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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习近平代表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10日 转载)
    
    来源:网络 作者:萧功秦 
 
    从新权威主义视角看中国三十年变革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历史选择,与一个人的关系非常巨大,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他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后来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四百多页,在我看来,其中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第一句,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第二句话,要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就必须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的思想逻辑是,通过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来保持政治稳定,通过政治稳定来实现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关键就是两点,两个界限:一是共产党的权威不受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二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什么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借鉴什么所有制。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作为改革家,他拥有三种可贵的政治资源:首先,他是一个元老派,而元老派一旦成为集权体制的改革家,其意义就极为重大,历史上大部分的改革家是少壮派。少壮派思想新锐但却缺乏政治经验,往往书生误国,导致改革失败,戊戌变法就是例子。而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就拥有了少壮派精英所没有的三大政治优势,第一,他具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有着敏锐的政治分寸感与行动的边界意识;什么事情该做,做的边界在哪里,他非常清楚。邓小平的政治经验是在五十年的共产党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第二,他具有极高的政治威望与号召力,这使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去推动难度极大的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克服改革的障碍。即使有失误,也有足够的权威资源继续领导改革。第三,他具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建立改革动员体制。因为这三大政治优势,使得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在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大大下降,政治稳定得到保证,使他上面的四句话能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落实。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
    
    从政治学上看,这种改革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新权威主义,从政治学上说,就是指后发展国家中那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开明的威权政治或强人政治。有一位领导人曾经谈到他对邓小平的了解,他概括邓小平就是两句话:第一,共产党的权威不容挑战;第二,只要能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所有制都可以采取。只要坚持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新权威主义,并在历史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事实上,据有人回忆,邓小平本人后来也说,他就是“新权威主义者”。)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击败了两种对改革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于右的激进西化派,八九事件后,激进的西化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后,第二种挑战又迎面而来,那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左的一套的党内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1992年以后,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拔乱反正,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以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秩序就基本形成了。
    
    通俗地说,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他既反对左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右的西化自由派势力,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用铁腕进行渐进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向民主政治软着陆。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新权威主义。
    
    邓小平以后,是江泽民朱镕基时期,江朱时期这十几年,做成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分税制,通过“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税收制度,调动并激活了全国三十个省市的多元竞争活力。
    
    第二件事,就是实行了“管理层收购”为主要特色的国营企业转制,通过管理层收购(MBO)使产权明晰化,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企业与利益主体的竞争力得以被激活,从此银行坏帐这个无底洞也就解决了,中国成为了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件事,那就是加入WTO,中国优质劳动力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焕发出的经济竞争活力,从此“打遍天下无敌手”,让中国的GDP成为世界老二。
    
    众所周知,没有国有体制改制,没有加入WTO,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的中国经济繁荣,然而,如果没有新权威主义制度作为保证,这两件大事也做不了。当然,为了实现经济转制,中国有三千万工人下岗,他们为我们民族的经济转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用一位参与这一工作的老干部的话来说,下岗是残酷的,也是必要的。正是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做成了这件非常难做的事情。在多党民主体制下,强大的工会早就把所有的下岗提案否决了,要完成触及那么多人的利益的事,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到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正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经济起飞,并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史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邓小平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基础;江泽民时期在这一新权威秩序下,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胡锦涛时期在经济转型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起飞。
    
    三十年改革中的矛盾导致左右极端思潮重新活跃
    
    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我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中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五种基本困境。它们有: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有病、朋党式的腐败、三公消费膨胀与文化创新力的弱化。等等。
    
    例如,中国的税收高达GDP的34.5%,居全世界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法国,而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又如,三十年来,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9倍,而国家税收则增加了980倍。又如,据有关学者统计,2006年我们的三公消费就达到9000亿人民币。国有病也很严重,有学者统计,有些高管名义上的工资要比中国普通民工高数千倍,某大型石油企业,一个吊灯就几千万,某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俱乐部,富丽堂皇像凡尔赛宫,这都是客观事实。高铁当然是非常伟大的业绩,但高铁车厢中的厕所,一个马桶组合要十几万,一个水龙头一万多,几乎是用金子铺起来的那样贵。为什么会有那么高造价?因为承包商与刘志军、张曙光这样的贪官勾结起来。
    
    高税收无法拉动消费,内需不足,又要保持GDP,怎么办?只能靠政府进一步加大投资,例如几年前的四万亿投资,后来又批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大造地铁,而加大投资的结果,肥水进一步流入大型国企,金融又是向国企倾斜。中小企业生存在高税收的压力来本来就非常困难,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腐败严重,官场三公消费胃口越来越大,在某些地区,三公费用的缺口则通过加大罚款与税收力度来解决。这种社会不公引发越来越频繁的群体事件,有的地区为了抗议乱罚款还出现罢市。所有这些问题,对生产发展与社会竞争力造成巨大的挫伤。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恶性循环。近年来,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群体事件层出不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西化自由主义”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极左的文革思潮和极右的茉莉花思潮,虽然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但是对现存秩序构成潜在的巨大挑战。这两种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有能够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第二,它们能够把复杂的中国问题与矛盾,打包成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并且通俗易懂,来吸引大众,“新文革”思潮要通过所谓的“反对走资本主义”的文革运动来恢复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茉莉花”思潮则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的多党制选举政治来实现所谓的自由民主;第三,它们在民间都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正因为如此,它们都能形成动员民众政治化的“广场效应”。
    
    最近几年来,社会上群体事件频发,虽然迄今为止的群体事件大多是非政治化的,就事论事的,但是由于网络发达,从非政治的群体事件,向激进的民粹政治运动演变,形成极左的文革民粹主义运动与激进的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运动,这将是迟早的事情。不管是左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还是右的西化民主的民粹主义,都将使中国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甚至分裂的社会状态。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新政的历史背景。
    
    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向新的变革
    
    十八大提出解决矛盾的原则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的理解是,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中道与理性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把改革引向更深层,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
    
    新的路怎么走?执政党意识到,一方面,只有走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矛盾,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这是改革永无止境的真实含义。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政治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一年来,习近平治国理念已经相当清晰,我们可以从十八大以来的以下措施,看到习近平新政的一些特点:
    
    第一,通过新的八项规定,理顺民气,缓解社会上的焦虑心理,只有理顺民气以后,才能够排除激进主义利用社会不满情绪制造“广场效应”的可能性。
    
    第二,提出新整风,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官员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纠,来整顿官风,不但能有效地化解老百姓的不满,而且为大幅度改革做好组织准备。
    
    第三,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打击腐败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和威慑力,从而打击挡道的保守势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
    
    第四,整顿网络环境。整顿网络环境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避免极端主义利用网络,引爆社会政治参与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当然,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要警惕某些保守官僚与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整顿网络环境为借口,打击揭露他们不法行为的人民群众。某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迹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第五,通过强调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来压抑无序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进而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稳定。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决不是要回到旧时代去,决不是搞原教旨主义,而是用意识形态的“刀子”,形成威慑力,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客观地说,如果运用得当,分寸把握好,这将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稳定的一种特殊优势,是中东威权体制所没有的政治资源。
    
    这里要特别提到,坚持“两个不能相互否定”,即“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新提法。《人民日报》刊发的秋石文章可以明显看出来,“两个不能否定”的实际意思是“不能用后三十年全盘地否定前三十年”,文章说,这样提“并不是要忽视甚至掩盖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章还重申了八十年代党的历史决议精神,明确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而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上去。这里体现的是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功能,这样做,就是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还特别提到,对于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要“隆重、简朴和务实”,其实,就要用“简朴”和“务实”,来防止一些极左派人士利用纪念毛泽东的机会反对改革,因为某些极左派人士正是利用毛泽东这个符号来攻击改革开放。两年前我到重庆开学术会议发言,当时是“唱红打黑”最火热的时候,我在发言时就提到要警惕某些人利用“唱红打黑”反对改革,利用“毛泽东”来打击邓小平,当时居然就有几个人站起来要我“滚下去”,说我“打击文化大革命”。王立军当年就曾在重庆打出“欢迎乌有之乡的战友们参观重庆市公安局”屏幕标语。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极端主义思潮已经如此嚣张。
    
    第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加强统筹功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权,而中国的转型期则属于非常态政治,需要运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去推动改革进程,发挥集权统筹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摊、“九龙治水”式的各自为政,避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出现。
    
    如果说,以上这些措施中不少都体现了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秩序的功能,其目标就是为了在稳定的环境进行更大幅度的全面改革。那么,三中全会“改革60条”的提出,则充分体现了大幅度改革开放的态势。“改革60条”内容十分丰富,改革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
    
    习近平新政: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
    
    如何把习近平的新政内容综合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
    
    改革六十条颁布的那天晚上,国外一个著名大报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看三中会会,我就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说,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改革六十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位记者在电话里说,你这样说到新权威主义,我们外国人就容易理解了。那个记者后来在报道中说,“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是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要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转转变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结构。最终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并使国家进入更加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从长远来说,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在这里,我愿意对未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作一番预估。从大趋势来看,在较短的三到五年内,随着“改革60条”的逐步落实,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不满情绪与焦虑情绪将会逐渐化解和稀释。
    
    如果改革进展顺利,从中期即五到八年时间来看,原先受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将会逐渐向温和的中道理性方向靠拢,而坚持极端思潮的人们将会失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走向边缘化。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十到十五年时间里,随着极端主义的社会心态基础的逐渐消失,随着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的增加,中国将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中产阶级社会,在那种情况下,中道理性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我认为,民主的真正基础是以温和与中道为基础的社会共识。社会上这种共识度越大,民主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的质量就越高,民主的有效性也会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道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民主化时代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当然,这是指比较顺利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克服集权国家现代化中的“薄壳效应”
    
    为什么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国家成长初期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功能到底何在?
    
    一般说来,传统集权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或现代化发展初期,往往会出现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的危机。这是因为,集权体制长期缺乏矛盾化解的机制,聚结的矛盾就会累积起来,当集权体制进入改革时,往往又是社会危机严重到非改革不可的时期,进入改革开放时,往往又会出现统治精英的政策宽松期,这时,由于人们对政治宽松的预期,原来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会在短时期内集中地爆发出来,并且还会引发此起彼伏的连锁式反应,如同井喷一样。这些政治诉求往往又会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相结合,提出让当政者无法接受与难以实现的要求(因为社会刚进入改革,许多矛盾不可能在短期解决)。
    
    此时的改革政府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状态。如果压抑这些诉求,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就一定会导致参与抗争者的悲情反应,这种悲情往往是传染性的,会在民众与抗争者中结晶起来,并形成更剧烈的反弹,迫使当政者不得不做出更强的、甚至过度的反应,于是形成冤冤相报。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会使双方的温和派被边缘化,双方的激进派与强硬派之间形成“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直至发生革命。如果为了平息抗争者,统治者作出大幅度的全面让步,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参与诉求十分强烈,抗争者中的激进分子会掌握广场上的话语优势,他们肯定会利用这种优势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把政府逼得无路可退,结果也是一样,或者政府垮台,形成无序状态,或者迫使政府强力手段压制或让政府中的强硬派上台,政治精英从改革派变成强硬派,从强硬派变成保守派,改革将从此夭折。
    
    从十八世纪以来的人类改革的历史来看,集权体制的现代化变革,一般总是会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参与井喷与爆炸,而政治井喷所引起的双方过度反应一定是悲剧,悲剧的结果要么是革命,要么就是走向倒退与反动,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俗话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早死,在一定程度上印合了这种集权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
    
    我把集权的传统体制进入开放和改革阶段后就很难避免政治参与引起的政治井喷的困境,称之为传统集权体制的“薄壳效应”,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众所周知,地壳最薄的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的。
    
    大家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许多薄壳效应的例子,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路易十六是一个倾向于改革的国王,比过去的路易十四要好多了,他召开了一百多年来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却从此陷入了薄壳效应,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薄壳效应引发革命的故事。
    
    中国的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出现辛亥革命?慈禧太后觉得不改革不行了,新政改革幅度与力度之大,远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从筹备立宪以后,清王朝的改革很快就陷入薄壳效应。慈禧太后死到辛亥革命爆发,只有三年时间。
    
    某种意义上,我国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风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出现的一次薄壳效应。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就是典型的薄壳效应的连锁反应的结果。可以说,集权国家改革初期的“薄壳效应”是改革精英的“华容道”,是改革必须穿越的“卡夫丁峡谷”。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发起到薄壳效应发生以前,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改革路径,如果运用得当,把握分寸,在保持对时势的可控制力的同时,能够防止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改革的干扰,并通过进行理性的渐进改革来化解结构性的矛盾,满足社会大众的愿望,在这一方面,新权威主义可以起到积极的功能。如果仅仅是压抑而不进行改革,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求大幅度改革,而没有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稳定,也同样不行,因为会引发前面说的政治参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具有“延时功能”,也就是说,在保持稳定的一定时间内,为改革争取时间,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只有通过解决矛盾,连锁性的社会爆炸才会逐渐被消解。当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增加,深层次社会矛盾渐次解决,极端主义与革命思潮就失去了他的社会基础,薄壳效应就可以避免。到水到渠成时,那时中国的民主化时代就会到来了。
    
    新权威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改革,被事实证明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发展模式。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推行新权威主义,就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新权威主义体制就一定会成功。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有劣质的,也有优质的,从上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看,通过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来推行改革,取得新权威主义成功并走向民主化的,也只是一部分国家与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东亚威权主义体制,此外,还有南欧型的新权威主义,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从新权威主义平稳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例子。相对而言,中东、拉美、非洲型的强人威权体制,其功效就差得多。
    
    另外,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新权威体制,应该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模式,我把它理解为“中国-越南模式”,这是一种通过改革维新,将革命的前列宁主义体制转化成的新权威体制,这种威权体制由于获得革命政治资源的支持,在维持社会稳定,进行社会动员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要和大幅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如果没有大幅度改革,只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就不能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只有大幅度改革和政治稳定相结合,这种体制才能够发挥自身功效。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
    
    如果要问我对未来中国前景的看法,我对未来民主发展是抱了谨慎乐观的态度的。当中道理性成为社会共识,大规模的民主化时期才有可能到来。中道理性和中道共识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民主体制形成的重要先决条件。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二十世纪人们对民主的思考中,很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民主是解决分歧与矛盾的工具,于是矛盾越多,分歧越大,人们就越希望实现民主化,以为通过民主化就会在人民中间形成妥协协商的机制,矛盾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在社会矛盾深化,社会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推行民主,恰恰是火上加油,大家只要看看这几天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的民族分裂与冲突,看看乌克兰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社会对峙,看看科索沃危机中的血腥战争,看看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绝灭的大屠杀就清楚了。相反,我认为,以中产阶级橄榄型结构为基础的中道理性共识,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理由前面已经说了。而新权威主义的功能,就是为实现这一中道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创造条件。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国以后要走的路会更加艰巨,但是未来前景也应该是越来越好。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当政者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中道理性、共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未来发展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自治程度的提升。新权威主义者应该作为发展社会组织的一个园丁,让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使原来的“强国家、弱社会”体制逐渐变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均衡体制。到那时,中国的民主才可能真正得以落实。
    
    (本文为萧功秦在凤凰大学问沙龙上的演讲,作者观点不代表本账号立场)

(Modified on 2014/2/1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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