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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开只许州官强奸不许百姓做爱的遮羞布/王藏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19日 转载)
    王藏更多文章请看王藏专栏
    
    ——评张海鹰“扫黄”创作并谈“人权艺术”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王藏
    
    人类历来被称之为重要或需要的文艺作品,无不是与自由人性相关的“反抗奴役压迫——争取自由天地”的作品。我提出“反抗权力话语——争取话语权力”的创作主张及多年的创作实践,就是要将“解构权力话语暴政”的“解构革命”进行到底,以永恒的民间立场,决不妥协的民间态度,重建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将自由精神作为最高原则和终极指引,随心所欲(本体)、为所欲为(方法、实践)地去创作表达,关注人生苦难和现实危机,不断颠覆一切对自由人性的禁锢。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对话语权力的争取,促进民主转型。在极权政治的特定语境下,我认为各类艺术创作应该回到“人权艺术”的聚光灯下,才能真正确立艺术家和人的主体性,而不会被动和主动地沦落为极权政治的附庸和牺牲品。
    
    前言
    
    不久前,一外媒记者和我喝茶聊天,主要谈中国人权问题及我全裸拿砖抗议校长性侵幼女的行为艺术。她是一个艺术爱好者,因为严正学和艾未未等艺术家长期的艺术抗争才开始不断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最后要我用一句话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大体)现状。我的回答是:阳痿不举,举而不挺,挺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不射,射而不续——伴随着,继续在小圈子鸡贼混世撸管自娱自乐自负自欺。
    
    中国当代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始,于毛氏极权意识形态样板化的文艺废墟中伤痕式走来,仍未清晰摆脱“集体化”、“学院语言”和“宏大叙事”的旧潮。八九枪响之后,基于邓氏极权的政治恐怖和投机主义利益引诱,当代艺术在“玩世主义”和“政治波普”等的小幅度叛逃中逐步进入到一种背离后现代精神的伪后现代主义喧嚣:琐屑无聊、庸俗现世、呓语艳俗、抹粉装饰、无关现实、物质炫耀、无病呻吟、苍白抽象、卖弄情调、撒娇卖萌、重复技巧、迷恋材料、私人梦境、把玩语言……等为艺术而“艺术”的貌似“多元化”语境。此种伪后现代艺场,恰恰是对“怎么都行”、“一切皆可”的为打破一元语境、校正现代主义创作唯有个人化、格式化的多元拓展精神的无耻反叛,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且冒充民间,复陷入自以为在打破的元话语逻各斯,在自在(自我)消解的同时,耍花枪、玩投机、学鸵鸟,回避对他在(他者)——权力话语的解构,忽视当下性和人文精神,放弃了承载艺术家灵魂的艺术对现实问题、人生苦难的追究、批判、拷问、担当和主动干预,及对普世性价值维度的注血与丰满,对生命未知与自由精神的先锋性探索——走向投降主义和犬儒主义。
    
    极权政治如空气病毒般,就在我们内在与外在,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对人生所有方面的压迫、渗透和戕害无处不在,当然包括对文化艺术。回避政治同样是一种政治态度,是因对极权政治的恐惧而人性阴暗、心理阳痿,进而蒙上黑头套说“政治与我无关”的自欺欺人。文革时期的所谓“艺术”,是服务于极权政治的政治工具与手段,与艺术的“装饰性”都无关,只是阶级斗争运动“为政治服务”的产物。而当政治压迫现实存在时,对其的揭示与反抗就是人自由属性和天赋人权的必然,也是艺术的自由本质和生命意义的彰显。人类的明亮史是为民众幸福、为人生价值意义而不断思想、抗争与创造的精神史,艺术同样深切载承着自由人性的前行足迹。而当代一些所谓“艺术家”“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强说此类作品没有或少“艺术性”而只是“为政治服务”、“政治化色彩”或“政治投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对艺术、对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扭曲——为政治服务成为宣传机器附庸和批判政治破解灵肉禁锢有着本质区别——一个被内外桎梏的人你期待他能创作出什么好作品呢。所有回避政治的托辞无非要么真正是政治投机迎合官方口味背弃艺术以为虚名浮利,要么是为掩盖自身的虚弱病态而太监责人责事——毋庸置疑,这就是精神阉割。
    
    简单梳理这些,我们回到当代中国极权政治问题中的一大残害:扫黄。与此社会现实相关,谈谈“人权艺术”的反抗,和当代艺术家张海鹰创作“扫黄”系列油画的揭示意义及与此联系的一些话题的简要探讨。
    
    一、现实复制:党(裆)下“小姐”(人)的“垃圾”处境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的166年中,共产主义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毁灭式进程成为远超纳粹主义的邪恶幽灵,不断制造着登峰造极的人类浩劫。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保守估计,死于共产政权迫害的人数约9400万,中国所占比例最大,约6500万。而据当代很多学者的研究,死亡数据尤其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此黑皮书的估计而绝不会低于。在马列斯毛主义物性视野的癫狂暴动下,人命和文化、精神、信仰等皆如垃圾,被持续进行的红色政治运动屠杀和清扫着。1949后共产党夺权建政的“新中国”,成为毛泽东“毛氏极权”的共产主义试验地,经过镇反、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反复摧残,彻底变成禽兽不如的旷世垃圾场。文革后的“邓氏极权”文革中,在经济口腹之名梳妆打扮的物质利益至上机会主义盛行的“现代化迷惑”下,在“改革开放”政治口号鼓吹的伪改革下,作为低级垃圾的人,似乎普遍成为高级垃圾。一些因恋父和人质情结而寄生极权的所谓“改良主义”者长年试图以“文革后”的概念造句来区别毛邓国家社会的不同,卖弄出改革的伪现实,将同一极权语境割裂划分,忽视民间从未间断的真实惨痛,继续耽搁于幻想,意淫出“粗暴式强奸”到“舒缓式或文明式强奸”的“转变”——然而,强暴终归是强暴。这正是当下我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现实处境问题、文学艺术文化等问题的大语境。
    
    图1:油画《复制扫黄现场》
   

    来看“扫黄”现实,扫黄者(公权力)和被扫者(小姐)二元对立,即是清扫机器和垃圾形态的二元对立。小姐作为人的身份、中国社会女性的身份在“扫”一字的一元权力话语暴力下已经丧失,只是物质性的存在。于此,“扫黄”的本质就是“扫垃圾”。按照党国话语,“清扫社会垃圾”、“清除精神污染”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必做之事,和纳粹“清扫犹太种族”以为“国家的纯洁”的实质一致。小姐在社会生活中面对着不同的裤裆,每一种裆在或多或少对其凌驾之上后,并没有剥夺其进行这项生存工作的权利,或进行更多的言行暴力侵犯,而只有裆国之裆,随时以国家法规及权力机构甚至“人民”的名义,将其随意曝光整治,处罚,任意拘禁,剥夺其包括生存权在内的一切人权。
    
    性工作者自古至今一直存在。据史料,公元前645年的古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上卿管仲就在齐桓公的宫城设立官办妓院“内闾”,一次安排女子入住其中700名,而古希腊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梭伦创设的“国家妓院”则在往后半世纪的公元前594年。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妓、私娼、暗娼等称谓的古代中国性工作者,承载起了“官妓制度”和“乐户制度”影响或促进成的中国文化的构成:青楼文化。青楼文化不仅只是民俗野史文化,也是“正统”诗歌/文学/艺术文化的重要构成,很多千古传颂的名人和诗篇,都和青楼有关。青楼女子有很多能歌善舞,会琴棋书画,不乏人格高贵才华横溢多情重义之人。早先的田倩、赵姬、赵飞燕、貂蝉、苏小小、红拂女,往后的鱼玄机、薛涛、李师师、杜十娘及金陵八艳、赛金花、小凤仙等太多人的缤纷故事,一直在书面和口耳相传至今。社会民间乡里虽对妓者嫖客有着不同程度的歧视,但并没有将其当作“垃圾”存在,且在众多文人墨客、士大夫及皇帝眼里文中,呈现出复杂的流光溢彩,甚至当为精神的寄托——“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等等诸多浪漫风情从未匮乏。据前人考察,古代性产业最为发达的唐朝,政府确立的官妓制度将卖淫合法化,给予了性工作者社会地位。唐政府设立“教坊”,有条管理在京师营业娼妓,有注册登记,有岗前职业培训,歌妓、舞妓、乐妓、饮妓等分门别类。对于“禁娼”,古中国社会大多时期是如《战国策?东周策》所言的“国人非之”等“道德式禁娼”,更多是对“逼良为娼”之行径进行谴责和制止,对于自愿为娼者,未见多少明确史实谈官府对其打击、禁止。作为律法条文的禁娼也仅是少数历史时段且主要针对官员,比如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严禁官员涉足青楼等“红灯区”,宋仁宗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提点刑狱官员不得赴妓乐,宋神宗则禁止了不仅是提点刑狱,还包括监司范围的所有监察官员。真正意义上明确“法律禁娼”的清朝也没有从“法理”上将妓者赶入绝境,很多地方政府照常抽取“花捐”,于此得知性工作者的“合法性”仍然存在。倒是中共教材宣扬的“太平天国”,在其政权恶势力范围内,娼妓绝迹,“当娼者,合家剿洗”,“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而这也是短期的,不久曾国藩的军队攻下南京,随即发布了告令弛禁,允许并鼓励民间开设妓院营生。民国时期,各种胡同、青楼、洋场等“红灯区”更是纷繁活跃,政府也没有以“法律”和“国家”名义对其围剿,对嫖客和妓女做出各种恶劣惩罚和任意拘禁。
    
    直至1949年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禁娼”和“扫黄”才在不断残酷血腥的政治运动中成为铁一般的现实延续至今。就在“新中国”成立当年,毛泽东给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打电话严辞指挥强调:“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1949年11月21日,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并于当晚出动大量干部和民警强制封闭妓院没收财产,大量妓女被集中收容教育,很多人被判刑,有的被判处死刑。因此震慑,往后30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欲中,卖淫嫖娼被彻底打击覆灭(偶有压抑极致的零星的“非法”地下性买卖反弹,若被发现所受惩罚也是极端的)。文革中,不要说卖淫嫖娼,稍有不慎说句“俏皮话”、“色情话”就能够被以“反动分子”或“反革命”之名处死,偷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就有还是学生的“流氓”被处死和定罪判刑。而据后来考证,毛泽东禁了全中国人的欲,而他自己本人,却纵欲不停玩女人无数直到死进水晶棺。
    
    艺术家张海鹰2005年以“扫黄”主题系列创作介入社会现实,走出他早期创作的“私人化”领地,直面政治机器对社会女性性工作者的抓捕和曝丑。在其画布上的扫黄现场中,当代的“小姐们”看不到脸面,披头散发,在狭小逼仄的空间被世界遗弃:半裸露群体蹲下,全裸戴手铐蹲下、姿态各异地群体捂头,几个零散无力地斜靠或蹲着低头,整个人爬在沙发躲避着视线,俩俩孤立床上,坐着或站着相互依靠脖颈躲避,拥挤到一块抱团躲避,独自蜷缩着埋头……各类执法人员现身或隐身其中。美感与丑感并存冲突,肉感和枯萎感交错,在隔阂对立、散乱、拼贴、断裂的夜景病态、表态影像上,聚光灯或闪光灯将小姐们从黑暗中照射出,有图片具象写实,也有魔幻抽象、波普元素和心理笔触表现,在一种灰冷、暧昧、淫亵、荒诞稍显模糊的色调中,情欲的“粉红色”与现实的“灰黑色”互文穿插,也有着一种后现代的错位、游戏意味。
    
    小姐露脸次数不多,其中一次是被数个执法人员如同对待畜牲的抓提着手脚招摇过市,大批的围观者(包括儿童)尾随看热闹,一次是在众多执法人员的围堵围困中。张海鹰将这系列油画作品取名《复制扫黄现场》,他说作品没有任何虚构成分,是他根据亲自拍摄的照片和各种扫黄图片进行录制的。他没有掩饰地说,他自身经历过很多扫黄的现场,对小姐的生活真相很熟悉,扫黄画面进行时的小姐处境“丑态”,没有扫黄之后的处境严峻残酷。
    
    按艺术学理分析,扫黄和抓小姐摄影照片本身就具有特指批判观念的当代艺术性,再用绘画等艺术形式进行再创作似乎显得多余,且没有照片更多的现场感和生活揭示感。艺术家高氏兄弟的《抓小姐》雕塑,同样也对抓小姐存在真相进行了复制或重新解读,但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对权力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解构高度。尽管如此,“复制文化”作为后现代文化的一大特征,其形而下的“叙事性”功能具备对权力话语“合法性”的解构之力,扫黄事件的持续在场及引发社会大众的各种解读仍在现在进行时,无论什么艺术形式及各种艺术形式参与的“事件化”复制叙事中,都可各自通过对艺术话语权力的积极争取和有效行使,以各自的解说手法达到对极权语境下的特定问题的深度怀疑和批判,以此以点带面更有效和全面地辐射到各个领域进行讨论。在笔者看来,此种现实复制,对真相的呈现,对观念批判的运用,在艺术界普遍回避现实罪恶问题和重度危机的当下,仍具有相当的意义生发性和启示价值。
    
    图2:高氏兄弟雕塑作品《抓小姐》,图片来源网络
    

    此主题作品(张海鹰是紧紧抓出“扫黄”现实点系列创作,持续表达出对底层小姐人权境遇、当代“女权”问题的追究拷问)至少具有以下三点超越性:1、从“审美”对于艺术的单一自囚的“结构性”,对于现实政治的涂脂抹粉或鸵鸟埋头式的罪恶同构,以“审丑”进行破坏“审美结构”,并对当下的公权暴虐打击小姐的“审恶”进行再现或凸显;2、对现实真相的揭示见证即是对当下艺术界的“伪现实”、“伪日常”、“伪独立”、“伪在场”、“伪崇高”、“伪经典”、“伪深沉”、“伪超脱”等伪类艺术(家)的批判和消解;3、超越“艺术家的标签化”,撕裂传统自足文化中文人墨客居庙堂之高的“精英身份意识”,强调“人本”、“民本”的首先作为人的公民意识,将“历史宏大主题”让位给“普遍公共话题”,将“严肃学院”解放成“通俗市井”。
    
    二、“扫黄”面具和背后:党(裆)的枪杆子(阳具)暴政下的人权迫害
    
    “枪杆子出政权”,裆指挥枪,强奸事实没有改变。无论是“清理精神污染”,重庆的“唱红打黑”,或是当代一波波进行的“扫黄打非”,无疑是对文革“将房子打扫干净”的延续,亦是83严打专政的翻版。它们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而都是“政治运动”:以共产党各级组织带领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定期群众性运动。可以这么说,就是“清理垃圾运动”,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敌人”和“异己”的清理。从未间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运动,是维系中共政权的生命法宝:制造敌人,制造恐惧,打压异己,维护政权稳固,这才是各种名目运动的本质和目的。
    
    据《维基百科》和《网易新闻》2013-12-11上网的《媒体披露1983年"严打"内幕:2.4万人被处决》等资料介绍: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治安状况的汇报后表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开始1983年严打,此次严打持续三年。《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称,“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中共中央〔1983〕31号文件称,流氓团伙分子“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社会渣滓、黑社会分子。他们以杀人越货、强奸妇女、劫机劫船、放火爆炸等残酷手段来残害无辜群众,他们仇恨社会主义,对社会治安危害极大。”“对流氓团伙分子要一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其中称,仅在严打“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中国死刑观察网》刊发的林正文章《对“严打”的人权思考》,指出了几大项人权迫害:1、严打运动超越正常法律程序;2、严打运动滥用死刑;3、严打为人权补救设置了人为障碍。作者在文末提出了他的忧虑:“可以肯定的是严打运动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倒退,它对中国的人权保护产生了非常深远的消极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政府还会一直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犯罪控制……如果严打依然进行,中国政府也未对有关条文(如死刑的适用)进行实质性修改,则刑诉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那点积极作用也会因之而消失殆尽。”
    
    “流氓罪”是严打运动中的典型“口袋罪”罪名,太多“流氓”仅因衣着暴露、拍摄暴露图片、扭动几下屁股、亲个嘴、摸把奶、与人打情骂俏几句、谈情做爱、小发廊嫖娼等,就背负其“罪”被重判,被杀害。当时知名的高干子弟“流氓”有朱德的侄孙朱国华及陈小蒙、胡晓阳等,他们均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演员、歌手迟志强,因听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被捕并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我小时候,就经常听到他的《铁窗泪》、《十三不亲》等狱中歌曲,现在听来,裆国对他的“改造”和“教育”还比较成功,其中有对“毛主席最最亲”的歌颂,对亲人兄弟姐妹朋友的不信任,还有很多显得很伤感的“忏悔”——他的歌至今仍有一定市场,符合裆国意识形态的改造需要。还有一王姓女子,据说因与10多名男子做爱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因她说过“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这样的话而知名。据说一位男子为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男子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因“黄毒”被“清扫”重惩的不胜枚举。不单是“流氓罪”把很多人处死,还有“盗窃罪”等其它罪名。据我接触的很多名老龄访民,他们的儿女在严打期间因点鸡毛蒜皮小事被处死,长年上访至今“讨公道”无果。有位访民的儿子,当时上初中,因拿了同桌的铅笔去用,随后被举报,被抓捕,后来竟然被“盗窃罪”判处死刑。
    
    图3:83严打图片 来源网络
    

    《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二)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三)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五)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对组织或强迫他人从事性工作的惩罚是比较严重的,除了《刑法》,中国还有如下法律法规专注于禁止和打击性工作:《治安管理处罚法》;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3年9月4日时任总理李鹏签署国务院令第127号发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对于性工作,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只专注“扫黄”:禁止和打击,而不是保障性工作者的生存、职业健康和安全等人权。除法律的打击外,公安机关定期开展的“严打”和“扫黄”行动,对各种娱乐场所突击检查和整治,大量没有硬后台的低档场所被关闭,大批性工作者和顾客被抓捕、罚款、任意拘禁、收容教育。据
    
    “A Profile of HIV risk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Sex Work Environments among migrant Female Sex Workers in Beijing”(《性工作环境下的艾滋病危险因素——北京流动性工作者》)一文研究,“2008年一项针对北京348名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显示,62%的街头性工作者曾经被抓捕,其被抓捕风险要比在场所里工作的性工作者高二到四倍。”还有很多研究资料和现实表明,“扫黄”执法行动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考虑,保障重大政治事件(例如党的历届大会、两会或奥运及各种运动会)稳定进行;另一方面是从性工作者和顾客身上收缴罚金私用或作为公安系统的经费预算重要补充;再一方面则是以此作为执法官员的指标需求和政绩考核,为了职务的升迁利益;更重要的是,以“执法行动”展开的斗争运动,给中国社会形成不间断的恐惧威慑,为了延续稳定统治的需求,也就是“维稳”,其历来是国家各级行政单位、各种执法部门工作中的首要工作。
    
    饱受国内外诟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因缺乏司法程序的任意拘捕、强制劳动等恶劣侵犯人权问题于2013年11月15日被政府废止,但类似劳教的各种收容教育所、法制学习班、教育基地等黑监狱仍普遍存在。性工作者和顾客仍作为其中的一类对象被遭受着很多不为公众知晓或知晓后政府司法机构不理不问的非法惩罚。据《亚洲促进会》2013年12月公布的一项针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的专题报告《“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的研究发现,“在收容教育制度下,公安机关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权力,包括调查、决定和复议,以及收容所的管理。关于收容教育对象的有关规定非常模糊,导致警察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安机关的权力缺乏监督和限制,被收容者也不能获得有效的申诉机制。”“亚洲促进会与两个伙伴组织合作,在中国的两个城市进行了31个访谈。被访谈者包括30名有过被拘捕经历的女性性工作者,以及一名执法人员。接受访谈的女性告诉我们,警察的抓捕往往伴随着强迫拍照和殴打。一些性工作者为了逃避过于严厉的收容教育,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贿赂。收容所过于注重盈利,而不是对被收容者的教育。被收容者要进行长时间、无报酬的劳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比较有限。在没有知情同意和有效咨询的情况下,被收容者被要求接受强制的性病和身体检查,也不告知检查结果。被收容者需要自己支付收容期间的生活费用,而收容所里昂贵的消费则增加了这些在低档场所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的负担,她们拼命工作来支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此研究报告《警察的不当作为》部分中有多位受害者的受访讲述:
    
    好多个男人一起打我,有的打我的头,有的打我的身上,有的还揪头发。还有一个骂:“我操你妈的不要脸的东西,干都干了还强。”打我了大概10多分钟吧。——红姐,2013年4月20日
    
    四个人一拥而进,进来就扒我的裙子,要拍照。我拼命使劲也没有扭打过他们,毕竟是一个弱流女辈,最后还是把衣服扒光了。就那么赤裸裸,一丝不挂,被拍了照。
    
    ——林姐,2013年1月22日
    
    警察进来就把客人的裤子脱下来,看到客人的套子还在上面套着。警察把我的衣服扯下来露出胸,让我和客人在一起拍照。
    
    ——玲玲,2013年3月16日
    
    他们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里面有一个上下铺的铁床,把我的两个手拷在上铺的铁杆上面。抓我的那个高高胖胖的警察拿一个拖鞋打我的脸,让我承认。我还是不说话。后来他拿一个芥末油往我鼻子里灌,还拿一个很厚很大的书垫着打我的肚子……他们打一会就走了,一会又来折磨我,反反复复的折腾了好长时间。我实在受不了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最后就承认了。
    
    ——莲姐,2013年5月26日
    
    四个警察把我带到一个有床的房间,他们把我按到床上,拿一个这么长的电棍(她比划了一下,约有20-30厘米),电我的手背、脖子、大腿、腋下。那个疼痛没法忍受就像针扎一样,我疼得喊救命,他们就把我的嘴堵住,不让我喊出声……他们拿着电棍,电棍咔咔地响,都快贴到我脸上了。我怕极了刚才那种疼,也怕把我的脸电坏了,就承认了。
    
    ——梅子,2013年7月6日
    
    警察开始审问我的时候就说,我老板已经找人了,让我赶紧承认,录完口供交完钱就能放人。当天晚上他说要15000元就能把我放了,但是老板当时没找到那么多的钱。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警察就说要3万了。老板找我的老乡和几个姐妹借了4万5,给了警察3万,另外1.5万是给帮忙找人的中间人的好处费。
    
    ——小杨,2013年3月25日
    
    而灵灵被抓之后,她老公和女儿找各种关系东拼西凑,最后花7万元才把她弄出来。被释放后她说了心理创伤中的感受:“我出来后在路上走看到警察我腿都发软。回家老公想和我干那个事的时候我都不让,因为我担心警察来抓我。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想想这是多丢人的事情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中国的“法律”,律下不律上,律外不律内,对普通民众是杀手锏,对权贵官僚是保护伞——总之是一块人权迫害的遮羞布。看事例:曾有一名四川成都43岁的李姓男子酒后爬上树偷窥女邻居,女邻居发现后报警,该男子被抓获,当地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该男子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把一名年仅11岁的女生强行往男厕里拖,小女生挣脱控制跑回酒楼包房向父母哭诉。面对女生父母斥责,林嘉祥竟叫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瓮安县15岁初中女学生李树芬被奸杀抛尸河中,而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的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上,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在面对全部“内部记者”时回答的“事件真相”是“李树芬跳河自杀”,在他人“三个俯卧撑”之时。贵州习水公职人员“涉嫌嫖宿幼女案”,法院起诉的罪名是“嫖宿幼女罪”,而不是“强奸幼女罪”。海南万宁的校长与公务员带小女生开房,而抗议其罪责行径的女权捍卫者叶海燕被当局各种手段报复……伴随着“法律”对性工作者的严惩,是贪腐官员骄奢淫欲,包养大量小三,各种变态的纵欲丑闻(如写性爱日记、收集女性阴毛、拍摄各类性交图片视频等),淫人妻女,侵害、奸污妇女和幼女的事件层出不穷,早成“常态”。
    
    三、人权艺术干预和改写“性与政治”:先锋与否关键看冲击政治禁区
    
    “性与政治”一直是艺术创作的主题,亦即人生社会恒久主题,但其二者关系是个复杂的课题。在正常社会,其是作为光明的话题讨论,性的社会开放性延展和各类哲学性探究,关系着政治的民主文明程度,某种思辨程度上,二者互为参照和设计,也可互为因果关系。无论话题的外延如何扩大,问题的指向性在民主社会多偏重于人性探究、文化构成、社会伦理、社会心理学、艺术美学等,而在极权社会,性与政治会从日常生活和纷繁复杂的辩论中凸显出来,最清晰和明确的是导向“压迫和自由”追问: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对形而下的生理控制,人性本能的被控而又导致对一元机器暴力的漠然或无力——这是追问关键。
    
    简单说,“性禁区”和“政治禁区”在极权社会是国家政治必然设置的源头封闭阀门,将人与人正常的性与爱摧毁,并强制扭向对裆中之裆和裆体制的性爱服从,人们成为“政治性奴”之后,才能使独裁奴隶体制保持稳固。这在列宁斯大林的极权国际和毛泽东的极权天朝及朝鲜金家王朝是显而易见的,性与政治的压抑如空气无处不在。然而,当代极权中国是目前世界剩余不多的极权国中的老大,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社会(后极权或准确说是“邓氏极权”)的问题情况本质属性没变,可产生的诸多问题包括性与政治关键问题却比任何极权社会还要复杂。此种复杂可说是“极权主义的变种”导致,对世界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迷惑性,可榨取性,甚至还有“可塑性”(西方绥靖主义即是以此为论据支撑),对中国内部来说亦然。但关键一点是:邓氏极权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民主化的围困围剿中,假以“改革开放”之名机会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误打误撞,毫无节制的攫取滥用全民资源,以践踏人权为代价打造出“权贵官僚体系经济”的鸡的屁,且从文革禁欲中吸取经验教训,控制人的民主欲望和言行时,却刻意放纵人性的各种欲望,打造红歌的同时也在打造伪流行伪时尚,善于引导物欲和肉欲的糜烂——以此消解政治对抗,这就是邓氏极权以残酷为内狡诈为表的阴谋所在,也是其得以存续的基础之石。
    
    对于扫黄运动,目的不是真禁黄,实质而是一种维稳方式,制造“社会动乱危机”感的手段。如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政治隐喻:发生在黄四郎的鹅城的“剿匪”运动,就是由黄四郎一伙恶霸在贼在装贼——贼喊捉贼——贼在抓贼——贼又放贼的循环表演的恶作剧,以此既能敛乡绅和民间的财,又给“维持社会安定”充足了理由,没有敌人也要炮制出来,“鹅城少不了他们”的“事实”成为“真理”。而鹅城的妓院妓女们,只不过是鹅城匪帮的“人性化”装饰、私家后花园和收费工具,黄四郎黑帮才真正是她们的后台和主人。
    
    性买卖活动被一直定为非法,性买卖当事人也持续受着各种人权迫害,但“性话语”在八九后也没有衰退,逐年涨潮,而权贵腐败官僚的性交易、性贿赂的“性活动”,成了当局掩饰不住处处爆发的家喻户晓之事。作为艺术话语场的“性禁区”,在很多“身体写作”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身上被不断冲破。例如王小波小说、贾平凹《废都》等作品(不简单是“身体写作”)的流行,随后卫慧、棉棉、九丹等人的女性私密书写,特别是网络兴起后“下半身”诗群的写作,垃圾诗派的某些写作,写性爱日记的木子美,很多关于都市言情的网络作品,艺术家孙平的阴道书法,摄影师田太权、俞娜等人的女性裸体摄影等等。欧美日韩等各色AV视频于网络广泛传播也升级了传统黄色录像和VCD的刺激度,大陆各地的男女们也会不断将性爱自拍偷拍图片和视频上传网络传播。到如今,可以说“性禁区”意识形态已经被冲破或说玩弄得体无完肤了。可我们注意到,很多从事所谓“身体创作”的当代文艺者,他们的艺语笔锋也仅止步于“身体”,在生殖器处把玩不休,少量的也在“身体”中附带“政治影像”但基本是简单组合放置。有意识或无意识冲击“性禁区”(有的没有“禁区”概念思索,只是为了标新立异成就名利获得消费)的大多数文艺者,打开了“性”,却没有超越“性符号”打开“禁区”,没有解构“性禁区”和反思造成“性惩罚”社会现状的政治禁锢问题,更不用说主动去冲击造成社会各种弊病和危机的最根本的根据地——政治禁区——以为自由人性的需求了。
    
    在由极权怪胎式中国型知识分子营造的暧昧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似乎也进入并印证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在回避政治的耻辱或傲慢中结构着花样繁多的所谓“艺术本体论”,以各种技法手段极力放大着私人化、私语化或“个性化”的艺术成果。此“成果”中或许有扭曲、呆滞、嘲弄,有混沌混乱或肉欲挑逗,有小讽刺或一些表层的现实映照,但不会有真正符合批判现实、彻底的怀疑论和后现代解构革命的价值建树,即便矮子里拔高,从样板戏画中低幅度叛离并标榜“先锋”或“当代”——生存手段、艺术技法的多元化并非社会现实和精神话语的多元化。如先锋诗人、后现代诗学理论家杨春光所言:“如果反体系而不反对这个体系的政治这个中心,反体系就是一句空话;如果破坏传统而不破坏这个传统的形而上学元结构,反传统即是一纸空文;如果反权力话语而不反这个权力话语的最问鼎的政治话语,反权力话语即是无稽之谈;如果就轻渐重,是可以的,但就轻即释而又不再去解其重,怕是就轻也会最后无释;这就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能彻底吗?”
    
    在极权意识形态有意包容并给舞台展示的一些“身体作品”比如“下半身写作”甚至赢得了或被冠之“先锋”、“前卫”之名,而很多突破着政治禁区更为先锋、更为反叛,具有鲜明政治反对(或对抗)直逼自由闸门打开的作品依然被封锁打压、在大陆得不到公开展览示众。譬如黄翔、[杨春光]、袁红冰、王炳章、廖亦武、郭国汀、[王若望]、[李旺阳]、[力虹]、[许良英]、[党治国]、江婴、仲维光、辛灏年、魏京生、高智晟、郭飞雄、张林、唯色、王力雄、黄河清、郑义、贝岭、马建、任畹町、茉莉、傅正明、沈良庆、滕彪、江天勇、唐吉田、何清涟、胡平、蔡楚、周钰樵、张戎、杨继绳、郑贻春、盛雪、孙宝强、石雨哲、唐柏桥、伍凡、草庵居士、陈永苗、莫之许、北风(温云超)、三妹(刘晓东)、曾铮、遇罗锦、康正果、王德邦、郭少坤、曹维录、徐沛、安乐业、廖祖笙、申有连、张嘉谚、欧阳小戎、杨银波、莫建刚、典裘沽酒、凡斯……等等诗人/作家/思想者,艾未未、严正学、胡佳、盘古乐队、高氏兄弟、艾晓明、叶海燕、刘毅、吕上、华涌、朱日坤、胡杰、追魂、吴玉仁、屠夫吴淦、王荔蕻、朱承志、郭盖、片山、宋伟、严隐鸿、王鹏、黄香……等等人权艺术家包括张海鹰(他在禁区夹缝中办了几次小型展览)及笔者本人在内的反极权反一党权力话语文化霸权的“人权艺术”创作。可以看出,“政治禁区”是党国意识形态的最后防线,冲击与否也是考验文艺家真正先锋彻底的自由精神的标尺。当政治禁区冲破了,阻挡民主和自由的文化与现实柏林墙倒塌了,曾被长期压抑、扭曲、玷污的“性与政治”,才能回到正常的本色与人性切合的关系状态,进而有自由讨论的空间,促进多元文化生活的文明品质。
    
    四、“性解放”或“女性解放”——中国女权问题实质是人权问题
    
    身处社会的身体本身具有政治叙事。下半身(性)的解放关联上半身(脑)的解放,但不会必然导致,而只有走出身体个人化和艺术的身体,看到个人上半身和下半身皆被另一无形(隐身)身体强制操控的普遍同一性,才能形成明确的身体政治对抗及突破,“性解放”才会呈现拓展生命自由空间和保障性权益的本来面目。
    
    在男权文化和男权主义艺术主宰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性解放”的抗争主体主要是女性,性解放的诉求主指女性主体身份(不是男性配角/附属)的确立,和女性生命自由空间的解放和女性性权益的捍卫。女性性自由权利(包括性买卖、同性恋)的争取是争女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代中国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女权艺术家们更多是通过身体性的创作书写来表达女权诉求。
    
    在中西方传统社会,女性被压迫压抑的自由问题(女权问题),主要是男权专制霸权造就。但西方民主制度构建和发展以来,女权问题已不成为民主社会严峻问题,虽然很多国家多少也存在男权根深蒂固影响造成的对女权的一些偏见、压抑和审美控制,但女权问题最突出的,则是在极权专制国家。在全球最大的极权国家中国,女权问题涉及人数最多,针对女性的各种突破底线的暴力侵犯也最令世人震惊乍舌。通过现实,人们很容易看到针对女性的各种暴力伤害和压制主要是来自国家公权,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男权。
    
    女性不受暴力对待、言行羞辱权利,不受非法拘禁权利,学习教育工作等不受不公正对待及享受婚期产假等权利,自由恋爱、择婚权利,性自由权利,性买卖权利,同性恋权利及女性文化身份和女性身份主体地位的确立等等女权问题,如果仅是以“女性标签化”式的理解,与其对应的侵害主体就被简单定为男权主义。而当我们走出将“女性身份”置换为“女性标签”的误区,我们会发现,中国女性存在的各种问题,在中国男性身上同样严重存在——人权问题才是女权问题的实质。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连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出版、结社、游行、示威权,信仰自由权,土地所有权,物权……甚至连生命权生存权都无法保障的境地,女性和男性的身份及其特质、主义在整体的人权侵害和迫害下全部丧失、失效。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或者说连人都不成为人了,刻意强调性别和身份标签(包括“艺术家”等各种身份标签)并不会产生有利于“女性”和“男性”的权益保障的争取和文化独立特质。令人遗憾的是,当代很多“女性主义艺术”家、“女权艺术家”在以“女体张扬”之时,在接近揭示“人权”问题之时,却有意绕避开了公权力迫害、政治体制霸权禁锢核心问题,而回到“女性标签”创作瓶颈打转,批判观念止步于“男权”,从而使他们似乎也想表达的根本的“自由——权利”与“独立——创造”的艺术生存依据被动失去或自我消解了,因此与“女权”有关的追究无法展开,也不会形成“女权”意义。
    
    针对当代艺术界的“女性标签化”问题,艺术理论家、批评家吴味以其构建的“问题主义”学说的“问题角度”,对此问题有过深度的批评。在他《“女性标签化”及其超越》一文中,批评了多个“女性主义艺术”作品的存在问题,复录部分如下:
    
    “刘建华《迷恋的记忆》系列作品:无非指涉的是女性身体(包括性)的被消费的普遍社会现象,但旗袍与当下语境脱节,以至于旗袍只是一种传统女性标签。
    
    “李心沫《经血画》:作品中的‘月经血’只是一种艺术材料,未转化成指涉特定女性问题的艺术符号,对这种材料的女性属性的强调,必然使作品陷入女性生理主义、女性身份主义、女性符号主义的陷阱。
    
    “孙平《阴道书法》行为作品:女性特有的阴道夹笔书法方式说是为了颠覆雅与俗,但书法雅俗早已不是问题。性别身体与生理本身不存在文化力量,作品对女性身体器官的杂耍反而成了文化(艺术)弱智的象征,反衬出男性文化的睿智和伟大。这种女性身体叙事如何能颠覆男权对文化的垄断。久保田成子的《阴道绘画》(1965)也是如此。
    
    “荒木经惟的女性摄影系列作品:绑缚的女性裸体、暴露的性器官、无奈冷漠的面容,说明作品并非指涉两性愉悦的性变态游戏,而是指涉男性针对女性(如妓女)的性变态(暴力)欲望,这种欲望的生理学依据何在?社会学依据何在?是否作者潜意识冲动下的想象?这种男性性暴力欲望想象——将女性身体赤裸裸地作为男性性欲望呈现的载体,本身就掉进了女性被男权视奸的历史陷阱。”
    
    吴味比较研究后,对关于“小姐”的张海鹰“扫黄”系列创作、高氏兄弟的《抓小姐》雕塑表示肯定,认为作品明确指向了中国社会女性“小姐群体”的生存和人权问题。他还例举了“变性丈夫怀孕”生活行为、《时代》周刊“发表‘割鼻女’照片”行为等一些超越“女性标签化”的作品。他认为,女性主义艺术创作要超越“女性标签化”,“首先在观念上,要立足当代文化语境,全面克服男权文化、现代二元对立文化、后现代反意义文化的影响。男、女艺术家要特别注意克服男、女性各自文化历史惯性的影响。其次在方法论上,要建立针对特定女性社会化问题进行综合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社会学’方法论,要结合特定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追问社会现象背后的真正女性生命问题,寻找与特定女性问题有内在关系的艺术符号,创造特定的艺术符号关系(理性分析),以揭示特定女性问题,从而创造特定文化批判的观念,表达出女性生命自由的特定超越性认识。再次在艺术生态上,要克服受腐朽的男权主义审美文化(变态的男性视奸文化的审美)恶劣影响的艺术市场功利的影响。”
    
    吴味从“文化观念”、“方法论”、“艺术生态”上谈到如何超越“女性标签化”的“解决方案”,我认同其中他也在意的探究“女性社会化问题”、“追问社会现象”等着眼点,但不认同:其一、他很多批评文章对后现代主义及其解构文化的表面化理解,粗断地以现当代很多伪后现代作品和“现代主义结构性”思维来认为后现代就是没有构建的“一切皆可”的反文化反价值反意义。从社会科学角度来阐释后现代主义,是小刀解大牛,况且艺术本身是非实用哲学,破坏即建设,解中有构,如后现代诗学理论大家杨春光所说:“艺术语言破坏的到达,就是建设的到达。它与之实用哲学的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根本不同,诸如政治经济等俗世领域,其破坏的到达,那绝不等于建设的到达。文学诗歌艺术是非实用哲学,它破坏了什么,就等于建设了什么。它是一度还原的,而社会实用哲学的破坏了什么,就不等于建设了什么。它从破坏到建设,则是需要二度还原的。”而且,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反价值”“反意义”主旨简要说是反一元文化一元价值一元意义的压迫,反一切结构性学说对人性生命自由创造本能的各种约束禁锢,进而永无止境的怀疑、批判、颠覆、拓展、解放,不断开辟的是一条通向更加民主、人权和自由多元的新秩序,尤其在极权语境,其对政治权力话语暴政是毫不留情且是不断革命的,杨春光本人的“后政治”后现代诗学实践就是中国后现代主义及其成果的最好例证(此话题以后另文讨论)。其二、当代艺术批评家普遍存在的主要拿“艺术本体论”(及本体论的开放性解放进行时)或“艺术范畴”来全套盖帽式解说当代艺术特别是“女性艺术”和“女权”话题,总是从似乎高于现实的“艺术”身份、定位来将政治社会和艺术单纯作“艺术化”解说。从“艺术”中研究“艺术问题”,或是从“社会科学”角度阐释“艺术问题”、“社会生活问题”,无论对“艺术问题”研究得如何精细或复杂,并不能很好映照出对一直有大问题的当代艺术和社会人生的更为确切理解。无论是艺术家或是艺评家,若是将不同艺术形式、或是将艺术(及艺术理论和批评)当作独立完整自足意义上的系统(也没有哪一门文化种类/人文社会学科是独立完整自足的,或许除了宗教),并只以此系统来讨论艺术(艺术谈艺术),并不能给艺术和现实社会带来更多突破和拓展的可能性。就说“性解放”和“女性解放”(包括女性艺术解放),问题的实质就是“女权”和“女性话语权力”,而从“女性内部”或“艺术内部”并不会主导出政治意义上的“女权”现实——有了政治法治上的基本的人之天赋
    
    人权,女权才会形成保障,才有更多讨论的空间余地——女权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所以,走出“艺术自足”,走向“艺术”之外,走出“女权”,直指“人权”的焦点,才能更好反观艺术和女权存在的问题——极权暴政下,人权才是所有问题中的问题。吴味在《问题主义》一书中也论说过:当代艺术的可能性在艺术之外。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期论述的“重要的不是艺术”,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他说:“艺术家的可悲,莫过于太执著于做一个艺术家,这会使艺术家把自己置身于整个以大师为标志的艺术史面前,而不是痛感到自己存在于这个活生生的时代中。一旦语言、技巧、风格成了艺术家目标时,艺术家就变得像工人不得不上班那样,艺术便在‘自律’的幌子下,失去了它生命冲动的自足状态……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敏感,他对新的生活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必然体现为对社会乃至政治的热切关注与深沉忧虑的灵魂状态,这一切并不是社会强加给他的,而是他生命冲动的结果。”
    
    从“人权”(其本身具有政治、文化、道德的多向度多维度指涉)的文明脉络去梳理考察,就可真切发现当代女权、当代艺术、当代社会的真正问题所在,也能明显区分民间和伪民间、先锋和伪先锋的差异。有幸的是,还是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人权艺术家,关注中国当代严重存在的人权侵害和政治压迫问题,鹤立鸡群,创作出了关注女性/人的尊严权益切合“人权艺术”精神的不凡作品,诸如: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图》,女和男一起全裸,不同姿势皆挡住了“中央”部位,“艾虎”处中间,八个奶子围绕。解读为官员包二奶包八奶,或是八个“民主党派”围绕党中央,或是女性/知识分子等各角色各阶层被“虎控”等,都有着鲜明的批判指向。艾晓明导演引入《阴道独白》话剧,引发女权话题广泛探讨,还有拍摄关于艾滋病患者的《中原纪事》,记录患者和志愿者与政府的抗争,以及她后来的裸露乳房手拿剪刀声援叶海燕的行为艺术等作品,都将国家公权暴力的现实展露无遗。叶海燕创办“民间女权工作室”、“要求性工作者合法化”、“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等行为艺术,及为性工作者的健康、艾滋病等关爱而进行的维权活动等,还有杜斌针对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迫害而拍摄的纪录片,朱日坤针对女性访民受迫害而拍摄的纪录片等也属“人权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都走出了狭隘的“女性主义”和“女权艺术”小语境,以“人权”语境更加深切地关注和推进了“女性主义艺术”和“女权”的争取。
    
    图4:叶海燕行为作品《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
    

    鉴此,我重申我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判:当下,只有“人权艺术”或“解构政治禁区”的后现代反极权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只有针对人权问题的艺术创作(无论“女性艺术”还是“男性艺术”)才是有人文价值的,才能与艺术存续的依据 “自由精神”相关,这真正关乎艺术家的人格和作品品质。“艺术”之皮长期成为“非人艺术家”失去人性失去良知失去挑战各种牢狱之能力的遮羞布,如今,我们要将那些腐臭虚弱的底裤掩饰撕开扯破,无论什么“流派”,什么“门类”,什么“主义”,是人是奴才拉出来遛遛,独立不独立当代不当代是否真为了自由那就出来走两步看看。
    
    五、从揭示到抗争:从画布走向行为——行为艺术之战
    
    网络的迅猛普及和发展,严酷冲击着传统和现当代的每一个艺术品种及其形式,无论是文学艺术(诗歌、诗词、诗剧、戏剧、小说、随笔、评论等),还是视觉艺术(书法、素描、油画、雕塑、水墨、工笔、水粉、漫画、版画、图文设计、时装等),造型艺术(雕塑、建筑、装置),表演艺术(戏剧、音乐、舞蹈),综合艺术(电影、电视、音乐剧、歌剧),还有各种混合艺术形式,如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生物艺术、科技艺术、数位艺术等等。每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立完整自足性在多媒体时代已被彻底打破,因此每一种艺术类别所表达出的话语的“单一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明显,已远远不可能应付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各种艺术的可能性或说拓展性只能不断“自我破坏”和“以外攻内”,内外解构再解构,破除自成一统的小楼封闭和身份局限,甚至还要打破“艺术系统”,“跨界”走向广阔的大社会空间,才能使艺术家、人的创作与生活有着更多的人生含金量和有利及有效的信息传递。以真人身体在场并超越身体的行为艺术,我认为有着比其它艺术种类更贴近当下和批判指向集中明确的有效的多元的表达性、扩张性。
    
    以张海鹰“扫黄”油画创作为例,即便他的此类绘画有着我前面论述的揭示意义,但引起我对他艺术创作讨论的并不主要是“画布作品”。况且一是架上绘画的信息传递量本就愈来愈不足,导致的批判力度也就不够;二是在他的扫黄系列油画中,除了“抓小姐”冷酷画面和有执法人员出现的几个阴郁画面,有着对冲击“政治禁区”的努力和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观念批判力度,其它的单独是小姐出场的画面,并不能有效传递给大众国家公权力暴恶的警示;三是结合现实事件来说,性工作者所受的各种摧残远不止画面揭示的被抓和被查,还有被任意裸露羞辱,被警察种种毫无人性的变态殴打,有的得了艾滋病因没有社会救济而生不如死,有的被执法人员免费玩弄,甚至被强奸,甚至有的小姐还因暴力羞辱而自杀身亡、家破人亡等等——如果创作时再加入这些元素,作品所投射出的伤害程度、同情深度、批判重度和反抗力度都会大大增加。
    
    在我看来,他的扫黄油画创作只是他“维权行为”作品的组成部分,而后者才更有讨论的价值空间。如果他光停留在画布表达“女权”或“人权”,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明确的人权诉求和具体行为参与去实践自己的艺术理念,我不会更多关注他,正如我不会寄望当今大量的贴着“艺术家标签”的“弱力人格者”、“人格分裂者”、“艺术投机者”、“言行不一者”、“打擦边球游戏者”、“骑墙者”、“理中客”、“小骂大帮忙者”一样。知行合一,是我对除了“沉默的帮凶”外的人权关注者的一个核心考察原则。幸好,通过我和海鹰一年半以来一起在宋庄生活的“行为经历”来看, 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对“女权”和“人权”的争取不单停留在画布上。而这些行为,也弥补了他油画创作表达的局限或缺憾。我历来讨论艺术,不会将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单独割裂来看,必要联系其人的价值理念、创作背景、思想阅历等,还要将每一件作品放到“抗争/追求/奋斗历程”的人生大作品中去观照。讨论“活人”与“人活”往往比讨论“作品”更有趣。例举我们一起参与的部分行为如下:
    
    1、2013年春节期间大年初四,宋庄。张海鹰与追魂、宋伟、吕上、邝老五、张司令和我一起,与在京上访维权者刘勇(天津)、郑玉明(天津)、邹桂兰(湖北)、尹旭安(湖北)、俞庙强(江苏)等人聚餐交流维权事宜,一起煮饭做菜饭醉,相互温暖,并一起做“砸出色彩”行为艺术。大家随手拿起油画颜料纷纷砸向空白画布和墙壁,让人生色彩喷溅。
    
    2、3月19日,宋庄糖厂艺术区。张海鹰所在糖厂艺术区遭遇强拆,他没有选择回避和妥协,而是与胡佳、吕上、邝老五、追魂和我一起,在强拆区写下“头可断血可流,灵魂拆不了!”、“天怒人怨,FUCK强拆!”、“抵抗黑恶势力,誓死捍卫人权!”、“艺术界抗拆行动血战到底!”、“抗拆战争在宋庄打响!”等多条标语,坚决维护艺术家生活和创作权利,捍卫家园。随后几天,不断有各界社会人士闻讯自发赶来,上百人一起对抗强拆,并与开发商、社会流氓和警察们对峙。最后,在糖厂艺术区其他艺术家都退缩而在我们一同的争取下,糖厂艺术区内的艺术家们皆获得了相应的补赔偿。
    
    图5:《FUCK强拆》行为艺术
    

    3、4月4日,北京西郊福田公墓。张海鹰与吕上、追魂、张海涛、董晓利和我在保安的跟踪和监视下,不顾保安和警察阻止,坚持在杨佳墓前祭奠。在阻扰下,我们仍坚持一定要献上花,点上烟,然后鞠躬。祭奠完后来了十几个穿警服的警察,强制性地要求我们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在公墓大门外双方争执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调来更多警力强制性地撕扯衣裤、扭着我们的手抓进警车拉到当地派出所非法拘禁8个小时。
    
    图6:《祭奠杨佳墓》行为艺术
    

    4、4月19日,宋庄。我将台湾歌星、演员伊能静请我转交捐赠陕西访民的1万元人民币亲手给王英强老人,张海鹰与追魂、吕上、张司令、赵丽军等人到现场一起声援到北京求助的王英强、曹秀琴、李启红三位访民,举牌感谢伊能静的爱心捐助。我们呼吁演艺界人士,能像伊能静女士一般,走出狭隘的“娱乐圈”,关注民生,以自身的影响力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公民社会的进程,携手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图7:《捐助访民》行为艺术
    

    5、5月4日,宋庄。常州陆菊华、陈美琴、孙和娣、徐顺妹、潘荣娣、胡珍秀、潘淑英、孙洪康等8位上访老人因被截访受虐待之事来京报案,公安部门相互推诿,走投无路下,老人们来找到张海鹰、追魂、吕上和我等人讲述上访血泪史,特别是一星期前遭遇截访、途中所受到的暴力迫害。她们在截访车上财物被搜刮一空,被各种粗俗言语辱骂,不允许大小便,多位访民大小便在裤裆里。还被截访人员用鞋猛扇脸、打嘴巴、砸头部等。有的还被多名20多岁的男青年恶意搜摸全身,被用力揉捏阴部,当她们表达抗议时,这伙肆无忌惮的暴徒竟还辱骂说“谁想摸你们的老B啊”,并接着殴打她们,有的当场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对此,我们为其站台,声援,并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
    
    6、5月11日,宋庄。夏俊峰之子夏健强画册签售会上,张海鹰在外地托我代其买强强10本画册,并请我当面向张晶母女表达感谢和支持,表示我们与他们一直站在一起。
    
    7、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宋庄。张海鹰与严正学、吕上、追魂、刘玉君、赵丽军和我等人,带上各自的孩子一起在宋庄街头抗议雾霾严重污染。我们的呼吁:(1)还我青天白日!(2)抗议雾霾!还我新鲜空气!(3)还我呼吸权!健康权!生命权!(4)孩子的吶喊:我不想死!
    
    图8:《抗议雾霾》行为艺术
    

    8、12月17日,河北香河。张海鹰与吕上、追魂、王鹏和我一行前往河北省香河县看望了因参与"官员财产公示"及其它维权活动被黑社会报复打残双腿的河北维权人士周晓山。他家生活困难,他无钱住院只得拖病在家,还有两个小孩需抚养。我们为其发起募捐,呼吁关注维权人士的糟糕处境。
    
    图9:《募捐》行为艺术
    

    结语:作为反抗的艺术——把“人权艺术”和“当代艺术”区别开来
    
    人类历来被称之为重要或需要的文艺作品,无不是与自由人性相关的“反抗奴役压迫——争取自由天地”的作品。我2004年网络创办《中国话语权力》论坛,提出“反抗权力话语——争取话语权力”的创作主张及多年的创作实践,就是要将“解构权力话语暴政”的“解构革命”进行到底,以永恒的民间立场,决不妥协的民间态度,重建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将自由精神作为最高原则和终极指引,随心所欲(本体)、为所欲为(方法、实践)地去创作表达,关注人生苦难和现实危机,不断颠覆一切对自由人性的禁锢。在此过程中,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对话语权力的争取,促进民主转型。
    
    在极权社会,真正的艺术家会用艺术语言突破政治禁区,再结合艺术行为突破,促进维权运动,也同时是当代艺术运动。只要介入社会、挑战极权、争取人权,在此维权运动过程中每一个人权律师、维权人士都是正宗的行为艺术家——在与裆国正腐打交道过程中的各种事件化及社会效应,就是行为艺术的本质。推墙,是最大的行为艺术。人人艺术,或走出艺术谈人活,是艺术从“艺术”和“艺术家”身上解放获得的更多可能性。
    
    反抗权力话语,争取话语权力——即是确立言行的主体性,关注人权,捣破极权意识形态禁区,解构权力话语枷锁。就是为诗人艺术家的真正独立性借助网络空间再度审视和呼吁,以介入、干预现实的本分和承担性,利用文化艺术话语革命引向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对极权体制的抗击,横扫伟光正假大空的乌烟瘴气。如先锋诗人、后现代诗学理论家杨春光所说,冲刷“那种不痛不痒的空洞形式写作、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写作、无视残酷现实直相的逃避写作、蔑视人间苦难的张扬自我写作和日常无聊的个性化写作”,“反人民、反良知、反文人担当社会道义、反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民本写作立场的反人性反人类的反动写作。”
    
    艺术话语面貌即是思想面貌,话语的一元性、单调性、阳痿性即是社会的一元单调阳痿性。诗性艺术历来是精神、社会变革晴雨表,话语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奏——从解构权力话语中,争取并充分行使话语权力,开创多元化语境和精神生态,与民主相关,在民主后,持续解开精神枷锁,放任生命的自由创造力,永不止息,让生命不断呈现锋刃上的裸舞,那就是生命本能的极致体验,起点即终点,终点即起点,在永恒的过程中创造过程……在我未来不久完稿的以当代人权艺术家和人权艺术创作为例论述的《人权艺术——中国当下的艺术之战》一书中,会有更为详细的解析。
    
    目前,在极权政治的特定语境下,我认为各类艺术创作应该回到“人权艺术”的聚光灯下,才能真正确立艺术家和人的主体性,而不会被动和主动地沦落为极权政治的附庸和牺牲品。为此,为了更为先锋、更为民间、更为良知、更为自由的艺术生态,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人权艺术”与“当代艺术”区别开来,在当代政治和当代艺术的迷雾泥潭中,找回艺术的担当本色,对当下产生更有效的介入和干预——为了人本应具有的涵义、尊严和光亮。
    
    可以自豪地说:“人权艺术”不需要在极权体制下没有断狼奶的任何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认可,更不需要官方任何机构认可,不需要早就被边缘化的“官方主流”认可——只需底层屁民认可,良心和太阳认可足矣。
    
    2014年1月6-8日初稿,9日二稿

(Modified on 2014/1/1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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