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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宫室历史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2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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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建筑文化和外来佛教建筑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第二期中国文明建筑特色。
    

    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从秦汉有“形”,到这时的有“神”,为隋唐时期建筑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一)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王国时代里的“宫”,是指一般的房屋住宅,无贵贱之分。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说:“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陶,烧制陶器。冶,冶炼铁器。“陶、冶”在这里指制造釜甑和铁制农具的匠人。舍,止(只)。宫,室。(一切东西)都只从自己家里拿来用。]
    
    《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史记·秦始皇本纪》:“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伟大的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山居赋》:“若夫巢穴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袪弊;宫室以瑶琁致美,则《白贲》以丘园殊世。”唐代的韩愈《原道》:“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 宋代的叶适《学校》:“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甚至文痞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也说:“试察今之蛮民,虽状极狉獉,未有衣服宫室文字,而颂神抒情之什,降灵召鬼之人,大抵有焉。”
    
    秦汉的帝国时代以后,只有王者所居才特指为宫。
    
    《管子·牧民》:“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晋代的葛洪《抱朴子·省烦》:“宫室尊卑之品,朝飨宾主之仪……皆可减省,务令约俭。”唐代的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宋代的无名氏《李师师外传》:“童贯、朱勔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苑囿之乐。”
    
    古代宫室一般向南。主要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部分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的后面是室,住人。室的东西两侧是东房和西房。整幢房子是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的,所以堂前有阶。要进入堂屋必须升阶,所以古人常说“升堂”。《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上古堂前没有门,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日本人的“鸟居”就是从这里来的。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堂内靠近序的地方也就称为东序、西序。堂后有墙和室房隔开,室和房各有户和堂相通。
    古书上所说的户通指室的户,东房后部有阶通往后庭。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个窗口叫牖。《论语·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说文》:“向,北出牖也。”《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向,朝北的窗户。冬天把它堵住,以免寒风吹入。墐(jǐn),涂。农民编柴竹做门,冬天涂上泥。)
    
    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居民席地而坐。堂上的坐位以室的户牖之间朝南的方向为尊,所以古书上常说“南面”。室内的坐位则以朝东的方向为尊。《史记·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又《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田蚡“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桡,屈,使相位的尊严受屈。)——可见汉代还是这种习俗。
    
    
    (二)
    
    汉代文献上常常提到阁和厢,这是堂的东西两侧和堂毗邻平行的房子,和后世阁厢的概念不尽相同。上文说,堂东西有墙叫序。序外东西各有一个小夹室,叫东夹、西夹,这就是阁。(汉代阁又指小门。)东夹、西夹前面的空间叫东堂、西堂,这就是厢。阁和厢有户相通,厢前也有阶。乐府诗《鸡鸣》:“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东厢就是东堂,殿就是前面所说的堂屋。《说文》说:“堂,殿也。”秦汉以前叫堂不叫殿,汉代虽叫殿,但不限于帝王受朝理事的处所,后来殿才专用于宫廷和庙宇里的主要建筑。
    
    以上所说的大致可以代表上古宫室主体建筑的基本法式。当然,从帝王宫殿到小康之家,宫室的丰俭崇卑是各不相同的,历代宫室制度也有变化发展,这里不能一一叙述。
    
    汉代帝王宫殿和将相之家还有“廊庑”。《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孝景帝拜窦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窦婴把所赐金“陈之廊庑下”。颜师古说:“廊,堂下周屋也。”《说文》说:“庑,堂下周屋。”廊庑似乎没有多少分别。(颜师古说:“庑,门屋也。”王先谦认为:“庑是廊下之屋,而廊但是东西厢之上有周檐、下无墙壁者,盖今所谓游廊,《说文》新附以为东西序,是也。”此说不同。)一般人家大约是没有廊庑的。
    
    第二期中国文明,至宋代而后成熟。
    
    宋代“建筑为形,文化为魂”为经营理念的杭州宋城景区复制了宋代的宫室建筑。南宋朱熹的理学和美学理念: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提倡建立府城宫室。《正德袁州府志》记载,明朝时期的古袁州治所宜春城就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宫室建筑,共三十多处,多有题诗文。
    
    
    (三)
    
    北京城是明清两朝的帝都,城市布局之严谨周密、宫殿建筑之壮丽伟巨,均代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杰出成就。在十五至十六世纪,北京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全城由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4部分组成,总面积达六十余平方公里。规划设计一依以宫殿为主体、中轴对称的传统原则。许多重要建筑布列于长约7.8公里的中轴线上。以紫禁城为中心,以景山为制高点,由南至北,永定门、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钟楼相次矗立,构成了北京城的脊梁。它的两边,左安门对右安门、广渠门对广安门、东便门对西便门、崇文门对宣武门、朝阳门对阜成门、东直门对西直门、安定门对德胜门,均讲究对称和均衡。皇城左为太庙,右为稷坛,内城外南设天坛,北造地坛,东筑日坛,西建月坛。整条中轴线尤如宏伟乐章中的主旋律,井然有序又起伏跌宕,擒纵开合中尽显空间与建筑的变化之妙。
    
    北京城中最能体现当时建筑水平的是宫城(即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至今已有近600年历史,占地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主殿太和殿为重檐庑殿顶,上覆金黄色琉璃瓦,殿基为三重汉白玉高台,殿内中部耸立着6根金漆雕龙巨柱,殿前为壮阔的广场,它们把金碧辉煌的主体建筑衬托得壮丽伟巨,也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至。在装饰上,宫殿主要建筑物的屋顶覆盖金黄色琉璃瓦,宫墙皆为红色,檐下施以彩绘,地铺青砖。大面积屋顶在蓝天和艳阳的映照下金光闪耀,红色的巨柱、宫墙与汉白玉栏杆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营造出金碧辉煌而又整齐肃穆的风格。梁思成说:“清宫建筑之所予人印象最深处,在其一贯之雄伟气魄,在其毫无畏惧之单调。其建筑一律以黄瓦红墙碧绘为标准样式(仅有极少数用绿瓦者),其更重要庄严者,则衬以白玉阶陛。在紫禁城中万数千间,凡目之所及,莫不如是,整齐严肃,气象雄伟,为世上任何一组建筑所不及。”中国宫殿建筑从秦汉之雄浑粗放,到唐宋之伟岸典雅,发展到明清,其整体设计、工程技术和艺术效果,都达到了古典的顶峰。
    
    坛庙是中国传统的祭祀建筑,主要有天坛、社稷坛、太庙三种。这类建筑始自上古,浓缩着东方农业大国重农、隆礼、敬神等文化精髓。明清建于北京城中的天坛、太庙、社稷坛、地坛、日坛、先农坛等,都是中国至今仍保存较完整的坛庙建筑,其典型首推天坛。天坛原称“天地坛”,从平面上看,北面是方型,南面为圆形,以附会“天圆地方”之说。主要建筑物圜丘、皇穹宇和祈年殿自南向北纵向排开,如从序幕到高潮。其中的祈年殿既是中国古典建筑中最著名的单体建筑之一,也是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建在3层汉白玉圆形台基之上,华贵的3重雕花石栏烘托起3层屋檐的圆殿。殿顶为圆形攒尖顶,上覆蓝色琉璃瓦,雍容高贵的造形体现出超凡脱俗的气质,最上端的鎏金宝顶指向穹宇,似与苍天默默地对话。设计者以其灵心巧思把屋顶的建筑语言发挥得韵足神完,充分表达了这一旷世杰构的“崇天”主题。
    
    
    (四)
    
    明清宫室不足为奇,奇特的是产生堪比皇宫的伟大建筑:衍圣公的国度“孔府”。
    
    孔府即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中紧邻孔庙,是孔子嫡长孙世袭衍圣公的衙署和府第,有“天下第一家”之称。
    
    孔府最初是儒家的学府,孔家是儒学世家,贯有办家学、设庙学的学堂的传统,因而《孔氏祖训箴规》强调敬儒尚德、孝悌和睦,励读书,重科第家课;同时强调圣裔的尊严,不入流俗,甘为下人。南宗家规强调“永遵制典,属守祖风,违者……永不叙录”。例如江西临川孔氏支谱家规,则完全遵从依照本宗族规:尊族长、守孝悌、重科第、励读书、崇节义、禁窃赌。丹阳孔氏家规则为祟孝道、睦友支、秩尊卑、训子孙,戒争赌等,都传承了孔子遗风。
    
    孔子裔孙八世之前,皆为独子单传,孔子去世后,子孙一直居住阙里故宅。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开帝王祭孔先例。这时孔子家宅的建筑是极为普通的。到公元前48年,汉元帝封孔子十三代孔孙霸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赐金二百斤,宅一区”,这是孔氏家宅发生重大变化的最早记载。后经魏、晋、隋、唐千余年,随着孔子与其嫡系子孙的封号越来越高,其府邸也得以逐次扩建,至唐末孔氏家宅已具相当规模。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四十六代嫡孙孔宗愿封号由“文宣公”改为“衍圣公”,官居一品,为文官之首。从此,孔府家宅改称“衍圣公府”。这种意义的孔府始建于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经宋、元、明、清历代增修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明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诏令衍圣公设置官司署,特命在阙里故宅以东重建府第,弘治十六年〔1503年〕,孔府得以再次拓广,嘉靖年间重修。清代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这期间,孔氏家宅亦称“圣府”、“老府”或称“圣人府”。民国时期孔子七十七世裔孔德成改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氏家宅也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简称“至圣府”。1949年共产党占领中国以后,予以查封,并贬称孔氏家宅作“孔府”。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庄园,也是中国社会官衙合一的典型建筑。占地十六公顷,有厅、堂楼、房四百六十三间,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中路前为官衙,后为内宅,最后是花园。
    
    孔府坐北朝南,门前两侧有一对两米多高的雌雄石狮,大门正中高悬蓝底金字“圣府”匾额,两旁明柱悬挂蓝底金字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是在推崇孔府作为贵族门第的显赫与尊贵。上联“安富尊荣”的富字少了一点,寓“富贵无头”,下联“文章道德”的章字竖通到上面立字,寓“文章通天”。院中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东路即东学,建有一贯堂、慕恩堂、孔氏学堂及作坊等;西路即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及花厅等。孔府的主体部分在中路,前为衙署,是衍圣公处理公务的场所,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等;最后是花园。
    
    现在的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中国现存唯一完整的明代公爵府。孔府的现有规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一场大火把孔府的内宅一扫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内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两厢、前上房、内宅门及东路报本堂等。其余均为清代重建或增建。分为公衙、内宅、东学、西学和后园五部分。
    
    公衙是衍圣公举行庆典和行使权力的场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门和东西厢房。二堂是会见官员、处理族务之所,与大堂间有穿堂相联,仍是唐宋以来盛行的工字形平面。两厢是六厅吏员办事之处;内宅和后园是宅眷居住部分:东学是衍圣公读书、会客、祭祖的地方;西学是家属读书、宴饮、待客的场所,建筑形式与庭院布置有较多生活气息,庭中植竹树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园虽有较多树木,但布局零乱,缺乏南方园林的意趣。
    
    孔府的中轴线从大门到后园,全长二百五十米,共有九进院落。作为孔孟礼教的精神象征,在孔府建筑中内宅门是区别内外、区别男女的严格界限。内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内宅外墙上水口导入,光绪十一年的内宅火灾也因外人不得入内宅而任其延烧。这重重门堂和难以逾越的礼教限制,是中国文明的最后堡垒,可惜在1885年就被摧毁了,其象征性远远超过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火烧、故宫遭到八国联军的占领、南京遭到日本军队的大规模屠杀。它预示中国文明若不变革就不能图存、中国人种若不提炼就无法绵延。
    
    根据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为二品官的衍圣公〔实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带〕,他的府第应是“厅堂五间九架,屋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油绿,兽面锡环”,屋顶用“两厦”悬山顶。检之实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礼守法的典范。1950年代遗留的孔府彩画,都是不用金色的青碧绘饰彩画,构图优美,格调素雅,尚存明代遗风,也符合衍圣公的身份。可是文革大毁灭之后重绘的彩画已用了满清官式的大小点金旋子彩画,不仅与孔府身份不称,也降低了彩画的艺术性,更不符文物保护要求。现在只有穿堂和三堂内宅门等处,尚存明代“青碧绘饰”的旧制。
    
    孔府的单体建筑中,以仪门〔匾曰“恩赐重光”,故又称“重光门”〕最有特色,是中国垂花门的最早遗物。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间三楼独立式垂花门。其木质柱子用抱鼓石座挟持,柱上用梁枋悬挑垂莲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时此门不开,只在迎接圣旨或举行祭典时才开启使用,仪门之名由此而来。
    
    匾书“圣府”二字,为明朝严嵩所书。严嵩政治上失败被目为奸相,但孔府并不废掉其遗迹,这就是孔氏家族所体现的先秦风范。重光门两边有对联一幅:“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其中“富”字上面少一点,寓“富贵无头”,“章”字一竖通到上面立字,寓“文章通天”,此联概括出孔氏家族所体现的先秦风范,尽管其建筑的主体结构及外观,均是明代的式样和风格。
    
    位于重光门两侧的东西厅房是孔府仿照封建王朝的六部而设的六厅:管勾厅掌管地租银粮;百户厅掌管奴户;典籍厅掌管礼仪典章和御赐书籍;司乐厅掌管乐学、乐舞生、乐器及舞具;知印厅掌握印信和签押公文;掌书厅掌管文书、档案。各厅长官,由正七品到正六品官员充任。
    
    二堂也叫后厅,是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僚及受皇帝委托每年替朝廷考试礼学、乐学、童生的地方。明代建筑五间,高十.二米,长十九米,宽七米,明间南向开门,以穿廊与大堂连接,两堂呈“工”字形。上悬清圣祖书“节并松筠”匾和清高宗书“诗书礼乐”匾,近此墙立清碑七通,为满清道光、咸丰和慈禧所作诗画等。两稍间板墙分隔,西为伴官厅,东为启事厅。
    
    内宅门为官衙与住处的分界处,此门戒备森严,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明代建筑,中柱间设门,门后面北彩绘獬豸,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一角,性忠,以警人为官清廉公正。
    
    孔府在明清时代管辖的土地号称三千六百顷,每顷一百亩,合计三十六万亩,换算为现在的市亩有一百多万亩,分布在河南、江苏、安徽、河北、山东等五个省市和地区,这可算是中国皇家以外的最大的私人领地了,所以我称孔府为“衍圣公的国度”。其府第之大、楼房厅堂之多、室内设施之豪华、上下官员和仆役数量之众,除皇宫外,都是当时中国第一。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由此精神需要,为了稳定世俗秩序而尊崇孔子之名。不过这也从反面说明,孔子生前并未经营自己的家族企业,而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社会教育的事业。
    
    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七年〔1512年〕下令,把位于现在曲阜城东八里的旧曲阜县城迁建于此,这是为了迁就“以孔府为中心”的安排:新建的曲阜县城,把孔府、孔庙套在县城的中央,当地的县衙政府反而安排在西城的下首,就好像佣人的房间一样。在明代,县官由孔府委任,县衙政府也是孔府的下属组织机构,县衙官员为孔府服务。不过这也从反面说明,孔子家宅所在的阙里本来是位于曲阜城外的乡下,可见孔子生前并未享受荣华富贵。孔子的这一处境,甚至连古代帝王都有很深的体会,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亲祭孔子,并作《经鲁祭孔子而叹之》诗说:“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泣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根据《史记》、《阙里志》、《曲阜县志》、《续修曲阜县志》等文献记载,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其阙里故所居堂改做“寿堂”,房屋三间,陈孔子“衣、冠、琴、车、书”,“岁时奉祀”,就像现在的名人故居和纪念馆。这就是最初的孔庙。宋代以前,孔氏的嫡裔子孙也依然居住在阙里故宅。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嫡孙的赐封晋爵,孔氏家宅也不称“宅”而称“府”。在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开始另建新的宅第,宋至和二年〔1055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首次受封“衍圣公”后,孔府始称“衍圣公府”。
    
    明代皇帝还在北京钦赐宅第,设立孔府在北京的官邸。因为衍圣公在明代升为一品官,列为文臣之首,需要在北京居住,还特许他在紫禁城御道骑马并行。初赐宅地在东安门外,后又改在正阳门里;《明史·衍圣公传》认为原来东安门外的衍圣公府第较小。明英宗又在西单太仆寺街赐宅,也称做“圣公府”;今人考证,现在太仆寺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就是衍圣公府第遗址。太仆寺街位于北京西城区东南部,东西走向,东起府右街,西至东槐里胡同。因其地有明代衙署太仆寺遗址而得名。太仆寺不是寺庙,而是明代的一个皇家衙署。清初太仆寺衙门,也在今太仆寺街,雍正三年〔1725年〕移至正阳门东城根。
    
    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清光绪二年〔1877年〕孔令贻于光绪二年五岁时袭爵,曾任稽查山东学务和翰林侍讲。孔令贻曾因朝圣和为慈禧六十寿辰四次进京。1919年孔令贻到北京晋见废帝溥仪。那时正值洪宪帝制失败,前清遗老们还在继续复辟活动,康有为组织了“孔教会”,所以孔令贻到北京特别受到注目,当时北京报界亦屡有披载。孔令贻到京没有几日,就因病逝世于太仆寺街“圣公府”。报纸均刊载了讣闻,还刊登了孔令贻给民国总统和溥仪的“遗呈”,不久灵柩运回山东原籍,仪式颇为隆重。当时的国务总理靳云鹏签署了大总统令从优议恤,给三千银元治丧并派人致祭,而且派专车一列运送灵柩。还命令灵柩到之处,各地官员要亲往迎送。发丧时溥仪也下了“谕旨”,赏治丧银五百元并派人致祭。这在当时是极为隆重的礼遇。
    
    孔府的管理机构在孔府的中路前部大堂前东西两侧,分为六厅,很像中央的六部。典籍厅、司乐厅掌管祭祀的典章和音厅;掌书厅、知印厅掌管文书和大印;管勾厅掌管祀田收租;百产厅掌管林庙、守卫。六厅的官员有知印官、书写官、掌书官、司乐官、典籍官、管勾官、百户官等,一般都是四品官员。此外,孔府还有总管、管家、师爷、账房、祭祀官员等等。
    
    大堂是衍圣公宣读圣旨、审理重大案件的地方。大堂中央有一彩绘云朵的暖阁,内有披着虎皮的太师椅,前面长长的红漆公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大印、令箭、令旗。两旁摆满了一品爵位的一百多种仪仗和云牌銮驾、锣、伞、旗、扇和各种街牌,以及“肃静”、“回避”牌、堂鼓等。
    
    二堂正中挂着“钦承圣绪”和“诗书礼乐”的大匾,是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代替朝廷老试扑学、乐学章生的地方。三堂也叫退厅,是衍圣公处理家族和府内事务的地方。大门里的西边还有赍奏厅,又叫外西房,专跑京差兼传达。赍奏厅的赍奏官是六品,平时,相当于七品的知县有事来到孔府,只能在此等候,由赍奏官向内禀报,不经特殊允许,知县不许进入二门。
    
    过去孔府的土地很多,在清朝盛时大约百万亩,有十万户佃户,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的数十个县。估计每年有五万两到十万两银收入。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商品粮食在市场出售,以及“佃户”交的实物。皇宫每年还有俸禄和赏赐。孔德懋的父亲孔令贻有年俸数千元。明朝以后,孔府还设有卖官制度,朝廷给孔府一些官员名额,可以出卖,每年有几十万两收入。孔德懋小的时候,孔府的主人只有四个人。有包括管家在内的仆人数百名,最多时达到七百多人。孔府的仆人大多是世袭的,祖祖辈辈在孔府当差。仆人之中待遇最高的是男仆中主要当差的和内宅里主人身边的女仆。
    
    孔府经多次扩建重修,成为前堂后寝,衙宅全一的庞大建筑群。衍圣公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孔子、护卫孔子林庙,宋以后陆续增加了管理孔氏族人管理先贤先儒后裔等职责,孔府因此成为中国传世最久、规模最大的贵族庄园,同时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拥有部分政权职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度,积累了不少政府管理方面的经验。
    
    不过在我个人的心目中,精神化的孔府不在上述之列,而在另外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夫子洞。
    
    孔子诞生地不在曲阜市区,而在农村,在尼山乡夫子洞村。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村道,在一个叫做尼山的小土岗下,有一个传说中孔子出生的石窟。因为访客稀少,此地没有观光地的喧闹。石窟里只有一根半截的不知道谁放置的香烟权作蜡烛。清冷如斯,多少让人想到孔子晚年的陈蔡之厄。那才是真正的老孔,一个思想者和受难者。
    
    
    (五)
    
    明清后妃居住的“储秀宫”也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淫秽场所”。
    
    储秀宫乃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重修。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祸国殃民的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咸丰六年三月升为懿嫔的慈禧,在这里生下同治皇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长春宫的慈禧,为庆祝五十岁生日,移居此宫,并重修宫室,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即当时大臣为慈禧祝寿的万寿无疆赋。
    
    储秀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前殿悬挂有乾隆皇帝御笔匾为“茂修内治”。西太后曾在这里居住。继而被封为懿嫔,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载淳(即同治)。光绪十年(1884年),西太后在庆贺她五十岁生日时,从长春宫又移到储秀宫居住,一连又住了十年。现在储秀宫内外的陈设,还是庆贺西太后五十寿辰时的原状。
    
    (六)
    
    由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留下的宫室多为遗址和台基,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宫室,多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产物。其中佛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北京皇宫中建有不少常设性的佛教建筑,供帝后礼佛、作法事,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有专节介绍,“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英华殿、隆德殿、大善殿、弘庆殿以及干清宫、文华殿等,基本上是明初时新建,其佛像以及其中的佛教法事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乃至明末,可以说是皇宫中常态的、制度性的佛教建筑、准佛寺。”但由于史料不能够准确地标示属于永乐朝,也少有永乐朝在这些宫殿从事佛事活动的记载,何孝荣不得不采用模糊的说法。虽然有文献记载,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下令在“北京建两座大寺,选聪慧的僧住持”,但具体是哪两座大寺,尚不得而知。只有大善殿,何孝荣考证应为明朝永乐年间仿南京大善殿而建。至于殿中佛像、佛骨等物,则可能是元朝遗存。其他皇宫佛教建筑的情况,如汉经厂,就不是很清楚了。宫中英华殿设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但所说是否永乐时事,还有待印证。
    
    嗜血成性的永乐帝一直在研读佛典,并将心得体会以序、跋、赞的多种形式记录下来,编撰出不少佛教著作。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灵谷寺法会后,他“潜心释典,作为佛曲,使宫中歌舞之”。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秋,“御制佛曲”《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称歌曲》成。他还有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他还“阅释氏书,采往昔名僧功行之超卓者,辑为一编”,名《神僧传》,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刊行。《神僧传》计九卷,收录了东汉至元末的所谓“神僧”共208人的传记。虽然其中问题很多,但它保存了不少佛教史料,有一定的价值。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初七日,颁御制经序十三篇、佛菩萨赞跋十二篇,写各经之首”。同年四月十七日,《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对《法华经》、对佛教大加颂扬。《明史·艺文志三》著录成祖御制的《诸佛名称歌》一卷、《普法界之曲》四卷,成祖宣称:他的这些“歌曲”,“无虑千百亿佛,无一字而非真言,无一语而非至善,如布帛菽粟之济人利世,不可一日而无者。”明成祖还撰有《神僧传》九卷。僧传由皇帝撰写,不仅在佛教史上罕见,也反映出作者同佛教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些都是迁都之前所作,但其影响肯定是带到北京的。永乐帝还注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后秦释鸠摩罗什译),有明永乐二十一年内府刻本,可见御撰佛书是一以贯之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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