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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聲:对社会主义理论源头的几点思考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9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作者:大海之聲
       

    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到头来社会主义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理论界发出的慨叹。据说,如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对所谓姓“资”还是姓“社”问题所下的三个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目前理论界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二十世纪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人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产生严重的曲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并没有真正弄清马克思本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源头的本质内涵。
       
    就是说,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论,即社会主义的“源头”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是如何下定义的?下了怎样的定义?至今人们还没有最后弄清这些问题。真的如此吗?恕我直言,这些问题无须继续探讨,马克思本人在他的著作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其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其二,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或社会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其三,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同时实现的是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无产阶级民主”。
       
    看上去,马克思本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和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基本吻合(其中计划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衍生物,当基本的生产要素因收归“公有”而无须交换,市场的主体框架即随之崩塌),相反,邓小平的三个标准却和马克思的理论定义大相径庭:如果抽去前两条的“社会主义”定语,这三条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做,而且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做得还好,还要成功。
       
    就是说,尽管对马克思本人的社会主义理论源头产生的误解和曲解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受挫的重要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却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本身存在着重大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各国社会主义革命都在不约而同地走苏联的模式。
       
    笔者不揣冒昧,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源头作了一些思考。
       
    一、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关于私有制的立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这个立论所导引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逻辑关系如下:其一,人类社会的(生产)分工,是阶级产生的根源,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则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其二,私有制是分工和阶级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打破,私有制也必然会由生产力的动力转变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消灭私有制,亦即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直至消灭阶级、国家,同样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其三,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最后阶段。社会化大生产最终使私有制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有序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解决必然导致以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四,在私有制社会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对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阶级的剥削不可逆转。而前者建立的政治统治使广大被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法诉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被压迫地位,这使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处于无节制、无止境的状态。当后者跌至生存底线以下时,他们往往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以追求自身的解放。同样,在私有制的最后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疯狂地追求利润,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榨取,也是无节制、无止境的,因而不断激起时时处于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中的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但这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通过这种阶级斗争解决的。因此,无产阶级的斗争被赋予这样的历史使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实现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解放了全人类。
       
    可见,消灭私有制,等于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等于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出关键的一步;消灭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导引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的历史要求;消灭私有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必然归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最后埋葬私有制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其中实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大大解放生产力,必将比私有制更快、更多、更好地创造社会财富,必将使社会生产的一切源泉充分地流涌出来,从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其中每一步推论都环环紧扣,步步递进,缜密完美,无懈可击。离开了消灭私有制这个核心,马克思本人创造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失去了本原,失去了支撑的逻辑支点。
       
    然而,马克思本人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立论真的无懈可击吗?在历史实践中真的能站得住脚吗?不。人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还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根本原因并不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弄懂马克思本人“原生状态”的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是什么,而是这个“原生状态”的理论的确出现了重大失误。就是说,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每一步立论和推论,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判断错误。
       
    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终极根源,这个终极根源是社会(生产)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和阶级不平等。私有制仅仅是这种阶级不平等产生的剥削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在分工还没有被彻底打破、阶级及其阶级的不平等还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仍然会以新的历史形式继续存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等同于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消灭是和剥削阶级、阶级剥削的消灭同步进行的。这又是一个判断失误,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发生在分工打破之前,那么,即使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分工产生的阶级和不平等依然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仍然有产生的土壤。比如,当全部生产资料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被占有时,社会(生产)分工形成的阶级、阶层或不同的利益集团仍然存在,剥削、压迫的土壤仍然存在。其中,如少数的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的管理者仍可以利用他们掌控的政治权力、经济手段,剥夺广大被管理阶级的劳动果实。
       
    第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两大不可调和矛盾的预言,已经在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发展中不攻自破。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以组建股份制公司、跨国公司以及实现经济全球化等多种方式,化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市场规律认知的理性回归加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大大减少了私人资本投资、经营的盲目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风险,所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已经逐渐式微。这些都说明,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两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非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本质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初始阶段不可避免、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仍然可以克服的缺陷。而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仍然是能够最大限度激发资本占有者、管理者、经营者甚至劳动者积极性和保证资本有效经营的根本制度。
       
    第三,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对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剥削,其不可逆转和没有节制、没有止境,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政治统治者实行的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在人类社会推翻了专制制度、实现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地方,尽管私有制仍然存在,并仍然是生产关系的主体框架,但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不但可以逆转,而且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达到两个阶级都能够接受的程度和范围。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现代民主制度下,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而不需要通过暴力推翻政治统治者的方式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事实上,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以合法的政治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的让步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把自己变成中等阶级来获得“解放”的,而不是通过打倒资产阶级来获得解放的。因此,人类社会是否文明发展和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阶级是否得到解放的分水岭,应该是是否推翻了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并是否实现了现代民主制度。
       
    第四,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比私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判断是错误的,至少在分工打破之前、在生活资料还不能满足一切社会成员的一切需要的历史时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判断违背了人性的本质和经济法则的本质。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人的逐利本能,是迄今为止的人类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中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管理者经营积极性的发源地,也是劳动、管理经营积极性本质的、恒定的、主流的历史存在方式。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人的逐利本能和劳动、管理经营的关系可作如下层次的表述:一、人性是自私的;二、人类劳动和经营管理中,逐利是动力。作为个体劳动者和个体经营者而言,逐利空间的大小,和他们的劳动、经营积极性成正比。至少在生活资料还不能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法则是不会被打破的;三、劳动、经营中的逐利法则前通发财致富,后抵谋生危机或生存压力。这两样东西均可以导致劳动、经营积极被发挥到极致,一个是暴富和争取更高生活质量的诱惑,一个是破产和失业丢饭碗的威胁。这两样东西连着逐利法则的首尾两端。因此,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只要劳动、经营中的逐利空间呈现出大大小小的多样化格局,只要企业破产、劳动者失业现象还不可避免地存在,逐利的诱惑和生存的危机就必然地成为劳动者和经营者积极性的主要支撑。因此,在这样的经济法则下,只要分工还在把人类社会分成不同的生产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只要这些群体、阶层、集团之间还必须用交换各自的产品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以生产资料(资本)私人占有为主体方式的所有制就仍然是最合理的制度,惟有生产资料(资本)私人占有为主体,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才能按价值规律形成真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只有真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而只有市场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各种商品的社会需求走向和生产成本的浮动,从而引导企业和各种经营单位进行有序的生产和经营。
       
    二、“初始”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如何走向历史反面
       
    上述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初始理论的重大失误,是导致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走上历史歧途的根本原因,由于这些失误属于理论“基因”的缺陷,因而凡运用马克思“初始”理论原则进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政党,必然要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走向历史的反面。
       
    第一、走上现代专制道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是马克思“初始”理论中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按照马克思本人的初衷,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保障,而无产阶级民主无疑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彻底得多,真实得多,是用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去取代只有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但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马克思本人的初衷正好相反:二十世纪一些国家按照马克思“初始”理论(不包括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却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现代专制制度。
       
    这种20世纪独特的社会主义的独裁和专制,其血腥程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丝毫不亚于封建暴君的残暴统治,而这种独裁专制的根源,则来自于马克思社会主义主义理论源头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核心部分。而它在历史实践中的具化,则表现为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的学说。
      
    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部分,其本质可以作如下概括:1、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它是以最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对旧世界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彻底改造的革命运动。2、既然是全面改造社会制度的革命,就不能在旧的政治制度下进行这种革命。因此,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进行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政治保障。而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整个过程必须始终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功。3、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进科学理论是不能从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而是由极个别或极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通过对人类全部知识遗产和历史政治实践的精辟研究创造出来的,当然,它要经受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检验。这种科学理论,并不是所有无产阶级的群众都能掌握的,能够掌握、运用这种科学理论、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人只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数不多的先进分子,他们组成政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样,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每一步骤,以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的整个历史过程,都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4、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和无产阶级群众、其他阶级群众的关系如何,被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中具化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的学说。按照这个学说,群众是由阶级组成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政党的头脑和核心,是由领袖构成的。按照这个学说,即使在所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也不是一切成员都能正确地掌握、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上,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能在运用这种理论在历史实践中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给无产阶级运动以正确指导的人,只能是那些处于党的核心地位的领袖集团。而领袖集团是由党内极少数的精英分子组成的。5、上面说过,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整体运动。它有一个远大的总目标。向这个总目标迈进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它是通过实现一个个具体目标而向总目标接近的。而每一个具体目标,都是按照一个严密策划、严密组织、严密领导的计划、方案、路线、方针去实现的。而制定这些路线、方针、计划、方案的人,只能是那些掌握科学理论、了解历史本质、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的党的领袖人物。
       
    全部要害就在这里。当列宁把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初始理论具化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学说时,他已经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现代专制政体奠了基,并把这个专制社会政治等级的轮廓清晰地描绘出来了。
       
    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实践中,一切都必然地按照这样的政治逻辑进行:1、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整个国家和社会仍然处于“运动”之中,即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运动”的政治模式是这样的:由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按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计划、方案、设计去实现一个一个具体目标,直至到达共产主义的终点站。2、在这个过程中,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带领群众向共产主义过渡、并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核心力量,在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领域中无疑是绝对的主宰。他们具有天然的政治统治特权。在这里,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其他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和它“竞选”执政地位的,甚至那种和共产党分庭抗礼、想用合法手段争取执政地位的所有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允许存在。而在国家统治机关和社会管理领域掌握全部大权的共产党人,是绝对不是由他们的“被领导者”选举出来的,因为共产党本身、即所谓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也根本不是由无产阶级群众选举出来的,是由一级一级党组织“考察”、“吸收”进来的。就是说,在国家各级政权中和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中由哪些人去掌权,完全由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党的领袖集团决定,和广大的“被领导”阶级、群众基本无关(有时也做做民主选举的样子或走走形式)。3、既然过渡时期为实现每一个具体目标而必须采取的步骤、计划、方案、路线都是由党的领袖集团中极少数人制定出来的,那么,作为指挥运动的最高统帅,党的领袖人物也必然是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领域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具有如下天然政治特权:其一,他们的政治地位至高无上,且神圣不可动摇,因为能够领导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人,非他们莫属,除了共产党领袖集团内部的同行,没有人能够替换或取代他们;其二,他们作为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领域的最高领导人,是绝对不可能由“普选制”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选举出来的。道理非常简单:能够掌握科学理论、洞察历史规律的领袖,怎么可能被对社会科学理论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群众选举出来呢?因此,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领域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根本不必走“普选制”的程序(顶多由党中央“提议”,然后走走民主选举的程序),他们是由党的领袖集团内部“自行”产生的,同时,他们也根本不可能由广大“选民”监督和罢免。其三、既然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被“先锋队”组织起来向一个“大同世界”过渡,那么,“先锋队”用以指导这个过渡的理论、思想武器就天然地成为国家学说,它具有宗教一般的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是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反对的。因此,把这种国家学说称为“国教”一点也不为过。而“国教”在现实中加以运用和解释的最终决定权,仅仅掌握在党的领袖集团或领袖集团中极少数甚至极个别处于最高地位的人的手中。于是,正像封建专制中君权神赋或君权天赋一样,共产党一党专制就有了充分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提供了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高度垄断的理由,提供了剥夺广大“公民”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理由,而且提供了整个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政体的理由。其四、这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其中的国家权力模型呈金字塔结构。一切社会事务的处理都由权力定夺。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效应最大,然后向底层逐层递减。由于“先锋队”领导人民实施“过渡”的一切步骤都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所以国家权力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国家权力,形成了社会价值的核心,而权力的大小高低,则成为衡量社会价值以及人的身份地位的基本标尺。如此,国家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也同构了社会政治等级的金字塔结构。所有公民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身份的贵贱,都看他在以权力为核心的金字塔型的政治等级中处于什么位置。
       
    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论的实践结果,必然和他创造这个理论的初衷背道而驰。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各国所谓“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实践中,以及在由这种实践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几条基本原则,诸如公社代表由全民投票选出、他们必须对选民负责、并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早已化为泡影。
       
    第二、走进经济发展的死局。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初始理论中,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必须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的国度里才能进行。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但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地带的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不发达的国家也能率先实现社会主义主义革命,也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列宁下此论断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必然比私有制优越,它必然能更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更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能更快、更多、更好地创造社会财富。
       
    然而,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这仅仅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一厢情愿。二十世纪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已经彻底打碎了这个神话。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不要说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度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凡实行公有制以取代私有制的,几乎无一例外地走进经济发展的死局,而公有制创造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则远远不如私有制。其根本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二十世纪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质上是典型的国家所有制,即国家在法律意义上掌控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虽然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第一其不准进入市场交换,第二处于国家计划经济的严密控制之中,第三在必要时可以由政府调拨和调整)。既然社会所有生产资料的归属只有一家,那么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就无需等价交换,生产要素市场便自然消失。这样,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便是通过国家用投资、指令性的计划和指标来实现的。表面上看,掌控一切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国家可以更有效更便捷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更科学地协调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从而杜绝私有制状态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实不然,这种顺理成章的“想当然”实质上是迄今为止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理论中的一个最为严重的误区。历史本质的真相是,在现代社会,只要社会生产的分工还存在,导引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合理流向的惟一主要途径只能是价值规律和市场需求,失去价值规律和市场需求导引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无论怎样像拼七巧板那样“有计划按比例”地拼凑,都只能是盲人摸象或断线风筝,都只会适得其反,南辕北辙,和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的内在发展需求及协调发展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张皮。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在现代商品社会里,国民经济中任何一个生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遵循两个最基本的经济法则,一个是产品必须有落地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真实、自然的社会需求;另一个是产品在落地的过程中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说得直白点,就是能够赢利。而赢利的过程,是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依照这两个经济法则,对一个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来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只有在它们之间的生产及其产品互为落地平台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如农产品必须主要以轻工业的生产需求为落地平台,轻工业产品也必须主要以农业生产的需求和社会全体成员对生活日用品的需求为落地平台,并且双方都能赢利。重工业也是这样,只有它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轻工业、社会公共建设等的生产需求为落地平台,并且能够赢利,才能得到真正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其中国家投资的部分应该局限在那些没有或暂时没有直接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因而也无法直接赢利的国防工业、尖端科技工业和一些社会公共事业)。而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否协调发展和稳步增长,也有一个总的经济法则,即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领域的经济效益最终的落地平台,必须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需求。就是说,全体公民的个人收入是否稳步增加,全社会的消费基数是否稳步提高,是衡量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主要标尺。(也应该以这个标尺来界定国防工业、高精端科技工业、社会公共事业、军费等的投资比重)我们看到,失去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导引的公有制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是根本无法达到上述那种境界的。没有市场需求,没有等价交换,生产只能按国家投资和指令性计划来进行。而国家投资和国家指令性计划这两个轮子,具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是不会驶上上述两根经济法则的正轨的。而它们的要害就在于:第一,极容易引发盲目的投资冲动。这种盲目性是有来由的。当国家集权掌控一切生产要素时,对掌权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它能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似乎只要用权力这根魔杖把所有生产要素进行随心所欲的点化和组合,就能实现人的意志创造惊世骇俗的经济奇迹。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而再、再而三地拔高钢铁产量的生产指标,正是被这种幻觉所诱惑。计划经济下的盲目投资危害极大,因为所谓国家投资并非国家有这么多钱去投资,而是通过平调其他生产领域的生产要素进行这种投资,所谓挖肉补疮是也。它直接的恶果是:侵害其他生产领域;投资的生产部门因被“拔苗助长”,致使产品没有落地的平台,从而终于导致其配套产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泡沫经济的破灭;造成各生产领域的比例严重失调和严重的浪费。第二,即使没有当权者盲目投资的现象,国家真正从综合平衡角度出发实施有计划、按比例的投资,其最终结果也往往和投资者的初衷大相径庭。因为用极其简单、机械的投资比例来确定国民经济各生产领域的比例关系,恰如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领域的比例关系和协调发展,是由它们各自内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它们之间的生产需求和产品能否互为落地平台并且能否取得共赢来决定的,而决不可能由当权者的所谓投资比例来决定。特别是当这种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用行政权力平调生产要素和资源、或用挖肉补疮的方式实现所谓“比例平衡”的情况下,事情往往向反面转化。比如,建国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但实施时,发展重工业的资金来源不是由取得长足发展的农业和轻工业提供的积累,而是采取压缩轻工业的发展、直接平调农业生产要素及其产品、从而严格控制人民生活资料消费水平的方式直接进行重工业生产的积累。这种方式虽然也能一时奏效,但因为“杀鸡取卵”、“挖肉补疮”,必然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其结果是严重的比例失调和短缺经济。特别是长期压缩人民的生活资料消费,致使社会消费基数这个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领域健康发展的落地平台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其直接后果是农业、轻工业长年处于低水平重复、徘徊状态,而重工业实质上是在盲目投资和被迫收缩的反复失衡中形成的,是在这种反复失衡造成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中踉踉跄跄一路走过来的,虽然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由于失去农业、轻工业对其内在需求的支撑,实际上处于脱离国民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畸形发展状态。就是说,在公有制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框架中,国民经济已势不可免地步入反复盲目投资、长期比例失调、严重经济短缺、生产低水平重复、经济机制僵化、社会消费基数长期停滞、萎缩的死局。
       
    其二,公有制违背人性的本质和经济法则的本质,从而压抑、降低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上文已讲过,也被30年“毛泽东时代”中无可辩驳的历史所证实,这里无须赘述。
       
    第三、走向全面的吏治腐败。古今中外的专制政治体制有如下共同的特征:1、君主独裁依靠一个掌握国家各级政权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实现;2、这个官僚队伍的政治利益和君主的政治利益连为一体,不可分割;3、就和君主本身一样,这个官僚集团不受体制以外任何阶级、阶层、政治集团的有效监督;4、因而,以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攫取个人及群体私利为主要特征的吏治腐败不可避免,其滋生、蔓延并最终走向全面吏治腐败的趋势不可逆转。5、全面的吏治腐败是专制政体走向周期性的崩溃的总诱因。我们看到,历史上各种专制政体的这种共同的政治特征,同样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顽强地存在着。不用说已经解体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就拿眼前的中国来说,全面的吏治腐败正在活生生地、绘声绘色地上演着。
       
    对中国而言,能够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体制堪称世界奇迹;在两千多年中皇权专制政体能够按同一个模式反复重建更堪称绝无仅有。而支撑它如此“延年益寿”的是三大“法宝”:一,高度垄断的大一统的社会意识形态;二,具有统一政治信仰(忠君)的庞大的官僚队伍;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无所不包的行政网络。用这三条对照,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哪一条不具备?而作为“当朝”专制社会崩溃的总诱因的全面吏治腐败,则是从这三大支柱的核心支柱——官僚队伍开始的。其中的道理无须多说,就历史来看,诊断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的吏治腐败是否已经走向病入膏肓的“全面”,有如下几个主要的政治症状:1、官员队伍中,由官员贪污受贿的个案发展到各级官员群体作案的“窝案”;2、就整个社会而言,举凡需要动用权力解决的私事甚至一些公事,已经到了不向官员行贿就办不成的地步;3、绝大部分官员丧失政治信仰,说一套,做一套,巧言令色,口是心非,暗地里把升官发财当做惟一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追求;4、少数正直、清廉的官员在官场中如不同流合污,已到了四面楚歌、束手无策、混不下去的地步;5、买官卖官成风,在官场形成“通则”和“磁场”。拿这五条对照中国眼前的现实,哪一条不合“标准”?是否还要列举事实?好,不妨随手拈来新华网上的一条报道: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受贿人民币286万余元案发被告上法庭。随着庭审和有关部门调查深入,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浮出水面:给崔保红送钱的官员竟达近百名,除纪检、组织部门外,县直单位主要领导竟无一免俗。大家一窝蜂地送钱干什么?其中主要原因显然是“买官”和“保官”。事实上,自毛泽东去世以后,由于他的后继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接受了教训,吏治腐败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稍微长命的封建王朝都迅速地形成了全面的吏治腐败。这个过程是由如下几个重要历史因素促成的。第一,依然以行政权力掌控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为改革开放和单一所有制解体后出现的新的经济领域配置行政机构,致使官僚机构、官员队伍、行政支出恶性膨胀,为官员在经济活动中寻求寻租机会拓展了广阔的空间;第二,从保护官员队伍不再受到群众冲击的目的出发,从各个方面提高各级官员的待遇,拉开普通群众和党政官员、一般官员和中高级领导干部之间的物质享受、政治待遇等方面的距离,进一步将官僚集团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政治等级明细化,森严化,“行政”化,从而加速整个党政官僚队伍的“特权化”和“特殊化”进程。这个做法使各级党政官员开始产生超越个人应得报酬范围之外的私利和私欲。第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社会经济发展机制开始由“积累型”向“消费型”转变,个人生活消费的领域和空间可以无限制扩张,个人生活享受可以不受束缚地无止境地攀升,是触发官员私利和私欲恶性膨胀的主要诱因和温床。第四,以权谋私,或权力寻租,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官员来说,比起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贪官污吏来就显得更加直接和便利。中国封建社会的贪官们虽然可能他们个人就是大地主大门阀,在自己的土地上直接剥削着农民,但他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而党的官员不同,他们本身的职责就是全面掌控社会经济活动,因而可以大面积地、直接地参与甚至左右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一旦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不仅简便得如囊中探物,而且决非一次性地得手,只要不被发现,这种隐蔽性的权力寻租可连续进行,直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五,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中盛行的“逐利法则”使整个社会价值发生逆转,而向“资本主义”、“私有制”靠拢的社会现实使“远大理想”渐行渐远,日渐渺茫,加上官员权力寻租迅速蔓延,“蔚然成风”,官员队伍的政治信仰呈群体性崩溃,而信念和精神的解体是专制体制下吏治走向全面腐败的最有效的病毒。
       
    专制政体下,“君主”和他的官僚队伍血肉相连,同为一体,体制内无论设置怎样严厉的监督机制,终因“左手监督右手”,“十指皆连心”,都无法解决全面的吏治腐败问题。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设计的“异体监督”的机制中,吏治腐败才能被控制到连“私用公家的一个信封都有人看着”的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形下,全面的吏治腐败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比照中国改革开放整三十年、下发无数文件连一张嘴都没管住(公款吃喝)的历史现实(在现代反腐历史上,恐怕留下的是笑柄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现代专制政体下吏治必然走向全面腐败并且不可逆转,已经不是什么真理,而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了。
       
    三、对社会主义初始理论中终极目标的几点考证
       
    从本质上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遭到了无情的失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是否和它的最终目标的不切实际有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理想究竟能否实现?它是不是一个具有空想性质的乌托邦?
       
    在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源头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理论是其中核心部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基本信条,都是由革命的终极目标理论奠基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所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每个人都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生产联合体内得到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大解放,分工被打破,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消除,社会财富因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大量涌现出来,达到能满足一切人的各种需要的丰富程度,因而劳动已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国家、政党随之消亡……
       
    然而,这幅关于人类大同世界的美妙图景所依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离开了这个前提,一切免谈。那么,实现这个前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那就是马克思力图用理论证明、他的传人列宁力图用他的革命实践所证明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至于几十年来在10多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究竟有没有证实这个理论,事实俱在,不必多言。仅从理论上说,还有一个被马克思和列宁忽略的更加重要的前提,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需要的“足够的财富”,还需要“足够的资源”把它们生产出来。而马克思和列宁在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中,从来没有提到这样一个前提。
       
    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也许有一点是对的,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技力量的发展,可以产生创造无穷财富的潜力,但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却没有预料到: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小小的星球,其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极其有限,且已被人类大量消耗,这个星球也许永远无法提供生产“足够财富”的自然资源,尤其这个“足够财富”是指满足人类每一个成员的一切需要。
       
    有人说,人类终究有可能通过高科技手段向地球或向外星球开发无穷无尽的资源,以保证“足够财富”的生产。好吧,姑且地球自身和周围的宇宙空间真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供开采,那么开采的昂贵成本和代价呢?这种成本,意味着另一笔巨大的财富,当人类用一笔巨大的财富去换取另一笔巨大的财富、耗费一部分资源去换取另一部分资源时,他们离“足够的财富”这个目标或许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获取的只能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不能像他们在文明社会初期那样因无偿地占有地球自然资源而攫取“暴利”了。
       
    一句话,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也许永远无法提供“满足一切人一切需求的足够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资源,尤其是人类的这个“一切需求”往往是由魔鬼般的欲望编织而成的,列宁企图以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水准来消除人类欲望中的魔鬼,那他正好走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原理的反面。这个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从来不是靠道德力量推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由人类社会各阶层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消长中产生出来的。既如此,怎么又把消除人类欲望中的魔鬼的宝,押在一个幻想王国中人们的道德水准上?总而言之,只要你没有办法消除人类欲望中的“魔鬼”,只要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根本无法提供生产“满足一切人需求的足够的物质财富”的自然资源,“按需分配”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而马克思、列宁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石,正是这个“按需分配”。基石既然是虚幻的,那么建立在上面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了。
       
    然而,问题的本质还不在这里,而是为实现这个乌托邦所采取的历史路径上。其实,关于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比较谨慎和清醒的。马克思仅仅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的预测,列宁则干脆认为马克思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作过任何承诺。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这样说:“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列宁选集》三卷第254页)
       
    列宁这段话虽然说得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但至少露出两个破绽,第一,既然社会主义者谁也没有许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必然要到来,而届时“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三卷第253页),那么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仅仅是“伟大社会主义者”的一种预见,既然是一种带有主观性质的预见,这种预见无论有多少依据,它都有可能根本不能实现,都有可能仍然是一种空幻的乌托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连列宁本人也不敢承诺共产主义社会一定到来,承认对共产主义社会怎样到来他一无所知,那么,面对这个目前仍然虚幻的、不能肯定必然实现的“预见”甚至空中楼阁,为什么要真枪实弹、兴师动众地为它的“初级阶段”砌砖搭瓦呢?难道共产党人轰轰烈烈地干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实在在地建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中不是作为连接“共产主义”这个仍然是空中楼阁的现实阶梯吗?列宁这种理论的矛盾就在于产生了一个二律背反:目标仍然是虚幻的,是没有人承诺它会必然实现的,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步骤却是现实的,具体的,真枪实弹的,即用夺取政权和剥夺生产资料的强行手段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为实现某种“预见”性的空中楼阁而在现实中“实施起来的”的“革命”,是否也同样具有空想的性质和虚妄的成分?它本来的历史真相是否和“社会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梦想,根本就是两回事?而它在“实施”过程中因其虚妄的性质是否会在人类历史中留下曲折和荒谬,是否会对人类社会的文明造成伤害甚至倒退?这些问题已由二十世纪各国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回答了。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中积累了太多的压迫、苦难、掠夺、不平等,导致人们一代一代向往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富裕的大同世界。然而迄今为止,人类追求大同世界的思维方式几乎从来没有走出这个认识误区,即人类的大同世界是由某些伟大人物、由某些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按照某种理论、某种方案、某种设计通过某种社会运动去实现的。尽管马克思本人宣称他的理论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但他仍没有走出前人的这个认识误区,他的理论所导致的政治实践总是走向了他的愿望的反面。
       
    请看,为什么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一再强调从来没有救世主,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阶级只有自己解放自已,才能最后解放全人类,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结局又回到了只有“救世主”(党的领袖)才能拯救(由他们用所谓科学理论制定出来的思想、理论、方针、计划来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即实现解放全人类)世界的窠臼?为什么马克思一再宣称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对极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从而实现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最广泛的民主,但到头来他的传人们建立起来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却无一例外地形成了新的专制政体,制造出了新的政治等级,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不仅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享受不到,甚至连自已基本的人身权利都被剥夺了?为什么马克思认定私有制是万恶的剥削之源,宣称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是根除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经济剥削的根本途径,而公有制能使财富生产的泉源“充分流涌”出来,然而在他的传人们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体制中不仅产生了新的剥削(有以国家名义对全体公民的剥夺,也有腐败了的官僚阶层对被管理阶层的剥削),而且阻塞了“生产力的充分流涌”?
       
    从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所谓人类的大同世界是根本不可能由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任何人类精英、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带领”人们去实现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按任何“路线、设计、方案、计划”去实现的。马克思理论的出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对前期资本主义血腥的豪取掠夺的惩罚。当一个新的生产资料所有阶层用无止境的剥夺来满足它对财富的无穷欲望时,产生足以埋葬它的政治对立面是必然的。如果资本主义仍在专制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使它的被剥夺者无法在合法的法律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它同样无法避免被暴力推翻的命运。而马克思理论的出现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则是促使当代资本主义向更完善的现代民主制度迈进的催化剂。事实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正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和冲突,使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自已把自己打垮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
       
    那么,马克思关于以改造整个人类社会现存社会制度为已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政治实践、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理想和通往这个理想的具体路径,究竟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哪些根本的法则呢?这些法则是:一、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漫长的、渐进的过程,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私有制仍然是这个过程得以自发延续的原动力。历史已经证明,尽管私有制产生了诸多的“恶”和有违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东西,但这个自然过程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向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逐步靠拢的,任何想用人为的方式、革命的方式打断、切割、缩短这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企图,都是愚蠢的,徒劳的,注定要受到历史的嘲弄。二、只要人类在其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仍然存在着分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阶层的划分。企图在人类的社会分工消灭之前就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阶级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那等于痴人说梦。其结果除了产生新的阶级、阶层和新的阶级不平等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局。三、人类社会的现状只要仍在产生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就无法逃避这样的规则:管理者永远是少数,被管理者永远是多数。而管理者只要自己的政治命运不掌握在被管理者手中,或者不受到被管理者一方有效的制约,它永远都会把自己的利益置放在第一位,并把自已的利益凌驾于被管理者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之上。那种把社会大部分成员(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以便永久消除少数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剥夺和压迫的美妙设想,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呓,而这种梦呓一旦付诸政治实践,除了产生新的少数管理者和多数被管理者和它们之间新的对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因此,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和他以前所有社会精英们向往的各种人类大同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惟一可以实现的理想前途,就是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在同一部宪法提供的政治平台上平等诉求自已的政治经济利益,平等地参与政治统治权的竞争,和平等地对任何一个竞选成功、掌握政权的政治集团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人类社会在这种各方利益的平等博弈中所取得的文明、协调、和谐的发展,就是人类的大同世界。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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