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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邓小平是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1日 来稿)
    事实上和25年前相比,萧功秦教授的这些解读并没有增添更多内容。从当时和现在来看,新权威主义面临三个它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萧功秦教授能就我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做出回应。
    
     第一,理论有效性的问题。这个理论能不能解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正确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它的有效性必须做比较深入的考察。新权威主义的现成经验主要来自像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但是,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与韩国、台湾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仍然是一个全能主义的体制。

    
    第二,新权威主义能不能够获得知识精英主流的认同。因为在25年以前,当新权威主义提出的时候,几乎遭到知识界的普遍质疑。如果这个理论在知识精英圈里不能得到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么它在面向制度转型的时候会有大的问题。
    
    第三,新权威主义的叙述框架能否为执政集团所接受。当然你可能会说,它实际上所做的就是这一套理论所规定的。而且邓小平在25年前的私下谈话是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他不可能接受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说法。
    
    我们不能够低估现有政权在推进改革的时候,所具有的这种高度集权的性质。这种性质30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改变。如果说把新权威主义的这个帽子戴到邓小平的头上比较合适的话,那么邓小平就是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1980年,当他发表“关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时候,他试图改变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十三大的报告,关于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是想终结强人政治主导下的体制。因为他看到了这种体制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多么大的问题。可是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不得不接受新权威主义的苦果?我们不得不在策略上认同这样的做法?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1989年更多,腐败更严重,官民之间的情绪对立更严重,群体性事件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1980年代的实际水平。因此我们对通过威权方式推行改革的做法,表示质疑。这种做法能不能导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还有待观察。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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