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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阿拉伯之春三周年回顾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9日 转载)
    来自墙外仙
    
     突尼斯宪政的“路径依赖”

    
    今年一月是“阿拉伯之春”三周年整,经历过那场革命的国家,命运各不相同。突尼斯1月制定的宪法,使该国结束了动荡,迎来了宪政之春。但埃及与利比亚却没 这么幸运,目前还正挣扎于种种革命后遗症的折磨之中。尤其是埃及的革命者们,面对自己“不断革命”迎回的军人政权感觉复杂,不知道脚下的路将延伸至何处。
    
    *“路径依赖”决定社会变迁方向*
    
    这些国家的经验充分证明一点,守护民主之难,不亚于建立民主。考察这些国家革命前的历史与现状,正好证明,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制度走向都有其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North,D)这一理论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轨迹”概念,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所有的国家并没 有走同样的发展道路,有的国家走上发达之路,有的国家则长期陷入不发达,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原因在于“已建立的制度会阻碍对初始选择的改变”, 简言之,即革命前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决定了社会重建过程中的政治选择。
    
    这三个国家革命前的状况在政治上有区别:突尼斯是开明专制;埃及是军人政治为里,半开明专制为表;利比亚的卡扎菲统治是道道地地的“政治独裁+福利主义”,三国的共同特点是青年人失业率偏高。
    
    *突尼斯宪政:民众与政治家理性互动之果*
    
    上述国家阿拉伯之春期间,都经历过革命的广场狂欢,以不同形式结束了本国的专制统治。但在社会重建的赛程当中,革命前政治发育程度的差别,使得三国人民在 对应革命后的混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果说埃及青年们希望革命一揽子解决许多问题,例如政权更替方式、民众权利、宗教信仰与世俗化的冲突、失业、经济困 难;突尼斯人对革命的期盼则现实得多,主要集中于政权更替方式与民众权利。
    
    在“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面临的经济问题比革命前更多,失业问题更严重,与之相伴的是家庭压力加大,离婚率一度接近40%,青年人结婚困难,治安形势严 峻。一段时间内,突尼斯的危机表现形式与埃及非常接近,比如2013年2月和7月发生的反对党领袖遇刺身亡事件,引发全国规模大游行,部分激进的抗议者甚 至喊出了“人民想要推翻这个政权”的口号,并要求解散现政府,组成由技术官僚和独立人士组成的看守政府,重新进行议会选举。有人甚至将这种对立上升至世俗 与伊斯兰政治之争的高度。作为反击,执政党组织了支持政府的大规模游行,国家一度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但突尼斯人的政治耐心,使他们走上了与埃及不同的道路。突尼斯人口当中,城市工人占了很大部分,他们普遍认为不应该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不满,愿意通过各级工 会依法组织的街头游行表达不满,这样既避免负面情绪积压引发暴力事件的发生,也可使相关部门听到民众的呼声,及时整改,用和平的方式努力争取好的生活,并 促进国家的平稳发展。他们的组织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在国家政治领域有很大的参与权,在这一组织的牵头下,突尼斯执政党联盟和反对派阵营已于11月5日举行 全国对话大会,谋求政治和解,包括执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内的约20个党派,签署了危机解决路线图,最终同意建立临时性、无党派的过渡政府,一些原来“在 街头扔石头的人”,即革命初期的组织者也进入了政府,比如里达-赛伊迪。突尼斯新宪法就是是各个党派共同作出让步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成果依次为:各方就伊斯兰教应该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和解,只提出 “伊斯兰教是她的宗教”,比伊斯兰复兴党提的“国教”退了一步;另一条款写道,“突尼斯是一个文官制的国家。它以公民权、人民的意愿和至高无上的法律为基 础”,为突尼斯维持分权制的文官统治国家 、兑现自由和权利承诺提供了保障。以上两项条款,今后任何政府都不得修改。新宪法的出台,使突尼斯各政治派别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重新走到一起,也让突尼斯国民重新树立政治信心。
    
    *革命前民众权利意识的发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
    
    对突尼斯的今天,人们深受鼓舞,但很少有人提到,突尼斯在本阿里的开明专制时期构建的基础,即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起了很大作用。我作为一位外部观察者,从中很清楚地看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轨迹。
    
    突尼斯经济发展成就被誉为“突尼斯奇迹”。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促进和生活质 量改善等方面,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名列非洲第1、世界第40。在茉莉花革命前,无论从政府廉洁度(透明国际2010年排名,突尼斯位列排名59 位),还是从民生状况来观察,突尼斯都是发展中国家样板。引发革命的导火线虽然是一位小贩(失业大学生)的自焚,但内在的原因却是本•阿里过分留恋权力。
    
    本•阿里虽然已经成为一位政治失败者,但其统治时期实施的政治举措远比今天的中共开明。自1987年以“改变”(Change)为口号登台执政之后,除了 追求经济发展之外,他还将捍卫人权、扩大民主作为优先的执政目标,1993年设立“总统人权奖”来激励人权事业。本•阿里扩大了宪法委员会的权限以监督总 统和立法机构选举,还将立法机构的一院制改为两院制。更重要的是,本阿里从未采取意识形态教育与控制媒体的愚民政策,他宣布废除多项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法 令,允许私人经营报刊与电视台,突尼斯民众可以通过因特网、卫星电视和外国报刊接触外部资讯;他还废除了“诽谤公共权威罪”,允许多党制,欢迎在野党参与 政治讨论和政治竞争,政府甚至为反对党的正常活动提供资助。2009年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在众议院的议席是161席,其余7个在野党为53席;他支持工人 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允许工人罢工。
    
    与埃及最大的不同是突尼斯的社会结构在革命前已经中产阶级化,大约3/4的突尼斯人自认为是中等阶层(有趣的是中国各阶层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约80%的突尼斯家庭拥有自购住宅,贫困率下降到了4%。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5%左右。
    
    本•阿里这些举措无疑都有助于培养突尼斯人的权利意识。突尼斯人认识到了本阿里开明专制不光彩的一面:本•阿里长期执政所享有的特权使其家族垄断了许多社 会公共资源,掌控了国家经济,国内媒体报道常批评第一夫人穷奢极欲。突尼斯民众普遍希望对社会公共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对本•阿里的政治专断和长期执政日益 不满,倾向于建立竞争型、轮替型的民主政治生态。
    
    可以说,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的原因来看,与其说源于经济危机或发展困境,不如说缘于突尼斯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政治变革的诉求。从突尼斯渡过革 命后危机来看,与其说依赖的是突尼斯人民不断革命,还不如说依赖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突尼斯人民清楚革命目标及其局限,善于有原则地和解。
    
    埃及制度变迁中的“结构锁定”
    
    埃及革命三周年大庆的参加者,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庆祝穆巴拉克军政府倒台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帅在未来的选举中当选埃及总统似乎毫无疑义,军政府当家已经隐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过革命一揽子解决的问题,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被枪炮逼回地下状态之外,政权还是军政府,失业问题比革命前更严重,经济困境更甚于革命前。
    
    用路径依赖学说来解释,就是埃及进入了制度锁定状态。
    
    *埃及军方离权力最近*
    
    埃及军政府轮回转世,其实是埃及政治势力结构所决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军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码,离权力的距离最近;其次则是成立于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其社会基础广泛,选举政治中具有优势。
    
    事实的演化确实如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临时聚合并非有效的组织资源,选举政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与竞选经费几乎为零。在革命中崭露头角的青年领袖,包括2013年4月底发动“反抗”运动的巴德尔(Mahmoud Badr),非常年轻(22到30岁之间),他们的最大实力是能够发动民众,并导引民气促进政治改变;最大弱点是,他们无法将街头运动转型成长久的组织。他们拥有的临时性政治团体,欠缺明确的政治规划,“只知道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要什么”。这种团体过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选中无法胜选,今后更不是军方候选人塞西元帅的对手。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埃及革命青年没有办法由“扔石头的人”变身为职业政治家。
    
    这一切固然与青年人长于街头运动、短于选举政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其结果之一是“结构锁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势力结构决定了军方离权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攫取政权。
    
    *“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的渊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支持军队最高统帅塞西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理由是“必须遵循人民对塞西将军的信任。这是人民自由的选择”。为了让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更具夺目光彩,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宣布授予其“元帅”军衔。
    
    考诸埃及政治,“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这句话并非全是宣传用语, 这一“人民选择”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头运动的诉求,实质上是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实力。 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军方自命为“埃及人自由的守护者”,一直是主导埃及政坛的隐形力量。与它国军队不同,埃及军队除了每年能从美国得到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本身更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收入。埃及军队办企业这一传统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埃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的资料,当时埃及军队数量是敌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战争结束后,大量退役的年轻男子无处可去,军队决定自己解决退役军人的生活问题,于是开始办企业,从此将商业触角伸至埃及的每个角落。这个军方商业帝国有多庞大?据维基解密提供的数据:军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厂和公司,约占国家经济总量的15%到40%,为埃及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没有人能确知军方资产数量,但却确知一点:埃及人的衣食住行与军方企业息息相关。
    
    埃及军队干政的传统形成于埃及国父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本人就是军人,直接领导了数次中东战争。此后的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一不是军事强人,能有效控制军方,让军方成为其执政的后台力量。但在民众意志过于强大或领导人处于弱势之时,军方就会显示出独立的意志,2011年以来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方掌握了埃及的实际控制权。由于军方对待示威者的克制态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对军队非常信任,其时解放广场上“军民手拉手、心连心”的标语触目皆是。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埃及军方才极不情愿地将最高权力移交给穆尔西。但实际上埃及军方只是暂时蛰伏,当民众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并要求军方接管政权之时,埃及军方迅速抓住机会走上前台,并抓捕穆尔西,结束了短命的民选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锁定的两大结构性力量*
    
    埃及军方的整垮穆尔西除了审判时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经济上的理由是穆尔西在其执政的短短一年内未能解决失业,经济持续恶化。据公开数据: 2011年革命前失业率为9%,2013年高达31%。在350万失业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学文凭。
    
    未来的塞西政府,能够为埃及人民同时带来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吗?考察埃及的人口与资源,答案是很不乐观。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台,2011年2月下台。在其执政的近30年期间,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万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9,100-9,300万人,其中一半处于24岁以下,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热带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绿洲带(约为埃及国土总面积的1/30)。全国实际耕地5,000万亩,人均耕地仅为0.55亩(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1.37亩的2/5),自产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台后,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缩水至135亿美元,仅能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自由不是免费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后经济萧条几乎是必然现象,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埃及的革命青年们却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变好,穆尔西政府因此百谤集身。
    
    中国舆论认为,埃及的现状标志“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突尼斯与埃及两国的革命与革命后的重建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象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原有路径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确认识埃及经验,是出于以下考虑: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力、资源与人口面临的“马尔萨斯陷阱”,最后交织成“结构锁定”力量,使埃及在经历了三年的革命与动乱之后,又回到原处。中国的资源与人口同样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如果今后当局者为了巩固权力之需,将军方培养成埃及军方这种持有武装的经济怪兽,中国将会成为埃及的难兄难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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