年(751年)高仙芝在西域同大食的战争并不是历史上的主要事件,而且唐朝的退出西域主要是由于以后的安史之乱。 近代以来,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受到西方的侵略和掠夺,两者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是伊斯兰世界的真诚的朋友,中巴友谊就是见证。
    
    中国要建立认同中国的促进安定的伊斯兰教派别,这方面尤其要依赖回族的学者。中国有两千多万伊斯兰教信徒, 伊斯兰教在中国早有传播,称“清真教”,“回教”,并起过重要的作用,明初“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是回教的信徒。这里要分清楚,回民是信仰回教的汉人,所以又称他们为“汉回”,“汉回”把汉语和汉字作为自己世代传承的工具,这同“缠回”有根本的区别,汉回多认同中国,但缠回多不认同中国,尤须严防。由于中共的愚蠢、无能和畏崽,现在还有数百万维民,特别在南疆,根本不会汉语,不识汉字。这在美国匪夷所思,美国所有的人种,包括印第安人,统统都接受英语教育,说写英语。 中亚诸国在苏联瓦解时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最后独立的,这方面前苏联在中亚的经验值得借鉴,俄语得到充分的普及,而且伊斯兰教也受到有效的控制。为什么苏联在俄罗斯族人数日益减少和经济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对中亚的控制,并且俄国现在仍对该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呢?中国有何理由在类似地区做不到这一点呢?
    
    六、简短的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要对从前清到民国的全部边疆政策认真研究,继承行之有效的部分;借鉴苏俄对中亚的经验;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社会多方面来解决维乱的问题,并且,对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和尖锐性要有充分的准备,对于维乱的残忍和垂死的挣扎绝不能低估,要坚决打掉维乱的嚣张气焰,要主动出击,不能被动应战。在北疆可对维吾尔族实行准入居住,把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特别要将伊犁和塔城等地区的维吾尔人迁移到哈密以东,甘肃或青海境内分割居住。把北疆建成以汉人为压倒多数的稳定地区,促进佛教。新疆的汉人应该成立各种形式的保疆同志会,自保、互保、团保,同维乱作殊死的战斗。在南疆要对维吾尔人实行分割居住,同时在喀什、叶城、和田等重要地点建设以汉人和回民为主的居住点,要利用懂宗教的回族干部对所有的清真寺进行全方位的监视,严禁任何形式的经文学校。要花大力对维吾尔人实行全面的汉语教育和同化政策;并禁止维吾尔人从事同中亚邻国通商,以免维乱趁机同基地组织勾结。库尔班大叔骑在毛驴上同毛主席亲切交谈的那种丢人现眼的垃圾宣传早就应该主动丢到历史的垃圾桶里去了,乾隆在承德山庄所接见的蒙古、西藏代表都是部落的首领和活佛。拙劣的模仿只能成为历史的笑谈,自欺欺人的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小学课本上的上万张这种图片被维吾尔小学生一开学撕掉就是一例。毒蛇噬手,壮士断腕,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果断地改制名不符实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中国允许个人对于正常宗教的信仰自由,但任何中国人,不管他有没有或是什么宗教信仰,都必须认同中国。如同任何正常国家一样,中国绝不允许民族分裂和暴乱。这里要搞清楚,不认同中国就已经自外于国人,而认同中国不等于认同政府,对于政府必须监督批评。政府常常变迁,中国将会永存。中共现在是大陆的执政党,对于保境安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攘外必先安内,对于任何形式的维乱的放纵是对于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的极大犯罪。中国内部的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这种改革只有建立在稳定政局的基础上,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注定失败,新疆的大局绝非区区维乱能够改变。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教授米勒德( James A. Millward )说:“中国现在对新疆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苏联的消失和俄国缩减的窘况终结了在中亚的一个帝国竞争者,这曾是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了经济或者政治而介入新疆事务的竞争者。尽管在中亚有新的美国基地,但在新疆以外的帕米尔高原并没有新的对手。事实上中国在整个中亚地区是一个新出现的经济和外交的领导者。一条中国油管在哈萨克斯坦铺设;中国的商品充塞中亚的集市;甚至可以在阿拉木图的互联网吧的计算机上找到中文的软件。”[注5]在这种形势下,以中国目前的国力,不彻底消灭维乱,不把新疆建成“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地区是说不过去和无法交代的。
    
    注解:
    
    1、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2005. Paperback 2010
    
    2.、Justin Jon Rudelson: Oasis Identities-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 publish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perback)
    
    3、W.M. 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一版,第114页/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published in 1939
    
    4、MAJ Shawn M Patrick: The Uyghur Movement-China’s Insurgency in Xinjiang, 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AY 2010-1, [pdf] China’s Insurgency in Xinjiang-Homeland Security Digital Library
    
    5、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A History of Xinjiang, published by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7, p354
    
    2014年1月31日初稿/2月15日改定
    
    附录:
    
    新疆和杨老将军
    
    杨增新(1864-1928)在民元就任新疆都督之初,曾发表过一篇慷概激昂的演说,他说:“新疆孤悬塞外,从汉唐以来,时附时叛,多半因为中原多事,兼顾不暇,于是当地人趁机倡乱,到了中原平靖,武力充实,当地人乃又再事归附。但是,当时新疆不但与中原关系较浅,尤其还没有外力之侵略,纵使叛附不定,还不至于发生重大的影响。如今情势,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开辟西域,以迄改建行省,历次大军西征的军费,和承平时期协饷之所耗,中原金钱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其重,倘使一旦掌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数十百年以后,再想跟以前一样的加以‘收抚’,势不可能。吾人环顾世界各地,非洲、澳洲之穷荒,南北冰洋之贫瘠,外国都已经瓜分豆剖,欧西各国,糜费金钱,施用武力,获得寸茅尺土,莫不举国欢腾,如痴如醉,而我们竟将数万里版图,弃之如敝屐,这未免太令人痛心了吧!诸公洁身高蹈,各行其是,把保卫新疆的重任,委之于增新。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大丈夫担当事业之际,个人的成败利钝,增新决心一概置之不顾!”(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5册,P2673-74,台湾兰溪出版社,民国69年)杨增新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真大丈夫也。
    
    当中原鼎沸, 协饷断绝,又面临大英帝国和沙俄(苏俄)两大帝国的南北围攻,新疆一丝危命,杨增新竭尽心智,勉为其难,举重若轻,运筹帷幄, 一支秃笔抵十万大军,保境安民,维持了新疆17年之久的安定局面,1928年他不幸被刺身亡以后,新疆才进入乱局。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3年),现被维乱膜拜成“第一共和”,才有机会趁乱在喀什出现, 这个分裂政权仅维持了86天,即被马仲英领导的国民军36师(回民)镇压,从而结下了维乱同回民的血海深仇。百年以后,中共衮衮诸公掌握这么大的资源,今天搞到维乱大闹三六九,小闹天天有,面对这篇千古雄文和杨老将军的睿智,抚心自问,能不面带愧色吗?
    
    王一松 /2014年1月27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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