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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彬彬道歉一些小思议:文革草菅人命/伏生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03日 来稿)
    原标题:对道歉一些小思议 现标题为博讯编者所加
    宋彬彬道歉的意义莫过于对文革,那个草菅人命,专制集权政治动荡顶峰时期的疯狂重新提起和思考。
     中国千年封建王朝,改朝换帝,不足为奇。有宫廷政变,谋杀篡权。有异族入侵,改了国号。更有贱民暴动,坐了龙椅。可像老毛为了打击异己,从下到上,发动造反,弄得平民百姓尸骨填壑,还找不出第二个。

    老毛不学马克思,但他是最懂中国篡权政变史,最懂暴民起义夺权史,最懂国人心理,因此也是最会搞阴术的君主。
    从周始,中国开始了君君臣臣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国人很是习惯了。记得那年取消阶级分类农村中不再讲地富中贫雇农时,一位大妈很不解说,那人不都一样了?老毛把那个君君臣臣改成阶级。每个国人都划到其中。两大矛盾又固定了打击对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年的以暴易暴的历史,造就了后来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文革,是这一斗争的普遍化和白热化。
    文革能发动,是老毛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话语权,就掌握了国人的思想。想毛后的几个太上皇,也都尽力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什莫**思想,戴三块表之类,可尽是模仿,比起老毛是望尘莫及。
    老毛知道,百姓是不喜欢大部头的理论的。他们喜欢结论胜于思考。他们喜欢听通俗的短语和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多带劲儿。“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多让人得激情生梦想
    有人说,1966年八月五日女附中打死校长都是有组织有预谋。这是低估了文革。低估了老毛话语的力量,也低估了暴民的力量。
    老毛的话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早已深入人心。
    “今天我们就是要打打他们(校长)的气焰。”几个人挑了头,谁敢说不?。虽然当时女附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可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已比比皆是。红五类已自然成了革命的领导。其结果可想而知。
    讽刺意味的是,女附中校领导不能不说为培养打杀自己的凶手出了力。
    上了女附中,是班主任把干部子女召集在一起开会,让她们明了自己的特殊使命。事后,有些干部子女说,只是上了女附中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出身高人一等,才开始有了“特权”思想。后来的文革,是以这个 “特权” 为基础,赋予了她们摧残践踏异类的权力。
    记得胡平讲过,文革中为什么许多人打人凶狠,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区区认为此理准确。那些有择儿的,要以此显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只有对敌人狠,才能证明自己阶级感情深。才有可能逃出同样的恶运。那位挑头之一的**,一些在场非红五类出手也是狠的。虽然有些并没因此而逃掉一劫。
    直接凶手是谁,可能永远搞不清。可清楚的是,那是一群暴民的集体犯罪。这种暴行是与人类共存的。从文革后来的大兴的屠杀,到江西的杀人吃人。近的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远的南京大屠杀。还有在南斯拉夫,叙利亚,那些种族清洗。充满人类历史。不过一帮妙龄学生打死自己的校长恐怕不多见。
    心理学家菲利普 赞巴杜---Philip Zimbardo在他的露西芬效应(The Lucifer Effect )一书中所讲的,你到底对你自己了解多少?你到底对你的家人,你到好朋友你的爱人,你的知己了解多少?我们不是说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每天我们去工作,去上学,去参加派对,去郊游,而是说,当周围的环境变得陌生,变成为一个从没有遇到的新环境,并且周围的行为准则也是不同的,旧有的你,或你旧有的知己很可能做出完全出乎自己意料的决定和行动。
    现实中,许多令人发指,反人性的事件,是由许多平时正常的“好”人做出来的。在家中,她们可以是好丈夫,好儿子,好女儿。在学校,他们可以是好同学,可是在另一个场合,却成为施暴者。
    
    在这张图中你看到的是一群白衣天使,还是一帮黑色的恶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心理特质:其一,世界现在是过去是将来还会是,冲满了善与恶。其二,善与恶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三,天使可以变为恶魔,而些许困难的是变恶魔成天使。” ---菲利普赞巴杜。
    天使成为恶魔,如果环境不是唯一的因素,也是巨大的因素。为了证明环境对人影响的力量,菲利普 赞巴杜曾在七十年代做了个实验。那个实验叫做斯坦福监狱实验。自愿参加者多是菲利普 赞巴杜的心理系的学生。一部份学生扮演囚犯另一部分扮演狱卒。原计划十天的实验,不到一星期就结束了。因为前几年在Abu Ghraib监狱发生的事都在模拟监狱里都发生了。即使菲利普自己,也没有阻止恶性事件的发生。
    女附中那些打死卞仲云的学生也曾是天使。她们学习努力,助人为乐。那时女附中桃园中的桃子,操场上的柿子果实累累,没人偷摘。女附中是北京市女孩子最向往的中学之一。但老毛创造的环境使她们成了恶魔。老毛明白,没有恶的帮助,他政变的阴术不可能得呈。于是,先是把一批人异类化,美名曰阶级划分。然后把对异类施暴称为革命。把人心中的善贬为对阶级敌人对心慈手软。“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于是一场“革命”的歇斯底里发生了。那帮妙龄暴徒掀起了给造出的‘敌人’肉体的摧残以致消灭的没有理性的狂热‘革命’。
    难道就没有人能挣脱这个“环境”的?难道天使就战胜不了恶魔?区区以为,首先不能把周围任何人或人群划为敌人。不管这是‘敌人’是谁划定的。‘敌人’只是指在战争中敌方有杀伤力的人。或在和平年代屠杀平民的人。刑事罪犯只是犯了罪的人。并非‘敌人’。在民主国家,社会安定,没有敌人。反观专制国家,国内外敌人一大堆。皆因政权的非法性,致使当权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没了敌人,就没有了反人性行为的根基。
    再有就是根除暴力形成环境。
    民主国家的“政变”是法定的以和平方式投票而成。而天朝的政变除了战争,就是阴术。总之都是你死我活。天朝的这些政变是造成那个“环境”的基因。只要天朝存在,那个妙龄暴徒的革命就有发生的可能。天使就会变成恶魔。并且那天使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上百的暴徒。
    目前天朝的经济形势正在悬崖边缘。不管会发生什么,记住历史教训,在任何反人类的“环境”下,以内心的善战胜恶,不管这恶是以什么名目出现。
    附一篇十来年前为王友琴的网上文革纪念馆写的回忆。
    
【运动记愧】

    
    最近,由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上映,引起了人们对宋彬彬及她是否参加了
    打死当时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云的罪行的议论。我当时正好是目击者。在此将我所
    见回忆如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甚至那个年代无辜
    的血也已不复其腥,故本人以为颇有必要,将那罪恶再讲出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
    那时我们的疯狂和残酷。

 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
    
      那天,我是残杀师大女附中党书记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或者,从某个角度讲,
    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迈入中年。人到了这个岁数,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
    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
    的一样。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
    
      1966年8月5号(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只是从王友琴女士的文章
    中得到的确切日子),阳光灿烂,我和同学正在校园里看大字报,忽然看到许多人
    往操场跑,边跑边嚷:“斗校长了!斗校长了!”我也随著人流往前跑,既兴奋又
    紧张:兴奋的是,有热闹可看了。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
    
      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当时我们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
    班)的学生拿著大棒,押著校长、主任们从北教学楼里走了出来。校长们都长著脸
    沉默无语。只有副校长胡志涛,瞪着眼睛,眼光中满是恐怖和愤怒,斥责学生们的
    行为。自然她立刻挨了棒子。接著,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
    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
    的威风。说着,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我紧张得不行:这那
    里是在剪头!剪子尖戳著他们的头骨,剪子刃拉著他们的头皮。我虽然站得远,但
    也看到了血。
    
      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著头,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
    她头上扎著、拉著。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卞仲云灰白色
    的头发加著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腾完了,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
    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但从六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进行“革命大辩论”和开
    批斗会的地方。校长们被强迫著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著说,“我是黑帮”。“不行
    !大声点!”校长们又挨了揍。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
    起头声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我是黑帮──呜呜──”那声音撕心裂肺。我看到
    她的眼泪横流,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对同情和伶悯的渴望。我心中不由
    一酸,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五短的身材,与我妈妈极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
    ,恐惧袭来: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我恍恍惚惚的,一群人夹著我,
    呼著口号,跟著被扭著胳膊坐著“飞机”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
    
      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劳动改造”。有的挑土,有
    的刷厕所。我溜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这时,我看到三、四个外校的女
    学生和XXX──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一个女学生说,“我可不敢看那些,
    血了糊叉的。”XXX说“反革命就该打!”
    
      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只见一个校长挑著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后边一个女
    学生仍然叫道“快点儿,少偷懒!”一棒打来,那人站不稳,直向我跌过来。我赶
    紧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
    我的衣服。
    
      再往东走,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那盖是木头的,盖
    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盖上都是屎,她没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里扣
    擦。她的倔强劲已全无,只是一个劲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干活──”。再看旁
    边手持大棒监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那时
    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而我正准备考中学。每次见了我,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
    ,说:“小孩!”体校活动完毕,我俩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
    上女附中后,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中学生”
    杂志上。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没想到她是如
    此“历害”。正想著,一个学生跑来,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于是她宣布,她得走
    了。“谁来看着她?(指胡志涛)”没人吱声。她瞥了我一眼。“谁是红五类?”
    还是没人吭声。“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时,我就有点紧张
    。生怕她把大棒给我。好歹我不是红五类,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没有义
    务去打人。她看我第二眼时,我心里便踏实了许多:她认为我害怕,这总比不是红
    五类要强。并且,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周围七、八个人,没一个人嗔喳的。于是,
    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
    
      校长们还在大棒,皮鞭下“劳改”著。有的在院子里,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
    楼中。我则溜出了校门。
    
      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怎样回到了家里,怎样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
    。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了XXX。我俩本来不错,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自然
    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我们俩一致认为,打校长是不对的。
    
      不一会儿,我们集中到教室。自从文革开始,教室里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
    。椅子摆在中间。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自然
    ,红五类坐在一堆,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一会儿,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
    委会成员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耘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
    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鼓掌、跺脚。
    (这时另一边的一个干部子女对她一声斥责)
    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因为十几分钟之前,她还说,打人是不对的呀?后来我听别
    的同学说,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虽然她不是红五类。这时我的右
    手开始感觉异常,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我也参
    加了!
    
    
     于是,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我没打一下,只推了一把──其实,我这
    样作,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专制制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专制制度下的群氓。他们可以所向披靡,捣毁一切。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罢。
    
    (2001)
    
    又:
    开始斗校长时大约两点多了。当时夏天有午睡。所以必是2点以后。我离开的时候影子停长的,得快四点了。许多人仍旧在宿舍楼门前围攻校长们。
    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里没有看到宋彬彬,刘进。更没看到刘婷婷,邓榕。
    第二天宣布卞仲云死讯时,***鼓掌跺脚,可立刻遭到红五类曾**的训斥。那时起码在我班里,绝大多数,包括红五类是反对打人的。
    当时校内没有正式的红卫兵。没人穿红卫兵式的制服,没人戴红箍。记得反工作组的学生组织了个主义兵。但没有什么市场。也没见她们干过什么。只记得工作组回来检讨,被两个主义兵的关在东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训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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