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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音韵学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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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汉语音韵学也叫声韵学,在普通语言学里叫历史语音学,它是研究汉语史上语音情况和它的发展的学科。
    
    这也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新生事物:受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影响,汉魏之间产生了使用反切标注字音的方法,并且逐渐盛行起来。到了六朝,四声的现象被人发现,引起了文人的注意,文学创作特别讲究声律。
    
    韵书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典型产物:酝酿于南北朝,集成于唐宋,沿袭于元明清,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脉络起伏完全吻合。
    
    (一)
    
    汉语音韵学,研究汉语各个时期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规律的学术,又称汉语声韵学,是汉语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音韵学是中国一门传统学问,是旧称小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今天说的音韵学,通常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三部分,具体研究对象是一个音节(体现为一个汉字)声、韵、调的分合异同。
    
    古音又称上古音,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语言,指周秦两汉时代的汉语语音系统。研究上古音的资料主要有两方面:1、《诗经》、《楚辞》的押韵字,经书、子书中的韵语,两汉以前的韵文;2、形声字的声符。古音学包括古韵、古纽、古声调三部分。对古韵的研究,宋代吴棫启其端,明末陈第批判唐宋学者的古诗叶韵(叶音)说,成为古韵研究的开路先锋;清初顾炎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奠定古韵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所著《音学五书》中;以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等人,在顾氏的基础上加详、加细,大体上完成了古韵分部工作;现代学者王力定《诗经》韵29部,战国至两汉古韵30部,可视为古韵研究的总结。
    
    今音又称中古音,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语言,指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语音系统。研究中古音的资料主要有以下5种:1、《广韵》和《切韵》各种残卷。2、从魏晋到宋代经史子集的反切注音。3、《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韵图。4、归纳诗文押韵字,如南北朝民歌、唐宋古体诗、骈体文等。5、梵汉对音、藏汉对音,主要利用佛经音译的人名、地名。清代陈澧《切韵考》是一部研究中古语音系统的著作,在书中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反切研究法——系联法,他的研究结果是,中古声母40类、韵母311类(四声分计;20世纪初瑞典学者高本汉首次用音标构拟中古音,揭开了用现代化手段研究历史语音的序幕,他认为中古声母47类,韵母290类,并为声母和韵母构拟了音值;当代学者李荣著有《切韵音系》一书,书中确定声母36个,韵母334个;此外,还有很多当代学者对高本汉的中古语音系统和拟音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反切音于六朝时成熟,刘宋时周彦伦作《四声切韵》,梁朝的沈约补了一些字,成《四声韵补》。到了隋代,陆法言与颜之推等文士讨论音韵,于是由陆法言撰成《切韵》五卷。唐代时孙愐依当时约定俗成的音,刊正《切韵》,名为《唐韵》——到了如今,《切韵》仅剩残卷;《唐韵》已佚,《康熙字典》所用的《唐韵》,是引自徐铉校《说文》时用的反切。这个系统的音韵,大致可分为“魏晋六朝”与“隋唐五代”两个时期。
    
    研究广府话,对这两个时期的音韵非特别留意不可。于晋、六朝时,中原大乱,唯粤地(广州)太平(古代广州是个大行政区,不等于如今的广州市),所以中原人士多迁居岭南,那就带来了许多中原音,例如“新妇”读为“心抱”。
    
    于残唐五代时,广州为南汉政权中心,南汉推行“官话”,曾三度下诏令土著人民学习,所以许多中原音后来在中原失传,反而在南方保存了下来。如南汉君主刘鋹,“鋹”字即不读为“长”,依当时官话读为“橙”(阳平声)。由是派生了“蛮伥”、“伥鸡”、“为虎作伥”等语音。不知这历史,就会跟着喜出位的人,读为“为虎作昌”了。
    
    (二)
    
    《佛教对于中国音韵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古代印度人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很大,伴随佛教输入中国,有些印度语言学知识也介绍过来。研讨这一门学问的不但有唐朝智广《悉昙字记》这样成部的著作,在一般的佛书中也常常有片段的论列。如玄奘法师所译的《瑜伽师地论》卷二曾以“补卢沙”为例说明梵语的“七言论句”,也就是名词的七个变格。《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一曾说到“圆满句”与“不圆满句”的定义。中国佛教徒自己的着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叙述,如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西方学法”章和慧立的《慈恩法师传》卷三都曾经介绍过“声明”的梗概。又如玄奘法师的高足弟子窥基的《大乘法苑义林章记》卷二曾提到过梵语的“六合释”(SatSamasa),还有他的《唯识枢要》也谈到过“苏漫多声”(Subanta)。
    
    但是,可能是由于梵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相去太远,虽然在佛教的着述中有这一类的介绍,但在汉语的语法研究上并没起过什么影响。而影响最显着的乃是在音韵学方面。中国正式的史书中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最早的是《隋书经籍志》,这部书中有几句话是:“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而在《经籍志》的目录中还录有《婆罗门书》一卷,可是这一卷书久已失传,内容如何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在《隋书经籍志》以前,梁朝慧皎的《高僧传》也有过这类的记载。该书第七卷慧睿传中说:“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着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诗人,他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威望很高,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门学问当时在社会上是如何被人重视。
    
    中国文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假如没有外来的影响,对于声韵方面的研究自然会比较忽略;而这一门学问却正是佛家所最重视的。宋朝的历史学者郑樵所著的《通志七音略》的序文说:“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由这话可以看出声韵之学在佛家学术中所占的地位。这样有深厚根基的学术输入中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咱们可以说,由于梵语的语音学知识的输入,中国的音韵学才奠定了基础。
    
    佛家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1、四声,2、字母,3、等韵图表。
    
    现在分述如下:
    
    1、四声
    
    四声的学说起于齐梁之间。《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又说,“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着为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案,古代和尚也称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梁书沈约传》说:“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为什么当时产生了四声的学说,在下面我只想介绍一下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见《清华学报》九卷二期)的说法,并略加议论。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音,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中国语之入声皆附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三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距离之间虽然有分别,但应分别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
    
    为什么四声之说在齐梁间成立呢?陈先生说:
    
    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老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之成立所以适值用齐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物之故也。
    
    陈先生这篇文章发前人所未发,持论可称精辟。他还有一些其他论点,现不一一征引。由陈先生所引的证据来看,四声之说很可能是受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而成立的。但说声调之所以定为四个而不为其他数目,系依据围陀的三声,这话恐怕有些问题。我个人的想法,四声的说法虽然极可能是受到转读佛经声调的启发而成立,但不会是连数目都照抄。所以定为四声,乃是反映当时的实际语言情况。当时虽然各地声调不一致,但在比较通行的方言中必定包含四个声调,而不是较多或较少。这事实从《切韵》所表现的语音系统和当时的其他文献中可以充分证明。若如陈先生所说那种硬性规定、完全出于人工的四声论,是不可能流行,更不会持久的。
    
    2、字母
    
    中国音韵学中所提到的字母之学,实际上即是字音开端的辅音的分析和研究。上古的中国人对于字音的分析不甚注意。到了六朝时,由于梵文的音理已为一些读书人所熟知,因此产生了“双声”、“叠韵”的名目。由于作诗押韵的关系,“韵”的研究较早就发达起来,有成部的韵书来表明。但“声”的方面还没经过系统的研究。直到唐末才有“字母”出现,而这些字母却是和尚创制的。陈沣《东塾读书记》说:“自汉末以来,用双声叠韵切语。韵有东、冬、钟、江之目,而声无之。唐末沙门始标举三十六字,谓之字母。”
    
    郑樵《通志艺文略》和王应麟《玉海》都着录过守温三十六字母图。明朝和尚真空的《篇韵贯珠集》却说唐朝的和尚舍利造三十字母,后来守温又增加了六个。宋朝祝泌《观物篇解》所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曾提到胡僧了义的三十六字母。《皇极经世声音图》上官万里注也说“自胡僧了义以三十六字为翻切母,夺造化之巧”虽然有这么多歧异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即是这些字母是和尚创造出来的。
    
    目前多数人所承认的即是先由守温造出三十个字母,后来又有人增加六个。敦煌千佛洞曾发现了好些个韵学残卷,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处。其中一个残卷写着“南梁汉比丘守温述”。现在把原文抄录如下:
    
    唇音不芳并明
    
    舌音端透定泥是舌头音知彻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见[君]溪群来疑等字是也
    
    齿音精清从是齿头音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喉音心邪晓是喉中音清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
    
    这比较后来等韵图上所见到的三十六字母缺少非、敷、奉、微、床、娘六类,这六类一般人认为是宋朝人所增添的。
    
    至于这一套字母的来源,最初不少人认为是出于《华严经》。这恐怕是由于华严字母最为一般人所熟悉的缘故。最通行的《禅门日诵》就收录了华严字母,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和尚能唱华严字母。但若是说三十六字母出于华严,并没有任何证据。譬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就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实采涅盘之文,参以中华音韵而去取之;谓出于华严则妄矣。”涅盘经是六朝以来一部很受重视的经典,而且不少作释疏和研究语言文字的佛教学者都征引过这部经,如玄应《一切经音义》全部收录涅盘经字母,《瑜伽师地论》遁伦记说:“今准涅盘经文字品三十五名为字体。”又惟净《天竺字源》说:“今依文殊问字母经及涅盘经略明一二。”因此,说字母出于涅盘经也许能得到更多学者的承认。但是,我总觉得作字母的人把经典拿来作个参考那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必说字母出于哪部经。收录字母的佛经不限于《华严》、《涅盘》两种,而且在唐朝“声明”还是一门活的学问。因此,假如没有明文,不能认为作字母的人只根据某一部经典。
    
    3、等韵图表
    
    大约自唐代开始,中国产生了一些等韵图表。这些图表是根据切韵的音系分析声、韵和中介元音等音素,以声为经,以韵为纬,纵横排列而成。这个办法导源于悉昙章,也就是悉地罗窣睹(Siddhirastu)。智广的《悉昙字记》说,“悉昙十二字为后章之韵,如用迦字之声对阿、伊、瓯等十二韵呼之,则生得下迦、机、钩等十二字;次用佉字之声,则生得佉、欺、丘等十二字,……”不但在体制上可以看出等韵图与悉昙章很相似,在文献中也可以找出适当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类图表最初是佛家的东西。宋朝张麟之《韵镜》序说,“韵镜之作,其妙矣夫。余年二十,始得此学字音。往昔相传,类曰洪韵,释子之所撰也。”郑樵《通志七音略》序说,“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诸夏。焚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又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宋史艺文志》载有守温《清浊韵钤》一卷,现在推测恐怕是一部等韵图的着作。敦煌唐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载有四等重轻例,其分等与《七音略》和《韵镜》完全相合。《宋史艺文志》有释元冲《五音韵镜》一卷。《玉海》载有宋僧宗彦《四声等第图》一卷。上面所举的几部等韵着作由着者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是属于佛家的。还有《四声等子》一书,据陈澧说即是《四声等第图》的异名,顾实则以为即是《龙龛手鉴》的作者辽僧行均所作(见顾氏所着《四声等子》书后)。这些话虽然未可尽信,但很可能这部着作出于佛教僧侣之手。不但最初的等韵图出于佛家,到后世仍然有不少杰出的等韵学家是佛教的出家人,如明代的和尚真空、清初的和尚宗常都对等韵之学作出过相当的贡献。
    
    由等韵书中所用的术语也可以看出与佛教的渊源。《韵镜》和《七音略》都有四十三转,这个“转”字即出于佛家。慧皎《高僧传》卷十三说:“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日本和尚空海在悉昙字母“迦、迦、祈、鸡、句、句、计、盖、句、皓、欠、迦”等十二字之后加注说:“此十二字者,一个迦字之转也。从此一迦字门出生十二字。如是一字母各出生十二字,一转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之转,都有三千八百七十二字。”
    
    在中国古典的声韵学范围中,在审音方面以等韵之学为最精细。但如果没有佛家的影响,这一门学问是不会产生的。
    
    (三)
    
    反切出现,最早在汉末。历来相传是孙炎开始作的。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说:“……是应劭时已有反语。”日本释安然《悉昙藏》一引《韵诠·反音例》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诰定。”看起来反切是东汉末创始的。有了反切,汉人才有了比较准确的注音方法。
    
    如果有人为上千个字作了反切,人们就可以推测出来他的声韵有多少类。推测用系联的方法。这是清末陈澧创始的。这里又分3种情况:
    
    1、同用: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同用“都”字,所以“冬”、“当”是一类。
    
    2、互用:当都朗切、都当孤切两个字互用,所以是一类。
    
    3、递用:冬都宗切、都当孤切原则是后一个字给前一个字作切,再后一个字又给第二个字作切,所以这一串字是一类。
    
    除此以外,还有反证法。比如《广韵》支韵妫居为切、规居随切。既然切上字同类,那么“为”、“随”韵不同类。
    
    靠这些方法,再加上别的一些补充手段,人们有研究专人专书用的反切上下字的。现代人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可以算最早的这类著作。
    
    有人把上万个常用字分成若干组,每组里的字音相同,在前头加一个○,在第一个字底下注上反切,若干组音节后半发音相同,放到一处就叫一个“韵”。每韵用第一个字作代表,比方所有某些组后半发-ong音的字抄到一起,用第一个字“东”作代表,就叫东韵。若干个韵总结集成一部书,就叫韵书。现存最有权威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本书残缺,有几种增修本,最通行的是宋代修的《广韵》。拿《广韵》作《切韵》的代表,用系联法推求它的声类韵类的第一个人是陈澧。他著有《切韵考》内、外篇。从“照穿床审禅”里分出“庄初神山”,让流行的“正齿”音分成两组,从“喻”里分出“于”,让三四等分开,都是他创始的。把“支、脂、……”等韵分成三、四类,让人们注意到“重纽”现象也是他的贡献。
    
    从汉末到隋,作反切的人也有不完全一致的。这是时间地域的不同造成的。《广韵》“卑”字“府移切”,在现代大多数方言里可能切出一个像“飞”字的音。宋代修《广韵》,每卷后头就加一行“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第一个字就是“卑必移切”。所谓“类隔”是说两类切上字历史上来源相近,互相代用。“音和”是类隔的反面,也就是正常的反切。有人就利用这种“类隔”反切作线索,加上别的材料,证明在古音里这两类不分。钱大昕《古无轻唇》、《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篇文章就是出名的开创工作。研究古韵的越分越细,研究古纽的越并越少。这是材料方法造成的,未必十足反映真相。
    
    反切的方法是用切上字的声母,切下字的韵母合成一个新音节。有时候切上切下字连着念恰好就是要切的新音节,像“雍”用“於用”作切,只是偶然碰巧了。有一种改良者,想把一切切上字都改用-e、-i、-u、-ü收尾的,一切切下字都用零声母字,让反切变成连读。这种人用心很好,效果可不好。明吕坤(1536——1618年)的《交泰韵》就是这么作的。结果为符合上头的两个条件,像“空屋”切“酷”那样的例不易多得,就不得不找好多怪字来作切上下字。比方用“翁”给“终”字注音就是。改良方法是历史语音学方法论范围里的东西。
    
    时代一久,语音变了。比方元代人演戏的语言就和《切韵》的大不相同,也就有人出来作新反切,编成新韵书。周德清(元代人,生卒不详)的《中原音韵》就是最有名的。那里切上下字、韵数变动很大。
    
    用同一种书的不同本子互相校勘,也是音韵学的辅助部门。用古今两种以上韵书比较,是语音演变史的准备工作。陈澧就把这两种工作全作过。有些韵书亡佚,研究家从别的书引用他的字句并企图恢复原书面貌。最早的是清代纪容舒的《唐韵考》。这本是辑佚工作的一部分。
    
    (四)
    
    韵书是给韵文押韵用的。这两项研究经常互相交叉。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本是从北曲用韵归纳出来的,后来也被作曲的人遵循。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是北方人的新韵书。
    
    从先秦起,汉族人就曾经和外国接触,试着记下他们的地名,族(国)名。《山海经·海内经》里有“天毒”,就是Hindu,《史记·大宛传》的“身毒”,今天的印度。汉武帝时候的“匈奴”,梵文叫Hū╯a。这些最早是口头相传。到东汉明帝时,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驼经,来到洛阳,出《四十二章经》,里头就开始出现像“阿罗汉”(梵文arhan)那样的对音。到初唐,密教盛行,需要对译大段的咒语,对音事业大大兴旺起来了。古代“念”佛是一心想念佛。密教念佛,是大段的背梵文咒。咒靠汉字写。后人研究哪些梵文音用什么汉字记,是研究当时汉字读音的捷径。另外唐初汉藏王室通婚,立碑结盟,有一大批人名、官名,是双语的。这种对音材料也是极有用的。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就是利用梵汉藏汉对音研究作成的。日本、朝鲜、越南人记录的汉字读音,也曾被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利用。元代有八思巴(1239——1280年)创的蒙古字,那对音是研究古官话的资料。
    
    从武则天时代起,密教大量流行。密教掺杂着巫术,得大量念咒;咒音不准,引来恶果。人们就开始学悉昙。悉昙就是梵文的识字发音的入门读本,包括字母、拼读、连音规矩等等。汉族和尚学了它,得到分析语音的能力和术语。他们也利用这些知识分析汉语语音。最早的尝试是分出汉语的开头辅音。明吕维祺(1587——1641年)《同文铎》说:“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守温)益以‘娘、床、邦、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母。”叫“大唐舍利”可能为的是和日本著名尼僧"舍利"分开。但是历代高僧传里不见大唐舍利。敦煌出的“南梁汉比丘”《守温字母》残卷里可只有30个字母。可见早期和尚们是比照梵文来分析汉语的声母的。一是创造了三十六字母,并按发音部位把它们分成“喉牙舌齿唇”,每一个部位又按发音声带颤动不颤动分出“清、次清、浊、清浊”四个大类。二是把韵母分为开合两类和四个等,分开合这一点显然是汉族创造的。梵文悉昙章横行以ɑ、ā、i、ī等14个元音为次序排,和它们拼的字母写成竖行,按k、kh、ɡ等33个辅音分组排,粗分类可以说按发音部位排。中国和尚是把悉昙章转了一个顺时针90°角,横行是喉牙舌齿唇,竖行是一个(分平上去入)或一组韵。这样,就列出早期的音节总表来了,那就是等韵图。研究者从这种图表出发,对《切韵》和当时的语音能够有比较明确和细致的了解。宋代人开始允许“××同用”,和尚们因此也敢大胆归并。安然《悉昙藏》二说:“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于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以彼罗卢何反家古牙反摄此阿、阿引……。"和尚们归并汉语韵成十六摄(parigraha)是从武周开始的,为唐音分类提供了线索。凡在一摄里的韵彼此相像,后来有些书干脆就合并。
    
    语音变了,韵图也逐渐随着变。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些人就大刀阔斧地描写方音,像《戚林八音》就是。到这个阶段,等韵就完全摆脱了《切韵》的旧框框,人们研究它们,宁可说把它作为研究近古通语或方音的材料。现代人陶燠民《闽音研究》就借助于《八音》。再底下的学者就受东西洋影响试拟新字母了。中国社会于此开始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时代了。
    
    从读若到反切,是在记音技术上一大进步。可是举个最好认的字来说明某个难字的音和它相等或相似这种方法也方便。《广韵》“拯”字注说“无韵切,音蒸上声”(故宫本王仁昫《切韵》字迹模糊,似亦即此语)就是个好例。因为这个韵里别的字全是怪字。这可以说明直音还有它的作用。唐代唐玄度作《九经字样》说:“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他注音“‘刊’,音‘渴平’”,就是利用讲四声八病的文艺理论家“刊、侃、看、渴”是“正纽”(两句里用两个同纽的字就算文病),倒过来给“刊”字注音。
    
    碰上一组字同音,里头只有两个常用,直音就遇上困难。用难字帮不了读者的忙,用不十分常用的字常遇上“甲音乙”、“乙音甲”这类循环注音的例子。
    
    研究家用直音,可以证明在某时某地两个字音相等。比如“‘屿’,音‘序’”。今天厦门人鼓浪屿的“屿”正念“序”【su喰】。这两个字在《广韵》里本是同音字。
    
    借词近两个世纪,西欧北美的人跟汉族往来,从汉语借过去一些词。汉族是喝茶的发明者,别的民族就一面学这种习惯,一面学这个话。北方人茶念chá,俄罗斯人就学会说чай,日本人说チャ。南方出口茶的地方是厦门。厦门人茶念【te1】,荷兰人学说tee,英吉利人学说tea。从这里可以推测某一个时代汉语某些方言的个别字音。
    
    国内少数民族也曾经大量地向汉族借过字,比方藏族学汉话“铜子”,就说do嬞tse。这方面的研究,搜集资料的有赵元任《广西傜歌记音》,分量很大。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星。这种研究总跟民族交通史交叉。这种资料也是“古已有之”了。梵文里称中国为“支那”cīna,印度古史诗《摩诃波罗多》里已经有了,不过很零星。
    
    (五)
    
    现代汉语的方言绝大多数是从南北朝的音演变下来的。北齐颜之推在《家训·音辞》里评论各地方音,认为最淳正的数金陵和洛下两处。现代方言,除闽方言以外,都可以用《切韵》作起点讲它的演变。即便是闽方言,特别是闽南话白话音,虽然缺舌上,轻唇两组音,却并没出《切韵》的范围,更没出钱大昕学说(见古纽)的范围。闽南“老”字有上、浊去两种音。前者跟一切“官话”、粤等方言相合,后者正是“浊上变去”的好例,这是在唐代已经发生的现象。国内的学者从来没怀疑过:现代汉语方言包括闽方言都跟《切韵》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调查明白了现代方言,可以倒推出来《切韵》的面目的轮廓。当然这种拟构法有缺点:瞄准差一点儿,中靶差几尺。拟构出来,免不了有些不着边际的成分在里头。这得靠别的材料来校正。只要不断进行修正,最后还是能够获得比较正确的结论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的好例。
    
    此外像利用汉语和同系语如藏语的词音比较来推测古汉语语音等新兴边缘学科,都还在萌芽状态。
    
    回顾音韵学发展的历史,那道路好像闪电一样曲折。
    大致看它的主流,可以粗略地分为4期。当然,这些期是互相交错的。
    
    1、萌芽期
    
    第1期从汉代起到宋代为止。这一期的成就主要是有人发现了一种析音的方法,比如说汉末人发明了反切,用来给汉字注音。这件工作本身是语音学的工作,并不是历史语音学。不过给历史语音学储备了资料。又比如从吕静作《韵集》,开始把字按音分类,引起了夏侯(原作该)等人仿效,写了《韵略》等书,直到陆法言《切韵》出现,在汉族的语言研究里出现了详尽的韵书,成为中国语言学里独有的音序语素典。在析音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是工作也是断代描写,记录资料性质。又比如唐五代僧徒讨论用哪些汉字对哪些梵文音合适,从玄奘《大唐西域记》里批评旧译讹、略的话起,直到五代正式订出字母,随后比照印度《悉昙章》造出等韵图,列出那个时代的音节总表。这一来使汉族有了比较语音学的雏型。功劳是大的。不过也只限于断代,仍旧是资料性质。  另一面,也有颜之推等人在陆法言家讨论“古今是非,古今通塞”,颜著《家训》评论古韵书。又比如陆德明在《诗·燕燕》的《音义》里说:“南,如字。沈云:‘协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一方面引了最早讲叶音的话,一方面对他的任意性表示反对,作出解释。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语音学。第一期可以叫“萌芽期”。
    
    2、分类期
    
    第2期大致可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宋代吴棫采用叶音说,后人不从。但是他却开始给古韵粗粗的分部。经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提倡,清代顾炎武发扬光大,古韵学才走上科学化的路。一方面排斥了叶音说的任意性,一方面建立了古今音不同的史的概念。音韵学才脱离了偶发的阶段,进入了正式研究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学者原始的动机是求给《诗经》、《楚辞》的韵脚定出顺口、悦耳的念法来。这是“通经”的工作。另外,顾炎武希望从语音复古唤起汉族人的民族意识来,未免迂曲少功。但是这也是“致用”的工作的一种内容。到段玉裁“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的说法出来,就利用音韵学来讲文字构造和通借了。
    
    从钱大昕开始讨论古纽,创立“古无轻唇、舌上”音的理论,直到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研究古纽的稳步发展着。但是精神和讲韵部的一样:分类,和类与类之间的通转。精神是越古的就越好。
    
    总的看起来,这个时期的音韵学从给经学服务出发,到“小学”“蔚为大国”,音韵为《说文》作注脚结束,始终没离开经学,因为“小学,所以通经”。清代经学最盛,所以讲古韵讲谐声的真是百花齐放。里头也有毛奇龄(1623~1716)这样专跟流行说法唱反调的人。古纽跟通经关系没那么直接,就比较冷落。这就是第2期的为经学作附庸的精神。第2期直到1940年左右才结束,可以叫“分类期”。在这一期里,音韵学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了。
    
    3、内析期
    
    第3期从清代陈澧作《切韵考》内·外篇开始。上期作者材料多、引书博,免不了有粗枝大叶的地方。陈澧开始就一部书——《广韵》的反切作深入的研究。有多少声类,多少韵类?声类能分清、浊不能?四声相承关系怎么样?以及字属几等?是开口还是合口?有一字多音的没有……,等等。就各个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这就是彻底分析一批材料内部提供的信息。这跟印欧语史学里所谓一种语言内部的上溯大致相像。从这里开始,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科学化了。以后研究《切韵》音的人,每个人都下过这样的工夫。
    
    陈澧虽然没见过《切韵》残本,可是他先抓《切韵》音系是“一发中的”了。切韵上承上古音,下开现代音的局面,正是研究音韵学的核心资料。音韵学家许多人,各有贡献。但是第一个找着正门的金钥匙的是陈澧。推求上古音韵,解释古方言的,讨论古韵文的,调查现代方言的,都拿切韵音系作始发站。这个时期的高潮晚到20世纪50年代。这第3期可以叫“内析期”。
    
    4、旁征期
    
    第4期从20世纪30年代高本汉发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他的工作里用了一种新方法——印欧比较语史学的比较法。从各个方言现在读音出发,加上外国译音,像日本的吴音、汉音,越南朝鲜的汉字音,等等。他用比较法上溯,推求并且用音标记录出所谓“7世纪长安音”,实际上是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通语音。高本汉的材料偏重西北。东南方言,如客家话,连第一手材料都没有。偏巧在保存汉语语音古代面目方面,东南远比别的方言重要。只看见北方话广州话阳平吐气,就把“并”定成【b‘】,虽经陆志韦、李荣二家纠正也坚决不接受。甚至于内部分析工作还不如陈澧仔细,竟把重纽现象抹杀。这些在欧美都让好多人以讹传讹,工作说不上完美。不过他带来了新方法,运用了新材料。所以在运用历史比较法和方言资料上他和陈澧成了“百世不祧之宗”。现在讲音韵学的多数学者都在他们的流派里头。这个第4期和第3期一样,还远没结束。第4期可以叫“旁征期”。
    
    这个“旁征期”其实属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范围了,虽然其研究对象,是位于第二期中国文明内部的东亚各国。
    
    (六)
    
    韵书,把汉字按照字音分韵编排的一种书。这种书主要是为分辨、规定文字的正确读音而作,属于音韵学材料的范围。同时它有字义的解释和字体的记载,也能起辞书、字典的作用。
    
    文字数量的增多,声律论在文人创作中的广泛推行,反切注音方法的产生,以及在隋唐时期对科举的举子撰写诗赋的严格要求,是韵书发生的条件。
    
    汉魏以后,篆书、古文变为隶书、草书,字形变化很大,谐声字的声旁渐渐不能准确表达字音,这样,文字的正确读音便无一定的标准,不但写作韵文发生困难,人们的社会交际也多障碍。这就要求有规定文字正确读音的韵书出现。受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影响,汉魏之间产生了使用反切标注字音的方法,并且逐渐盛行起来。到了六朝,四声的现象被人发现,引起了文人的注意,文学创作特别讲究声律。这都为韵书的产生、盛行准备了条件。
    
    但是魏晋六朝的韵书大都依据“方音”编写,直至隋代统一南北朝以后,才出现了适应当时政治统一形势需要,便利各地人士应用的《切韵》。此后,唐宋明清各有“官韵”。目的在于为全国各地的士子读书写诗规定一种标准的字音。
    
    根据文献的记载,中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期李登编著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编著的《韵集》。但这两书早已亡佚。唐代封演《闻见记》说,《声类》是“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说,《韵集》是“宫商兡徵羽各为一篇”。“五声”或“宫(gōng)商(sāng)兡(jiǎo)徵(zhǐ)羽(yǔ)”与后世的声、韵、调是什么关系,两书的体制类型是否与后世的韵书相似,现在都无从深考。根据《颜氏家训·音辞》所说“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可以肯定的是,六朝是韵书的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很多韵书。
    
    《切韵》,隋代陆法言著。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增订本甚多。《切韵》原书已失传,其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因《广韵》等增订本而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现存最完整的增订本有两个,一为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为北宋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
    
    《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在隋文帝开皇(公元581—600年)年间,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作官时,由陆法言执笔把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这八个当时的著名学者到陆法言家聚会时讨论商定的审音原则记下来,於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的。
    
    《切韵》原书久佚,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但其系统保留在其增订本《广韵》中流传至今。近世也陆续有该书的残本出土,得以与《广韵》相印证。全书以韵目为纲,共分193韵;韵又按声(参见四声)归入平、上、去、入四部分。同韵的字又以声类、等呼排序。于是同音字全被归在一起。每一音前标以圆圈(称为韵纽),头一字下以反切注音。每字均有释义。
    
    学界普遍认同,《切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这一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後来的《广韵》,甚而《集韵》等书中。因此将依据後两者复原出来的语音系统称为“切韵音”,作为中古汉语的代表。但这个“切韵音”应该如何理解呢?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当时某地,譬如洛阳的实际语音。但也有学者认为,陆法言是河北人,颜之推是山东人。陆法言《切韵序》又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如果仅是记录实际语音,何须讨论决定呢?因推“切韵音”起码是折衷了南北的音系。
    
    《切韵》开创了韵书修撰的体例,从隋唐至近代一直沿用不废。而其归纳的语音体系,经《唐韵》、《广韵》、《集韵》等等一脉相承的增补,一直是官方承认的正统。
    
    (七)
    
    唐韵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愐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东斋记事》说:“自孙愐集为《唐韵》,诸书遂废。”但原书已不存在。据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元和年间《唐韵》写本的序文和各卷韵数的记载,全书5卷,共195韵,与王仁昫《切韵》同,上、去二声都比陆法言《切韵》多一韵。不过从卞永誉所录《唐韵》序文中所记载的《唐韵》收字、加字的数目看,又不像是根据王仁昫《切韵》编修的。《唐韵》对字义的训释,既繁密又有出处、凭据,对字体的偏旁点画也极考究,使得韵书更加具有字典的性质。这也是《唐韵》更加受人重视的一个原因。
    
    《唐韵》还有另外一种,是清代末年(1908年)吴县蒋斧在北京得到的一部唐写本《唐韵》残卷。只有去声(有阙漏)、入声两卷。王国维认为这部《唐韵》残卷,就是《广韵》卷首所载孙愐《唐韵序》的后一部分所说的孙愐在天宝十年(751)对开元年间所作《唐韵》的修订本。其他学者虽然多不同意王国维的这种看法,但也有人认为蒋斧所收《唐韵》残卷是孙愐《唐韵》的一种增修本,只是成书时间可能稍晚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这部《唐韵》残卷,去声分59韵,比《切韵》的去声多出3韵;入声分34韵,比《切韵》的入声多出两韵。按照这种情形看来,同这些去、入声相应的平声、上声,分韵也应该都有增加。全书可能分204韵。这已经很接近于《广韵》分韵的数目了。《唐韵》小韵的数目,也较王仁昫《切韵》有增加。但所收字的总数却比王韵可能要少,注释很详细,引书极多,特别详于官制、地名、人名和姓氏。
    
    唐代还有一部李舟《切韵》,它在收嬜音和收m音的阳声韵部的次序排列以及入声韵部和平、上去三声韵部的配合方面,都有一些特点,对后世的韵书中韵目的排列是有影响的。但原书早已失传了。
    
    《唐韵》之后,重要的韵书即为《广韵》。此书全名《大宋重修广韵》,由陈彭年等人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6年)编定,全书由校定《切韵》并加以增广而成,因增广故,名为《广韵》。
    
    广韵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
    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广韵》的反切,有古音,也有当时约定俗成的音,但多书面音。然而它又另收“又切”一类,那就多是当时流通的方言音了。所以对于《广韵》的“又切”,历代多专家研究,集其大成者,为中文大学的余乃永先生。
    
    由于《广韵》有讹乱,故其后丁度等人又奉诏依《广韵》修为《集韵》,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成书。论者以为《广韵》与《集韵》二书互有长短,依其实际,则《集韵》实在补充了《广韵》失收的一些古代的方言音。要研究广府话,《集韵》比《广韵》还重要。当前已举“跌打”之“跌”音为例。今尚可举“戟”字为例,《广韵》作几据切,而《集韵》别作讫逆切,那就是广府话的戟音。
    
    在唐宋的韵书中,声调是韵的组成部分,不同声调就算不同的韵。如果不计声调的不同,而以四声或三声归为一类(有4韵只有去声一种声调),《广韵》206韵就只有61类。如果分出入声韵另计,或每韵中的字音又按洪音细音不同的等呼分析,使每韵都只有一呼,那么《广韵》的韵数还可分得更多。
    
    《广韵》每卷的韵目下面都有一些韵目加注“独用”,或与某韵“同用”的字样。这对研究《广韵》音系和唐宋的实际语音,以及后来的韵书韵目的归并很有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从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开始,及至孙愐的《唐韵》,注释逐渐加多,并且引文都有出处,韵书便具有辞书、字典的性质。到了《广韵》,这种体制已成定型。《广韵》也可以说是一部按韵编排的同音字典。
    
    《广韵》的字数,较以前的韵书增加得很多。据它卷首的记载,共收字26194个,注解的文字191692个。明代邵光祖《切韵指掌图检例》说:“按《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指反切)者三千八百九十文。"即有小韵3890个。近年有人统计,《广韵》的小韵实际是3700多个。总之,《广韵》的韵数、小韵数、字数都较以前的韵书有增加。这是很自然的,《广韵》的名称本来就有增广隋唐韵书的意思(见《广韵》)。
    
    《广韵》撰成后,一直流传到今天,《切韵》及唐人的增订本反而逐渐销声匿迹了。直到清代末年以前,人们始终未见到《切韵》。由于《广韵》未著明撰者,且书前有陆法言的《切韵·序》及唐孙愐的《唐韵·序》,致使一些学者误以为《广韵》就是《切韵》或《唐韵》,如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唐韵正》的定名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广韵》共收字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注文共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所收之字按平、上、去、入分成四部,平声因字多分上、下两卷,上、去、入各一卷。全书分二百零六韵,其中包括平声五十七韵(上平声二十八韵,下平声二十九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每韵以开头一个字作为该韵的名称,叫做“韵目”,如平声的“东、冬、锺、江”,上声的“送、宋、用、绛”等。每一韵中则按字音声母或韵头的不同分组列字;每组收同音字若干,称为一个“小韵”,与二百零六个“大韵”相对而言,後人也有人管它叫做“纽”。全书共有三千八百多个小韵,每个小韵在开头的字下注明反切,并注明该小韵所收的字数;小韵中的其他字则只作或繁或简的释义,不再注音;但有又音的,则注明又切或“又音”,但这种“又音”只管这个被注的字本身,与同小韵的其他字无关,这与小韵首字下反切注音的性质不同。
    
    《广韵》的韵目下注有同用、独用之例,是为当时作诗选字之用的。“同用”即相近的几个韵作诗押韵时可以通用,“独用”则不能。
    
    (八)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即《广韵》颁行后31年,宋祁、郑戬给皇帝上书批评《广韵》多用旧文,“繁省失当,有误科试”(李焘《说文解字五音谱叙》)。与此同时,贾昌朝也上书批评宋真宗景德年间编的《韵略》“多无训释,疑混声、重叠字,举人误用”(王应麟《玉海》)。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这两部韵书。《集韵》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完稿。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集韵》韵目下面所注的独用、通用的规定和《广韵》不同的,可能就是按照贾昌朝的建议修订了的。如明内府本《广韵》文韵下注“独用”,《集韵》文韵下注“与欣通”。覆元泰定本《广韵》吻韵下注“独用”,《集韵》吻韵下注“与隐通”。《广韵》问韵下注“独用”,《集韵》问韵下注“与焮通”。《广韵》物韵下注“独用”,《集韵》勿韵下注“与迄通”等等。都说明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字,《集韵》和《广韵》不是收在同一个韵部里,如“因”,《广韵》在真韵,《集韵》在谆韵;“多”,《广韵》在歌韵,《集韵》在戈韵等。此外,字的又音,《集韵》比《广韵》增了很多。
    
    但《集韵》和《广韵》主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集韵》收字多,而且收的异体字特别多。一个字不管有多少不同的写法,又不管是正体,还是古体、或体、俗体,只要有点根据就收进来。有的字竟多到八九个写法。《集韵》共收53525字,比《广韵》多收27331字。缺点是对字的来源不加说明,不过字训以《说文解字》为根据,反切多采自《经典释文》,《集韵》这部韵书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祐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又由于它是当时考官和应考的举子共同遵守的官韵,而官韵从唐代开元以来就由主管考试的礼部颁行,所以叫《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只收9590字,仍为206韵。这书虽在当时引人注意,而对音韵学研究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同《集韵》一样,在韵目下面所注的“独用、通用”的规定已与《广韵》的不同,这对后来的韵书中韵部的并合,韵部数目的减少却是很有影响的。
    
    《礼部韵略》的原本已不存在。现在只能看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5卷)。本书没有写作者姓名,书的前面有两篇序。第一篇是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袁文焴序(“袁”或误作“余”),第二篇是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上元日紫云山民郭守正序。两篇序文都提到欧阳德隆《押韵释疑》一书,大约《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一书内包括着《押韵释疑》的“互注”。书中每个字下的注释是先列“官注”,即传统的一般解释,后附的“互注”,大致是对官注的疏解或补充。中间用一个带括号的“释”字隔开。韵部中上平声三十六桓的“桓”字作“欢”,是南宋重刊时修改的。
    
    现在能看到的另一部《礼部韵略》的增修本,是南宋毛晃增注,他的儿子毛居正校勘重增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5卷),简称《增韵》。此书曾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表进,大约成书就在那个时候。这原是毛氏的私人著述,它较《礼部韵略》增加了2655字,增圈1691字(《礼部韵略》的体例:凡是某字有别体、别音的,它的周围都有个墨圈作为记号,叫做圈字),订正485字。毛居正校勘后又增加了1402字。《增韵》一书,清代无刻本。现在难以看到。
    
    元代时,有《韵会》,那是依宋人修订《切韵》的《增韵》与《韵略》再加修订。
    
    及至明代,则有《正韵》(洪武正韵),那是又一次重要的约定俗成。清代则有《佩文诗韵》,是为便学子作诗之用,故只能视作清代书面语的字音。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韵书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典型产物:酝酿于南北朝,集成于唐宋,沿袭于元明清,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脉络起伏完全吻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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